沈卫星 贾宇
北京奥运会日益临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国际奥委会把奥运火炬交给北京，世纪梦想变为现实。当此之时，100年来追梦先驱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被提起，人们崇敬、怀念、追忆、感佩的心情也越来越浓。其中一位，他不仅在许多人士间广泛传扬，在许多场合中被深情缅怀，也在相关会议上被热烈谈论，在一些书刊上被悉心推出……
他，就是南开之父张伯苓。他是著名爱国教育家，被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同样，作为中国奥运的首倡者，他有力推动了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他那曩昔的艰难搏取和热血浇灌，已化作中国奥运花环的绚烂；他先进的奥运理念和丰厚的历史功绩，将彪炳于中国奥运的史册。
半个世纪的奥运情怀
2008年8月，北京市与全中国人民将邀请世界各国人民欢聚一堂，共同庆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林匹克盛事。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那就是看到他的祖国成为奥林匹克事业的一部分。
——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
1894年，在“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倡导下，沉睡了一千多年的奥林匹克运动得以恢复，并于1896年6月在希腊雅典举行了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后，随着西方体育渐入中国，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中学堂校长张伯苓通过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一次听说了奥林匹克运动，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最先表达了中国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美好愿望。
众所周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们常常更为关心的是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和物质限制中如何生活，而不是放眼开拓新的领域。然而，当时的张伯苓对奥林匹克作出如此的回应，实为一种可贵的远见。
据1908年英文版的《Tiantsin Young Men》记载，1907年10月24日，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了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和颁奖仪式，“第一私立中学（南开中学前身）校长张伯苓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发表了演说，他介绍了古代奥运会的历史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的过程。”“张伯苓说，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我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他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他还认为，当时最需要的是聘请有技能的教练员，并说已有计划从美国聘请一位奥运会冠军来华做指导，应争取早日实现这一计划。”这项记载，距今天正好100年。
天津档案馆副研究员周利成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后得出结论：“张伯苓是历史上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并提出一些措施来实现这一主张的第一个中国人。”
记者近日翻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发现书中有大量史料证明，张伯苓在旧中国为奥林匹克运动奋斗了近半个世纪，他在中国奥运的一系列主张和实践中，履行了一位首倡者和先驱者的使命感、责任心和行动力。
在众多张伯苓研究者中，当以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梁吉生的归纳最为简洁有力：“张伯苓与奥运的关系有七个‘最早’，即最早提出中国要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最早倡导组织远东奥林匹克运动，最早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最早奉派出席奥委会的代表，最早将奥林匹克教育引入课堂，最早促成中国奥运健儿参赛，最早发起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倡议。”
的确，从1907年开始，中国人就在交织着憧憬、泪水、梦想和激情的奥林匹克之路上砥砺前行，而张伯苓就是这一漫漫长途发轫时期的杰出代表：
——1908年8月，张伯苓作为直隶省代表受派赴美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会后顺路到欧洲考察教育，当时英国伦敦正在举行第四届奥运会，机会难得，在考察间隙，他前往赛场亲睹了大会盛况。由此，张伯苓成为亲临现场观摩奥运会的第一个中国人。回国后在南开中学堂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举办的年度运动会的颁奖大会上，张伯苓再次以中国与国际奥委会为题作了激情演讲，进一步推动了西方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与开展。
——1912年，张伯苓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葛瑞、菲律宾体育协会主席布朗和日本青年会美籍干事克朗发起组织远东业余运动协会和远东运动会，由于中国积极筹办和参与远东运动会，从而与国际奥委会发生了最早的联系，国际奥委会曾正式通知中国参加1916年的奥运会和国际奥委会会议，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届奥运会停办。1920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远东运动会和远东体协。
——1932年7月，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南京政府一再宣称不派代表出席，而日本则加紧策划所谓“满洲国”的代表参加，激起京津沪等地民众的强烈反对。以张伯苓为首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毅然出面筹资选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后又急电国际奥委会为运动员刘长春、于希渭报名，最终促成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如愿与会，中国国旗第一次在世界级运动大会的上空高高飘扬。见证并参与这一历史时刻的张伯苓悬腕提笔，激动地写下：“智力竞新，强国之鉴”。
——即使在晚年，张伯苓仍未放弃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执著梦想，奥林匹克这一崇高壮丽的人类史诗在他心中弥天亘地，张伯苓终以古稀之年勇敢地提出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设想。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张伯苓就组织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会，他从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出发，强调国际体育活动的必要性，会议一致同意约请1952年第十五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并委托张伯苓和王正廷负责“向政府商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申奥活动”。
记者今天看来，在张伯苓所处的时代，各种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如此有限，他却能如此执著地利用这些可能性，实现了中国奥运史上一步步艰苦卓绝的跨越。张伯苓等先贤的言行有力昭示，现代奥林匹克理念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在对现代奥林匹克理念的追求和弘扬上，中国人并没有袖手旁观。北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副部长邵世伟向记者表示：“历史需要传承，未来中国奥林匹克运动还要进一步发扬，确实有一个如何来回顾先辈们创造历史，如何更加认识自己所肩负的责任的问题。张伯苓对体育事业的贡献表明，中国人参与、关注以及为奥运会作贡献的历史，伴随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过程。追忆张伯苓对体育的发展，对奥林匹克在中国的发展都有长远意义。”
《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一书的总撰稿周鸿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被张伯苓的所作所为震撼了。他是名副其实的奥运先驱第一人，他用毕生的经历为在中国推动奥林匹克运动而不懈奋斗。他参与了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如果能参与其中一个那就很了不起了，而他是所有重大事件的参与者，而且有重大建树，先贤张伯苓值得我们铭记。”
“体育校长”的强国之梦
《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以翔实的史料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现代奥林匹克理念是全人类拥有的共同财富，早在一百年前的1907年，在寻求强国之路艰难跋涉中的先进的中国人，就提出了中国要参与奥林匹克赛事，要参加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要邀请奥运会到中国举行。在追求与传播现代奥林匹克理念方面，中国人没有落伍，炎黄子孙同样拥有美好的梦想。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北京奥组委执行主席刘鹏
那么，早在一百年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在寻求强国之路的艰难跋涉中，是如何进行着倡导奥林匹克运动、追求奥林匹克理念的感人实践的？在探求这个问题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回溯一下张伯苓所处的年代。
张伯苓出生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幼年时他体弱多病，是体育锻炼让他变得强壮起来。后来，张伯苓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在总教习和监督严复的影响下，张伯苓较早地接触了西方近代体育，跳远、跳高、爬桅无所不能。后来，甲午海战中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的噩耗让血气方刚的张伯苓义愤填膺，在刘公岛目睹的场景更让他刻骨铭心：“那英兵身体魁伟，穿戴得很庄严，面上露着轻看中国人的样儿。但是吾们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衣服还不是现在的灰军衣，乃是一件很破的衣服，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这两个兵若是一比较，实有天地的分别。”
然而，一个民族的杰出人才，总能从本民族的苦难、屈辱、羸弱中激发力量，挺身而出。他不因时艰而颓败，不因世难而踯躅。当时旧中国的这种景象，让张伯苓深刻地意识到：“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中国之国土、天产，无一不及外人，所以不如人者，只有人的陶铸”。自此，张伯苓奋发蹈厉，以实际行动推广和践行“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体育教育理念，为我国近代体育事业的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由强身而强国，这是包括了张伯苓先生在内的中国几代人的梦想，今天，这个梦想正在变成现实。人民出版社副社长陈有和对记者说：“时隔百年，中国终于迎来奥运会，这表明，中国真正强大了，政治上有了话语权，经济上有了实力，中国人的国际地位也提高了，再也不是‘东亚病夫’。”
可能很少有人想到，为了告别“东亚病夫”，张伯苓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1898年，认识到教育与体育具有密切联系的张伯苓，毅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他在严范孙家馆负责英语、数理教学的同时，还增设了“操身”课程。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教授罗时铭生动地描绘了张伯苓训练学生们“操身”时的景象：“练习跳高没有竿、架，他就用椅子架一毛帚，竿子升高，就垫书本。起初学生们脑后的辫子常常把竿碰掉，不免引起一阵哄笑，后来他们索性盘起辫子、脱下长衫，跳起来轻松了许多。没有木马，他就让学生曲身，两手撑膝，排成一列，然后腾跃，代为木马练习。”罗时铭指出：“这是西方体育活动第一次敲开中国塾馆朱漆剥落的大门，它比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的学堂开设体操要求提早了5年。”
随着南开系列学校的创立，张伯苓开始真正将自己的体育教育理念付诸实践。作为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规定凡百码、铅球、跳高和440码的成绩均要达到学校规定标准方为及格，并要求本校运动会要尽量使人人都能上场。由于张伯苓对体育的关注，有人甚至称他为“体育校长”。在张伯苓的推动下，“每天下午4点后，学生都自觉地奔赴操场，三五结伴，锻炼身体从不间断”。在广泛开展校内体育的基础上，张伯苓还选拔成立了各种学校体育代表队，参加校际、地区间，乃至全国性和国际性体育比赛，使体育成为南开与社会交流的重要方式。
中国体育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任海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金汕对张伯苓的“实践精神”激赏不已。他们向记者谈及此事时说：“言易而行难，这种身体力行推动我国体育发展的实践精神难能可贵。”
许多研究张伯苓的专家注意到，华北地区是旧中国开展近代体育较早、范围较广、运动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华北运动会又是北方体育的最大赛事，对华北地区乃至全国体育的发展均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历时20余年的18届华北运动会中，长期作为华北体育联合会执委的张伯苓，曾担任4届运动会的会长及6届运动会的总裁判长。张伯苓以其对华北地区体育事业的突出贡献，确立了北方体育领袖的地位。著名体育专家郝更生这样评价张伯苓对我国体育事业的贡献：“中国近代50年来的体育史，和张先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数十年来，先生提倡体育热忱始终不懈，其精神感召和领导作用，对我国体育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我国体育能有今日的基础，先生之功甚大。”
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郝光安向记者这样评价张伯苓先生：“张伯苓先生既是奥运的传播者，也是奥运的践行者，作为体育工作者，应向张伯苓先生学习，不仅要做‘中央七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编者注）的传播者，还要做落实中央体育精神的践行者，带领全体师生参加体育运动，强民族精神、强民族体质、强民族素质。”
人文奥运的躬亲践行
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已经全面而深入地融入奥运，融入世界。现在又将在自己的首都迎接奥运会。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回顾张伯苓与奥运的不解之缘，对于我们推进2008年北京人文奥运建设以及在人文奥运的旗帜下推动我国全民体育发展，无疑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
抚今思昔，当奥运之光在中国这片古老大地普照，奥运圣火行将在北京熊熊燃烧之际，张伯苓，这位被罗格誉为“充满激情和信念”的中国奥运先驱，其意义需要人们满怀敬意地重新认识——他对奥运理念的首次引入，对运动事业的躬亲践行，及对体育精神的深刻阐述，不仅将我国近代体育发展提升到新的高度，同时也为人类体育事业贡献了宝贵财富，即使在今天，它们依然闪烁着璀璨的光芒，正如许多专家学者所言：“张伯苓的历史功绩和先进理念应当在今天发扬光大！”
今年7月19日，本报专门就张伯苓在中国奥运史的地位的议题，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进行深入探讨。他们纷纷表示，张伯苓的体育教育思想充分体现了人文奥运的精髓，这一点特别有价值，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不无裨益。与会者认为，张伯苓的实践本身，既是一部讲述近代中国奥运历程、传播现代奥运理念的信史，也是一部增强民族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教材。通过怀念、追忆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更加感到现代奥林匹克理念是全人类拥有的共同财富。
在奥林匹克精神上，他提供的既不是书本知识，也不是成套的理论，而是他亲身的行动。然而，他也有一些简捷明了的观点，竟是铿锵作响，掷地有声。“提倡运动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最要者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庶不致发生流弊。故体育道德及运动精神，尤三致意焉。”“运动员的品格,较比运动的胜利更为要紧；正当的失败比不正当的胜利更有价值。”……张伯苓的这些体育言论对于当时充斥着“选手体育”和“锦标主义”的旧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场场罡风，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观点与“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体育思想一脉相承——“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相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顾拜旦点燃的奥林匹克精神之火，在遥远的东方国度产生折光，负重致远的张伯苓高举起中国第一棒火炬，向当时弥漫在体育天空的阴霾宣战。
难怪罗格要兴奋地说：“张伯苓与顾拜旦先生是同时代人，他与顾拜旦一样，首先也是一位教育家，并且是一位体育家。张伯苓在顾拜旦重新创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仅仅几年之后，作为天津南开中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认识到，在提倡普及与参与体育的同时，把教育同体育结合在一起具有重要意义。他同时卓有远见地倡导中国加入世界奥林匹克运动。”
可以说，张伯苓的体育思想，开掘出鲜明的人文奥运内涵，是奥林匹克精神博物馆里的宝贵财富。作为张伯苓嫡孙，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天津市商会会长、天津市工商联主席的张元龙，面对记者的提问，不假思索地道出了他所理解的祖父的体育思想：“伯苓先生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如何改变国民素质。作为教育家，他应该是中国唯一一位把体育作为教育内容的人。他提出没有体育，教育就不完整。他提出，体育不是为了几个运动员，而是为了全民族的素质。”“张伯苓先生谈到的许多关于体育教育的观点和理念，我们现在读起来仍然耳目一新，觉得并不过时。”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副司长刘国永说，在筹办北京奥运会过程中，国家体育总局从群众体育发展角度提出“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口号，通过奥运会带动全民健身的广泛普及，这也与张伯苓先生提到的“人人参加体育运动”理念异曲同工。“我们希望把老百姓关心奥运、支持奥运的愿望转化为参加奥运的实际行动，并由此影响他们的生活，使之成为良好的生活方式。”刘国永表示，“一个民族的兴旺和发展，基础是人的体质和素质的提高。张伯苓先生的观点，对于我们加强青少年体育教育仍然有指导意义。比如他说到‘强迫运动’的问题，这同我们过去提到的‘劳其筋骨’的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过去有段时间我们过于强调‘快乐体育’，忽视让孩子通过体育锻炼经受必要的磨练。”
那么，我们今天的体育，是否与奥林匹克精神和体育道德渐行渐远了呢？中国围棋协会顾问陈祖德说，张伯苓先生始终是将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民族的素质作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在一百年前，他就提出要创办奥运会，提出这么多好的理念，教育工作者对中国体育精神能有这样的认识，很不容易，而他当时提出的观点今天看来完全正确，这就更难。陈祖德认为，我们国家体育运动的功利性太重了，所以张伯苓先生提到中国人最大毛病就是自私，要通过体育的开展改变人的自私，应该说，他对我们民族有深厚的感情，同时他也看到我们民族的毛病。比如围棋就是这样，学围棋有很多好处，家长都愿意让自己孩子学围棋，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想过这座独木桥，结果小学都不念了，最最基础的文化知识都没有了，这就走向了反面，即便能下棋，人也是不完整的。
金汕表示：“我觉得张伯苓对体育尤其对人文奥运的贡献非同小可，我们不能遗忘那些对奥林匹克作出伟大贡献的人。我们对奥林匹克精神不能完全从竞技角度出发，奥运会结束后我们要把体育放在全民健身这个支点上。”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元浦专门给记者发来文章说：“张伯苓在南开进行的体育教育的实践，充分展示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与奥林匹克运动之间的和谐交流互相促进的关系。这是值得今天关心人文奥运的人们去研究去发掘的。南开推行的体育教育就是奥林匹克精神在东方的早期实践。这种实践既秉承了发源于西方的奥林匹克主义的宗旨，又与中国文化滋养的现代教育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而达到中西融合、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境界。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设计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文化内涵，极有帮助。”
最后，我们用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对张伯苓先生的一段评价结束这篇报道：“我相信，你们每个人看了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后会感到鼓舞，从中感受到一个充满激情和信念的人所传递出的精神——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竞技体育，更是一种思想境界。”
1929年秋，张伯苓与上海两江女师篮球队的合影。
发布日期：2008-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