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念慈
（山东经济学院工商系）
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天人合一观，具有天然的美学品格。它启示于人的至善、至美的境界，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它对中国古典建筑、园林设计所体现出来的美学思想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如天坛、故宫、江南典型民居、园林等，就充分展示了中国古建筑、园林设计的群体美、环境美、亲和自然之美，创造出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之美，体现了中国古典建筑、园林设计之美学思想的深厚文化底蕴。
中国古代的先哲以朴素的系统观念观察整个宇宙，《庄子·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是庄子“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乐记》提出“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即认为整个宇宙天地处于“流而不息，含同而化”的状态之中。意思是宇宙之气永远处于整齐、和谐、有序的运化之中，这与庄子所谓“通天下之气”是一个意思。
天、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天是相对于大地而言的。人站在地球上，月球是天空中的一个明亮的星体；若人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地球就是悬于天空、且比月球更明亮的星体了。若以人为主体，则人体以外的整个宇宙星空都是天，当然也包含我们周围的自然界。可见，人与天的关系实质上乃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认为：天与人原本就是合一的。道家就以“究天人之秘，合天人为一”为根本。《老子章句》曰：“天道与人道间，天人相通，精气相贯”。老子《道德经》又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指明了人与自然的共同根源。
从人类起源看，人是大自然演变的产物，天人相应系指人体具有了自然属性。人与自然相互通融，万物处于阴阳相交、阴阳互补、阴阳合和的状态中。天体运动在生命体上留下深刻的痕迹与信息，天人合一思想告诉我们，人体就是宇宙全息的缩影。天体运行和谐有序，正常人的生命现象也是阴阳平衡、井然有序的。医学也充分证明，胎儿孕育过程，浓缩了人类亿万年的进化过程。
东方古贤的天人合一观，具有天然的美学品格。它启示于人的至美、至善的境界，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之于生命如此，之于也是如此。本文结合天人合一观对中国古建筑、园林设计建筑中所体现的美学思想作一探索。
建筑美学
代表古代人审美观念的中国建筑师喜欢富丽华贵、雍容大度的美，所谓泱泱大国之风。紫金城、阿房宫、长城、嵩岳寺塔、佛光寺、寄畅园、颐和园、布达拉宫等杰作，闪烁着中国古建筑的光辉。有序曲、有高潮、有尾声，空间变化极为丰富。不但从造型、空间布局、总体规划独具特色，而且作为中国古建筑美学的主导思想的天人合一观，在建筑设计中从多方位、多层次中得到充分的展示，体现中国古代建筑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对称美源于自然亦道法自然。
对称美是形式美的美学法则之一。人的形体是对称的，鹰、猛虎、雄狮、孔雀、金鱼、知了、蝴蝶等等无一不表现出对称的形态。人和动物之对称能给人以健康的美感，若不对称则给人以不愉快的印象。对称美源于自然亦道法自然。中国古建筑道法自然对称之美，无论是宫殿、庙宇、宝塔、桥梁、楼台亭阁等几乎都考虑到“对称”这一美学法则的。为什么中国古建筑能给人以美感呢?这是因为“对称”能给人一种平衡感和稳定感，这反映了人们在审美实践中的一种普遍的心理要求。
天象数字的应用。
天象数字在建筑中应用最多、最典型的可以北京天坛为例。天坛建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当时天地合祭，故名天地坛。明嘉靖九年（1530）在北郊另建方泽（地坛），才改名天坛。
古代十以内的偶数称为阴数。奇数中的一是太极，三才是奇数之始。天坛几何尺寸严格采用阳数，象天地人之三，故阳爻称九。祈年殿运用天数和象征性数字处有殿高九丈九，屋檐三层，裕谷坊三层，殿顶周长三十丈（象征一个月三十天），外层十二根柱子（象征一天十二个时辰），中层十二个柱子（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外中二层二十四根柱子（象征一年二十四个节气），最内藻井下四根龙井柱（象征一年四季），全部柱子二十八根（象征二十八宿）；殿顶四周三十六根枋桷（象征三十六天罡）；墙东门外有曲折走廊七十二间（象征七十二地煞）。天坛这一组天象数据和构成的完美的建筑艺术形象及其园林空间，充分说明了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建筑学的深远影响。
阴阳合抱溶于建筑之中。
老子的太极图（即阴阳图），最集中、最形象地代表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太极图表示宇宙两种对立力量（用黑白表示）：它们互相共存着，同时又互相作用，相互转化着，由具有动态的曲线表示，阴阳两极并非机械限定，而是一种辩证的运化关系。
在中国古代建筑师看来，中国的空间概念永远是两种对立的力量和谐而又动态地共存于统一体之中：虚实、有无、大小、对隔、曲折、左右、色空、起伏、动静、刚柔、敛放等阴阳对立的力量始终处于一个互相对峙、转化、周而复始无限运化的关系之中。
佛教强调“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与空的对等，隐喻着物质世界与非物质精神世界的共存和相互转化。显然，佛教创造了一种富有人和自然灵性的“虚空”、“幻境般”的审美意识。而在老、庄哲学思想中，“有”、“无”代表着宇宙中相对立的实体物质与非实体属性的两个方面。任何事物不能只有“有”而没有“无”，或只有“无”而没有“有”。但在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中，则侧重于对立事物中“阴”的融合力，强调“无”的功能。他们把“无为而自然”、“无为而无所不为”作为人生哲学，主张酷爱自然，在自然的无限空间中得以抒发自我心灵和自我满足。这种“无为”渗透在艺术中则表现为“神与物游，思与境谐”的审美意识。由此可见，“色空共存”、“有无转化”、“虚实相生”乃是中国空间概念的核心。它强烈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的艺术观，也包含着影响中国建筑美学的审美意识。
在我国传统建筑中，大型建筑并不意味着庞然大物，而是一系列的虚实相间的庭院与由“间”组成的“幢”沿着某种轴线关系而组成的层层渐“进”（每进入一个庭院就称为一“进”）的建筑群。建筑设计中既要设计“实”，也要设计“虚”。这种虚实相间的层层渐进，充分体现了中国空间概念中“有无相生”的审美思想，气势恢宏的北京故宫是如此，水乡江南一些典型的民居也是如此。
群体美、环境美与亲和自然之美。
统一之中有变化，变化之中有统一，是美学的最高法则，中国建筑师在这方面有充分的考虑。中国古建筑无论从形式感、造型、格调、色彩关系、高度变化、线条变化等方面，总是从系统美学总体审美效果上创造群体和谐统一之美，强调与环境关系所造成的烘云托月之美，强调亲和自然之美。
故宫是一首凝固的交响乐：华表与金水桥就是这首交响乐的序曲，主旋律由天安门、午门逐渐展开，太和殿可视作交响乐的最强音，达到了乐曲的高潮。走到御花园，乐曲就进入尾声。到了地安门全曲圆满地结束。故宫还是一幅画，从任何角度看还具有绘画之美：整个围墙就是画框，画面富于节奏美、韵律美，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从不同的角度看，都是一幅至美的建筑画。
中国建筑是内向的，收敛的，其欣赏方式不仅有静态的“可望”，而且也有动态的“可游”。人们在漫游画面中变化无穷，移步即景，情随境迁，从漫游中体会全画的神韵。
中国建筑特别重视建筑单体之间、局部与全局之间、建筑与环境之间所造成的美。每个单体只是作为全群的一部分而存在。例如，祈年殿也只有在松柏浓郁的环境中才有生命，太和殿只有在紫金城的森严氛围中才能造成一种神圣的气势；藏于深山中的古寺，深山因与古寺融为一体而变得更加神秘，古寺因深山的渲染衬托变得更加清净，给人以超尘拔俗宁静之美的审美感受。
中国建筑不仅重视近区的环境美，而且也注重与更加广阔的大自然的亲和关系，造成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过去风水先生要“观势”、“观相”，实际上就是建筑选址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应该说，这是颇具美学价值的调查。在自然环境中搞建筑要借助于引景、建景、借景，甚至运用对景等手法，把自然景色烘托得更美。天下名山僧占多。古代庙宇的造址，一般选在三面环山、一面空旷朝阳的环境中，既能避风，又能沐浴阳光。如北京的碧云寺、山东的灵岩寺、南京的栖霞寺、敦煌莫高窟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恒山悬空寺，背倚翠屏，上载危岩不在巅，下临深谷不在麓，倚山做基，就岩造屋，虹桥飞跨，殿宇悬空，构成惊险奇特之美。
以上数例皆为依山之势者，也有不少建筑傍水之姿者，或二者兼而有之，如长江的黄鹤楼，钱塘江的六和塔，洞庭湖的岳阳楼，昆明湖畔的颐和园等，如果不是依山傍水，这些华丽的建筑也就不能相映成趣、借景生色了。在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中的中国建筑，“虽由人作，宛如天开”。自然与建筑二者的关系相伴相存的亲和关系，好像不是人为加上去的，而是地上长出来的。自然与建筑群体组成了一个更大的“群”，可见，“群”是中国建筑的灵魂。
中国建筑的特色主要是相对于西方欧洲人而言的。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建筑文化的思维方式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欧洲人重视形式逻辑，重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建筑中这种明确的逻辑概念与因果关系也体现得十分清楚。如西方古典建筑中，将建筑的造型分解为可以理解的各种几何形体，并将它们符合逻辑地组合在一起。绝大多数的西方古典建筑都可以分解成一些简单的几何形体，在这些形体中，方就是方，圆就是圆，任何形体几乎都具有一定的几何形状。欧洲人喜欢在一些宗教建筑上饰以壁画：因为飞鸟都有一对翅膀，所以壁画上的能飞的小天使就合乎情理地安上一对翅膀，完全合乎形式逻辑的因果关系。
中国人似乎更重视辩证逻辑，重视事物的辩证统一，将事物的各个部分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因此，如上所述，中国建筑尤重群体效果，无论宫殿、寺庙、宅第的群体，还是园林设计、城市规划，均追求整体统一，造成所谓星列棋布、群星拱卫之势。中国人在宗教壁画创作中，无论是敦煌飞天，还是嫦娥奔月，就没有诸如翅膀之类的赘饰，只靠轻飘的自然姿态，随风飘动的衣带，跃然升空，充分体现中国人在处理艺术上的辩证逻辑思维方式。
在建筑的个体造型上，中国建筑似乎是有意识地回避纯几何的东西，建筑的屋顶、檐部、脊饰都是由一些不可捉摸的自然曲线构成，在艺术趣味上追求“离方遁圆”，这些都使得中国古代建筑在个体造型上迥异于欧洲古典建筑。
古代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建筑上也是有显著差异的。古罗马的维特鲁特在“建筑十书”中提出了“实用、坚固、美观”三原则，欧洲建筑师对形式美的法则，诸如比例、尺度、均衡、韵律、对称等均有系统的研究，并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美学法则。
上述形式美的法则，在古代中国建筑师看来，只是建筑理论的表面层次的东西，中国人对这些美学法则不仅在建筑设计中运用得十分娴熟，而且中国建筑师的着眼点在于更深的层次上：在于建筑群体的谐和，在于建筑整体与自然、宇宙的谐和，在于建筑与人类自身的谐和，在于体现出宇宙的秩序感与和谐感，从总体效果上给人以威慑人的气势感和感人的崇高的美感，创造出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园林美学
园林建筑是建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园林又不同于宫殿、长城、庙宇、桥梁，它有自身的一些特色。中国园林石求奇、廊求、水求曲、路求幽，假山叠置，奇花异木，四季更迭。
古代文人画家陶醉于山水风光，企图将生活诗意化，把自己喜好的诗情画意融于园林之中，追求秀逸、超脱的意境。历代许多文人画家直接参与园林设计，如唐代的白居易、王维；宋代的苏东坡；明末的计成；清朝的李渔等都是杰出的代表。文人画家参与所造之园，往往以山水为蓝本，诗词为主题，以画设景，以景入画，寓情于景，寓意于形，以情立意，以形传神，楹联、诗词与园林建筑结合，富有诗情画意，耐人寻味。
以杭州西湖为例，苏堤犹如飞架在湖面上的一条长虹，连接百花洲、芳华、点翠、浮碧、荔浦和西新。它既是重要的景观，又起到分割水面的作用。它能顺应，以人之逸，待水之劳，取九天银河置几席间作玩，景色随晴空而变化无穷：旭日东升之前，在苏堤西新桥远眺，湖水似沉睡于梦中，不见涟漪，碧彻清莹，此时西湖，格外柔美恬静。远处群山环抱，近处亭前水清如镜，亭后林密浓荫，山青水秀。当皓月当空，月光明媚，碧空万里，波光闪烁，泛舟湖上，微风拂面，远处飘来悠扬南曲，可谓人间之极乐世界。正是“茫茫水月漾湖天，人在苏堤千顷边，多少管窥夸见月，可知月在此间园。”而在细雨霏霏之时，纵目湖光山色，云山迤逦，若隐若现，似有似无，恰似一幅淡雅的水墨山水画卷。
如果说西湖风光向游人展示一种阴柔之美，则佛教圣地四川峨嵋山又向人们展示一种阳刚之美。它以“景层高、旅程长、山形雄秀，气象奇异”而独具一格。若在春秋雨日，远眺巍然耸立的山峰，浓云浓得像远山，而远山淡得似浮云，是山是云，已难分辨，变化无穷的云雾，缭绕于群山之间，山峦奇峰，忽隐忽现。攀登之仰视可感受巍巍峨嵋之崇高；途中之平视随处可见群山环抱、点缀于万绿丛中的寺庙园林；下山之俯视则有“一览众山小”、“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亲身感受。如果说西湖风景是一幅山明水秀的横幅山水画卷，那么峨嵋山色就是一幅气势雄浑的条幅山水画卷。
中国园林与欧洲园林也有明显的差异。
欧洲园林是雕刻性的，而非绘画性的。强迫大自然符合人工法则雕刻成的立体图案：草坪、水池、花坛都是几何形的，甚至把树木也修剪成各种几何形态———园球形、半球形、锥形、多角柱形、短墙式绿篱等被称为绿色雕刻。林荫大道又平又直，林园中点缀以人物雕塑、喷泉，使人感觉整齐有序、心旷神怡，富于逻辑性而易于理解，整个园林外在而暴露，游人一览无余。
中国园林的特色在于：含蓄抒情、富于绘画美和韵律美，其妙在曲，欲露先藏。园林中的参差布局，虚实对比，组成园中有园，变化的空间序列成为旋律上的起伏收敛。小园以静观为主，动观为辅；大园以动观为主，静观为辅。小园不觉其小，大园不觉其旷。尤以占地较小的园林，藉助于引景、借景等手法，使迂曲折的景色变化无穷，犹如一幅幅构图完美的立体的画，无声的诗，其纤细雅致，堪称人间一绝。
中国的园林创作，高度重视人和自然的亲和，使游人触景生情，达到情景交融，使自然意境给人以启示和遐想：“观烟波浩渺而思其意境，仰崴嵬嵯峨而感其气势。”移天缩地，在于君怀，人世之外，别开幻境，使人们在有限的园林中领略无限的空间。虽身在园中，却似在真实自然的山山水水之中，使得“修竹数竿，石笋数尺”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从观赏落霞孤雾、秋水长天而进入“天高地回，觉宇宙之无穷”的幻境；从“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意境中升华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境界。这就是中国传统艺术所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从有限到无限，再由无限而归于有限，达到物我两忘，自我感情、意趣的自然抒发。天人合一宇宙观、人化的自然、自然的人化在中国园林创作设计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与展示。
原刊《东岳论丛》2002年02期
发布日期：2008-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