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及其特征
崔乐泉
演讲人：崔乐泉，1959年出生，山东省桓台县人。中国首位体育史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现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内多所大学兼职教授。曾任日本广岛大学客座研究员。近年来出版有《中国近代体育史》、《图说中国古代游艺》、《奥林匹克运动通史》和《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通史》等专著20余部。主编和参与编著《中国体育通史》（八卷本）、《中国体育思想史》（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体育卷》和《奥林匹克运动百科全书》等30余部。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有关研究论文150余篇。多次赴国外及港澳台进行学术交流，并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大专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作学术演讲。
演讲时间：2008年6月
演讲地点：现代文学馆
在中国古代的词汇中，并没有“体育”这个词。这个词是十九世纪从日本传入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古代没有体育，只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体育而已，现代体育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所讲的中国古代体育，从时间上来说，是指从体育活动的出现，到十八世纪末西方现代体育传入中国为止的这段时间；从内容上来说，是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产生并发展的传统体育活动形式。它既包括华夏民族的传统体育形式，也包括民族交往历史过程中，周边民族或国家传入并发展起来的体育活动。而中国古代体育除了那些带有竞技特点的技巧娱乐性的活动形式外，还包括人们为了增强自身的体格和技能而实施的一些自我训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古代体育的一些形式和现代体育（主要指近代历史上从西方传入的现代体育）的一些形式有些相类，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体育之间还是有着不同的特征，如西方体育强调的多为竞技性，而中国古代体育注重的则是娱乐性和技巧性。同时，中国古代体育并不刻意追求超乎自然常态和令别人叹为观止的体格与体能，甚至拒绝仅仅用一些赛场上人为的量化指标，去判定人们的健康水准，特别是在人们为了身体某一部分过度发达而损害另一部分的健康成长时。
总之，中国古代体育强调的是自家的切身体会，不需要别人去评判，无论老的少的、强的弱的，都可以身体力行。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古代体育反倒更接近体育的真精神。这种运动形式在中国古代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型。
脱胎于生产实践活动和军事战斗技能的体育活动形式
清王致诚《乾隆射箭油画挂屏》（故宫博物院藏）
在中国古代体育活动中，最基础的运动形式就是脱胎于生产实践和军事战斗技能的射箭、“田径”、水上与冰雪运动以及御术和马术等。
射箭，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体育项目的鼻祖。据考古发现，在山西峙峪人文化遗址中，曾经出土了一件距今两万八千年前的石箭头，这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在开始使用弓箭了，这是用石头磨制的箭头，绑在木杆上作为当时射箭的用具。从商周直到秦汉，随着青铜工具和铁器的出现，箭头的形制和质地也变得多样化了，同时射箭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如周代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中，射箭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以致形成了以竞赛为特色的礼仪形式——射礼，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的射箭比赛了。当时的孔子、荀子以及墨子等等，都是射箭爱好者，而且也鼓励学生射箭。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曾经提倡“胡服骑射”，把少数民族的射箭技术引入内地，同内地传统的射箭结合起来，把射箭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
汉代的射箭运动，不仅在实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在理论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总结，仅《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射法，就包括《李将军射法》、《魏氏射法》等八种六十九篇之多。魏晋南北朝时期，射箭出现了专业的比赛。在《北史·魏诸宗室列传》里，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时的北魏孝武帝在洛阳的华林园举行了一次射箭比赛，他把一个能容两升的酒杯，悬于百步之外，让十余人进行竞射，最后谁把这个酒杯射着了，谁就把这个酒杯据为己有，最终，一位叫王顺的人射中银杯，获得了胜利。这在当时叫“奖杯赛”。在中国体育史上，这可是最早的一次奖杯赛了。
五代武士习射图壁画（甘肃敦煌莫高窟第346窟壁画）
唐代射箭活动得到了巨大发展。武则天设立了武举制，在武举制里规定了九项选拔和考核人才的标准，其中五项是射箭，包括长跺、马射、步射、平射和筒射。从唐代到宋代，射箭在民间更为普及。据有关文献记载，在当时的河北一带，民间组织的“弓箭社”就有六百多个，参加的人员有三万多，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业运动员组织了。到了明清，由于满族入主中原，把少数民族的射箭活动也带入中原，射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开展。康熙61年（1722年），曾经将“木兰秋狝”定为恒制，把承德作为涉猎的一个重要场所，推动了整个射箭活动的开展。当时，由于射箭活动比较普及，加上清代中后期西方的火器在中国进一步普及，射箭逐渐地从军事领域演变为一种纯粹的射箭比赛项目。
田径，在中国古代也没有这个词，但是与田径有关的同义词，如跑的同义词“走”，投的同义词“掷”，跳的同义词“逾高”、“绝远”等等经常见之于文献当中。中国古代体育史上的许多动人故事，如“夸父逐日”、“逾高绝远”等等，都是反映当时“田径”运动的一些传说和故事。
从战国一直到汉代，由于军事作战中的车战改成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因而士兵的走、跑成了部队的主要训练方式，具有长跑能力的人，就成为当时军队的重要人才。在汉画中常见的一类《车马出行图》中，往往有两个被称为“伍伯”的武士在飞驰的奔马前边跟马一起跑，由此而练就的长途奔袭能力，使得他们在传递信息或者重大战役当中，往往发挥马拉松的作用。从汉代开始，由于长跑得到人们的重视，逐渐地发展成一种专业的比赛。元代曾出现了一种“贵由赤”的长跑比赛，“贵由赤”是蒙古语，就是快行者的意思。当时“贵由赤”比赛起点和终点分别在元大都（今北京）和元上都（今内蒙古），距离180里，赛跑是两个地点同时进行。大家知道，现代马拉松是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上设立的，而1908年第四届奥运会时，最终确定为长度42.195公里。元代的“贵由赤”比马拉松的距离长两倍多，而且时间上要早六百多年。所以说，中国古代“贵由赤”的长跑赛在体育史上比马拉松的意义还重大。
除了跑，跳也是田径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六韬》、《吴子》等战国兵书中，都记载有这样一项内容：选择善投掷、善跳跃的士卒组成特殊兵种进行训练。这一训练方式，促进了田径运动中跑以及投掷、跳跃的发展。南北朝时期，民间曾经流行着一种跳跃运动，叫做“赌跳”，赌就是赌博的赌，赌跳就以跳高为胜，当时刘宋皇帝也鼓励大臣、军队进行跳高比赛，这对整个军队、民间跳跃比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投是田径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战国时期，秦军为了统一全国，曾经在部队当中提倡一种“投石超距”的训练方式，让士兵练习投、练习臂力，极大地增强了军队以及士兵的素质，提高了战斗能力。汉代以后直到唐代，军队对于有投掷技能者都是“具禄封进”，进行嘉奖。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投的发展，出现了多种方式，包括工具都有改进，像蒙古族使用的一种投掷用的“布鲁”，有多种投掷形式，如投远、投准等等。投的发展，对现代体育当中包括铁饼、标枪、铅球等等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弄潮游泳与跳水是从人类生活实践中转化出来的另一类体育活动形式。东周时候，南方各国都提倡水战、舟战，所以水上兵士训练成为一项重要内容。现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壶壁上就有一幅雕刻兵卒在水中进行游泳的画面，其中人与鱼共游的情景是非常有特点的，有的像自由泳，有的像蝶泳，整个画面给人以清新的感觉。秦汉南北朝以后，游泳活动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北方以及西北地区都非常流行游泳活动，敦煌莫高窟257窟就有一幅很典型的壁画——《弄潮游泳图》，画面中四人游姿跟现在的游泳姿势基本一致。在南方，游泳主要集中在端午节举行，地点主要集中在钱塘江，而且规模很大，受到了众多民众的喜爱。唐代著名诗人李益，曾经写过这样一首五言诗：“嫁与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朝有汛，嫁与弄潮儿”。就是说一个商人遗弃的妻子，竟然嫁给了一个在大海中弄潮游泳的好手。这说明弄潮游泳的健儿已经成为当时的“体育明星”，并受到了人们的尊敬。
宋代的弄潮游泳还是以南方的浙江之潮为主。当时钱塘江之潮，在全国都是有名的。南宋词人辛弃疾，曾经把当时在南方弄潮游泳的壮观景象用一首诗来表达：“吴儿不怕蛟龙怒，风波平步，看红旗惊飞，跳鱼直上，蹴踏浪花舞。”游泳健儿在水上活动的场景跃然于纸上。到了明清，游泳在全国各地已比较普及，在西藏的布达拉宫就绘有一幅当时游泳的画面，反映当时的人在水中游泳、跳水的情景，非常形象。
北魏弄潮游泳图壁画（甘肃敦煌莫高窟第257窟壁画）
与游泳有关的活动形式还有跳水。跳水在古代也叫“扎猛子”，它主要是流行于民间。到隋唐时期，随着游泳技术的改进，跳水的技术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宋代曾经出现了一种叫做“水秋千”的跳水活动，就是在大海当中的船上竖两个很高的竹竿，竿上扎上秋千，当跳水者荡到跟秋千的横梁齐平的时候，突然一个跟斗从秋千上跳入水中。由于这种方式非常惊险，而且具有一定的高度，所以它要求运动员不仅要有高超的技艺，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耐力和勇气。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这种跳水毕竟是民间的一种活动，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现代西方跳水运动传入中国，竞技跳水运动才在我国缓慢地发展起来。
古代冰雪运动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而且是北方的少数民族首先进行的。在当时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曾经发明了一种竹马滑冰，人踏在竹马上，手执一根曲棍，向前滑行，这是最早的一种滑冰方式。《隋书·北狄传》曾记载了距今一千四百多年前，大兴安岭的“室韦人”“骑木而行”滑雪的情景，即脚踏在两个滑板上，相当于现在的雪橇，进行滑雪。从宋明以后，冰上运动更为兴盛。据文献记载，明熹宗五年（1625年）正月初二，东北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太子河上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冰上运动会，其中第一个项目是冰球，然后是花样滑冰表演。当时规定，凡是冠军获得者赏银二十两，亚军十两，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冰上运动会。
清代，满族人把一些冰上活动带入内地，并规定每年从全国各地选拔近千名“善走冰”的人入宫，每年从冬至到三九，在太液池（现在的北海和中南海）进行训练和表演。当时的画家金昆、程志道曾把这个壮观场面绘制成了一幅《冰嬉图》。从《冰嬉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表演有花样滑冰的金鸡独立、哪咤闹海，杂技形式的弄幡、爬竿、冰上射箭、冰上踢足球等等。这都是当时滑冰表演的体育项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现在的花样滑冰还要丰富得多。
在我国古代的驾驭技术中，包含了许多御车运动的技术因素。因为要使用车马，就必须掌握驾车驭马的本领。因此早在周代的六艺教育中，就有了专门教习驭马驾车的内容，出现了一项独特的体育活动——御术。
据《周礼·地官·保氏》记载，早期的御术有“五驭”：一为“鸣和鸾”。指挂在马车轼木上的和铃与挂在衡木上的鸾铃，在驭手驾马行车之时，和铃与鸾铃发出轻快而有节奏的振荡声。铃声不乱，表明驾车马的步伐整齐轻快，说明驭手控马有方，驾术高明。二为“逐水曲”。指驭手驾车能适应复杂危险的地形。河流弯曲多变，驾车傍水流而行，路势屈曲，驭人要能得心应手地控驾车马，使之快速前进，而又不至于陷入水淖，这就必须具备高超的驾驭技术。三为“过君表”。培养驾驭手立身做人的品德。车滚马腾，飞奔驰骋，人之情性容易浮躁不端，丧失基本的礼节和品德，因此要以在国君面前通过的特殊礼仪培养驭手。四为“舞交衡”。交衡系指十字街口。驾车穿街过巷，车辆相汇，人流相交，车人相傍，穿梭前行，如入无人之境，但又不能横穿乱撞。五为“逐禽左”。这是第五种驾驭技术的最高境界，也就是驭手驾车在田猎、征战中，要尽可能把猎兽鸟禽乃至步行奔走的敌人驱赶到车马的左方，好让车上的弓箭手开弓射物达到最佳角度，这是田猎和实战的需要。现代西方国家的贵族们，虽已有现代化的猎枪围猎，但仍要求骑手把野兽驱逼至马匹的左前方，进入最佳射击角度。这其实就是“逐禽左”的驾驭技术在当今马上活动的留存。
秦汉时期，由于马车在社会上还起着较大的作用，因而驾驭之术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后来，随着骑术作用的逐渐扩大，马车的作用日渐消弱，御术也在魏晋以后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清金昆程至道福隆安《冰嬉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马术活动在中国古代主要包括赛马和马戏等。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的岩画中就发现了史前的赛马，在郑州出土的画像砖上，也发现有《赛马图》，这是很典型的描绘赛马的资料。除了赛马，马戏表演同样惊险绝伦。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壁画、漆画当中曾经留有下了无数著名艺术家对当时马戏的精妙刻画。如在山东沂南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就有描绘大型百戏的一石刻图案，其中小孩表演的马戏形式，非常惊险，堪称中国古代技巧史上的绝技。到了明清，马术表演除了在民间流行，还成为军队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清宫画家郎士宁曾经描绘了一幅反映清军进行马术训练的《马术图》，表现了清军在马术训练当中的各种动作、各种方式，非常引人入胜。
以技击和保健为特色的武艺武术与养生活动
这方面主要包括传统的武艺武术、角抵与相扑以及保健养生活动等。
具有技击和健身特色的中华武术，突出表现在器械、徒手技击和器械演练方面。武术器械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如果追根溯源，大部分
最初是从生产工具和军事兵器发展演化过来的。在中国古代，由生产工具、军事器械发展出来的武术器械，最终定型为这样几大类：钩击类器械，有戈、钩形器、戟、吴勾等等；击刺类器械，有矛、剑、铩、殳、枪、叉等等；劈砍类器械，有刀、斧、钺；砸击类器械，有棍棒头、鞭锤等等；卫体类器械，有护臂、护甲以及盾。器械的发展，促进了整个武术器械走向多元化。
除了器械，徒手技击也是武术当中一项重要内容，《诗经·巧言》曾有这样的记载：“无拳无勇，职为乱阶”。说明当时徒手技击的拳术已经开始萌芽了。到了汉代，徒手技击形式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仅《汉书·艺文志》收录的就有《手搏》六篇，这是最早的有关徒手技击类的记述。从汉代一直到隋唐，整个徒手技击在民间比较普及，特别是在宗教寺院和其他宗教圣地，徒手技击的重要形式——拳术成为一种武术演练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拳术、拳法得以总结，像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就曾经记载了宋太祖的“三十二式长拳”。明代的拳术已经出现了内外家，内家以少林武术为代表，外家则以张三丰创立的武当武术为代表。到了清代，几大拳系已经逐渐形成了，当时文献记载的拳系有几十个，拳术套路有几百种。反映出徒手技击的拳术在清代已经非常普及了。
彩绘童子对棍图漆盘三国吴（安徽马鞍山出土）
除了徒手技击，器械演练也有很大发展。实际上，器械演练是随着武术器械的丰富和徒手技击的发展而出现的。到了秦汉，适应“近战决胜负”之需要，器械演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击剑、剑对钩镶、剑对戟等等，有单人训练，也有双人训练。反映出器械演练在民间有了广泛的普及。三国时期，这项活动更为盛行，三国吴朱然墓中曾经出土了一个漆盘，上面绘有两个小童进行对棍表演的画面，这就是当时棍术的器械演练形式。从宋元一直到明清，还出现了一个关于器械演练的统称——“十八般武艺”，其实“十八般武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它只是一个器械演练的统称，可以是十八般，也可以更多。这个名称反映出中国古代的器械演练技术已经相当丰富。
摔跤在中国古代也是一类武艺形式。古代的摔跤基本上是沿着角力、角抵和相扑、摔跤这几个形式发展过来的。
摔跤最早起源于古代“蚩尤戏”，“蚩尤戏”是为了纪念与黄帝逐鹿中原的蚩尤而流行于北方的一种民间竞技活动。东周时期，这种角抵戏比较普及，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中非常多见。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发现了一件铜牌，上面就有两人在竞技角抵的画面，这是比较典型的早期摔跤形式。
汉代，由蚩尤戏发展过来的角抵的形式，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意义。当时有一出戏叫《东海黄公》，戏中黄公的父亲被老虎吃了，黄公为了报仇，跟老虎进行搏斗，就是角抵，当时跟老虎相斗的黄公是佩带道具的。它与蚩尤戏是一个体系发展下来的，而且有较高的表演因素和一定的文化内涵。后代戏剧当中的武打，与它们的发展有很大的联系，而《东海黄公》可以说首开了中国武打戏的先河。
角抵经过战国秦汉的发展，在晋代出现了另一个名称——相扑，它在整个宋辽金元时期的发展占主要地位。宋代出现了一部名为《角力记》的书，它是一个署名调露子的人编写的。书中把宋以前有关角抵的形式做了记录，可以说
战国角抵图铜牌饰（陕西长安客省庄出土）
是我国体育史上最早的一部著作。宋金元时期相扑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出现了两种形式，一种是正式比赛的，就像打擂台。这种形式，如《水浒传》第七十四回的“燕青智扑擎天柱”，其过程就是描写相扑正式比赛；另一种相扑，是表演的形式，在当时的东京和其他地方都有这种表演，而且表演的服装基本延续前代。现存于陕西省博物馆的两块金代砖雕，上面雕刻的画面就很典型地反映了两个力士在相扑前的一个瞬间，画面中的相扑者上身赤裸，下身光腿赤足，仅在腰间系一个兜裆。这一形式跟现在日本的相扑完全一样，也就是说相扑从中国晋代以后，通过文化交流传到日本，而日本把这个形式一直保留了下来。
相扑发展到明清出现了另一个名称——摔跤。明末清初有一个叫陈元贇的人，在抗清失败后曾经东渡日本，把中国的摔跤与中国的拳术进行糅合，在日本授徒传技。最后经过日本人士的辗转传播，发展成了现在的柔道。在清代的宫廷和民间，当时流行两种摔跤形式，一种是“官跤”，摔跤的人叫做“布库”，当时宫廷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善扑营”来管理，善扑营的布库分一二三等，每年按等级领取钱粮。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养心殿御前进行摔跤表演。少年康熙皇帝擒拿鳌拜，就有他所训练的一帮布库们的功劳。此外，在当时的军队中，摔跤也被作为一种练兵的方式，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名为《塞宴四事图》的绘画，其中描绘的四事之一就是摔跤，尽管画面极力宣染其中的艺术色彩，但也难以掩盖其中的一些竞技气氛；除了“官跤”，在民间还有一种叫“私跤”。当时在北京东四、西四、东单、西单、日坛、月坛、地安门等地方都有“跤窝子”，也就是老百姓的摔跤场所，每到有关节日、集会、休闲的时候，几对大汉就在跤窝子里摔跤。
金代相扑泥俑（陕西省博物馆藏）
中国现在的摔跤在很大程度上与古代的摔跤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它是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蕴的。
保健养生是与传统武术相关的一类体育形式。这一形式被称为中华武术之魂，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体育的文化基础。保健养生在古代主要分三大部分，这就是行气术、导引术和按摩术。
行气术，又叫吐纳、胎息或者练气。行气术起源于什么时候，文献记载还不是太明确，但是从考古资料来看，天津历史博物馆保存的《行气铭玉杖首》，上面就用“三字诀”的形式，以四十余个字把行气的要领与功能做了全面的描述，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目前发现最早的行气养生文献。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了一件写在缯帛上的《却谷食气篇》，它叙述的行气的要领和内容更为详细，是行气术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与行气术有关的导引术，是以引伸肢体为主的一种锻炼，当然它配合呼吸。导引术最早的资料也是见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这是一件《导引图》，它跟前面的那件《却谷食气篇》同绘在一个画面上。这一画面描绘了四十多个人物徒手、执器械进行各种养生锻炼的情景，其锻炼方式多种多样，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保健养生体操。汉代以后，导引养生术常盛不衰，1900年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现存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一件编号为P.3810的《呼吸静功妙诀》，就是当时很典型的一件行气文献。此外，南宋传下来的《文八段锦》，更以八个形式反应了当时的行气、导引的功法过程，是很珍贵的资料。
清郎世宁《塞宴四事图》局部摔跤（故宫博物院藏）
与行气、导引发展的同时，以舒筋活络为主的按摩术在明清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医研究院收藏的清人绘的《导引图》、中国医史博物馆收藏的《十二度按摩图》，就很典型地把整个按摩的形式做了形象的描绘。与此相关的，在故宫博物院及其他博物馆，还存有明清时期的按摩器，这都是按摩术盛行的标志。
无论行气术、导引术，还是按摩术，它们在体育发展史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流传的有关保健养生的一些体系，多是在古代保健养生体系的基础上，逐渐完善起来的。
具有娱乐特色的球类运动
在中国古代体育活动的球类形式中，较具特色的项目是蹴鞠、马球和捶丸。
蹴鞠也就是中国古代的足球。中国古代的蹴鞠，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在民间普及了，司马迁的《史记》在记载当时大政治家苏秦向魏王介绍他所看到的齐国首都临淄的繁荣景时说，临淄的居民生活富裕欢乐，经常斗鸡、走狗、蹴鞠。说明蹴鞠在北方的齐国是一项很典型的体育活动。在当时的南方，蹴鞠也很流行，刘邦建立西汉以后，把在老家楚国的父亲刘太公接到了宫里，刘太公整日闷闷不乐。刘邦感到非常奇怪，派人去了解原因，原来他老父亲在家乡楚国丰邑的时候，经常跟一帮老邻居、老哥们儿一块踢球、斗鸡、打六博等等，来到这儿虽然吃得好、穿得好，但很是郁闷。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刘邦就命人在都城仿照刘太公的丰邑新建了一座城——新邑，把刘太公的老邻居全都一块儿迁过来，一块儿踢球、斗鸡、走狗、六博等，从此以后，刘太公又高兴起来了。这说明当时的蹴鞠活动在民间是非常普及和流行的。
汉代的蹴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音乐伴奏为主的蹴鞠，是靠技巧踢出动作来；一种是竞技性的蹴鞠比赛。汉代有一个叫李尤的人写过一首诗，叫《鞠城铭》，其中把蹴鞠的规则以及裁判、比赛当中遵守的一些道德规范记录了下来，并说明当时的比赛双方各设六名队员，还有正副裁判。这种竞技性蹴鞠除了在民间，也影响到军队当中，著名大将霍去病在塞外征战的时候，战斗之余就是以蹴鞠来训练士兵的。
唐代的蹴鞠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是球的变化，过去的蹴鞠用球是实心的，在动物尿胞里面，或在其他皮制器物里面塞上毛发来踢。到了唐代，发明了充气的球，中间的芯是用动物的尿胞冲上气，周围用八片皮子缝起来作为足球，跟现在的足球基本上一样。第二是有了球门，就是在场地中间竖一个球门，在竹竿上扎上网子以后留一个球门洞，这种形式直接对抗性不是太强烈，讲究的是技巧性。只要把球踢进了对方的球门洞里，就算胜了。技巧性是中国古代体育的一个特点，相反竞技性比起西方体育来说就稍微逊色一些。
唐宋时期蹴鞠门示意图（选自《蹴鞠谱球门格范》）
到了宋代，蹴鞠基本上延续着前代的形式。需要指出的是，蹴鞠在唐宋以后随着文化的交流也传入日本，并一直流传保存到现在。宋代蹴鞠除了带球门的竞技形式，还有一种是“白打”。“白打”是踢出花样，可以一个人，也可以十个人一块踢，以技巧性为主，就相当于现在足球当中的颠球。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幅元人钱选临摹的《宋太宗蹴鞠图》，表现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还有大臣赵普等进行“白打”蹴鞠的情景。看过《水浒传》以及相关电视剧的都知道，《水浒传》里边描写的那个高俅，就是因为踢得一脚好球，得到了宋徽宗的赏识被提拔做了高官。这些都是当时蹴鞠盛行的一个标志。
蹴鞠发展到明清，逐渐走向衰落，并成为儿童、妇女当中流行的主要体育活动形式。由于娱乐性增强了，竞技性衰退了，它的影响也就逐渐变小了。近代，随着西方足球逐渐传入中国，中国古代的蹴鞠逐渐地走向了衰亡，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到这种运动形式了。
在球类运动中，还有一项是马球。马球运动起源于什么时候，现在还有争议，但是在公元三世纪，曹植在他的《名都篇》里有这样的诗句：“连骑击鞠壤，巧捷惟万端”。这里的“击鞠”实际上就是对古代马球的一种描写，说明在汉末的时候，马球就已经存在了。马球运动从汉代一直到隋唐都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唐代曾经风行一时，还出现了专门的马球场。考古工作者在陕西长安唐长安大明宫曾经发现了一个奠基石，上面就记载着关于马球场建立的情况，刻的是“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它是马球场设立的一个见证。除了球场，当时有关马球的画面表现得非常丰富，陕西章怀太子墓里边就有一幅很宏大的打马球的画面，其中球的形式、马球杆的形式、人的动作都表现得惟妙惟肖。此外，在国内外的许多文博机构，还常常见到一些唐代的马球陶俑被收藏，这证明马球运动在唐代是非常盛行的一项运动形式。
球类运动的另一项形式是捶丸。关于捶丸出现的具体时间，元世祖至元19年（1282年）出现的署名为宁志斋老人编写的《丸经》里，曾记述捶丸最早在宋徽宗时就出现了，在宋元明的时候曾经大盛。关于捶丸的形象资料，早期见的不多，但是很典型的一幅资料是山西洪洞水神庙中《捶丸图》壁画，图中把击球者的动态、球窝、球杖，还有整个地形描写得非常形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幅《捶丸图》。到了明代，捶丸在民间有了一定程度的流行，在宫廷当中还是一项高雅的运动。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行乐图》，其中一段画面就表现了明宣宗进行捶丸的情景，画面中包括地形、地貌、球的形式、击球的动作等，跟《丸经》的记述和山西洪洞水神庙中《捶丸图》壁画的描绘基本一致。
元捶丸图壁画（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明应王殿壁画）
以往，许多人认为高尔夫球起源于12世纪苏格兰人所玩的一种叫做“巴卡尼克”的游戏。在英国，也有证据显示，早在14世纪中期，英国人就已经在玩一种类似高尔夫球的游戏。然而，按照《丸经》的记述，我国捶丸的竞赛规则早在1282年就已经出现，时间比英国的高尔夫球竞赛规则的确定时间早472年（现代高尔夫球的规则，最早于公元1754年由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高尔夫球友会制定）。同时从技术上讲，捶丸和高尔夫球运动有三大基本特征是相同的。第一，两者都有球洞。捶丸曰窝，高尔夫球曰穴，而且赛场球洞差异不大。《明宣宗宫中行乐图》中有10个洞，高尔夫球则设9或18个洞；第二，两者都用球杖击球，所用的球杖基本相同；第三，场地选择极为相似。捶丸要求以地形有凸、有凹、有峻、有仰、有阻、有妨、有迎、有里、有外、有平的园林为场地；而高尔夫球场也要求有平坦的地形，还要有凹凸粗糙不平的地段，再加上沙洼地、水沟等障碍物。因此，从捶丸同高尔夫惊人的相似这一点看，二者显然具有源与流的关系。
法国一位著名的东方学者莱麦撒，根据大量的史料，考证出我国古代文化由蒙古人西征传入欧洲的种种事实。蒙古人的西征，将以前闭塞的欧亚路途完全打开，不独堂皇命使东西往来如织，其不知名的商贾教士及随从军队者尚不知凡几。因此，作为一个大规模东西文化交流的时代，在这种东学西渐大潮的冲击下，捶丸的入西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并不是值得惊奇的事。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高尔夫球这项吸引了成千上万爱好者的现代西方体育活动，与在古代中国文明大地上盛行了千余年的捶丸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体现益智特点的盘上棋类游戏
中国古代棋类游戏，是古代体育活动中最有竞技性的一类益智活动。而最典型的形式是围棋、象棋和六博。
围棋，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流传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曾经记载，魏国的大夫大叔文子曾经用“举棋不定”这个术语来比喻政治上的优柔寡断，说明围棋在当时已经很流行了。考古资料所见较早的是发现于河北望都的东汉时期的围棋盘，这个棋盘呈方形，上面有十七道，下面有四个足，这是当时围棋的具体形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围棋形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根据敦煌石窟发现的《碁经》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棋局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表明这时候的围棋已经出现了与现在围棋一致的十九道的棋盘了。说明当时的棋盘是十九、十七道两种形式并存的。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的梁武帝在推进围棋的发展中设立了“棋品制”，这种“棋品制”是授予棋艺相当的棋士为品格，当时棋品定为“九品”，这种“九品”后来传到日本，形成现在的“九段”，日本的段位制就是从中国的“九品”制传过去的。
隋唐时期，十九道的围棋已经完全定型。在日本的正仓院，就存有当时十九道的围棋盘，它是由中国皇帝送给日本孝武天皇的。新疆吐鲁番还出土了唐代《仕女围棋图》绢花，上面描绘了唐代仕女弈棋的形象，反映出唐代围棋的普及情况。到了明清，围棋的发展主要是流派增多，有关棋谱也更为多样化，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围棋走向成熟的时期。
与围棋相关的中国象棋，一般认为起源于兵家，据说是与春秋战国时期部队的遣将布阵有很大关系。象棋最早称为“象戏”，到了唐代，它在形制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王、军师、马、砲、车、兵等几个棋子，其中砲是比以前多出来的，所以唐代的象棋比以前局制有很大的改进。北宋时期，象棋已经基本上定型，无论从制度上，还是象棋子的特点上，都基本上跟后代没有大的变化。河南省洛阳曾经发现了一副瓷质的象棋子，黑、白象棋各十六枚，棋子的类型跟现在象棋基本上一样，可见宋代的象棋与现在的象棋已经别无二致了。
唐代“仕女弈棋图”绢画（新疆吐鲁番出土）
在棋类当中，还有一种六博棋。这种棋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实际上在古代的棋类史上它是比较早的一类棋，如苏秦在向魏王介绍齐国的繁荣景象时，就曾经提到临淄的居民玩“六博”的情景。根据有关文献和考古发现的资料，六博棋主要包括棋局、棋子、鱼、箸以及博筹等，它是掷采行棋的一种方式。战国到秦汉，曾经发现了许多与六博棋有关的棋局，如画像石上的有关刻画、铜镜上六博的花纹等等，都是当时六博普及盛行的一种标志。但是，自汉代开始，六博逐渐转化为一种赌博的形式了。后来，六博随着丝绸之路传入西方，东晋十六国的时候也传入印度。但是隋唐以后，传入印度的这种六博棋也逐渐消亡了，因为它的生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棋类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生命力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也就逐渐消失了。
结语
上面所分析的四大类型古代体育类型，代表了中国古代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主流。当然，作为具有数千年文化发展历史的中国古代体育，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的发展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出现了许多具有地域和民俗时令特点的民俗民间体育形式，包括龙舟竞渡、拔河、秋千、高跷、放风筝、跑旱船、舞龙以及踢毽子等等。这些通过民俗节令而发展起来的体育活动形式，由于它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环境的影响，使其具有了较强的生命力，并逐渐地成为各个民族喜爱的体育活动形式。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出，盛行于华夏大地的中国古代体育是经过不同时期的流传融汇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而从总体上勾画出中国体育文化形态的，是其各类活动形式在产生、发展和活动方式上所体现出的一系列特征。
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并不利于带有强烈对抗与刺激色彩的竞技运动充分发展。因此，原始的朴素和谐的理想、中和融通的宽和精神，决定了中国古代体育的竞技性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那种带有强烈刺激性的形式，也就是说它更注重礼仪和实用性。同时，中华民族的务实精神，体现在中国古代体育之中，便是诸多项目是以适应战争需要的练武强兵为目的的，如蹴鞠、马球、武艺武术、“田径”等，多与军事训练有着密切的关系。
体育与文娱活动融为一体是中国古代体育的又一特征。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最初仅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体育活动，其娱乐性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春秋战国以来，某些体育活动项目逐渐冲破“礼仪”的束缚，出现了娱乐化的趋势。许多富有技巧表演性、游戏性、趣味性和艺术观赏性的项目大量出现，而这一发展势头在秦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华夏民族长期形成的清静淡泊、顺乎自然的性格，和谐共处、融合化一、贯通一体的理想及注重个人修身养性的务实精神，还导致了采用控制呼吸等方法以达到祛病延年目的的活动——养生保健术的产生，被纳入古代体育之中，显示了中国古代体育的第三个特征。可以说，养生保健术在古代传统体育活动中，与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结合最为密切，是东方体育文化的典型代表。数千年来，中华传统的养生保健理论，一直成为人们从事体育活动，以达到防病健身、延年益寿之目的的指导思想。这也是中国古代传统体育异趣于古代西方体育的一个显著特色。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与演变轨迹，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体育文化的特点。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表明，当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混沌朦胧状态的时候，以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体育已经从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开始逐步向文明社会过渡，并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而此时，以欧洲及地中海为代表的西方古代体育，才刚刚起步，经过公元前八至五世纪的发展，西方的体育才逐步形成。所以说，在早期还是东方体育占了主导的地位，并对世界体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东方典型代表的中国古代体育，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上，有的项目虽然在风行一时以后消失了，但许多充满生命力的传统体育活动形式，却更像深深扎根在大地上的古树，尽管岁月给它刻上了一圈又一圈的年轮，仍历尽沧桑而不衰，至今郁郁葱葱。可以说，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作为东方古代体育文化的代表，既是中华各民族体育文化汇集、融合的结晶，又是世界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刊于《光明日报》2008年7月24日
发布日期：2008-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