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帆
友人夏坚勇在《东林悲风》那篇散文中写尽了东林党人的种种行状。在考量江南，尤其是无锡，近代以降缘何产生了资本主义工商巨子时，认为它和设在无锡的“东林书院”不无关系。这种推断固然有其道理，但我以为东林遗风最终留给我们的，尚是士者人格气节的高蹈。虽然东林党人在讲学研习中亦探讨诸如矿监、税监这样的经济问题；也讨论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古之学；乃至建立一代朴学之风，但“东林书院”更多夏直接地是探讨当时的政治，更具体地说，就是切磋如何将国家社稷的权力从宦臣庸才股掌之中移到真正有学问的士子忠臣手里。虽然东林党首“高顾”都乃革职的在野士子，但东林书院却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最高研究机构了，也就是相当于现如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吧。
很明显，东林书院的立人宗旨是反对空谈“心、理、性、命”，而提倡“经世之用”的实际学问的，用顾炎武的观点来说，就是要以“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相结合，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治理国家社稷的大业中去。可惜可叹可悲可哀的是，这些独钟于政治的士子学人们，最终以一个个被送上了政治的断头台而给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一个悲剧性的句号。然而，顾炎武的精神不死，他的各门学术成就当然是后学们景仰的辉煌业绩，而他所高标的士子人格精神魅力，则更是世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顾炎武一再倡扬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之古训，应是时时鞭挞士子灵魂的警世之言。没有了知识分子气节操守的“耻”感，何以奢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矣。
顾炎武（1613～1682年）初名绛，字宁人，自署蒋山慵，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作为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可谓博学多才，无人可与比肩。但他更看重的是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精神，更看重的是知识分子在介入政治过程中的那种不朽的气节操守。顾炎武所撰的那幅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不仅是东林党人立人的标帜，而且几乎成为近三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挥去的政治文化情结。可以说，顾炎武的这副对联概括了作为了个士子应该遵从的自然法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衡量知识分子作用的真理，它是超越时代、国家、民族来检验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试金石。知识分子生存的意义和本能，就在于学以致用，就在于守护正义和道德，就在于站在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进行文化的批判。否则，他只能是那个时代的鹰犬，或是行尸走肉而已。
顾炎武之所以能作为东林党魁，鼓动一大批文人士子以读书的形式再造文化批判的辉煌，就在于那个时代一切言论和思想都被禁锢了。“思想的自刎”可能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最为可怕的事情。并非是出于一个故臣之心，也非是为自身的修身养心。当几近风烛残年的顾宪成走上这东林书院讲坛时，耳畔响起的是宦海的惊涛，脑际奔涌的是红尘的鏖战。强烈的知识分子忧患意识，使东林党人在针砭时弊、臧否人物、指陈朝政时更具有慷慨悲歌的豪情壮志。这种研讨政治的读书方法，开启的是明清之际的民主学术氛围的先河，而其根本的意义则是在向皇权索要民主、索要本该属于为民请命的忠臣贤士的权力。因此才会发生以周宗建为首的东林党人上疏究论弹劾权阉宦臣魏忠贤的那场惹来杀身之祸的血案。
大概历代知识分子最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庸才当政而天才遭贬，而恰恰每一朝代的皇帝老儿却都是以重用庸才而疏远英才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这在最昌明的盛世亦莫不能外，这就是中国的统治术，这就是造就千千万万个怀才不遇士子的专制摇篮。天启初年的一封洋洋千言的奏章，道出了东林党人对当权的魏忠贤的刻骨仇恨，作为对中国历朝最大也是最无耻的阉党专制者的挑战，东林读书人该不会不知道他们上疏的严重政治后果吧？要么灭门九族，要么剪除凶顽。东林党人在那股强烈的正义感驱使下，在那股充满着忧国忧民的道义感支配下，直陈魏阉为举世“千夫所指，一丁不识”的罪臣。这里顺便提一下鲁迅先生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中的“千夫指”应只此一解，别无旁解。难道皇帝老儿不知魏忠贤是“千夫所指”的阉党之魁吗？东林党人以为自己是在为国为民恪尽职守，为“清君侧”而作贡献，这才是东林读书人的悲剧所在。因此，皇帝老儿对东林党人的第一次上疏并未作出过激的反应，而是采取了不予理睬的疏离政策。偏偏是东林党人不识相，掀起了倒魏除阉的政治高潮。朗朗乾坤，堂堂大明帝国岂能容忍一个大文盲来玷污和主宰朝政？是可忍孰不可忍！又一个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跳出来，秉笔直书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这种前仆后继的精神终于唤起了满朝文武的知识分子良心，数日便有百余疏上达京畿，果成讨伐魏权阉党之大势。然而，皇帝老儿在权衡其利弊时，却毫不犹豫地舍弃了东林党人，公然站在逆贼一边。其实这根本亦不足为奇，魏臣贼党不过是皇帝老儿足下的一群 走狗而已；而你们这些为民请命的文化读书人则站在本专制的对立面的立场上狂言滥语，触动的是大明帝国的根；基，犯的是阶级立场之死罪矣。读书可以“学而优则仕”，仕则应为统治者而仕，而不是凭什么读书人的良心，或是什么做人性的东西来干扰仕途经济，否则即为旁门左道。可惜这一简单的道理，是皇帝老儿的棍棒也打不醒的，是刽子手的屠刀也砍不清的。
天启年间对东林党人的镇压是骇人听闻的，．魏忠贤在短短的几年问就制造了两个“六君子”事件。世人可能就！知道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死于北京菜市的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这“六君子”的慷慨悲歌。而很少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有几个“六君子”亦都是为了弹劾奸佞而遭贬的史实。宋宁宗时，右丞相赵汝愚被韩胄贬黜。庆元元年（1195年）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傅、徐范六人上疏反对，即受到皇帝老儿“送五百里外编管”的处罚。宋理宗时，丁大全专横用；事，宝韦占四年（1256年）太学生刘黻、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陈宗等上书指陈丁的罪恶，遭陷。史称；“六君子”。可见宋以来统治阶级虽对知识分子的上疏弹劾 抱以不屑一顾的态度，但亦非置之死地而后快。然从魏忠贤始，大开了对士子的杀戒。天启五年（1625年）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为代表的第一批东林党人被魏忠贤打死在牢狱之中，可称为东林“前六君子”。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杀兴未消，为根除东林隐患，用极其残忍的酷刑又杀戮了东林党人周起元、周宗建、缪昌期、黄尊素、周顺昌、李应异等“后六君子”（亦有将未入狱的高攀龙投池自尽合称为“七君子”的）。由此可见，统治阶级对危害其统治的知识分子道德良心的杀戮是毫不手软的。读书是不可以读出思想来的，读书是不可以读出良心来的，你只能读出一纸的服从和御用，才能平安无事，才能飞黄腾达。否则，你这“声声入耳”“事事关心”的读书非遭凌迟不可。
高攀龙投水而死，而临死前亦未忘记“君恩未报，结愿来生”的遗恨。杨涟被捕时唯恐逮捕他的缇骑遭到民反之不测而紧紧相随。周顺昌被捕时，十万市民群情激愤发动了“开读之变”，追打前来公干的缇骑，而周氏等人却“晓以大义”，大谈其忠节。真不可不谓迂腐矣。很难想象，顾炎武、高攀龙在当初东林杏坛上讲学研讨“家事国事天下事”时，有否更加深入地探讨人格气节在“经世致用”中能否直指最高统治阶层的问题？有否讨论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功能就是要和统治思想保持逆反状态的文化问题？我想，这些问题，顾炎武们是不可能提出，也不可能敢于提出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死症问题。因此，它很快就造就了东林党人文化人格的分裂。
顾炎武保住了性命，流亡他乡，苟活下来了。可以说，顾炎武活得太长了，近七十岁，这在那个时代是早已古稀之年。可以欣慰的是，他等到了大明帝国的覆灭。但是，他的晚年一直在为“反清复明”奔走，耗尽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滴心血。人们一直将他作为知识分子气节人格的楷模而垂范青史，可谓不负皇恩、不事二主的故臣之心永鉴人心矣。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人格气节用于任何统治阶级都是徒劳的，在这忠贞不贰的道德掩盖之下，删除的是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的文化批判功能。从这里，我似乎找到了后期东林党人投降清廷的答案——钱谦益可谓聪明绝顶，他在读遍了历史，读遍了知识分子辛酸，读遍了东林悲剧的历史后，猛然醒悟了——做任何朝代的臣子仕人反正都是走狗而已，能仕前朝，焉不能事后朝？！既然知识分子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既然“思想自刎”了，又何谈气节操守？走狗跟哪个主子不是一样？！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他才遏制了与柳如是一同投水尽忠的“愚昧”之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苟活质量似乎并不比顾炎武们差到哪里去。只不过是为一主和为二主之区别矣。跳出皇权统治思想的困囿，二者都是失却了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奴才而已。他们的区别就在于个人道德品质的高下之分。
在人格气节的赞歌背后，我们亦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但愿他们的枯骨成为一柄棒槌，时时敲打着如今知识分子的心鼓。
1997年7月1日草于紫金山下
摘自《江南悲歌》，丁帆著，岳麓书社，1999年4月
发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