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 孙永如
内容提要：本世纪30～40年代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柳诒徵著作等身，其中以《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三书最为重要，学术贡献非同一般。柳先生不但“学问功夫深”，而且“道德文章美”，在门生中乃至学术界都有很高的声望。
关键词：史学家柳诒徵；《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
一
历史是公正无私的，短暂的，尽管一时辉煌，终将谢落；永恒的，尽管一时黯淡，终将重光。本世纪30—40年代蜚声海内外，50年代后被误解、遭冷落，80年代后又重新为世人所知的柳诒徵先生，即是明显的例子。
柳诒徵（字翼谋，号劬堂），1880年（清光绪五年）生于江苏丹徒县。父柳泉，以授徒为业。1885年柳泉病故，母鲍氏带着一子一女，寄居娘家。亲友和慈善机关每月接济他们银元2块、铜钱2000文。鲍氏为人缝纫，贴补家用，生活艰辛，三口人经常只有一块红腐乳，赖以下饭。
柳先生在回忆幼年学习情景时说：“我自幼从母亲读四书五经、《孝经》、《尔雅》、《周礼》、以及古文、《古诗源》、唐诗、天天要背诵。自七岁至十五六岁，逐日念生书、背熟书，止有腊月廿日以后，正月半前后，可以自由看书、抄书、游戏。其余读书之日，自天明起即背书，各书不背完，不能吃早粥。”后柳先生考中秀才，当了教师。1900年，他到南京的江楚编译局编纂教科书。当时缪荃孙主持局务，在缪荃孙的教诲下，柳先生学业大为精进，尤其在版本目录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他后来的学术发展开拓了道路。
1902年，柳先生随缪荃孙等赴日本考察教育，虽只两个月，使他大开眼界，亲身感受到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巨大变化，认识到开发民智的重要，知道了如何兴办新式学校。回国后，他一面编纂教科书，一面创办中小学校，还曾在江南高等学堂、两江优级师范兼课。1911年，任镇江中学校长。1912至1926年，先后任北京明德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河海工程学校、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授。1927年至1937年，任第四中山大学国学图书馆（后改名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二十几年中著作甚多。
1937年，日军逼近南京，柳先生选择了安全地带，储存好图书馆的善本、丛书、方志后，漂泊异乡。1938年，他辗转至江西泰和，在浙江大学讲学，猝然中风。病后，赴兴化竹泓港暂住。1942年，赴重庆，任中央大学历史研究导师。嗣为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国史学会会长。年过花甲，著述不倦。抗日战争胜利后，柳先生返南京，复任国学图书馆馆长，四方奔走收回旧藏，损失者只十分之一。1947年，兼任国史馆纂修。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年近古稀后，他申请退休获准，迁居上海，迎接解放。1949年8月，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为抢救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1951年，又任上海市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柳先生以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参加策划、共同商讨，该馆迅速成立。1956年2月3日，柳先生与世长辞。今上海图书馆已驰名中外，“可以慰先生于九泉。”
二
柳先生著作等身，其中以《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三书最为重要。
（一）开创未来的历史教本——《历代史略》。
清末，新式学校普遍设立，急需新的历史教科书，以供课堂教学之用。柳先生的治史生涯，就是从编写教科书开始的。他编写了多种历史教材（如《中国教师史》、《中国商业史》等），其中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即为《历史史略》。
柳先生认为：“断代为史，不能贯串古今，观会其通。”“宋司马光作《通鉴》、袁枢作《纪事本未》、郑樵作《通志》，始足萃诸史之精、酌因革之道。然三书卷册浩繁未易卒读，后之续者或几倍之，该专门之学，非教科之用。”为了使学生能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要，他反复思考，决定“本《通鉴》、《通志》之意，仿纪事本末之体，略采正史，析其条理，以为历史初级。”这就是以时间先后为顺序，以历史事件为本位，分卷、篇、章、节叙述。《历史史略》不采用中国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而采用了近代西方盛行的新的章节体，编排合理，脉络清晰，适于表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纵横交叉的因果关系，便于初学。
柳先生所说“本《通志》之意”，还有更深的考虑。《通志》精华是礼、职官……昆虫草木等二十略，“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柳先生深知《通志》的会通原则以及注重历代学术思想、科技发展、社会生活、典章制度的精神，在《历代史略》中开辟“礼俗及文字”、“教育与学派”、“文学与宗教”、“制度之沿革”等篇章，专题叙述，突出要点，将其源流变化，讲得十分清楚。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频繁，分封立国众多，学术流派纷呈，典章制度复杂，如何以较少的文字表达这些现象呢？柳先生在《历代史略》中编制了“历代兴亡禅代图”、“五代列国世系”、“宋儒传授图”、“宋辽金职官沿革表”、“元明官制沿革表”，以及各朝世系诸帝在位年数等图表，附于有关的章节之后，并在各图表中，运用不同的符号说明不同的情况，一目了然，便于学生把握历史线索。《历代史略》在重要史事之后，还常有一段评论以启发学生。柳先生既尊重中国史家的优良传统，又摒弃了旧式史书“赞曰”的手法，将评论与叙述史事有机地结合起来，符合近代修史标准。
（二）把握中国文化精髓之作：《中国文化史》
“五四”前后，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中国文化命运的激烈论争。柳先生主张对“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虚心探索。”不能以偏概全。从1919年起，他即下大功夫研究中国文化，编写讲义，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课讲授。一有新的收获，立即进行增补。自1925年起，《中国文化史》讲稿在《学衡》杂志上逐期发表。至1926年，《学衡》印了合订本。1928年，中央大学再次排印。1932年，南京钟山书局正式印行。1935年，再版。此后，不断翻印，流传甚广。在“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之时，柳先生怀着爱国主义热情，有针对性地撰写了这一弘扬祖国文化、体大思精的大著，影响很大。
柳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凡所标举，函有二义：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他从“人类演进之通则”中，显现“吾民独造之真际”，回答“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等重大问题。柳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富于弹性”。他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吾民族创造之文化，富于弹性，……虽间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中国文化由于“富于弹性”，也就富有“吸收”能力。柳先生指出：“印度之文化输入于吾国，而使吾国社会思想以及文艺、美术、建筑等，皆生种种之变化，且吾民吸收之力，能使印度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传播发扬，且盛于其发源之地，是亦不可谓非吾民族之精神也。”过去吸收印度文化，取得丰硕成果，“今日”吸收“远西”文化，亦应具备这样的信心。闭关自守与全盘西化，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使富有吸收能力的中国“崛起而与世界日新焉”。柳先生还用提问题的方式来启发读者，他在书中提出三个问题：1）中国“幅员之广褒，世罕其匹也”、“试问前人所以开拓此天下，转结此天下者，果何术乎？”2）中国“种族之复杂，至可惊异也”，“试问吾国所以容纳此诸族，沟通此诸族者，果何道乎？”3）中国“年祀之久远相承勿替也”、“试问吾国所以开化甚早、历久犹存者，果何故乎？”作为中国人，不应从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从中国历史中看到“吾民族之精神”，并看到中国即将“崛起而与世界日新”的前景吗？
《中国文化史》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今略举几点如下：1）进化的文化史观。柳先生指出：“历史之学，最重因果。”“尤当涤除旧念，着眼于人民之进化。”坚持历史因果律，主张进化的文化史观，为他科学地剖析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整部书看，柳先生把文化的发展，归结于人民的集体创造：“社会之开明，必基于民族之自力，非可徒责望少数智能之士。”并举“吾国书籍”发明进化来说明。2）强烈的民族意识。柳先生在书中，首先研究了“中国人种之起源”，从根本上驳倒了中国人种西来、支那文明西源的谬论。民族主义是整部《中国文化史》的主旋律。当西方文化似乎要席卷全球，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命运担忧时，柳先生理清中国文化的脉络，弘扬中国文化的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应予充分的肯定。3）有益于世的著作宗旨——柳先生在总结清初诸儒的治学特点时说：“虽其途术不同，要皆明于学问之非专为学问，必有益于社会国家。”这也是他所奉行的宗旨。他专心致志于编著这部书，就是从有益于世的前提出发的。他与北洋军阀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不顾人民死活存亡的倒行逆施相反，在书中大力宣扬古代爱民、保民、重民以及民权、民主的进步思想，并对“忠”、“孝”内涵作了新的解释。他在书中论述古代法治时，还一再针砭北洋军阀。如说：“周代政治以法为本，自王公至庶民无不囿于礼法之中，故时时教民读法……此岂空言法制，而一般人民尚不知现行之法为何物者所能比哉！”当然由于借古讽今，他有时将古人古事抬高、夸大，甚至曲解，这不能不说是学术上的遗憾。但当我们明瞭他写作此书的时代背景，看到他是出于对祖国的关心和对民族的挚爱时，就应对他表示谅解，而不应去苛求。4）独到的学术见解——柳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书中精义纷呈，触目可见。如他指出：“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或缉一代之学说，或明一师之家法，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若此耳。其于《三礼》尤属古史之制度，诸儒反复研究，或著通例或著专例，或为总图，或为专图，或专释一事，或博考诸制，皆可谓研究古史之专书，即今文学家标举《公羊》义例，亦不过说明孔子之史法，与公羊家所讲明孔子之史法耳。”张舜徵对这个观点评价很高：“柳诒徵这种认识是很精辟的，他把清代学者研究经学的全部成果，都归纳为史料考证的一部分，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范围，这是他以前的学者没有认识到的，对后人有很大的启示。”
这部把握中国文化精髓的学术巨著，被誉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它问世后，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直到今天，仍为学术界高度重视，1988年作为“中国学术丛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发行。
（三）推寻中国史学的奥秘——《国史要义》
1942年柳先生长途跋涉至重庆后，为中央大学研究生讲授中国史学原理。这部讲稿，分为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十篇，汇成《国史要义》一书。194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刘知幾著《史通》，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梁启超著《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都有重要地位，也都有不足、不当之处。柳先生重新总结中国史学，在《国史要义》中紧紧把握住中国史学理论的核心，阐明自己对史学的系统见解，并对刘知几等人的观点，补失纠偏。今略述该书要点如下：1）以史官制度为中心的史学理论。中国史学富有政治性，史学家治史，历来都以有裨于政治为鹄的。刘知几等人虽注意到蕴含于中国史学发展中重政治的特点，而未能深入剖析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特点，没有进一步推究中国史学富有政治性与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有什么联系。柳先生经过长期的研究，得出了这个特点是源于上古史官制度的结论。《国史要义》指出：“史掌官书而赞治，此为吾史专有之义。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视他国之史起于诗人学者，得之传闻，述其轶事者不同。”柳先生用上古史官制度的“赞治”来论证中国史学之富有政治性，是一大发明。他又从上古史官制度出发，将史学起源、史家笔法、史书体例与史官制度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以史官制度为中心的史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在认识论方面，力求从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寻求史学发展的制约因素，虽然在具体阐释方面尚不尽完善，但毕竟是独树一帜的。2）以儒学精神为主体的史学功能观。史学的功能是什么，这是史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从古至今，许多史学家对此发表过意见。柳先生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史学也通贯儒学，儒学精神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核心。他在《国史要义》中说：“史术即史学，犹之经学，亦曰经术，儒家之学，亦曰儒术也。吾意史术通贯经术，为儒术之正宗。”具体而言，通贯儒学精神的中国古代史学，其主要功能为：“益自身之德”，“以道济天下。”不但经学，中国古代史学也阐释、证明、弘扬儒家学说，儒学的论理、政治意识也通过史学反映出来，并以鉴诫的特定方式发挥其功能。柳先生还从中国史学的政治功能角度，重新解释了正统、闰统。正统、闰统是历代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国史要义》指出：正统不在于争“一家传统”，而在于持义之正。柳先生说：“史之所重，在持正义。”“疆域不正则耻，民族不正则耻”，“吾史之不甘为偏隅，不甘为奴隶，非追往也，以诏后也。”他讲授《国史要义》时，日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并扶植了伪政权，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从积极意义上对正统说进行发挥，强调“正义”，激励民族，不甘偏居，不甘为奴，语重心长，应予肯定。3）以进化论为指导的历史研究法。柳先生在《国史要义》中说：“近人治史，多本进化论”，“治吾史者，准此以求，亦可以益人神智。”在进化论的指导下，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推寻人群之原理，以求史事之公律。”例如，他从中国上古农民社会的历史背景出发，对中华民族之所以产生独具特色的孝，作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剖析：“游牧之俗，迁徙无常，贱老贵壮，故以夫妇为本位，而父子可不相闻。农稼之俗，世业相承，老幼一体，故以父子为本位，而夫妇重其相代。”研究历史不仅需要历史观的指导，而且需要了解中国史书的体例、义法。关于前者，他说：“史之有例，亦惟吾国所特创”，读某一部史书，先了解其体例。“则触处洞然”。关于后者，他说：“吾人读书，能用其法，一一问其何以如是云云”，“则读书如桶底脱矣”。
《国史要义》是一部“命世之奇作”，对中国史学的起源、史书编纂、史家修养、史学功能以及历史研究法，提出了许多有启发性的独到见解。该书问世之时，大江南北正处于战火之中，这部凝聚了柳先生一生研究心血的中国史学理论专著，发行量不大，一般图书馆没有收藏，未引起史学界的普遍重视，但仍然得到有识之士的推崇。如胡焕庸认为，结合先生这两部巨著来看，应承认“老师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无疑是划时代的。”蔡尚思也指出，《国史要义》中有些见解，“我现在越发觉得其正确，当时学者多未认识到。”
三
柳先生是爱国主义者。他满腔的爱国热情，不仅洋溢在史学论著与学术活动中，还表现在他所从事的教育、图书馆事业上。门生后学记载了他的许多遗闻佚事，今略举数例如下：
1938年，柳先生在浙江大学讲学，讲到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义愤填鹰，激动得中风。据当时听讲的陈训慈回忆：“犹忆战事初起，（柳）师至泰和为浙大讲学，第一次即昏厥。是日余与王驾吾、张晓峰均去听讲，余所忆师以日寇深入，南京居民遭虐杀，溯说前史外族凭凌，无此惨毒，乃引孟子语：‘待文王而兴者……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意在鼓舞期待，讲到后一句‘文王'二字，声更高昂激动，目瞪遽跌……师此次病，实系犹时爱国之深。”柳先生一生中言传身教，尽心竭力，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专家。在小学、中学均受过柳先生教导的茅以升说：“我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到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并认识到‘知识本身只是一种工具，知识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所起的作用'，这对我数十年来治学治事都有极大的影响。”在大学受过柳先生教导的郑鹤声说：“一九二○年夏，我考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在南京高师学历史的人，大半受柳先生的影响，柳先生的教学方法，以探求书本为原则。他讲中国史的时候，并不编辑课文，或某种纲要，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干参考书籍，要我们自动地去阅读……读了以后，要把心得记在笔记本上，由他详细批阅……他老人家的精神很好，态度很认真，虽一字之误，亦必勾出，所以我们不敢马虎。他要学生平时以阅读正史（二十四史）为主，并经常从正史中出许多研究题目，要我们搜集材料，练习撰作能力，由他评定甲乙，当为作业成绩，并择优选出在《史地学报》或《学衡》上发表。这种治学方式，的确是很基本的，促使我们养成一种严谨笃实的学风，使我们一生受用不尽……我始终以尊敬的心情，怀念这位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史学前辈。”
柳先生爱才、重才，善于发现人才，并破格予以造就。“亲受恩泽”的张其昀说：“民国八年夏，我投考国立南京高等师范，……柳师对我笔试口试的成绩，有很好的印象。……到发榜之前，没有我的名字，引起了柳师的注意。经查询结果，是体格不及格。……致被淘汰。柳师起来说，该生各科考试成绩都很优异，就这样牺牲掉太可惜，……由于他的资望，提请复议，无异议通过，到了发榜登报，我竟获得了领衔全榜的荣誉。当然一位恩师和慈母一样，尽其心力，施不望报，我那里会知道？直到我在母校任教多年，在一个偶然机会，柳师与人谈及此事，我听了以后，真是感激涕零，无法表达我的感恩。实在说，我在华冈兴学之举，以感恩图报为主要动机，奖励优秀清寒学生，是时时铭刻在心的。”所谓“华冈兴学”，指在台北华冈路55号创办中国文化大学。
柳先生长期担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瘁心力于图书馆事业，该馆是1907年缪荃孙创建的，我国最早的由国家兴办的公共图书馆之一，拥有丰富藏书。柳先生主持馆务后，该馆更加发展。抗战爆发，南京告急。柳先生“重视馆藏图书甚于自己的家产”，想方设法将善本书一百一十箱，储藏于朝天宫地库中，又将丛书、方志等三万册，运至苏北里下河的兴化，储藏于罗汉寺和观音阁。普通本因量太大，只好留在图书馆内。抗战胜利后，柳先生回到南京，馆内藏书已荡然无存，他不顾年迈，“各方接洽，矢死力争”，费时一年，从各处收回十九万册。由于过分辛劳，他中风旧疾复发，像柳先生这样爱护国家图书，人人都说是难能可贵，寡一无双的，然而他还自我批评：“已损失了一部分，我对祖国文化未克尽全责。”
柳先生把图书馆办成真正的读者之家，无微不至地给读者以学问上的帮助。与柳先生“超过了一般师生的感情”的蔡尚思说：“柳先生是为我提供读书方便条件最多的长者。他既允许我住入国学图书馆中，不收房租及其他费用，尤其还给我一个特别优待权利，……他对阅览室的人员说：‘蔡先生为了著大部头的《中国思想史》一书，特来我馆从历代文集中搜集他人所少搜集的宝贵资料，我们必须尽力支持他。他的贡献也等于我图书馆的贡献。……即使一天要阅十部、二十部或者更多的数量，你们都要到后面藏书楼把书搬来供他使用。”“柳先生是对我鼓励最多的长者。一九三五年九月，我应上海沪江大学的聘请，向柳先生拜别，并再三感谢他给我最多读书的机会，他特送我到图书馆外的路上，回答的话竟是：‘在我主持这个图书馆十年后，才得到您来把馆藏集部图书的蠢鱼弄死或赶跑，……我倒要大大地感谢您哩！'他还赠给我一帖横幅，写着南宋陈亮的两句豪言壮语：‘开拓万古心胸，推倒一时豪杰'作为临别赠言。”
“道德文章美，学问功夫深”的柳先生不仅在门生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史学家周谷城、图书馆学家顾廷龙、气象学家竺可桢、植物学家胡先骕、画家徐悲鸿等对他十分敬重。梅光迪、吴宓创办《学衡》，更是以他为支柱。柳先生还擅长做诗写字，负有盛名。
发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