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
内容提要：《三国志集解》是《三国志》的最详细注本。其著者卢弼先生，文史兼擅，尤精地理；他不仅给陈寿的《三国志》作注，而且还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作疏，拨冗纠谬，新见迭出。该书是目前学术界对《三国志》研究最具价值的一部著作。
关键词：卢弼；《三国志集解》；陈寿；裴松之
“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是目前关于《三国志》的最详注本，是历史教学科研工作者必备之书。”[1]这是1981年中华书局对《集解》的评价。“说这部《集解》是‘目前关于《三国志》的最详注本'，这句话到现在也没有过时。”[2]这是2000年一位专家对《集解》的评价。然而这部名著的学术价值，尚未见到全面的深入的介绍。不揣浅陋，撰成此文，供读者参考。
我与卢弼先生为世交，他赠我《卢慎之自订年谱》、《慎园文选》、《慎园诗选》等未公开出版的油印品，我根据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集解》进行考评。《年谱》云：
“（民国）十八年己已，五十四岁，《覆王季芗书》。
“十九年庚午，五十五岁，《致伯兄木斋论〈国志〉书》。
“二十五年丙子，六十一岁，《三国志集解序例》。
“二十八年己卯，六十四岁，……胡绥之撰《三国志集解序》。
“一九五○年庚寅，七十五岁，……钞成《三国志集解补》二卷。
“一九五二年壬辰，七十七岁，……阅……《三国志集解》。
“一九五七年丁酉，八十二岁，……古籍出版社印行《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集解补》二卷。”
《集解》的编著工作从哪一年开始？《年谱》中没有记载，需要我们进行补充。卢弼在《慎始基斋校书图题词序》中回忆道：“不佞一生所历，治学之方，亦数易矣。”大体上说：先“攻应试文”；后“治新学”，译书；从政后，“恣意收藏”，协助卢靖编书、刻书；“罢官以后，闭户著述，纂成《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镇日丹黄，几无暇晷。”可见卢弼正式从事《三国志》的研究，为时甚晚。是什么动机驱使他于晚年进行这项巨大的学术工程呢？他在《覆胡绥之先生书》中说：
“昔年读葵园祭酒两汉注解，谓其便益学人。陈志简洁，裴注赡详，诸家疏证，互有瑜瑕，妄不自量，拟踵王书。”
“不佞雅爱典籍，性喜收藏。某年偶得曹锡龄旧藏何义门评校冯梦祯刊本《国志》，朱书细字，工整异常，校订精审，多《义门读书记》所无。获此珍籍，草创权舆。”
卢弼列举了两个原因，未说明孰先孰后，应是购得何焯评校《三国志》在先。何以知之？“立功”不成，转而“立言”，本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一条老路。卢弼“罢官”以后，无事可为，不甘颓废，想在学术方面有所建树。得到何焯评校《三国志》的“珍籍”，启发了他著书的方向。作为“前四史”，《汉书》、《后汉书》有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而《三国志》尚缺集注集解，这就更加坚定了卢弼在《三国志》下大功夫的决心。（卢弼《整理国故方案》说，《三国志集解》卒业后，拟续治《史记》，“此愿未偿”）
至于追随“乡贤”，“前趋后步”云云，不过是卢弼谦虚的话。他在《覆王季芗先生书》中说：“葵园两汉书注，班书补注在先，精力尚能贯串，范书集解，成于暮年，又经兵乱转徙，假门弟子之手，违失繁多，走所摘举，录于书眉，触目皆是。”他对《后汉书集解》的评价不高，而以《集解》“在长沙王氏两汉书注解之上”（《覆胡绥之先生书》）自豪。况且他在《三国志集解序例》（以下省称《序例》）中明言“远稽杜、何、二裴之说”（指杜预《左传集解》、何晏《论语集解》、裴松之《三国志注》、裴骃《史记集解》），不仅王先谦一人。
卢弼自谦“晚学”，晚学而能完成《集解》巨著，是有其必要条件的。从主观条件说，他曾在经心书院、两湖书院肄业，有“泛览群籍”的根柢；从客观条件说，前人、尤其是清人，有丰富的研究、考订、校勘《三国志》的成果。正如他在《序例》中所说：“古人谓文必己出者，谓论著之文也；注家吸纳众流，援引患不征实耳，不必尽出之己也。”当然，卢弼不仅集合了前人的成果，还有自己的心得。今从校勘，注释两方面评述《集解》的业绩：
（一）校勘
卢弼在《序例》中，对《三国志》的版本，作了评价：“宋元旧刊，可资参证，间有误失，贵能鉴别。衢本初印，已难餍意，三朝修补，益失庐山。冯氏精校，世称善本，俗书破体，讹夺亦多。西爽无足齿数，陈本纰缪百端。金陵翻雕汲古，后胜于前。”所谓“衢本……三朝修补”指宋衢州州学刻、元明递修本。“冯氏精校”指明南监冯梦祯校刻本。“西爽”指明吴氏西爽堂刻本。“陈本”指陈仁锡评、天启云林积秀堂刻本。“金陵翻雕汲古”指清江南书局据毛氏汲古阁本校刻本。卢弼最推崇江南书局本。
《集解》于“官私宋、元刊本而外，兼录诸家校本”，如：曹锡龄旧藏何焯校本、杨守敬旧藏批本、顾广圻校本、卢文弨校本，李慈铭校本、朱邦衡校本、刘家立校本、沈均玱校本、沈家本校本及近人校本等。“或系手稿，或为传钞，或假友人，或谋估客，只义片辞，苟有采获，援颜注《汉书》之例，悉举诸家姓字。”不知姓名者，“冠以‘或曰'，虽云存疑，实不掠美。”（《覆胡绥之先生书》）
《集解》校勘《三国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汇集了前人的校语；（二）卢弼自己所做的校勘，包括用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校法。前者有目共睹，无需举例；后者略举数例如下：
改字例：
1．《吴书·朱桓传（子异）》：“本知季文懀定”。
《集解》：“赵一清曰：唐人诗有‘乖觉'字，即‘懀'也。乖懀同音，今人习用之，盖吴语也。李龙官曰：懀训闷训恶，与语意不合，应作‘狯'，言其狡狯也。弼按：‘懀'字疑为‘胆'字之误，‘定'字属上句读。《朱然传》‘临急胆定，尤过绝人'。本传上文‘孙权与论攻战，辞对称意'，当亦谓其胆定也。《顾承传》：孙权与顾雍书曰：‘贵孙子直，令问休休，至与相见，过于所闻'。与此传‘见之复过所闻'，语意相同，若‘定'字属下句，似不成语。孙权所以告朱据者，乃嘉奖季文之词，若云‘狡狯'，恐不然也。”
孝萱案：中华本《校记》：“胆定 从卢弼说。”
2．《魏书·东夷传·高句丽》：“嘉平中”。
《集解》：“此叙灵帝时事，当作‘熹平'。”
孝萱案：中华本《校记》：“熹平 从卢弼说。”
3．《魏书·东夷传·东沃沮》：“汉光武六年”。
《集解》：“光武，应从范书作‘建武'。”
孝萱案：中华本《校记》：“建武 从卢弼说。”
补字例：
4．《蜀书·先主传》：“破（张）郃等，收兵还南郑。”
《集解》：“‘收兵'上当有‘郃'字。《张郃传》：‘郃进军宕渠，为备将张飞所拒，引还南郑'可证。是时汉中南郑为夏侯渊、张郃屯兵之地。《通鉴》亦云郃走还南郑。”
孝萱案：中华本《校记》：“郃从卢弼说增。”
删字例：
5．《魏书·夏侯惇传》：“（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军击破吕布军于摩陂”。
《集解》：“摩陂见《武纪》建安二十四年。赵一清曰：魏武擒布，在建安三年，此为误文。是年，关羽围曹仁于襄阳，魏武军于摩陂，以为之援，亦无攻战事。钱大昭曰：案所击破者荡寇，非吕布也。布受诛于建安三年，至二十四年安得尚存乎？赵翼曰：操擒布在建安二年（弼按：在建安三年，‘二'字误），距建安二十四年已二十馀载，何得尚有破布之事！考是时关羽围曹仁，操遣徐晃救之，操自洛阳亲往应接，未至而晃破羽，操遂军摩陂，则《惇传》所云吕布，必关羽之讹。潘眉曰：吕布系关羽之讹。陈景云曰：‘吕布'二字误，当作‘关羽'。钱熙祚曰：布死于建安三年，不应讹舛若是。李慈铭曰：此因上文有征吕布事而误耳。弼按：官本考证亦同。是诸家考订，皆以‘吕布'二字为误文，然谢钟英云：此吕布即《满宠传》所谓羽遣别将在郏下者，非五原郡吕布也。《三国志》有两吕布，犹《汉书》有两召平耳。此则别为一说。然别将是否亦为吕布，似无佐证。弼疑‘击破吕布军'五字皆衍文，则上下文皆通，与《武纪》亦合。又按本志《徐晃传》：‘晃（破羽），振旅还摩陂，太祖迎晃七里。'”
孝萱案：中华本《校记》：“击破吕布军 从卢弼说删。”
以上数例，是卢弼校勘《三国志》的独到成果，发前人之所未发，陈乃乾不得不采用。遗憾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陈乃乾校点本《三国志》就因为没有充分利用《集解》而存在一些问题，此后出版的一部部《三国志》今注今译本也因为利用不足或运用失误而出现形形色色的问题”[2]。
（二）注释
卢弼在《覆胡绥之先生书》中，对前人研究、考订《三国志》的成果，作了评价：“竹汀、晦之，昆仲济美，如论精核，弟逊于兄。少章、慕庐，能见其大。大宗补注，精义无多。安溪侃侃，义正辞严。瓯北、西庄，谈锋犀利。稚安考证，多详日月。东潜注补，包贯众流。侯、姚艺文，姚为繁富。沈引书目，后来居先。梁氏旁证，喜摭异闻。琐言晚出，持论衡平。援鹑笔记，非其专长。孟慈职官，颇称明备，洪、谢、吴、杨，详述疆域。刘氏知意，专主实斋。官本考证，剽窃何、陈，专攻明监，所见已隘，纪传莫辨，廪禄虚糜。诸家成书，短长互见。”这一段话，涉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钱大昭《三国志辨疑》、陈景云《三国志辨误》、杭世骏《三国志补注》、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潘眉《三国志考证》、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姚振宗《三国艺文志》、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梁章钜《三国志旁证》、沈家本《三国志琐言》、姚范《援鹑堂笔记》、洪饴孙《三国职官表》、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吴增仅《三国郡县表》、杨守敬《三国郡县表补正》、刘咸炘《三国志知意》等书。这不过是《集解》引书的一小部分。可惜《集解》未附录“引用书目”，引书时一般只标作者姓名，而不标书名篇名（个别的除外），读者感到查检不便。
在上述古籍中，卢弼对赵一清（东潜）《三国志注补》的评价最高，但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卢弼引书，有三种情况：一是只引用，无补充；二是引用之后，有所发挥；三是引用之后，进行辨驳。他在《序例》中，对第三种情况，作了说明：“诸家笺注，东潜最为繁富，然秕稗留遗，愆违盈目，随文纠正，无所隐饰。推之众说，亦复云然。或谓既知乖舛，即宜芟除，奚为存录，徒秽篇章。不知摭拾不周，人疑阙漏，匡矫不力，虑失真诠，虽云辞费，实非贸然。”可见《集解》所追求的目标是，引书既要全而不漏，又不能听任谬说传播。
古籍因年代久远，读者难以明了，需要为之作注。注释因年代久远，读者也难以明了，需要为之作疏。卢弼继承这个传统，既为《三国志》作注，又为裴注作疏，他在《序例》中，说明这样做的理由：“或谓陈志简洁，注释宜详，裴注明通，奚事诠解。不知世期所采，都为魏晋名编，流传到今，悉成故书雅记。温公《通鉴》，摘取颇多，身之音注，亦极畅达。（《通鉴》多采裴注，胡氏于所采者多有注）理宜搜罗，藉便浏览。注家有疏，已成先例，曲折剖判，不厌求详。亦有裴注偶误，间存商榷，疑滞扫除，敷畅厥指，亦学者所有事也。”裴注完成于元嘉六年（429），1500多年来的研究、考订成果很多，卢弼加以收集、整理，并发表自己的见解，写入《集解》中，不仅给读者带来方便，而且增加了《集解》的学术价值。试举一例，以见卢弼兼注《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是必要的，不是多馀的。
《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由是声名益重。”
《集解》：“《世说·识鉴篇》：曹公少时见桥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刘孝标注以《世说》所言为谬。弼按：刘注是。若桥公谓为奸贼，魏武必不祀以太牢矣。”
《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太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集解》：“胡三省曰：言其才绝世也。天下治则尽其能为世用，天下乱则逞其智为时雄。弼按：二语实为确论，无愧汝南月旦之评。《蜀志·许靖传》：靖与曹公书云：自窜蛮貊，成阔十年，吉凶礼废。昔在会稽，得所贻书，辞旨款密，久要不忘。是魏武与子将昆仲夙有雅故。少年即与名流结纳，可知其人。胡玉缙曰：二语恐孙盛因晋承魏祚，有所避忌，加以窜改，当以范书《许劭传》为得其实。后丕深嫉月旦，欲取其首，未始不由于此，况劭本鄙操者乎！”
孝萱案：曹操是治世（清平）的“能臣”？还是“奸贼”？一直是读者颇感兴趣的问题。《集解》否定《世说新语》所言而肯定《异同杂语》所言。卢弼的友人胡玉缙则据范晔《后汉书·许劭传》：“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与卢弼意见相反。卢弼、胡玉缙所根据的，都是许劭对曹操的评语，由于孙盛所记与范晔所记相反，卢弼取孙说，而胡玉缙采范说。胡玉缙还作了孙盛窜改许劭原评的推测，卢弼对此未置可否。《集解》并存两个相反的观点，可供读者选择，比只发表自己的见解，而摒弃相反的意见为好。这也体现了“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时见微意，有所裨补”（卢弼《三国志集解序例》）的精神，然而，卢弼如不兼注《三国志》正文和裴注，便不能全部反映上述情况。
卢弼早年在两湖书院肄业时，曾受教于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邹代钧。名师出高徒，卢弼亦长于地理学。他总结前人考订之失，“厥弊有四”，其四曰“不审地望，究用兵行师之涂”（《覆王季芗先生书》）。他认为：“李申耆五种、《清一统志·沿革表》、杨守敬《历代疆域沿革图》、丁谦各史《地理志考证》，皆为治史必备之书。”（《整理国故案》）可见他对地理学之重视，主张历史、地理两种学问兼治。学界评《集解》者，许以“地理尤精”。这个评价，是恰当的，卢弼确实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卢弼凭藉其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为《集解》中考沿革、释今地两个带全局性的问题，订立体例。
考沿革 卢弼说：“马彪续书，郡国厘然。沈约宋志，颇详三国。考订沿革，取材二书。”（《覆胡绥之先生书》）“马彪续书”指司马彪《续汉书》，“沈约宋志”指沈约《宋书·州郡志》。
释今地 卢弼说：“有清统志，纲维目张。援古证今，可知得失。或谓既释今地，宜遵时制。不知今日（指民国）版图，迄无成书，间有坊本，难资依据。……景范纪要，悉准明志，前贤可师，非我作古。”（《覆胡绥之先生书》）这是说，《集解》仿效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释今地以《明一统志》为准之体例，释今地以《大清一统志》为准。
《集解》中的地理考订，精义纷呈，限于篇幅，只举“赤壁”一例。因为：“三国周郎赤壁”在何处？聚讼纷如，至今尚无定论，卢弼比较了众多说法之后，提出己见，可供学界进一步研究之参考。
《魏书·武帝纪》：“公至赤壁”。
《集解》：“赤壁所在，聚讼纷如。今据《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李贤注、胡三省注、《方舆纪要》所载，以辨俗说之惑。《水经·江水注》云：江水左径上乌林南，村居地名也。又东径下乌林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江水左径百人山南，右径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处所也。（郑苏年云：左径者，江北也。右径者，南岸也）《通典》云：《括地志》：今鄂州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按《三国志》，曹公自江陵征刘备至巴丘，遂至赤壁，孙权遣周瑜水军数万，与备并力迎之，曹公泊江北岸，瑜部将黄盖诈降战舰数十艘因风纵火，曹公大败，从华容道步归，退保南郡，瑜等复败之，曹公留曹仁守江陵城，自径北归。而《汉阳郡图经》云：赤壁一名乌林，在郡西北二百二十里，在氵义川县西八十里，跨氵义南北，此大误也。曹公既从江陵水军沿流已至巴丘，则今巴陵郡赤壁只在巴陵郡之下，军败方还南郡，刘备周瑜水军追蹑，并是大江之中，与氵义川西殊为乖角。今据《括地志》为是，当在巴陵江夏二郡界，其《汉阳图经》及流俗悉皆讹谬，所以备录《国志》，以为证。据《元和志》云：赤壁山在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与赤壁相对，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舟船败走处，故诸葛亮论曹公危于乌林是也。又云：赤壁草市在氵义川县西八十里，古今地书，多言此是曹公败处，今据《三国志》，则赤壁不在氵义川也。（按吉甫引《国志》不录）何则？曹公既从江陵水军至巴丘，赤壁又在巴丘之下，与氵义川殊为乖谬。盖氵义川居人见崖岸赤色，因呼为赤壁，非曹公败处也。李贤注云：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县。胡三省注云：（弼按：胡注所引，与上文同者不录）《武昌志》：赤壁山在今嘉鱼县，对江北之乌林。黄州赤壁，非是。《方舆纪要》云：赤壁山在嘉鱼县西七十里。《元和志》谓山在蒲圻县西者，时未置嘉鱼也。（弼按：五代南唐始置嘉鱼县）苏轼指黄州赤鼻山为赤壁，误矣。时刘备据樊口，进兵逆操，遇于赤壁，则赤壁当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则赤壁当在江南也。今江汉间言赤壁者有五，汉阳、氵义川、黄州、嘉鱼、江夏也，当以嘉鱼之赤壁为据。又按胡珪云：子瞻谪齐安时所游，乃黄州城外赤鼻矶，当时误以为周郎赤壁耳。东坡自书《赤壁赋》后云：江汉之间指赤壁者三：一在汉水之侧，竟陵之东，即今复州；一在齐安郡步下，即今黄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许，今属汉阳县。按《三国志》：备与瑜等由夏口往而逆战，则赤壁非竟陵之东与齐安步下矣。宋李壁诗：赤壁危矶几度过，沙洲江上郁嵯峨。今人误信黄州，是犹赖《水经》能正讹，可知东坡当日作赋时之误矣。又按尹民昭云：周瑜言于孙权曰：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为将军破之。夏口居黄州上流二百里，若赤壁在黄州，岂得言进夏口耶？操既败走华容，北归之路，黄州直通汝颖，最为径捷，安得复经华容也，则赤壁非黄州明矣。（上二说见《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杨惺吾师云：有谓赤壁即乌林者，《御览》（一百六十九）引《荆州记》：临漳山南峰谓之乌林，亦谓之赤壁，此以赤壁在江北。又有谓赤壁在氵义县西八十里者，李吉甫已驳之。《御览》（七百七十一）引《英雄记》，谓曹操北至江上，欲从赤壁渡江无船，作竹簰，使部曲乘之，从汉水下，出大江浦口，此亦以赤壁在江北。然《周瑜传》言，遇曹公于赤壁，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则赤壁在江南审矣。且张昭明言，操得刘表水军蒙冲斗舰以千数，何谓无船，然今嘉鱼下有簰洲，当亦因此得名。《文选》注（三十）引盛宏之《荆州记》：蒲圻县治沿江百里南岸有赤壁，此《元和志》赤壁山在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所本，在江南岸，与操败引次江北似合，然此山自名蒲矶山，故《一统志》驳之。惟《水经注》在百人山南，谓即黄盖诈魏武处，而其上又云：黄盖败魏武于乌林，相去几二百里，遂疑其自相矛盾。予以为此不必疑也。盖操以水陆军沿江而下，声言八十万。据《周瑜传》注，实有二十三四万，以二十三四万之众，夫岂一二山林所能容，且《水经注》言赤壁之下有大军山、小军山，又其下有黄军浦，《水经注》亦言是黄盖屯军所。夫吴以三万人拒操，其屯兵已及百里，盖赤壁为操前锋所及，乌林为操后军所止，吴军以蒙冲斗舰数十艘，从南岸引次俱前，同时发火。（观此则知自赤壁至乌林同时发火）是《水经注》所据，于当时军势至合，其他方志附会之辞，正不必一一辨论也。（杨说见《晦明轩稿》）《一统志》：赤壁山在嘉鱼县东北江滨，与江夏县接界，上去乌林且二百里。自《元和志》以赤壁与乌林相对，遂以为在嘉鱼县西南，盖误以古蒲矶山为赤壁矣。”
孝萱案：卢弼将“江汉间言赤壁者”归纳为五处，肯定嘉鱼一处，否定汉阳、氵义川、黄州、江夏四处，他力求将“地望”与“用兵行师之涂”结合考察，从而得出合理结论。他在《覆王季芗先生书》中说：“黄州赤壁，误自坡公。……世俗耳食，未遑深论。”可见“赤壁”的考订，是其得意之笔。
《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的地理考订，尤为卢弼精力所萃。他在《致伯兄木斋先生书》中，自言“此中甘苦”：“乌丸、鲜卑，密迩边陲，纪载较详，程功尚易。勾骊、濊貊、夫馀、沃沮，立国有新旧之殊，疆域有广狭之判，失毫厘而谬千里，混鸭绿而为大同。以李申耆、杨惺吾师之最详沿革，亦多依违，不若近人丁益甫之精。至订正三韩之误，《满洲源流考》多有特识。前代纪录，惟《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稍近翔实，然輶轩采录，只纪当时，考献征文，无关往古。……公度新志，冠冕群流，寻摭菁英，充盈篇幅。此补注《东夷传》之大略也。”所谓“丁益甫之精”指丁谦《〈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附鱼豢〈魏略·西戎传〉考证》，“公度新志”指黄遵宪《日本国志》。卢弼推崇这两部书以及阿桂、于敏中等《满洲源流考》。“裴注引《魏略·西戎传》，足弥陈志之阙，殊方绝域，如数家珍。古之大秦，实为罗马，声教所被，远暨欧西，凡邹衍所不能详，甘英所不能至，靡不胪列异闻，详述土物，国凡数十，言近三千，词约旨丰，难能可贵。按之今图，大端无爽。然欲加注释，必先熟读两汉《西域传》。盖古之西域，即今之新疆，南北天山，中亘戈壁，西逾葱岭，东起玉门。班书序述，精密谨严，后世纷纷著作，莫能越其范围。……乾、嘉诸儒，考证精审。星伯后起，尤为颛家。文卿证补，似近穿凿。旁征博考，订误析疑。……此补注《西戎传》之大略也。”所谓“星伯后起”指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文卿证补”指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卢弼推崇《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及徐松《补注》三书。
卢弼对陈寿和裴松之，都很推崇，但对他们的失误，毫不回护，尽力纠正，这对我们利用《三国志》和裴注，颇有帮助。略举数例如下：
《集解》纠正《三国志》失误倒：
1．《魏书·武帝纪》：“田畴请为乡导”。
《集解》：“弼按：《畴传》云‘太祖令畴将其众为乡导”，与此云‘畴请为乡导'异。”
孝萱案：此条纠正《三国志》叙事自相抵牾。
2．《吴书·鲁肃传》：“（刘子扬遗肃书曰：）近郑宝者，……足下速之。”
《集解》：“《通鉴考异》曰：刘子扬招肃往依郑宝，肃将从之，瑜以权可辅止肃。案：刘晔杀郑宝，以其众与刘勋，勋为策所灭，宝安得及权时也。梁章钜曰：子扬即刘晔之子，据《晔传》，晔为郑宝驱迫，欲赴江表，晔谋杀之。是晔本非郑宝党与，岂有劝鲁肃从宝之事，宜为温公所不取也。”
孝萱案：此条纠正《三国志》叙事错误。
3．《吴书·鲁肃传》：“（鲁肃对曰：）惟有鼎足江东”。
《集解》：“《通鉴》‘鼎足'作‘保守'。何焯曰：此时何缘便知为鼎足乎？亦事后傅会之词。或曰：是时先主无尺土，何云鼎足！”
4．《吴书·鲁肃传》：“（鲁肃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
《集解》：“钱振锽曰：《甘宁、鲁肃、吕蒙、陆逊传》频尊权曰‘至尊'，其时权未称尊号，区区之吴王，尚待曹丕之封，何至尊之有！凡此皆吴人记载，而承祚直录之，未及改也。”
孝萱案：以上两条纠正《三国志》用语不当。
《集解》纠正裴注及裴注引书失误倒：
5．《魏书·武帝纪》：“（建安八年十月）为子整与（袁）谭结婚。”裴注：“臣松之案：（袁）绍死至此，过周五月耳。谭虽出后其伯，不为绍服三年，而于再期之内以行吉礼，悖矣。魏武或以权宜与之约言；今云结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礼。”
《集解》：“官本考证李清植曰：明年九月明记女还然后进军，则其成礼于此时必矣。操、谭乌得与论礼哉！姜宸英曰：谭、尚兄弟为仇，岂知此礼。魏武欲乘其乱而取，亦不暇顾忌名教，裴驳迂甚。朱邦衡曰：袁曹结婚，乃彼此相饵之计。周寿昌曰：操不惜为子结婚仇敌，售其诈谋，岂尚可绳以礼法！弼按：操为子整娶袁谭之女，为子均娶张绣之女，皆为一时权谋之计。”
孝萱案：此条纠正裴注判断错误。
6．《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二年）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裴注引《曹瞒传》：“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
《集解》：“战事在八月，又值大雨之后，何以云时寒且旱，似不足信。”
7．《吴书·鲁肃传》引《吴书》：“肃渡江往见策，策亦雅奇之。”
《集解》：“李清植曰：本传后文，肃以刘子敬言，欲往依郑宝，周瑜劝止，乃荐之于权，则不得有先自见策之事。以策之收纳英俊，若早见肃，必不令其栖迟，《吴书》所云，盖传讹也。梁章钜曰：还曲阿，欲北行，会瑜已徒肃母到吴，肃具以状语瑜，时孙策已薨。是肃先未渡江，亦未尝见策也。”
孝萱案：以上两条纠正裴注所引书叙事错误。
8．《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文帝纳后于邺”。裴注引《魏略》：“（文帝）见其（甄后）颜色非凡，称叹之。太祖闻其意，遂为迎取。”
《集解》：“梁章钜曰：此史之饰辞也。《世说》云：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将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此当得其实也。弼按：范书《孔融传》云：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据此，则当日见侵略者，不独甄氏。谓为私纳，非迎取可知。战胜之后，恣意虏掠，匆匆将去，何暇议婚娶之礼乎！”
孝萱案：此条纠正裴注所引书掩盖史事真相。
9．《吴书·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瑜之破魏军也”。
《集解》：“是时尚不得称魏。”
孝萱案：此条纠正裴注所引书用语不当。
至于卢弼辨析前人对《三国志》及裴注考证之得失，《集解》中触目皆是，故不赘举。
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友人如柴德赓《史籍举要》、吴金华《三国志丛考》等书，在肯定《集解》价值的同时，也指出可商之处。如：“版本不以宋绍熙本作底本，而以金陵翻汲古阁本为据；杂引各本互校，只记异同，不能定其是非，无所适从”[3]。又如：“史书方面忽略了《梁书》、《建康实录》之类，注音释义方面忽略了《晋书音义》、萧常《续后汉书》所附音义及清代以来研究成果，如郁松年《续后汉书札记》等等。”[2]这些批评，可供读者参考。
参考文献：
[1]卢弼．《三国志》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吴金华．《三国志集解》笺记A．三国志丛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柴德赓．史籍举要[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原载《沈阳师院学报》2002年6期
发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