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精神文明建设如何正确利用传统资源

    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是我党的既定方针。中央已经制定了《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贯彻这一决议，使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笔者认为，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对人类落后传统批判和优秀传统的继承，如何理清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与传统的关系，指出精神文明建设的某些具体实现途径，是一个大的也是重要的课题。   

第一节 为什么要选择传统这一角度

    传统无所不在，生活在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翻不出传统的掌心，我们谈任何事情都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同时又由于它无所不在，人们往往熟视无睹，认识它也并非易事。特别是从近代以来，“传统”这一字眼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都加上了感情的因素∶保守者把它视为立国之根本，拼命保护；革新者把它当做前进的障碍，坚决清除。直到今天，许多国人对传统的认识，仍有许多糊涂之处。因此在对传统做具体分析之前，我们必须将有关传统本身的问题先弄清楚。

这里先谈谈传统和文化的区别。因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分不清古代文化和传统的关系，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其实，传统和文化虽然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文化是什么?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迄今为止，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每一种都有其合理性，让人眼花撩乱，莫衷一是。我本不想增加一种，凑一份热闹，更不想建构一个的体系，将各种文化定义都纳入这一体系之中，给它们一个合适的位置，指出其各自的合理性。但在这里好歹得有一个定义才能有所交待，只好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出来一个定义来，以此来辨明文化和传统的关系。我认为文化是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与自身的活动所达到的水平，它包括人的主观活动（思想观念）、主客观活动的统一（实践）和实践的结果三个层次。可见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范畴。

然而笔者在此无力做无所不包的研究，又怀着一颗强烈关心现实的心，想立足于现实来谈谈文化，于是便选中了“传统”这一角度。那么传统是什么呢?传统是动态的文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总和。如果说文化是无所不包，那么传统就是无所不在。传统是指文化的历时性，只关心那些过去有的，现在仍然在起作用的东西。而文化关心的更多。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全部，而传统专指我们今天生活赖以进行的各种条件。其中既有思想方式，实践方式，也有实践的物质条件。这样在角度上即就有一个不同，谈传统，是立足于现实，研究这个世界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那些可供利用的东西。而研究文化则不必如此，那些过去曾经辉煌的典籍文化、异方殊俗的奇观、宇宙的生成、天外来客等等都可以拿来研究，可以问其对我们目前的生活有何影响，也可不必。然而正因为几十年来，许多学者离开现实专门做理论上的研究，所以文化研究一直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人文精神”等许多问题都没有弄清。原因就是未能做到逻辑与现实的统一。因为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离开了具体环境，真理性立即丧失。而近代以来的文化研究常常是以彼时的历史印证此时的逻辑，或以此时的历史印证彼时的逻辑，经常发生这种错位的现象。例如“中体西用”一词，在中国近代相当上的一段时间里是人们普遍相信的真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从政体到经济全面向西方学习，显然的是不现实的，而打出这一口号，既缓和了与守旧派的关系，又可以向西方学习一点东西，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口号却成了革新的拌脚石。再如“全盘西化”一词，从逻辑上来说肯定是有问题的，但在近代中国那样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向西方学习就是进步，西化就是现代化，有相当的真理性。可见离开现实来谈文化是没有多大意义。而传统的研究，从理论上就规定它必须和现实联系起来，庶几可以避免就文化谈文化的蹈空虚论之偏。

无可讳言，我选择传统这一角度，是带有强烈的功利性。意在探讨这个世界给我们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哪些可资利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些东西，怎样在利用中进行创造。

当然这还是一个特别大的题目。传统无所不在，我的研究却不可能无所不包。这里我只想研究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观念。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现代化的观念。

为什么要选择一些观念传统作为我们研究的重点呢?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从理论上说，人类需要真理，人类离不开真理。在传统的内在结构上，观念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人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即精神、制度、物质，而观念就是精神层面的核心。它的深层次是集体无意识，它的浅层次是人们的风俗习惯。可以说，弄清一个社会的观念传统，就等于把握住了传统的最高层次。早在五四时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观念的变革才是最彻底的变革。如陈独秀就曾说∶“吾敢断言曰，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马克思主义也一贯认为，意识形态和思想传统从来都不是消极的力量，所以特别看重先进的理论的社会变革中说起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恩格斯也说∶“思想被掌握以后就会自然而然的实现”。其次从事实上说，中国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观念的进步为先导。远的不说，就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再如，目前的中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我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中西部的人在观念上存在差异。笔者曾在内蒙生活过一段时间，就发现那里的人，每遇到一件事，不管是什么样的事，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而很少想到通过正当的竞争，公平的交易来实现。内蒙古的资源多项指标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经济上却远远比不上其它沿海省份。而东南沿海各省，在改革开放以前，除了上海以外，经济水平比起内蒙并没有领先多少，今天的差距却不可同日而语。而在我们对现代观念的研究尤其是对观念传统研究还处于比较初级的状态，还有许多模糊的认识。因此要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必须首先弄清支配我们生活的是哪些观念，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怎样起的作用。 

第二节 传统学理论一般介绍 

在对我们的观念传统进行批判之前，有必要先将有关传统的一般理论知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国的文化热虽然已经持续多年，但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有关传统学的理论建设却非常的少，一般人更是知之不多。其中较好的只是一些单篇的论文，还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较早的一篇是张立文先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形成和演变》一文。后来韩民青的《文化论》、许苏民的《文化哲学》、李鹏程的《当代文化哲学沉思》等文化学论著也都曾论及传统。在这些论述中，人们对传统的认识逐渐清晰。近期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是朱德生先生的《传统辨》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哲学的高度，对有关传统的重大问题做了辨析，提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见解。在传统学的研究上，国外早已有了系统的著作。如美国的希尔斯的《论传统》就已经超越了“什么是传统”之类的概念争论阶段，而对传统的内在结构，存在发展的机制和条件都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定，足资我们借鉴。

首先说什么是传统。有关传统的定义，目前大大小小的辞书上都有解释，然而都未能讲出传统的特点，对传统内容的理解也过于狭窄，一般都偏重精神形态，把社会制度和人的实践成果排斥在外。张立文先生在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形成和演变过程》一文中对“传统”一词做了辞源学上的探索，很有意义，但他给传统下的定义仍嫌窄了一些，没有把人的实践成果一点包括进来。所谓“传统”就是“传”而“统之”的，那些过去有的，现在仍然在起作用的东西。“传”是指时间上的延续性，“统”是指其权威性。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一开头所说的“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虽然是在给文化下定义，其实他所说的正是传统。希尔斯认为∶“传统一词的拉丁文为traditum，意即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这也是英语中tradition一词最基本的涵义。从这种操作意义上来说，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看作是传统。”传统的含义有许多，但目前认真研究了传统的人们已经在一个问题上有了统一的认识，那就是认为传统是“活”的东西。希尔斯说∶“传统意味着许多事物。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涵义仅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traditum），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 张立文先生说∶“传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它在时空中延续和发展，它作为价值观念，精神心态，知识的系统、场、方式，是一种意识之流或趋势，它既是过去的，又包含着现在，且开拓着未来。”朱德生先生说∶“传统不是某种过去了的东西。传统存在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甚至即我们的生活方式。”李鹏程也说∶“所谓的‘旧文化’、‘传统’都不是以‘过去’的方式存在着，而是以现时态的方式存在着，它们不是存在于过去，而是存在于现时代之中，存在于现代人们的行为方式、思想方式之中，存在于我们的实践状态和精神状态之中。”明确这个定义，就使我们清楚地知道了研究传统的任务和原则，那就是“继往开来”。正如朱德生先生所说的那样∶“研究‘传统’，主要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活人；不是为了古人，而是为了今人。所以‘传统’本质不在过去，而是在现在。‘传统’即存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甚至可以说，‘传统’就是我们生存的一种方式。”

传统还有许多特点∶传统具有强大的力量，我们都生活在过去的掌心当中。这里有三层含义∶传统的有些部分是不可变的，如长期积淀下来的民族心理结构就不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传统对人来说是不可任意选择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已是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人们离不开传统，传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希尔斯说∶“……实质性传统还继续存在，这倒不是因为它们是仍未破除的习惯和迷信的外部表现，而是因为大多数人天生就需要它们，缺少了它们便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也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这种创造工作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并不是在由他们自己选定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切死亡先辈的传统，好象噩梦一般，笼罩着活人的头脑”，说的都是传统的这方面的特点。传统具有稳定性，它通过许多载体保存下来。传统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变迁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传统的变迁是有其规律和类型，包括传统的交融、冲突、解体以至于消亡。

传统都有那些内容呢?人们在对此做了许多归纳。如李鹏程认为传统包括“人的生命存在”、“人的文化形式”、“物的文化形式”、“习俗和精神的文化形式”等内容。朱德生说传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人的生活方式涉及范围极广。希尔斯也说∶“几乎任何实质内容都能成为传统。人类所成就的所有精神范型，所有的信仰或思维范型，所有已形成的社会关系范型，所有的技术惯例，以及所有的物质制品或自然物质，在延传过程中都可以成为延传对象，成为传统。”那么传统包含这么多内容，那么它的内在结构到底如何呢?对此人们也做了许多划分，有的从主到次，有的由内到外，有的从人到物（如前面所举李鹏程对内容的归纳）。其实传统就是活的文化，那么文化的三个层次也就是传统的内在结构，即精神、制度、物质三个层面。希尔斯所说，大体上也就是这三个方面。同文化一样，这三个层面之间也有一种互相作用的关系，我们的研究重点仍然是观念传统，即支配我们生活的众多传统观念。

了解传统的定义、特点、结构，一句话即就是掌握传统的运行规律，就为我们认识传统、改造传统、创造传统打下了理论上的基础。其中有三点对以后的研究尤其重要∶

首先，传统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传统的大部分是可以变化的，是可供人们选择的。传统只有不断变化更新，才能保持其生命力。这一点，宗教的例子最明显。像佛教，如果不走向民间，不对教义做新的阐释，恐怕就会完全变成古董，断了香火。同时，众多的传统是可供人们择优而取的，国际交往十分发达的今天尤其如此。希尔斯说∶“在一个分化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着性质各异的传统。对这些传统，人们有选择地作出反应。”选择的程度从保守到激进分三个类型∶“保持文化传统基本要素的稳定选择；择新旧两端取其中的改进选择；向某些数量虽少，但与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文化表现型逼近的定向选择”。选择的方式也有多种∶以本民族为主，择取少量国外的；自己的和国外的参半；以国外的为主，发扬少量本民族的。此外还可以将传统内容进行选择，那方式就很多了。但不管哪种方式，必须以诠释为先决条件。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人都要从现实出发，对传统做出诠释，进行价值判断。在此又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无论选择还是诠释，都必须从现实出发，同实践结合起来。而我们目前的实践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凡是有利于这一目标的传统，我们都可以拿来一用。如果不从现实出发，我们很难对各种传统做出价值上的判断。

其次，关于传统转化的动力。传统塑造了人，但人是传统的主体，弃旧图新，继往开来，关键在人。希尔斯说∶“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只有活着的、求知的和有欲求的人类才能制定、重新制定和更改传统。传统之所以会发展，是因为那些获得并且继承了传统的人，希望创造出真实、更完善，或更便利的东西。”而人在创造性转换的过程中要有怀疑的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怀疑是反思开始，而只有经过反思，才能正确地认识传统，才能知道哪些传统可以保留，哪些传统应该去掉。创新仰仗于想象力。希尔斯说∶“所有这些传统变异的不同根源都与想象力的发挥有关。……想象力大刀阔斧地改变了传统，它通过发挥想象力的人所掌握的工具和制度，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在许多人必须加以适应的环境中产生了大规模的变革。……想象力正是一种克里斯马式天赋，是宗教创始人、先知、伟大的立法者、企业家、发明家、科学家、学者和文人骚客以极为相同的方式所具有的。在设想先前所未曾做过、想过或见过的事物的过程中，他们都必须具有发挥广泛的想象能力这一克里斯马天赋。”他还说∶“个人要改变生来就既定的东西是及其困难的。要改变和战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东西，就得有巨大的想象力、明察秋毫的洞悟、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各种非凡的理性能力。”总之，要想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必须有大胆开拓的精神。

这里还必须弄清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传统包括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传统的重要组成内容，因而也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不过，传统和意识形态又有着很大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说，传统是属于自然的，而意识形态则是官方有意规定的。因此，意识形态只能选择已有传统的一部分。这部分有可能略微超前，也可能略微保守；可能在某一部分超前，在某一部分滞后。意识形态在传统的转化中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意识形态如果是略微超前的，而对多元化又抱着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那么，传统就会变得丰富多彩，从而增强了传统的变异性。目前，我党正领导着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使我们的年代染上了浓厚的改革色彩，为我们进行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人们对传统认识的误区

   明确了有关传统的一般知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存在许多误区。但由于人们的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对传统的认识的错误也不一样∶五四时期的人与现在的人们的认识不一样，身处国外的人与身在国内的人不一样，学术界与非学术界的人不一样。总结起来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是五四人对传统的态度。五四时期的人由于痛感封建文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束缚，勇敢地提出了割断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张。“不读中国书，或少读中国书”、“全盘西化”等口号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五四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从文化发展的逻辑来说，中国的文化要想获得更新，就必须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五四作的就是一个反题。尽管它的口号是偏激了一些，但这一环节是必不可少的。从今天看来，五四的反题作得还不够，还需要我们继续作。从事实上看，正是五四开启了后来那些使中国发生深刻变化的革命，五四的方向是不容否定的。五四的局限在于由于具体环境的限制，使他们提出的命题未能在现实中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五四人一代人想完成两代人的任务，即破坏旧传统和建设新传统。他们成功地喊出了破坏的口号，但由于现实环境的限制，他们没有来得及引进和建设新的传统，而对旧传统打击最有力的并不是口号，而是新传统的建立。只有新传统建立以后，人们才能对五四的功绩做出全面的肯定。这是现实的悲剧，而不是五四人错误。其次，五四人对传统理论的认识还失之肤浅，大多数争论还停留在要不要保留传统上面，对传统的转换机制，转换条件等缺少更细致的分析，使人们即使改变传统也不知该怎样去作。例如鲁迅被人誉为“在发掘古典传统和现代心灵的惊人深度上，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是他关于国民性的批评不但显得笼统，而且往往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我们民族生来就有许多劣根性，而不知道我们的民族生当那个经济极端落后的时代，使我们没有能力一下子革掉那么多旧的传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从这种焦虑的心情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并没有找到一套具体的解决办法。他虽然意识到了更新传统的责任就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提出了“我们该怎样作父亲?”这样极有价值的问题，但他们那一代人所承担的责任实在太多了，无法足额完成任务。总之，要说五四有局限，就是上面这些局限，而决不是目前许多人所说的五四人反传统反错了。现在许多人喜欢用“过激”一词来批评五四，这就是一个不顾现实说话的例证。中国那么深厚的封建传统直接成了前进的障碍，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以冲破传统为前提，哪有什么过激的道理。矫枉必须过正，何况没有过正。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中国文化曾有一个精譬的评价，他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较，缺少一个前进的机制，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再过一千年，也还是这个样子。这个传统不打破行吗?

第二种是来自海外华人的观点。许多华人身处海外，置身于西方文化的包围之中，他们感到一种强大的压力，而民族的自尊心又使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于是回到自己的民族文化当中，寻求精神上的支柱。而近代国内的许多人也早已找出了精神胜利的不少根据，认为西方的许多东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而在这当口，西方社会又因现代化出现了诸多问题，个别人偶尔到东方文化中寻求解决答案，这就更使那些海外华人感到欢欣鼓舞，原来的逆反心理又有了理性的根据。于是他们大力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宣扬中国文化可以以医治西方现代之病，对于中国固有的传统则采取极力保护的态度。

这种态度的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老华侨辜鸿铭，代表作是《中国人的精神》。他在其《中国人的精神》等书中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极力宣传中国文化的深沉和高妙。例如他在《文明与无政府状态》一文中说正是欧洲传教士将中国文明带到西方后才使西方走上了近代文明∶“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人知道也估计不到这些法国哲学家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对耶稣会士带到欧洲的有关中国的典章制度所作的研究。现在无论何人，只要他不厌其烦地去阅读伏尔泰，狄德罗的作品，特别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就会认识到中国的典章制度的知识对他们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如果它对杜·克罗斯所谓的‘理性萌芽’的兴起没有多大作用，至少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思想之迅速发展与传播是起过促进作用的。……因为正是中国的文明思想，那些传教士花毕生精力，在努力教化中国人的过程中传播过去的思想，曾经成为打碎其中世纪文明的有力武器。”在《中国人的精神》的开头他就从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谈起。他说∶“我认为，这场战争本身，必须引起人们对巨大的文明问题的关注，并对此问题进行认真严肃的思考。一切文明都起源于对自然的征服，即，通过征服和控制自然界可怕的物质力量，使人类免受其害。必须承认，今日欧洲的现代文明在征服自然方面是取得了成功，而且迄今为止，尚没有别的文明能达到这一点。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然力，还有一种较自然力更可怕的力量，那就是蕴藏于内心的情欲”。是这种情欲导致了军国主义，引发了世界大战。怎么办呢?辜氏认为∶“现在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丧失其效用，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民何处寻找这种取代这种军国主义的新的有效的道德力量呢?我相信，欧洲人民会在中国——在中国的文明里找到它。”在《群氓崇拜教》一文也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由欧洲人讲究民主和自由引起的，要想根治，必须学习中国人忠诚的传统∶“对于交战国中人民来讲，战争的唯一出路在于彻底撕毁目前的《自由大宪章》，而是像我们中国这儿的良民宗教所赋予中国人的‘忠诚大宪章’。”这是一种典型的“西病东治论”。在《东西异同论》中他又说∶“东西文明有差异是理所当然的。东洋文明就象已经建成的房子那样，基础巩固，是成熟了的文明；而西洋文明则还是一个正在建筑当中尚未成形的房子。它是一种基础还不牢固的文明。……而我们东洋文明，则不仅已构成了房子，而且已经住上了人。东西文明的差别就由此而生。欧洲人没有真正的文明，因为真正的文明的标志是有正确的人生哲学。但欧洲人没有。在中国，把真正的人生哲学称为‘道’，道的内容，就是教人怎样才能过上人的生活。”辜鸿铭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在此之前的洋务派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认为西方的物质文明好，而中国的精神文明好。

后来许多人的观点与辜鸿铭相近。不过他们并不是在文明中分出高低上下，而是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分开。这种的作法，可能受到了康德等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影响。康德认为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性、物质性、精神的各种外化形态均属于文明，而构成人类本质力量的精神的内在性因素属于文化。文化是人的内在素质，文明是外在形式。这种区分有抬高文化，贬低文明的意思。作为一种理论规定这种区分本身并没有错，但对中国人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即使有人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知识，没有厚此薄彼之意，如钱穆先生在其《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的“弁言”中所说∶“‘文明’与‘文化’两辞，皆自西方迻译而来。此二语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但是，这种划分从主观上就把二者割裂开来，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客观上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就在我们今天，也有许多人认为我们中国人道德是最好的，我们缺的只是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现在的中国人谁都不会承认是鲁迅笔下的阿Q，但精神上却常常处于胜利的状态。他们往往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整个社会道德思想的核心就是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从外国来的。

辜鸿铭的观点在当时就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四运动领袖的严厉批判。可是事隔几十年之后，五四人又受到了批判，辜氏又等到了知音。代表人物仍是身处海外的林毓生、杜维明等人。林的代表作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创造性转换”一词本身并没有错，可是他在这面旗帜下，不客气地批评了五四人对传统的态度。他说∶“我肯定了五四运动所揭橥的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目标。但我却对五四思想的实质内容与思想方式的许多方面做了严格的批评。我在本书探讨了作为五四思想基调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历史渊源，指出许多五四人物虽然主观上自觉地极力要攻击中国的传统，但他们却未能从传统的一元论的思想方式的影响中解放出来，以致犯了许多形式主义的错误。”但他在批评五四之后，并没有给中国人思想的现代化指出多少可行的路径。杜维明等人则是使劲高扬新儒学的旗帜。五四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的，而曾几何时，儒学却又成了中国民族复兴的希望。而近年来的许多国内学者在学术上或缺少见识，或赶时髦，也经常对五四说三道四。身处国外的人不了解国内的现实，写文章时发表一己之见，以抒发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之情，不必苛责，而国内的学者也跟着起哄，就属于没有定见了。以至目前祭孔读经，也在堂而皇之地进行。实际上他们对传统理论也知之甚少，中国目前到底需要那些传统，这些传统需要从那里汲取，他们也说不详细。

提倡民族传统的人也不一概反对西方文化传统，基本上也持一种中西合璧论。辜鸿铭就曾说∶“因为常常批评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说我是个攘夷论者，其实，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方界限，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奋斗目标的人。”而今，中西合璧之说，几乎成了人们普遍认可的观念。但同样是中西合璧论，其中有很大的差别。东西合璧，总得有个主次，到底以哪个为主?辜氏所持，不过是中体西用。“他对那些主张自己国家完全欧化的观点最为不满，但同时又充分地意识到只要不因此背叛自己的传统，中国利用欧洲文化及其科学知识是能够促进自身的。不过在辜鸿铭看来，这种促进无论如何应以保留本国文化的特质为前提。”可见这种合璧，不是哪个对就吸收哪个，哪个现代吸收哪个，而是有一个民族性的前提，包括落后的东西也不能动，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合璧。所以今天若有人说他主张中西合璧，那么就要问他，取舍之间到底以什么为标准?是现代化，还是特色?

第三种是文革中所谓“革命”的见解。也就是因不能正确领会毛泽东关于传统的论述而产生的种种谬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首次作为一个革命家把中国共产党对传统的态度做了阐述。他说∶“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的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分开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毒素。”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段话。毛泽东是一个身体力行的革命家，这是他在革命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的切身体验，较之文化学者的论述有更多的切合实际的一面；他对传统采取扬弃的态度，较为科学；他主张不割断历史，对中外文化传统好的一面都要吸收，显示了开阔的胸怀。因而这一论述带有更多的真理性。我党对传统的看法基本上承而来，使人们对传统看法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指针，后来的许多著作中，都以毛泽东这一观点来分析传统。如杨宪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一文中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做了详细的铺叙。

可惜后来的人们并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的本义，以革命的面目出现，不仅割断了历史，也自绝于世界，以至弄出了一个没有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了20年，但持这种观点的仍大有人在。他们在方法上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用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对待复杂的传统，因而除了无产阶级以外的文化传统一概排斥。无产阶级是要和旧世界、旧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这句话是有具体背景的，无产阶级不是天外来客，什么都和其它阶级不一样。列宁早就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取消传统的论调做了批判。希尔斯也说∶“即使那些宣称要与自己社会的过去做彻底决裂的革命者，也难逃过去的掌心”。就是这样的不值一驳的错误思想却统治着许多人的灵魂。

第四种是目前一般人的看法。改革开放以后，国人由于受到了经济变革的冲击，看到了种种社会道德滑坡的现象，于是很自然地发出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叹。这时古人常讲的仁、义、礼、智、信一下子成了天经地义，把古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当成真正有过的存在。其实古人讲这些信条的时候，正是有感于当时的“人心不古”和“世风日下”，从来就没有人认真地执行过，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那样美妙的社会。有的人甚至怀念起改革开放以前那个时代，认为那时人的道德水平高，其实那个时候的道德是建立在极其低下的经济水平之上，是缺少现实性的。把那时的一套作法搬到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来，人们是不会同意的。因而这种来自对现实不满的对旧传统的怀念，只是一种情绪上活动，并没有多少理性上的根据。

持这种看法的还有时下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说法显得复杂一些，那就是提倡人文精神。提倡人文精神没错，而且永远没错。但这一口号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太空泛，到底应该提倡哪些人文精神，说不具体，因而也就难以落到实处。一个是不切合中国的现实。西方人提倡人文精神，往往与反对现代化联系在一起，而我们正要进行现代化建设，这里有一个时间差，逻辑一致而历史相悖，而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使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还有另外一种道理，西方的现代化走过许多弯路，现代化实现以后又出现了不少问题，我们能不能早做打算，避免曲折呢?这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大概有些方面是可以的，如经济政策，科技发展，环境保护等，精神文明建设能否做到这一点，还有待于研究。理论上非常圆融的东西，付诸实施时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结局。思想观念的进步，往往呈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为了避免后一次否定而取消前一次否定，是不现实的空想。我也不否定将来有一天中国的某些古老信条会成为世界人信奉的观念，但那要等待历史的时机。但从现代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这些信条可以治西方之病，也正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障碍，一切都要看历史环境的决定。

第五种是其它对传统认识的误区。许多人由于对传统学的理论缺少基本的了解，因而对中国的传统产生许多糊涂的认识。例如有人认为传统不可分，要么全盘继承中国的传统，要么全盘接受西方的传统。不可能做到取其精华，同时又去其糟粕。其实，传统虽然有其内在结构，但这种结构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密不可分。任何社会的传统都不可能做到纯而又纯。希尔斯说∶“实际上，任何叫做传统的东西都不是一个整体，他的每一个成分都要经过接受、修改或抵制这一过程。对传统的反应应带有选择性。”那种纯粹的想法是根本违背辩证法的。正如列宁所说∶“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的。”有人认为传统不可变。他们认为我们反封建这么多年，封建社会作为三座大山之一，早已被毛泽东推翻，我们都到了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生活中还有那么多封建的东西?可见多么彻底的革命也不能改变传统。其实他们只是看到了传统的稳定性，而没有看到传统演进性。不错，各民族的传统是有一部分（心理结构）难以改变，法国学者丹纳称之为“原始的花岗岩”。李泽厚、许苏民等人称之为民族心理的积淀。这种心理结构是任何时代的风雨都不能使之变化的。梁漱溟也慨叹“中国几乎是一切原则的例外”，并说这是西方人常说的一句话。唯其中国传统难以改变，中国又偏偏这样落后，所以有人常常把中国的传统看作实现现代化的累赘。于是很自然地以为，美国只有200年的历史，所以那么发达；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所以才这样落后。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很不全面。传统中不可变的部分只占很小比例，其余的都是可变的，否则就没有世界文化的融合与交流了。实际上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是经过多次的融合而成的。在近现代，先进的中国人正是怀着批判的精神有效地将中外传统结合起来，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从而赢得了社会的进步。总之由于传统有一部分不可变而推出取消传统的观点是不妥当的。正如希尔斯所说∶“在现代，人们提出了一种把传统当做社会进步发展之累赘的学说，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错误。”有些人还认为，所谓传统就是典籍文化。其实典籍只是传统的一种载体，典籍中所记，并非都是传统。希尔斯说∶“以文件积存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大量传统没有生命力。”因此，要想通过整理国故以发扬传统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因而也不会收到什么实效。

在目前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出现了许多混乱的现象。有人认为，反对和平演变就应该提倡民族文化，于是，一切民族的东西都成了好的，这一点从充斥书肆的各类出版物就可以看出，堪舆、数术、骨相、奇门、遁甲统统成了民族文化的象征，更不用说《四书》、《五经》、《朱子语类》、《曾国藩家书》了。而一批学者更是打出振兴国学的旗帜，同五四时的国粹派遥相呼应。笔者的专业就是古典文学研究，深知古代的典籍文化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而过分地强调国粹，势必造成对世界文化的抵触情结，不利于对世界先进文化的吸收。“发展才是硬道理”，反和平演变最有力的做法是提倡现代观念，加快现代化进程，增强综合国力。

从以上这些对传统的认识的众多误区中可以看出，建设精神文明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中央虽然制定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但将《决议》落到实处，还需我们做大量的工作，特别是理论上的澄清工作。《决议》只是为我们规定了建设的总体目标，而传统研究就是要具体解决建设的资料来源、实施途径。前面所列举的种种对传统认识的谬见，无疑都是精神文明建设中采集资源、付诸实施阶段的障碍。

第四节 如何正确对待传统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传统呢?

正确对待传统的首要态度就是要科学辩证地看问题。人与传统的关系具有两重性，既是受动者，又是主动者。我们既要重视传统，又要富有开拓的精神。传统无所不在，人们离不开传统。关于这一点，许苏民先生曾有生动的描述∶“文化传承是社会生活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总是在既定的、从先辈那里承继下来的条件下来开始自己的文化创造活动的。我们的血管中流着和先辈一样的鲜血，我们的头脑中有着和先辈一样的脑髓，我们仿佛从吃奶的时候起就接受了先辈们给我们备下的种种文化观念。我们既不能任意地选择某一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一种政治制度，我们的心灵同样也早已不是一片白板，社会的文化模式已内化为我们的心理结构。我们不能超出中（一切文化氛围、时代等等），正如不能超出自己的皮肤，不能拔着头发离开地面。任何对于文化的新探索，任何创造性的活动，都以我们所碰到的既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为前提，都以内化为我们的心理结构的特定的文化模式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文化继承就没有社会生活，也不可能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要我们重视传统。传统是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传统就是重视现实，干什么事情都要把传统这一重要因素考虑进去。

但是，重视传统，并不等于一切依赖传统，不敢越雷池之一步。传统并不是神秘莫测的东西。传统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传统归根到底是由人创造的。希尔斯说∶“没有一个社会中人们可以完全受传统支配而生活；社会之所以存在下去，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物体、信仰和范型的积存。人类在生活中有许多亟待处理的事情；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一些任务，但没有现成的对付之策，即使有解决办法，也总不能尽如人意。”也就是说人们总是探索新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社会就此发展，传统就此产生。人在传统的演进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路就在我们脚下。这一点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我们总是说怎样继承传统，或摆脱传统，而很少意识到我们正在创造传统，关键是要我们以积极的姿态去创造。希尔斯说∶“在许许多多的情况下，人们所接受（或部分接受）的传统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在一种需要行动的情境中，传统似乎明显就是人们所要求的行动。绝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可以想出一种替代既定事物的办法；在身边已经存在某种现存的范型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感到迫切需要设想出某种新事物。”而我们偏偏没有生在一个可以躺在传统上高枕无忧的时代。我们身处在迫切要求革的年代，肩负着继往开来的重任，应该以改革者的姿态，积极开拓新的传统，而不应该为传统所束缚，更不应该成为旧的传统的守卫者。我们所要成就的事业，是前所未有的，客观上要求我们这一代人必须以改革者的姿态，拿起批判的武器，而又怀着建设者的热诚，勇敢地面对传统。要知道，我们不但是优秀传统的继承者，而且是未来优秀传统的开创者。我们不但要实现创造性的转换，而且要要加快转换的速率。传统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人的改变意识愈强，文化的转换速率也就愈高；庸材是传统维护者，天才是传统的开创者。新世纪需要能领时代风骚的一批天才，中华民族需要加快前进的步伐。

在对待具体的传统当中，我们首先要对传统有个清醒的认识，要对这一传统作出价值的判断。文化的传承性本身就包括选择性和诠释性两个方面。“而在社会变革时代，从旧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要求则规定了人们只能选取和保存发展那些适合于新时代的文化经验，摈弃那些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陈腐的文化经验；规定了思想家对于传统的诠释不能不打上新的时代精神的烙印，按照新的时代要求来重新估计一切价值。” 人们之所以不再相信那些旧的说教，主要是看到它的名实不符，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它的合理性。这就要求我们从解决现实当中的问题出发，看那些传统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有了这个现实标准，就会使我们从理论的迷茫中解脱出来。当然我所说的从现实出发，并不是一切屈从于现实，严格地说是一切从现实的问题出发。现实当中出了问题，就说明按照某一合理的标准要求现实，而现实不合理或不尽合理。这种合理的判断，就带有理想的成分在里面。这种理想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世界人类的共同理想。马克思主义从来也不否认普遍真理的存在。否则的话，共产主义这一理想就无从谈起了。正如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所说∶“我们所关注的一切传统，在其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可以按照逻辑的某些权威达成一致。”其次，应该弄清破除、发扬、转换传统的条件、环境、步骤，避免空谈对某一传统的取舍。也就是立足于现实，从中外传统资源中找到所需的东西，取长补短，进而分析其内在结构，提供可供操作的途径。第三，在选择传统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传统的相互制约，避免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处理好传统的继承和转换过程中的稳定与变革的关系。怀海德说∶“生命有要求原创的冲动，但社会与文化必须稳定到能够追求原创的冒险得到滋养；如此，这种冒险才能开花结果而不至于变成没有导向的混乱。”第四，在提倡一个新传统时，要有超前意识，但切不可超得太多，以至于脱离实际。现实需要的是改革家，而不是空想家。

以上几点规结起来就是对传统要有一个理想加理智的态度。我很同意李鹏程的说法∶“被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东西，就是文化在时间性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确定性形式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内涵着两种相互矛盾而又必须相互整合的因素，那就是保守（保持）的因素和变革的因素。保守的因素使文化成为连续性的稳定存在，而变革的因素使文化得以创新和发展。所以，传统的正确意义，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连续中的变革和创新中的文化时间过程。任何文化，作为传承的东西而且成为‘统’，都是保守与变革在整合中的统一。……所以，正确的文化保守是在保守之中促变革，而不是使保守成为顽固的僵化；正确的文化变革是在变革之中保守已有的文化成果，而只是把那些需要变革的已经过时的东西剔除掉。”

这种理智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怀疑的精神。要对已有的中外传统做一番反思工作。先否定它，然后再看它有什么我们必须的东西，这样才能达到扬弃的目的。理智的态度还包含现实的精神，我不想根据几条道德原则构建一个完美的观念体系，我只想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观念上的选择。例如我们的经济要与国际接轨，我们就要有开放的观念；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就要有竞争的意识，合同的精神；我们要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那么我们就应该发扬中外民主和法制的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统一，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加强统一的观念，等等。本课题就是要集中研究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对待民主和法制，自由与平等，哲学与科学，统一与开放等和我们目前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观念，找出中外传统的契合点，分析现实当中实现的步骤。

研究传统必须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新的传统作为一个重点。一提到传统，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四书五经，仁义礼信，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少在起作用，即有多少是现在的传统，则要大加分析。实际上在我们目前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我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形成的“新的传统”，因此，后面的许多观念的研究都必须将这一传统考虑进去。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吸收旧的，更需要吸收新的，还要吸收外来的。关于这一点，《决议》中有明确的阐述。如第5条说∶“强调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第14条又说∶“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的文化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愈益繁荣。”吸收的前提是批判，包括新形成的传统也要批判。这并不是我在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本着我党的一贯精神。革命领袖毛泽东和邓小平早就主动这样做了。例如我们今天说“传统经济”，就是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计划经济，而我们现在实行的则是市场经济。我这样说也不是要全盘否定我党的光荣传统，恰恰相反，我的研究重点就是研究新时期如何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如何将我们过去一贯倡导的口号付诸实施，如何使这些光荣传统获得新的生命力。例如我党在革命和建设中一直把民主、自由、平等作为奋斗目标，这些是需要我们大力提倡的，并要努力落到实处的。

我党的传统是老一代革命家根据当时斗争和建设的需要而吸收中外的优秀传统、批判中外的不良传统形成的。那是一场壮丽的事业，形成了许多优秀的传统，值得每一个党的儿女为之骄傲，我们应该永远坚持的。特别是要研究先辈们是怎样面对传统的，他们的眼界、精神、气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但也应该看到，传统说到底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时代发生了变化，必然要求我们改变生活方式，势必造成许多传统已不合时宜的现象，这是毫不奇怪的。例如我党长期的战争经历形成的许多传统就不能用于经济建设。

要正确地对待外来传统。人们一提到传统，就马上意识到是中国的东西。其实，我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离不开外国的传统。正如《十五大报告》所说∶“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成就。”希尔斯认为，外来传统是本民族传统变迁的重要因素。许苏民也说∶“文化的传承性不仅包括对于本民族的文化经验的传承，而且包括对于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化经验的继承。文化没有国界，那种民族文化闭关自守的思想，那种只是根据的社会文化条件而脱离整个世界历史孤立发展的思想，都是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的精神分泌物，决不能适应世界性的现代化历史运动的潮流。”从事实上看，自从近代以来，我们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西方观念的输入；现代化一词本身就是就全世界而言；我们四项基本则没有一项不是来自于国外。我们信奉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建立在世界市场的形成基原础之上。由于多年的闭关锁国，我们一提到外国的传统就心有余悸，大概是害怕丢了中国特色。这是大大糊涂的想法。首先有中国特色的并不都是好的。缠小脚、梳大辫子，是中国古人的专利，三纲五常、宗法观念也是不国外的发明，鲁迅所描写的国民劣根性，都是中国特有的东西。其次，没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也不见得是坏的。例如科学的传统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带有中国的特色。希尔斯说∶“工程知识、基础理论以及严格合乎逻辑和经验的科学，其传统内容可以到处移植，而不会与当地传统发生融合。”不融合就不融合，国外的轿车是四个轮子，我们一定要弄出五个轮子才算有特色?第三，有些传统我们本来没有，必须向外国学习。例如，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职业道德建设。而我国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工商业并不发达，更不用说职业道德了，我们今天的职业道德就不应该向外国人学习吗?我们所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严格的定义，不能庸俗地理解成继承中国的传统就是有中国特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中国特色。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有了社会主义，就再也不用向西方借鉴任何东西了。强调中国特色是为了更好地引进，而不是取消引进。不错，“传统在从一个社会迁移到另一个社会时，也出现了同样的排斥、接受和融合的过程。”但“民族主义的反动派通常是传统主义的反动派。他们试图重建外来传统之前的当地传统。”这种“民主主义反动派”和“传统主义的反动派”在五四以前还有一些，今天恐怕不多了，但许多人却在不自觉中持有这种糊涂的观念。以中国特色为盾牌，企图挡住一切外来的先进的观念，不仅是荒谬的，也是做不到的。第四，引进外来的，才能保住本土的。引进外来的传统，才能赋予中国的传统以新的意义和生机。正如鲁迅所说∶“不能革新的民族，也是不能保古的”。我们的经济不发展，我们的文化也不会在世界上广泛传播，,我们的民族也在世界之林立足，还何谈民族特色? 当今的世界，正逐渐朝经济的一体化迈进，相应地，文化观念也将进一步融合，主动地适应这一潮流，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传统转化的具体途径是什么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加强教育。传统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传统的延续，主要是靠教化来实现的。传统属于社会性，而不是生物性，它来自于后天教育。荀子说∶“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说的就是后天教育的重要性。中国古代儒家特别强调“人文化成”的观念。汉儒就曾认为通过《诗经》教育可以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的作用。我们目前的教育包含许多内容，但不见有人将现代化纳入教育的范围。现代化要靠有现代知识的人来完成，因而加强现代观念的教育，应该成为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要提倡。我们的政府是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政府，它的决策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同时政府又掌握着宣传的工具，拥有强大的传媒体系，应该成为新观念的有力推动者。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观念之所以发生了重大变化，是我党改革开放的政策直接促成的。以前我们树立了各类先进人物，但先进的模式差不多，几乎都是属于为人民服务那一类，而很少树立那些在各行各业中由于有新的观念，带动一批人，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人物。我想，这些人也应该成为现代化建设中英雄模范人物。

再次，要鼓励学术界对陈旧的、丑恶的观念展开批评，对现代化的理论建设做出新的贡献。目前，我们已经远离了批判的年代，一提起批判二字，就有些不自在。其实，学术界需要自由的空气，但社会需要学术界在维护真理和正义上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的作用。目前，在物质的生产中充斥着假冒伪效劣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也是如此。学术界应该负起检查和打击假冒伪劣的任务。

在传统研究之前还有必要将传统和典籍的关系弄清。前面曾经提到过人们往往把传统等同于典籍文化。这虽然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但也说明传统和典籍之间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典籍是文化的载体，典籍所载，有的能够成为传统，有的不能成为，因此将典籍文化等同于传统是不对的。但典籍在保存知识，使知识成为传统方面，特别是保存那些经过理性化的传统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如希尔斯所说∶“那些智性上发达的传统，即经过理性化，并且以著作形式形成了实质性知识成就的传统，则是经久不衰的。”这里主要分析典籍文化能够成为传统的条件，以便在此后的研究中把握好其间的关系。

首先，典籍文化要想成为“活”的文化，即成为传统，必须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那就是现实需要它。实际上后人一直在对前人的文化采取各取所需的态度。罗素《西方哲学史》在谈到古希腊传统时就曾说∶“对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来说，重要之点并不在于希腊城邦之间的繁琐的战争，也不是党派权势的卑鄙争夺，而在于当这些简短的插曲结束之后，人类所保存下来的记忆，……在这里面最为重要的，在早期基督教时代是柏拉图，在中世纪教会时期是亚里士多德；但到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当人们开始重视自由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转向普鲁塔克。普鲁塔克深刻地影响了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者以及美国的缔造者们；他影响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并且主要的是以间接的路线继续影响着德国的思想一直到今天。”又如，汉武帝时期，统一成了重要的时代课题，因而先秦的讲究统一和秩序的儒家思想得以复兴。再有就是当一个民族被异族长期占领，当他们恢复自主以后，典籍文化就有可能起到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李鹏程说∶“在千百年的人类历史发展中，物质文化可能被毁灭，语言也可能改变，但只要记载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的典籍留存了下来了，人们就有一笔由知识、意志和审美精神所构成的文化世界的财富。人们在一些时候，尤其在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危机时，是依靠这样一笔财富来维系个体以至整个民族的生存的。”文天祥被俘在元人狱中，靠一部杜诗来支撑自己的精神。裴多非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曾激励许多现代革命烈士毅然走上刑场。其次，即使有了现实的需要，典籍文化要想成为传统，也必须经过后人的诠释才能得以实现。著名现代哲学家冯友兰说∶“经典都需要真正是新的解释和发挥，才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 希尔斯曾以《圣经》为例说∶“按照我在本书中所持的观点，原始经文和其所做的诠释都是传统。物质的制品—手稿—是传统。圣典本身也是传统。这种‘传统’就是对经文积累起来的理解；没有诠释，经文将只是一种物件。经文的神圣性使其与众不同，但若没有诠释，经文便毫无意义。”因此我们现代人所做的历史文化典籍研究整理工作就应该有意识地根据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做出适当的诠释。例如将儒家仁爱精神推广到现代的人道主义，将古人讲信用的精神推广到今天经济生活中的合同意识，将古代士人保持高洁的人格发挥成今天的自由精神等等。

当然在诠释的过程中要清醒地看到，古代典籍文化中所标举的真理和正义有很大的理想的成分。这些信条在当时就没有实现过。可以说有许多只是先验的教条，而不是可供操作的经验。因而这些信条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不见得能找到现实性。也许要等到将来的某一天，才会变成现实，实现“精神的隔代遗传”。我们只要能完成我们这一代的任务，就是对历史最实在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