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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有关精神文明建设其它几个问题

    前几章对有关精神文明的几个主要观念从传统的角度作了考察，但还有一些观念没有涉及。以下就想对小区建设、企业文化建设、职业道德、改革意识、法制建设、知识分子、社会风气、社会公德等几个问题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节   小区建设

    社区服务对中国来说似乎是一件新鲜事，但它确实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人类自从进入社会以来，就一直过着群体生活，群体是人们生活所必须。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人们的群体样式不同而已。我们今天从精神文明的角度来，既有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既是企事业改制的必需，也是在社会转型期改善人心之必需。且说后一点，在西方，走入现代化以后，人的异化，人情的冷漠，已成为新的社会危机。我们从马尔库塞《单面人》、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著作中，可以看到现代化到来后人性异化的情况。我们能否在现代化之初就先做一点预防工作，避免物质文明对人们精神生活产生的负面作用呢?如果能，搞好社区服务，可能是一个具体可行的途径。正如《决议》第五节第20条所说∶"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有助于两个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落实到基层。要深入持久地开展文明家庭、文明单位和军民共建、警民共建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群众性文化、卫生、体育和科学普及活动，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建设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

    中国长期处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当中，因而中国的社区就是自然形成的农村村落。在汉代，曾有过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庄园经济，这时的社区管理当然要听命于庄园主。不过中国的庄园经济存在时间不长。后来由于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的减弱，农民有了更多的自由。在这些村落中，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生活，是一种半自治的状态。保长、里正之类只是负责村里和外界，主要是和官府的联系，并不管理村里的内部事物。这就是中国古代留下来的，至今仍然可以看到的中国的社区。在这些"社区"中，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上互相帮助，在婚丧嫁娶等活动中互相往来，一家有事，全村皆知，很有些温馨的气味。人民公社以来，农村的组织得到空前的加强，当时叫做生产大队、小队，类似于军队的编制。集中劳动生产，统一分配，各家有事，不分大小，先找队长，包括夫妻吵架，邻里纠纷，都要由小队或大队裁决。大的互助活动，也是由队里干部来组织。改革开放以来，生产队取消了，组织上有所弱化。农村村社的建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搞好基层民主建设，防止鱼肉乡里的恶霸得势；第二、加强组织，特别是组织农民从事专业化生产上，加强信息沟通，使生产走向市场；第三、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引进先进的科技知识；第四、植入先进的伦理规范，所谓"移风易俗"；第五、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美化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中国城市里的社区建设显得更为复杂。在过去计划经济的时代，社区是按照古代的庄园制来设立的。一个企业或一个事业单位，盖自己的房子，办自己的医院、学校、幼儿园、敬老院、老年活动中心、浴池、电影院……总之，一条龙的服务，一包到底。进入市场经济以来，这种庄园式的服务，这种企事业办社会的作法，已经成了企事业发展的严重障碍，社区服务与企事业脱钩已势在必行。脱了以后怎么办呢?就是要由居民小区来搞。城市的社区服务，除了体制上亟待更新，制度亟待建立以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许多人对此事漠不关心。许多人认为，自己一家一户过日子，用不着别人。这需要社区干部提高工作水平，使人们真正感到社区不可缺少。

    古代的农村，在精神方面都有一些乡绅来引导示范。人们有事习惯找一些有名望的乡绅来解决。现在没有乡绅了，但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也需要模范带头人物。这种模范人物不是那种高大的英雄，光彩照人，不可企及，而是能实实在在为大家服务的人。社区工作人员也好，干部也好，只要在道德上给人以可信感，生活上给人以关切感，就会收到实效。

第二节   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建设也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文化是企业之必需，越是成功的企业越是如此。因为它是企业经营的软环境，这个软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成败。另外，企业文化建设，也是将整个民族文化建设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总是在说，要使民族文化得以振兴如何如何，其实，文化的建设不是一般文人在报刊上写几篇文章就能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具体的建设活动中。离开具体的建设活动，民族文化建设就会流于空谈。

    一个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根据企业的性质而定。一个制售假冒伪劣的企业的文化，必定是一个视做假为荣的文化；一个蒸蒸日上企业的文化，必定是有进取精神文化。但不管什么样的企业，只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必然要提倡集体主义精神。《决议》中一再强调提倡集体主义精神，如第7条，在谈到"思想道德的基本任务"时首先说到的就是∶"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第11条又说∶"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我想"集体主义教育"首先应该落实到企业当中。我们在生活中不见得无条件地提倡集体主义，但在企业中必须强调。这是由现代企业的特点决定的。现代企业所从事的是社会化大生产，需要严格的组织化管理，需要许多人的协作。一个企业在社会中有无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企业的内在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有人说，企业的员工要有一种和企业共患难的意识，这实际上也是集体主义精神。因而动用各种手段，强调职工的集体主义精神，应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其中可以采用使职工持股的办法，使职工真切地感到与企业共存共荣的关系；也可以营造一种关系集体光荣，损害集体可耻的氛围。

    当然企业文化建设还有许多内容，如营造一种象家庭一样的温馨的气氛，如发扬民主的作风，发挥更多人的积极性等等，这些有赖于企业的领导人的谋划。中国古代的法家、儒家、道家，都可纳入企业文化当中。如法家的制度神圣的精神对企业讲求规章制度，儒家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重视和谐的精神与企业和睦的人际关系建立，道家无为的精神与充分信任群众，以便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都是可以提倡落实的。有人还用孙子兵法来管理企业，有的用《三国演义》当教科书，都可以尝试。国外的企业文化建设也足资我们借鉴。如日本人力求在企业内部创造一种家庭的意识，而美国人则是强调权利和义务分明。总之，企业文化建设资源丰富，大有可为。但必须注意的是，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以现代观念为主，古代观念为辅。近年来，许多人为了提倡儒学，大谈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如何采用儒家文化管理企业取得了成功。我一直不敢完全同意这种说法。这些国家和地区企业的成功首先是采用了现代的管理观念和办法，在此基础上又辅之以一些中国古代文化的观念。这才是事实。若把儒家思想说成是企业文化之本，显然是夸大其辞了。

    因此，企业文化应该有自己的特点，但也要注意与外面接轨。原则是对内统一与对外开放。所谓对内统一是指在企业内部，健康的文化精神一定行之有效；所谓对外开放，就是指企业的文化建设不能违背国家的政策法规和一般公认的行为准则。如不能在强调集体主义的名义下搞家长制，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更不能建立封建帮会。企业不能以强调集体主义为名，损害职工的正当的权益。

第三节   职业道德建设

    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见《决议》第三部分第7条）。

    近年来，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成了人们关心的一个话题。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从业人员素质的要求有了提高。同时也表明，许多窗口行业，从业人员缺少起码的职业道德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那么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些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缺乏呢?我想除了宣传不够，对"缺德"者缺少有力的制裁等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传统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长期存在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解放后实行的计划经济对职业道德建设存在着负面影响。

    本来，先秦时期，士农工商，各有分途，且有较强的世袭性。《周礼·考工记》中说"国有六职"∶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和妇工。从人们以职业为姓氏（如司马、屠、师、史、陶、巫、卜、漆雕等）的现象中可以看出，人们很重视自己的职业。因而各行业也渐次形成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如史家讲"秉笔直书"，师家讲"诲人不倦"，士人讲"为知己者死"，工匠们讲"交相利"，游侠们讲"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然而秦汉以来，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的的政策，遂使各业发展出现了不均衡的现象。工商业者政治上受到歧视，经济上受到限制，历代文学作品中凡涉及到商人之处，多有贬损。这显然不利于工商业者敬业精神的培养。重农抑商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农业道德加强，然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从事农业，反而使人们没有明确的职业感。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不需要市场，其劳动内部又缺少细致的分工，这些都不利于现代工商业所要求的集约意识、服务意识的培养。解放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导致行业垄断，形成了极不正常的卖方市场或曰绝对垄断市场。这是不利于职业道德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卖方成了上帝，对顾客当然只有恩赐，没有服务了。目前广大消费者意见较多的只要集中在那些垄断行业，如电信、铁路、医疗、电力、部分国营商店等。

    传统的价值观念对职业道德建设也有较大的负面作用。中国有着漫长的封建社会，而封建社会是以等级制度为特点的，而等级常常是以职业来划分的，这极易造成从事服务就低人一等的观念误区。因此这种以职业来划分等级的传统，也不利于现代工商业者服务意识和敬业精神的培养。而服务意识和敬业精神，一外一内，正是工商业者职业道德的两个重要方面。

    《决议》中一再强调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如第11条说∶"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大力提倡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明确要我们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与职业道德建设联系起来。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人们已经说了几十年，但给人的印象总是觉得是干部的事，要么是象雷锋那样的先进人物的事，与一般百姓无关。其实人们生活在社会当中，每个人都在为他人做事，也在接受他人的服务。服务是人们的义务，不是高不可攀的共产主义道德，而是职业所必须。我们不仅要为人民服务，也要为非人民服务；不仅要为中国人服务，也要为全人类服务。服务是每个人的社会职责，只有尽了义务，才有权利享受应有的权利。可以说，服务精神是职业所必需，是端饭碗的道德，对为人民服务要有一个新的解释，使更多人能理解它的意义。《决议》中所说的∶"要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为宗旨，开展创建文明行业活动。各行各业特别是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窗口行业'，都要根据自身特点，对职工普遍进行职业责任、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的教育，加强岗位培训，规范行业行为，树立行业新风"，就有这种意义在里面。

    在职业道德建设上，我们倒是要多借鉴国外的传统。应该承认，市场经济对我们来说是新事物，对某些国家来说，已经有了长期的实践，有了深入的研究。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曾详细论述了"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在职业道德研究上还很不够。总之国外在职业道德培养上的成功经验足资我们借鉴。例如象李素丽那样的职员，在国外只是一般公司的职员要求，我们却把她当做别人难以企及的先进人物。我这样说，不是在贬低李素丽，这只能说明其他人作的不好。李素丽是一个合格的乘务员，其他人是不合格的乘务员。如果把一个合格的乘务员当做先进，那就意味着其他人的作法无可指责。记得前些年，萧乾曾经写过一篇杂文，讲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而我们常常把狗咬人当做新闻。如某干部不接受贿赂，不以权谋私等等。我的意思与萧老是一致的。其实干部的职业道德就要求他不应该这样，他不这样，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合格的公务员，不能说是有什么更先进的觉悟。而我们偏偏要把这一正常的事情当做不寻常的事情来讲。然而宣传的人是不是就错了呢?我想，他们也没有错，因为当前社会各行业职业道德水准普遍差，能够达到应有的水准是少数，相比之下，是有其先进的意义在里面，也应该受到表扬。总之，我们在职业道德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上面所讲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那就许多人不知道什么才是职业道德，属于职业道德教育不够。但我想更主要的还是属于明知故"缺"。任何道德的建立都不是光靠教化宣传所能奏效，还必须辅之以强制措施，职业道德的建设也必须如此。有德者得到了表扬，缺德者怎么办?为什么职业道德讲了这么多年，缺德者比比皆是，不是英雄人物表扬的太少，而是对缺德者惩罚的太少。"谁要缺德谁下岗！"职业道德的建设也许才会真的有了希望。

第四节   社会公德建设

    "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是"思想道德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见《决议》第三部分，第7条）。

    说起中国人的社会公德，都不不免要皱眉头。一个世纪之前，美国人史密斯博士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就有一章题为"缺乏公共精神"，对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的种种表现做了描述。鲁迅深受此书的影响，他批判的国民劣根性，重要的一条就是缺少公共精神。许多事例，在今天也屡屡发生。如每年到夏收季节，都有农民在国道上晾晒粮食的报道。按说人生活在社会当中，不是一个人一个天地，本应该讲一点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矩，否则社会就难以维持了。可是就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却不是人人明白。凡是涉及到社会公德的地方，都不免令人气短∶该站队的地方不站队，不该吸烟的地方吸烟，开会时BB机乱响，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破坏公物，汽车上的防盗器响个不停，恋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稠人广众之中，又搂又啃，旁若无人，……总之，凡是到公共场合，都会觉得台湾作家柏杨所说的那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丑陋的中国人！"

    何以中国人会如此丑陋呢?深层次的原因有两条∶从哲学上说这是人性恶的展现。许多人不是不知道缺社会之德也是缺德，他们是出于一种极端自私自利心理，只求自己得利，不管他人怎样，有时只是得蝇头微利，也不惜给别人造成巨大的不便，甚至是损人而又不利己，只是为了满足内心的破坏欲和伤害欲。从经济上说，这是与中国人长期从事农业经济分不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不需要更多的社会交往，公德问题主要出在城市，而我们的城市人口的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有些人虽然从小生活在城市，但向上追溯三代，也不免是农民）。由于固有的生活陋习一下子难以改变，就造成了的社会公德的破坏。

    缺少社会公德意识，直接的原因是在这方面的教育严重不足。我们学校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是进行崇高的政治理想教育，而对起码的一些行为规范，起码的作人原则，却重视不够。笔者曾在大学里待了十几年，读过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我发现，公德意识的高低与我们现行的教育无关。有些上了博士研究生的人，甚至是得了博士学位的人，公德水平大概在幼儿园小班的水平上。如某君上厕所后从来不放水冲洗，某君放水倒是放了，但从来没关过水龙头。某位博士，身为大学教师，好吃辣椒，在筒子楼的楼道里天天炒辣椒，同楼道的人咳嗽不断，鼻涕一把，眼泪一把，避之惟恐不及，而某博士神态自若。在此我真的能够体会到小平同志所说的"教育失误"的含义。

    明白了缺少社会公德的原因，就知道怎样提高社会公德水平了。首先是把有关公德的教育落到实处。我们要教育学生不仅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也要是一个讲社会公德的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先秦时期，儒家特别强调"君子"、"小人"之分，这种划分不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经济地位，而是根据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君子有君子的行为规范，是值得羡慕的。但君子不是不可企及的，只要肯于修德，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张扬一种现代的君子风范，一种文明人的风范。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借鉴西方人传统，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很崇尚一种绅士风范，人们自觉地以当绅士为荣，我们也要造就一批中国现代的"绅士"。为什么要在"君子"和"绅士"前面加上一个"现代的"定语呢？目的在于不引起人们的误解。在这里，我们要清理一下我们头脑中左的观念。有人一听要当君子，要当绅士，就立即绷起了阶级斗争这根弦，认为那是封建主义和资产主义崇尚的东西，是与人民大众格格不入的。曾几何时，在毛泽东"手上是牛屎，心里却是干净的"理论指导下，穿破衣服，说话带赃字，被视为革命的本色。在许多人的眼里，所谓君子就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所谓绅士就是手拿文明棍，剥削工人，出入舞厅的人，中国的绅士就是解放前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人。其实这多是人们从电影上得来的印象，那是具体的君子和绅士，我们应该取其文明的含义。实际上生活当中确实是有些人高雅，有的人低俗，不承认这种差别，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倡向高雅的人看齐，没有什么错。不能处处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一切问题。我们不是常说要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吗?人人争取做君子，就是一个优秀的传统，就值得发扬。到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都对那些国家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高水平的社会公德深有感触，我们能说那也是资产阶级虚伪性的表现吗？

    社会公德不是光靠教育所能奏效，还必需辅之以强制措施。有些人明知故犯，恶性不改，施行教育就显得迂腐了，得靠强制措施使之就范。1996年夏天，我所住的首都师大７号楼有一对年轻的男女，买了一辆捷达轿车，安了个防盗器，停在学生的过道上。学生一过，防盗器就响。楼上的人提出了抗议，这对鸟男女还破口骂街。对这种根本就不知道道德为何物的人，就应该绳之以法，依据有关法律对其进行惩治。火车上对吸烟者，公园里对随地吐痰者的处罚，都是必须之举。有人提出要加大处罚力度，也许是个办法。

    物质决定精神。改善环境也是提高社会公德水平的一条途径。如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无需排队，自然也就不需要排队的道德了。在一个优美整洁的环境中，人们可能会文明一些。反之在一个脏、乱、差的环境里，要人们不吐痰，不吸烟，也难。

第五节   社会风气的好转

    说到社会风气，人们都感到丧气。不错，我们的经济是发展了，但我们的社会风气却不能令人满意。在这方面，我们能深切地体会到小平同志"一手硬，一手软"的批评。社会风气是一个非常概括的说法。风气不好表现在多方面，如干部腐败成风，犯罪率居高不下，经济活动中不讲信义，假冒伪劣屡禁不止，吸毒贩毒，卖淫嫖娼，……总之，社会风气不好是主要体现在对真理和正义的蔑视，对正常行为规范的破坏，有德者被视为迂腐无能，缺德者自鸣得意。

    党中央对社会风气状况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如《决议》中写到∶"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忽视思想教育，忽视精神文明，'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动摇。"《十五大报告》中也说∶"我们清醒地看到，……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的状况人民群众还不满意，贪污腐化、奢侈浪费等现象仍在蔓延滋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问题较为严重"。因而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是"今后十五年，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1月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说∶"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政策都好，改革开放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管理工作和其他工作中的漏洞也不少，有些党员干部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在整顿风气中确实有些人要开除党籍，要清理一下。抓党风和社会风气，没有十年的努力不行。"?

    如何扭转社会风气呢?关键在党风、政风的扭转。正如《决议》第28条所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从严治党，搞好党风。"《决议》第6条在谈到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干部和群众普遍关心的"五个重要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坚决制止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进一步树立密切联系群众、勤政务实、廉洁奉公的优良党风政风。"江泽民同志一再号召干部"讲正气"，其用意也在于此。

    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社会风化的好坏主要在"士"风的好坏。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只要君子能行正气，其他人就会随之变好。古人为政，特别重视社会风气，当时把这称为"教化"。人们认为，教化就是政治的全部。士大夫的职责是教化一方，而天子的职责就是教化整个天下。儒家在这方面还有一整套办法。如诗教，认为诗可以起到"经夫妇，致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总之，社会风气的好坏主要在党风和政风的好坏。党风和政风好，可以纠正其它方面不好的风气；党风、政风不好，不可能纠正其它歪风。此如孔子对季康子所说的在位者"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也说∶"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而党风和政风的扭转有赖于民主和法制实施。有了健全的民主和法制，不给为政者以腐败的机会。有人胆敢腐败，就会立即受到制裁。这才是彻底扭转政风的根本。长期以来，给人的印象，天天反腐败，腐败天天有。这说明反腐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也说明我们的决心不够大，力度不够强。如果真的要反腐败的话，可以借鉴过去搞政治歧视的作法，具体地说就是要带帽，这个帽子名为"腐败分子"。可以将腐败分子分为十个等级，将腐败行为量化打分，如贪污受贿、灰色收入、黩职失职、害人致残致死、赌博嫖娼、包养姬妾、大吃大喝、奢侈浪费等等，都可以作为量化的指标。积分到多少，就定为几级。然后再分级处理，该枪毙的枪毙，该判刑的判刑，特别是要追回赃款赃物，不要使那些人一人受罪，全家得益，一时受罪，终生得意。要之，要形成一个全社会痛恨腐败分子的风气，不给那些腐败分子以重新腐败的机会，规定凡属腐败分子，不论几级，一律不得担任国家公职人员，一律不得到国营企业任职，一律不得担任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总之，要象当年的"黑五类"一样，受到全社会的歧视，一律不得重用，使腐败分子有一种自绝于人民感觉，要使他们感到畏惧。而象现在这样，浑然自得于人民之中，当然不害怕了。过去抓"黑五类"，可能是一个历史的错误；现在抓"腐败分子"，将是一项历史功绩。小平同志所说的"一手软"，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指我们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他的原话是∶"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因而如何使这手也硬起来，值得下功夫琢磨。

第六节   法制建设

    法治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培养全民族的法制精神，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1986年6月28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在全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法是人类社会所必需，但具体到一个国家，一个时期，人们对法的应用程度，对法的认识水平却有很大的差距。必须承认，我们的国家在法制方面还有许多缺陷。这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国人法的精神似乎一直重在制民上，而不是一种民与民之间的约法。只具有自上而下的单向性，不具有自下而上双向性。在先秦的法家思想中，严刑峻法，被看作是治理天下的法宝。儒家的作法是"导之以礼，齐之以刑"。礼是一种软性的法，靠人们自觉遵守，但也不允许有人破坏，又有刚性在里面。所以有所谓"礼法"一词。儒家的礼包括的范围比法要宽泛，但这种礼也是意在制约人们的行动，不带有民间约法的性质。中国历代也都有法典，如《唐律》、《大清律》等等，但都是重在刑法，对其他方面的事物，不见有从法的角度来规定。所谓法，就是刑法，制度归制度，政治制度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所谓法，就是"王法"，就是约束百姓的。总之，中国古代并不缺少自上而下的刑法，所缺的是民与民之间的约法。因而在老百姓看来，一旦出现与法有关的事，就是不光彩的。而官员们一直以无人告状最佳政绩，国家的政治也一直以"刑措不用"为最高境界。孔子曾表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道家甚至主张取消法律。老子就曾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种法的精神的缺乏，与中国政治中缺少民治的传统是密切相关的。而在现代社会，随着民主政治的到来，民间约法的精神必须加以建立。在约法方面，我们可以大量借鉴西方的传统。西方的法的精神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与中国不同，尤其是在民间约法的精神方面，有着深厚的传统，足资我们借鉴。

    建国以来，我们在法律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总的说来，我们的法制建设还不够。解放以来，我们一方面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但在把政治法律化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许多本来应该是以法律、法令的形式出现的东西，却常常是以中央文件和国务院通知的形式出现。这些文件有其好处，那就是不必经过人大的立法程序，来的快。弊处是前后变化的快，缺少连续性，权威性也就自然要大打折扣。特别是在社会的转型期，出现了许多新的事物，而我们相关法律还没有建立起来，使人们无所适从。特别是看到那些钻国家法律空子的人得不到制裁，不免令人灰心。

    我们在立法方面的欠缺还有一种潜在的心理原因，那就是我们的政府觉得什么事自己都能做好。现在遇到了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打假，如反腐败，才想起了法律。其实好的法律可以解决许多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且不用化政府的一分钱。再以打假为例。政府出面打假，一遇到地方保护，就执行不下去了。其实这是个很简单的事。只要国家立法规定，凡是买到假货，商店以十倍赔偿。目前消协规定是一倍，这样如果有人象王海那样专门打假，就很艰难。他需要找人鉴定，需要时间，总之，他会有许多费用，一倍的赔偿不足以支付，这样就会降低打假的积极性。如果规定赔偿十倍，打假公司就会应运而生，假货指日可灭。

    但我要说的还不是上面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我要说的是要想加强法制建设，必须维护法律的尊严。《十五大报告》在加强法制建设方面明确表示∶"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党和国家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也九届人代会说的最多的问题，我们固然是立法工作做的不够，那么有了法律以后又怎样呢?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保证法律的尊严。怎样保证执法必严呢?一方面是要在法律本身上下功夫。我们的某些法律，包括党和国家的某些政令，只规定了应该怎样做，没说不这样做该怎么样。这就是法律本身的不完善。另方面要在法律之外下功夫，那就是要把法律的运行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公检法的行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要向舆论公开。如1998年7月份在北京公开审理的由九家电影公司联合起诉的侵权案，就是好例证。

    《决议》第13条对法制建设已有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值得我们认真领会∶"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社会主义法规体现人民的意志。要在全体人民中进行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教育，普及法律常识，增强民主法制观念，使人们懂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懂得与自己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法律，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要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依法加强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管理，制裁和打击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规范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

第七节   树立改革的观念

    改革是我们民族振兴的希望，是一个民族健康的心态。我们正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一个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国到世界全方位变革的时代。如何使社会全员树立一种改革的观念，有一种改革的心态，直接关系到这场变革的成败。因此，树立改革的观念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这个问题上，常听到人们有这样一种说法，即社会文明越进步，人的道德越堕落。这种说法可以分几种情形∶一是从传统的农业道德来批评工业道德，以田园牧歌的眼光来看市场伦理，从而发出今不如昔的感慨；一个是新的经济生活已经出现，而相应的伦理规范尚未建立；一个是新的经济生活确实给人们精神带来了负面影响。但是不管出于哪一种原因，怨天尤人，慨叹世风日下是没用的。唯一的正确做法就是树立改革的观念，建设新的道德。

    中国人本来并不缺乏变革的传统。在第七章中曾谈到了中国人在哲学特点。中国人自从很早时候起就崇尚变化，特别是士大夫阶层，总是认为新的东西是好的。回顾中国的历史，不乏革新者。当然中国的普通百姓中也有一种求稳的心态，也有不利于改革的一面。中国人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农业经济是一种靠天吃饭的经济，一年四季，春种，夏铲，秋收，冬藏，秩序井然，所以人们不习惯冒险的精神。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冒险家，如汉代的张骞、甘英，明代的郑和，但大部分人还是从事农业，有一种求稳的心态。不象那些商业民族和游牧民族，富于冒险精神。而改革不仅是求新，而且求变，在变化中就会有动荡，这与中国人求稳的心态相矛盾。

    在我们今天的改革浪潮中，必须让人们树立改革的心态。这种心态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树立现代化的观念。如竞争意识，时间观念，效率观念，服务观念，职业观念，权利观念，等等，莫不是现代人所需要的观念。当年深圳人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时，足令中国人震惊了一阵子。这在中国人的观念史无疑是重要的一笔。他说明我们过去对时间和效率观念是多么淡薄。一个世纪之前，美国人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气质》中就有一章专门谈中国人"时间观念淡薄"的特点。这些年身在工薪阶层的人一见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单位效益怎样?"说明人们已经切实感受到了"效益（比效率一词更精确）就是生命"的意义。再如竞争意识。过去一提到"竞争"二字，人们就会立即意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那种"人吃人"的竞争关系。而今在打破大锅饭以后，人们也对此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在下岗非常普遍的今天，人们对这一词汇的含义的认识会更加丰富，更加深刻。如这种竞争是否是在同一水平线上，是否是在有序的状态下进行，也就是说是否公平，人们的正当权力是否受到损害?这都是竞争以后，人们所认识到的。正如《决议》中所说的∶"我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总和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从新精神，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

    上面说的是时代的变化对人们观念的作用，我要说的是人们不应该被动地受时代的驱使，而应该主动地适应时代的变化，以一种积极的改革的心态去适应时代的挑战。我们目前的学校里，开设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课，大学里的政治课已经超过百分之三十，但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人把现代化的教育列入到政治课当中，哪怕是选修课也没有，尽管改革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主题。

    改革观念的树立不仅要和现代化联系起来，而且要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近日来，常听人说这样一句话∶"改革说到底是利益的调整。"这句话在一定场合下是对的，特别是在改革要涉及到一部分人要牺牲利益时，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但这句话还是有很大问题。改革说到底不是利益的调整，而是总体利益的增加。利益调整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增加总体的利益。改革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在改革的过程中出力的人是在做贡献，牺牲的人也是在做贡献。因此，不能歧视那些牺牲的人，相反，应该给人们以应有的照顾。如一个工人下岗，为企业增效提供了条件，国家就应该拿出财政补贴，资助他的生活，帮助他再就业。因为他们为了民族的振兴做出了牺牲。所以说，树立改革的观念应该与民族振兴相联系。再以竞争为例，现代社会的竞争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竞争，也不仅仅是企业间的竞争，而是国际间的竞争，是民族间的竞争。因为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生产效率的竞争。发达国家一个人一天创造的价值是发展中国家的几倍或几十倍。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本民族成员的劳动生产率，增强竞争能力。可见在现阶段，竞争的意识，以及所有现代的意识，都是可以和爱国的精神统一起来。因为所有的现代的意识，改革的意识，都是民族的振兴的需要。正如《决议》第8条所说的那样∶"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鼓舞全国人民实现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

第八节   知识分子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这是由精神文明的任务、目标决定的。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科教兴国"是我们的既定国策。而科教兴国，离开知识分子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5月19日就说∶"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教育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十五大报告》也说∶"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的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此正应古人所说的一句话∶"士者，国之宝也。"

    在古代，士是社会教化的执行者，是历代精神文明的主要建设者。因为所谓精神文明，就是一个社会优良的精神，离不开文化和理想，而士是文化知识的拥有者，同时又大都具有理想，所以，历代的精神文明建设，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也不能例外，要想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就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中国历来有重"士"的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深切认识到"士"在国家兴亡上的决定作用。当时有所谓"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话。士农工商，统称四民，士排在首位。因为士，说到底，是掌握那各时代最高知识和技能的人，上至运筹帷幄的谋士，下至鸡鸣狗盗之徒，尽管出身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知识和技能超出一般的人。他们是一个阶层，但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没有统一的政治信念，靠输出自己的才能，以博得生活资料。他们有一套行为规范，如"为知己者死"，但要求雇用者能充分尊重他们的个性，所谓"待士以礼"。他们愿意以一种客人的身份出现，而不愿以臣仆的身份出现。如果雇佣者不能待士以礼，合作关系随时可能解除。笔者是搞古典文学研究的，发现古人诗中所写，大都离不开怀才不遇这个主题。"士"本来是指出自世袭贵族，春秋战国以来，随着生产的发展，世袭的身份性贵族逐渐衰落，代之而起，进行管理国家事物的是那些庶族出身的才德之"士"，以至后来鸡鸣狗盗之徒也都成了"士"。他们也要求与世袭贵族有平等的地位。《战国策·齐策》中曾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冯谖客孟尝君，三次向孟尝君索要更高的待遇，等满足后才为孟尝君谋划，《魏策》所讲的信陵君曾非常恭敬地拜访看门人侯嬴，这些都是著名的士人要求平交王侯的故事。这种位卑之人因才德而位尊或虽没有尊位而自我认为尊贵的传统，对后世影响深远。士人虽然必须依附统治者才能获取生活资料，但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士人要求与统治者分庭抗礼意识。他们奉行"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使统治者不得不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他们虽不在其位，往往心系整个天下，即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士人这一优良传统的表现。在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仍然可以看到这一传统。

    我党所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就充分考虑了这一传统∶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又是统战的对象。统战的意义就是要求党组织要与知识分子"肝胆相照"，建立一种知己式的关系。可我们的许多干部由于不懂这一传统，以致于不能正确理解这一政策的深刻含义，严重地影响了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在1990年前后，中央曾特意为钱学森举行过一次表彰会，钱老深有感慨地说，以前的表彰都是和其他劳模在一起，这次终于为知识分子单独举行了表彰会。1998年春天，周光召在缅怀邓小平逝世一周年时只讲了一点内容（可能还有其它内容，仅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所播），那就是小平关心知识分子，愿做知识分子知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西方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传统。特别及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提倡作社会的良知，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提倡。建设精神文明就要高扬社会的良知，对假恶丑的进行批评，而这样的任务，只能由知识分子来实现。因为知识分子有关心他们身外之事的传统，他们有敏锐的目光，有坚持正义的理想。目前在社会当中，经常是是非不清，这与知识分子没有负起应有的批判之责有直接关系。如有人认为，当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是正确的，否则我们今天欣赏不到这么好的园林。孙殿英盗挖东陵是革命之举，与冯玉祥撵溥仪出宫有同等意义。赵瑜以一种俗人的是非观点，对马家军横加指责。错误百出的电视剧，如《水浒传》，竟然也有人为之叫好。……所有这些，都说明社会批评不力到了何种程度。所以应该鼓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广泛批评，使真理和正义行于世上，使假恶丑无容身之地。知识分子要做精神产品的质量监督员。

    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传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是由先进的知识分子发起的。在整个的革命活动中，先进的知识分子一直处于领导地位。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部分。"?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也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但毛泽东又把知识分子划为小资产阶级。这在1925年12月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已经确定，以后一直没有改变。在革命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受到深刻的改造。因为革命是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发动群众是必然的选择，这就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起来，而要想结合，就必须适应工农的某些特点，于是就有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这种改造从革命初期就已经开始，延安时最为集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改造是革命的需要，是必要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在革命成功以后，我们在从事经济建设中，仍然沿袭战争年代的作法，先是反右，后是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一直在接受改造，一时之间，"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了许多人的"共识"。这是十分荒唐的。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局面才开始逐渐扭转。小平同志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使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获得的解放，他又针对人们对知识种种误解，号召人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这才逐渐得以确立。我们可以从《十五大报告》中看到已经一改过去那种改造知识分子的口气，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

    小平同志在1988年9月5日就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目前中央又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要发展知识经济，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显得更加突出。可以这样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知识分子是第一生产力的第一代表。要使全民重新认识知识分子的价值，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劳动，重新认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深远意义。同时在政策上给知识分子提供创新的条件。各级领导要努力作知识分子的知己，使知识分子超水平发挥他们的潜能，为民族的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前面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有"为自己者死"的传统，知识分子所为是一种潜能的发挥，要求人们能待之以礼，给他们以发挥潜能的条件。这就好象黑格尔在《小逻辑》第136节"附释一"中讲的磁铁和铁之间的力与力的发挥的关系，这种力的发挥是互相的…。汉武帝在《求茂材异等诏》中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正是改革的"非常之功"，所以一定要善待"非常之人"。小平同志在谈到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时说∶"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几年前，我曾说过，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今天，我还是这个态度。"小平同志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真正知道怎样领导知识分子。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小平同志甘当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的精神。

    教育是改革开放以后最先解放的部门，但现在，教育体制是最传统的。改善高校的管理体制，分流学校的多余人，完善评价机制激励机制，都是保证知识分子更好地从事科学文化事业必要条件。好在《十五大报告》已经表示∶"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要建立一整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
当然这属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超出了本课题谈论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