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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传统看统一与开放

    统一与开放是中国人目前生活中的两件大事，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同时又有密切联系的主题。《十五大报告》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中国共产党人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历史重任，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而与之相关的爱国主主义，统一政令等问题，都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那么如何借鉴中外传统，以展开这两个主题，就特别需要探讨。

第一节   统一传统批判

    一说到统一，人们立刻想到港、澳、台的回归，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突出方面，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加大政令统一的力度，一个是加强民族团结。三个方面中，因为香港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澳门回归指日可待，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政令统一的问题比较大，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民族团结，我党在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但也有一个继续巩固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统一传统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的连续发展的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中国又是唯一的一个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长期统一的大国。这固然与中国所处的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有关，但重要的还是统一的传统在起作用。中国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统一传统，使中国人在大多数时候都能团结成一个整体，维系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下面及就具体考察一下这些传统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过程。

    中国何时进入统一的国家?是三皇?还是五帝?是夏?是商?是周?一时难以回答。因为统一的规模不等，统一的内含有多有少。但可以这样说，从五帝直到夏商周三代，随着生产的发展，统一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内含在不断加深。在商代，规模就很大了。只是它统一的内含还不够丰富，商以外的各个诸侯，大概只是名义上尊奉，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并没有真正的统一。武王伐纣，以周代商，大封天下诸侯，国家的规模得以空前扩大。如《诗经》中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的统一和周礼的制定，对中国统一的传统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史称"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夏商以前天子的权威还是借助某些原始观念的力量或神的力量来维持的，到了周朝，这些原始的神秘的色彩大为减少，而是代之以人间的约法。周公作礼，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第一个以约法的形式来建立了帝国的秩序，规定了朝廷的权威和诸侯的义务，使人们对朝廷的权威，对天下一统，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周朝统一的程度虽然还不算高，但它在文化上的统一的意义极大，影响极其深远。周朝后来虽然走向了分裂，周天子名存实亡，但周天子名义上的权威，还一直存在，直到秦朝的建立。周朝为后来中国的政治树立了一个样板，是人们理想中王朝。

    但是周朝的统一程度还不够深∶文化的统一多于政治的统一，政治的统一多于经济和军事的统一。它不是由中央委派官员直接管理地方事物，而是委托诸侯代管，政治、经济、军事都处于这种委托诸侯代管的状态。这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符合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事实证明，周朝的分封制，有利于发挥诸侯的积极性，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来看，分散和集中都是必要的手段，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社会的发展不能没有组织，而过多的组织又会束缚人们积极性的发挥。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好的办法是小国林立而又相安无事。而实际上小国林立不可能做到相安无事。所以在小国之上，需要一个统一的权威，形成一种联邦制度。正如十九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为了把国家之大而产生的好处和因国家之小而产生的好处结合起来，才创立了联邦制度。"?周天子的一统，给诸侯们带来了安定，而诸侯的相对独立性又促进了社会生产总体水平的提高。周室的权威虽然被打破，但后来又有春秋五霸，五霸之后又有七雄的合纵与连横，直到秦的统一。总之，分裂归分裂，统一的秩序还得要。集中和分散结合得恰到好处，最为理想，一旦偏向一面，尤其是只有分散没有集中的时候，动荡纷争就会随之而来。

    时代进入东周以来，周室衰微，诸侯坐大，国家一直处于战乱当中。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却迎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面对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诸子们在思考辩难当中，提出了种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统一是自然要思考的问题。诸子们的气魄很大，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常出现"天下"的字样，他们的立论，多是从整个天下着眼的。在各家中，只有道家对政治表示失望，主张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儒家、法家、墨家、纵横家等家都主张实现统一，尽管他们在实行统一的方法上有严重分歧。儒家持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认为应该大力改造人心，使人向善，只要诸侯们能"克己复礼"，恢复周礼规定的秩序，纷争的局面就可以结束。墨家则更为理想化，主张通过人们之间"兼相爱，交相利"，以建立一个大同的世界。具体的做法就是"尚贤"、"尚同"，要有一个仁义贤德之士作为君主，君主再选贤德之士作为大臣，从而统一天下之义。如《尚同篇》所云∶"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对于那些"不尚同其上者"，则要以刑来加以惩罚?。而法家则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认为应该建立一套严厉的秩序，并以强力推行，从而结束混乱的局面。如《商君书·刑赏》云∶"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在《壹言篇》中他还提出了"壹言"的主张。他们提出，要想实现这些，必须加强君主的权威，削弱诸侯和大臣的权势，即所谓的"隆君权"。如《韩非子·爱臣篇》云∶"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将相之管主而隆国家，此君人者所外也。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诸外，不请于人，议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则终于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识也。""纵横家也主张以兵力和外交来实现统一。如苏秦对秦惠王说∶"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各家所提方法表面上看来相去甚远，其实从各个方面揭示了统一的道理，完全可以相互补充。可以说，先秦诸子基本上揭示了在当时条件下关于统一的真理。

    各家思想中法家和纵横家思想最为直接可行。秦孝公用商鞅之法而使秦国富强，秦始皇用韩非之法而统一天下。秦立国后吸取了周朝分封诸侯而导致分裂的教训，实行郡县制。这是沿袭至今的防止国内出现多个实力中心的政治体制。秦朝还实现了军事和经济的统一。秦朝又焚百家之书，统一文字，在文化统一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是周朝文化统一以来的又一次统一，虽然它还不够完整，但意义已十分深远。梁漱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中国"文化之统一，民族之浑整"曾有过一段描述∶"在这里宗教虽云有儒、释、道种种，却能不相妨碍，或且相辅而行。种族上，若追源溯流自有甚多不同，而今则都已浑忘。方言虽不免有殊，而'官话'大体通行。尤其文字是完全统一的。所有其历史、文学、礼俗、信念，即藉此种文字典籍以传布全国，直接间接陶养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意识和感情。所以远从浙江到甘肃，或者像东北到云南之遥远，而其人还是那样地没有隔阂。若是他们在外国相遇，更亲切如一家人。似此同化融合三万万上近四万万人为一大民族之一事，印度固梦想不到，西洋亦梦想不到。"?由此可见文字统一意义之深远。

    不过秦很快灭亡，经过八年的战争，汉朝得以建立。汉初人误认为是郡县制的过错，继续沿袭周朝的分封制，结果又导致了分裂内战的局面。到汉武帝即位初年，内有诸侯王的割据，外有匈奴入侵。汉武帝将儒法两家综合运用，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治，彻底巩固了秦始皇开创的统一的成果。可以说，是秦始皇和汉武帝两个人共同奠定了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有人说秦朝的失败是法家思想的失败，汉武帝的成功是儒家思想的成功。此话虽有些道理，但很不尽然。秦始皇的过错在于过分地运用法家的严刑酷法，而不是所有的统一措施；汉武帝采用了儒家的大一统观念，同时也吸收了法家的实现统一的具体措施。秦皇汉武的统一措施是全面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各个方面，这是周朝所没有的。这个统一已接近了现代意义上国家统一的含义。黑格尔在拿破仑即将进攻普鲁士时，就感觉到当时的"德国不能真正被称为一个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统一不能"单靠旧时封建社会那种风俗习惯、宗教、教育、语言文字的统一，作为一个近代的国家是不够的，国家的统一主要靠政治、军事、财政力量的集中领导、执行的统一。"?可见这种统一，秦皇汉武就已经做到了。

    秦皇汉武之所以能在生产力并不十分先进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大帝国，是因为他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政治和教化的合一。他们不仅实现了政治、文化的统一，而且实现了政治和文化的结合。因为在生产力尚不够发达的情况下，统一是有实际困难的，秦以前由诸侯代管，以后则由官吏代管。而这些文士不同于诸侯，他们根据书本所学，自觉地将已经统一的文化精神贯彻到政治当中，从而解决了过去由诸侯代管而产生的割据的弊端。文士行政的同时又是在实行教化，政治和教化始终保持合一，政治可以出现动荡乃至朝代更迭，只要文化还在，就有重新修复的能力。这一制度就是由秦汉开始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出于法家"壹言"的思想，"焚百家之书"，同时规定"以吏为师"?。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同时征召贤良方正，以参与政治。隋唐以后，便形成了一整套科举制度，政治和教化合一的体制更趋完善。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曾对此意义有过集中的揭示∶"唐代科举制度，同样为宋、元、明、清四代所传袭，沿续达千年之久。这是建筑中国近代政治的一块中心大柱石，中国近代政治全在这制度上安顿。同时亦是近代中国文化机体一条大动脉。在此制度下，不断刺激中国全国各地面，使之朝向同一文化目标而进趋。中国全国各地之优秀人才，继续由此制度选拔到中央，政治上永远新陈代谢，永远维持一个文化性的平民精神，永远向心凝结，维持着一个大统的局面。"?

    汉代以后，中国的历史上虽然出现过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金对峙三个分裂的局面，但与统一的时候相比，时间还是非常短暂的。这是秦汉以来统一传统作用的结果。

    中国有文献以来的历史证明了两点∶一、统一则安，分裂则乱，统一是避免纷争的唯一的正确途径。那种多元共存的局面只能是暂时的，不会长久。人们追求统一，不是为了证明统一观念的神圣，而是来自经验的统一观念可以解救纷争的现实。二、秦汉以来，虽然统一的传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不能说中国就没有了分裂的传统。后人在继承秦皇汉武的统一传统时，不免出现偏差。如唐代实行郡县制，但又实行藩镇制，终因藩镇割据而败亡，三、每次分裂常常伴随着少数民族入侵，而每次少数民族入侵又都和中原政权内乱有关。可以说内乱往往会引来了外患。分裂都是由内部首先开始的。内部稳定时也可能有外患，但大的外患，特别是全面被征服的外患，必定是由内乱引起的。

    这几条对于我们今天的统一事业仍然有其指导意义。首先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充分地认识到分裂的危害性，有着深厚的统一的传统，我们应当继承并发扬光大。其次，要想使实现国家长久的统一，内部的稳定至关重要。第三，中国历史上也有分裂的传统，要时刻对这一坏的传统保持警惕。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时说∶"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态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我理解邓小平这些话正是基于对中国统一传统的深刻认识。

    国外可资借鉴的传统国外给我们的借鉴首先是关于"国家"的概念。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与西方人有很大的差别。人们所说的国家是多半是指诸侯国，而不是指天子所代表的辖区。人们通常以为，中国就是天下，就是世界。这一点，许多人都曾指出。如钱穆在其《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写道∶"其次说到国家，中国人很早便知以一民族创建一国家的道理，正因为中国民族不断在扩展中，因此中国的国家亦随之而扩展。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中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他还指出，中国人"常误认为中国早已是一个'天下'，早已是一个'世界'"?。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曾对顾炎武《日知录》当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段话做了分析，也阐发同样观点。那段话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中略）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梁漱溟分析道∶"他所说的我们无须负责的'国'，明明指着朝廷皇室，不是国家；他所说我们要负责的'天下'，又岂相当于国家?在顾氏全文中，恰恰没有今世之国家观念存在！恰相反，他所积极表示每个人要负责保护的，既不是国家，也不是种族，却是一种文化。他未曾给人以国家观念，他倒发扬了超国家主义。""这个传统观念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是促进我们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尤其是在全球越来越走向一体化的今天。不利的一面也出在这个地方，我们中国即是天下的观念，容易形成对外来文化的蔑视，而对文化的多元化的意义认识不足。我们在文化上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但我们也容易陷入中华中心主义，从而形成对外来文化拒斥。如近年来就有人不断地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儒家文化要复兴等等。我们反对过前苏联输出革命，我们又何尝没有输出过革命的传统?儒家一直希望看到全世界的人按照一个理想的道德来生活。如《中庸》中所说∶"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意思是说，只要所有的人都能"尊亲"，大同世界就会到来。作为一种美好的理想，值得称赞，但作为一种文化战略，就显然不太合适了。

    中国的历史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处在统一的状态，在它的周围没有几个能与之分庭抗礼的国家，因而国家的观念一直没有被人们强烈地意识到。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大炮向中国人证明在中华大帝国之外，还有更强大的帝国，中国人从此才有了国家的观念。这种国家观念给我们以两点启示，一个是我们有了一种危机的意识，我们必须自强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成了每个爱国者的共同心愿。邓小平在写给政治局的请求退休的信最后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立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一个启示是"主权"这个观念。它是国家概念的一项重要内含，有了主权就相当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我们由于国家观念不强，主权这一概念自然也就没有，近代以来，我们从西方人那里学来了这个重要的概念，并成为我们对外五项原则的核心概念。捍卫我们的主权是对外交往的第一个目标。我们要求与我建交的所有的国家都要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述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第一个问题就是主权问题∶"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逐渐加强，国家的统一问题必须放到世界范围内来考虑了。当今的世界有联合国这样的组织，人们共同签订了许多国际公约，一个国家的行为，不再是不受任何限制。与中国古代相比，当今世界统一的问题要复杂多了，不但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就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的问题也经常被国际化。这就要求我们在考虑统一的问题时，不能光靠我们固有的传统，还要吸收国外的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期间，也形成了一整套统一的思想。在解放战争期间，美苏都提出划江而治的设想，被中共断然拒绝。这是中共继承中国古代统一传统的结果。解放后，中国也一直致力于祖国的统一事业。用一国两制，成功地收回香港，1999年将要实现澳门的回归，是中国创造性继承了中外传统。一国两制，在中国古代就有先例。当时的统一就有多种层次，多种模式。例如汉武帝的大一统政治，就有多个层次。在内部，主要实行郡县制，同时又有分封制。对那些刚征服的东越、南越，委派官吏，但不收税。对投降的匈奴人，让他们居住在边郡，作为属国。而对那些无力管辖的西域或西域以外的小国，则只要能来朝贡就算心向天朝。可以说是一国多制。同时，一国两制概念，也受到了国外的主权观念的影响。所谓一国，就是主权的统一，而主权的观念就是来自国外。

    中国目前最大的统一问题无疑是台湾问题。一国两制的思想，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功，都为台湾的回归创造了良好的机遇。要加强内部的团结，增强综合国力。加强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最后统一作多方准备。这里要特别强调提高人们对统一意义的认识，特别是对分裂危害的认识。现在总是有些人怀有一种极其糊涂的思想，或认为两岸可以长期共存，或认为我们落后，没有必要统一台湾。这是极端错误的观点。可以说，持这种观点的人，既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也不了解世界的现实。如前所说，分裂的政治，不可能长期共存。从世界现实上看，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在与中国交往时，动辄打台湾牌，使两岸疲于应付。总之，台湾是中国政治上的一大隐患，一日不解决，一日不得真正安宁。目前台独势力十分猖獗，而一旦台湾宣布独立，任何一届中国政府，都必须做出武力解放台湾的决定。而这种战争又难以保证是局部的国内战争。这里又会演示古老的经验，内乱必然要引来外患。

    中国统一的再一个问题就是政令统一，上行下达，防止出现新的割据局面。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孙中山先生就曾说中国人如同一盘散沙。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以来，组织力明显加强，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政治上高度集中，军事上更是统一领导，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高度统一的时期。但是，这种高度的统一，也有其弊端，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这样实行简政放权的政策，给地方以更大的自主权。这样过分集中的局面被打破了，地方的积极性得到发挥。但由分散而导致的弊端也随之而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能下达，关卡林立，严重阻碍了各项事情的进程。对此，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央要有权威"。他说∶"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有人认为，放权是市场经济的需要。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市场经济不是放任经济，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初期，必须靠统一的权威来维系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如加强宏观调控，优化宏观环境，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等等，都必须靠政令统一来完成。政令的统一和自由并不矛盾，政令统一是看政令能否坚决执行，而自由是看政令对人限制的多少，是两回事。相反，一定政令的统一，是自由的必要保障。有人预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有可能实行联邦制或邦联制，这是没有根据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要求政令的统一来作保证，国际间的关系尚且如此（欧盟的建立和欧元的启动，就是出于经济发展的必须），更何况一个国家的内部。因而如何处理好集中和分散的关系，收两者之利而避两者之害，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十五大报告》所说的"改革流通体制，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就是兼顾了权威和自由、统一和开放两个方面。

    中国统一的再一个问题就是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民族问题是关乎一个国家统一的大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中国的文化当中，并没有强烈的强调民族不同的鲜明意识。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说民族可以由五种"自然力"组成，即"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经过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人心目中，人们更多只是从风俗习惯上来区分各民族，而对其它几项考虑得甚少。先秦各家思想中，强调，民族划分观念最鲜明的要属儒家的"严华夷之辨"。但这种华夷之辨，不是从血缘上来划分的，也不是用宗教来划分的，而是根据文化来划分的。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狄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因此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从汉族这方面来说，没有种族灭绝的性质，也没有宗教上的不相调合。例如汉朝与匈奴曾展开过多年的战争。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合一的，具有先天的脆弱性，需要中原农业经济的补充，而中原农业经济是自给自足的，没有交换的强烈需要，在交换不能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就易于引发战争），但文化伦理上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汉朝人总是攻击匈奴人不文明，说∶"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无阙庭之礼。"?汉武帝在一次嘉奖卫青时说∶"匈奴悖天理，逆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反藉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只有蒙古人入主中原时，曾对汉族农民进行过灭绝性的屠杀，其他屠杀都是局部的。而从汉族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强烈的排斥少数民族的传统观念。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因此在中国史上，我们可以说，他既没有不可泯灭的民族界限，同时亦没有不相容忍的宗教战争。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新分子之羼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界。在中国文化史里，只有'吸收、融合、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1988年6月底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29日在北京大学演讲并回答学生提问。一个学生问∶"您在加强两国交流方面对中美两国青年有何希望?"克林顿回答说∶"希望青年们能放弃种族仇恨，因为现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如波黑，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以及非洲的部族冲突都是由种族仇恨引起的。""我认为，这些话对中国青年来说，没有多少针对性，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这种狭隘的种族观念。

    从血缘上来看，民族团结有很多理由。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政权发生了无数次战争。这是由他们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但战争和交往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我的硕士导师王叔磐先生曾以几十年的时间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它以大量的翔实的材料证明，中国北方的许多人自以为是汉族的姓氏其实都是少数民族。例如唐代的诗人中李白、李贺、元结、元稹以及各位皇帝，都是少数民族。可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都被当做汉族人来看待。

    西方的民族问题也给中国人提供了反面的借鉴材料。东欧社会主义的转向，苏联的解体，都伴随着民族矛盾。苏联的十几个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南斯拉夫内部因民族问题打了几年的仗，现在又出现了科索沃危机。我们虽然没有种族仇恨的传统，但这些也足以使我们警醒。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制订出一整套民族政策，行之有效。发扬我们民族团结的优秀传统，吸取国外的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把握好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我们一定能赢得一个坚定的长期的民族团结的局面。

    没有鲜明的民族区分观念和和长期的民族融合，为我们今天的民族团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传统。在绝大多数汉族人看来，加强民族团结，是发自内心拥护的。而少数民族同胞们，也大多自认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如朝鲜族同志就反对韩国人说他们是韩国的侨民。是中华民族这块土地养育了他们，他们沐浴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而不是什么国外的什么民族的一员。

    在加强民族过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工作中，发展社会生产，增强综合国力，是凝聚民族心理的最根本的办法。例如美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在它的国家中只有种族歧视问题而没有民族分裂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总和国力直线上升，为我们的民族团结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外就是加强对分裂主义分子的打击。民族分裂从来都不是代表人民的意愿，都是少数个人野心家为了自己的私利鼓捣起来的。

    与统一密切相关的是爱国主义问题。统一离不开爱国主义教育。《决议》的第2节说∶"要进行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第9节也说∶"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爱国主义是一个人们常常说起的概念，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却不尽相同。爱国主义含义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此如列宁所说的"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曾经奏响国人类的第一把提琴，曾经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这些历史足以使每个炎黄子孙感到自豪。在这块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人们，都有一个民族文化的根。这是凝聚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上所有华人的强大的精神向心力。前面所过，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不强，但中国人对民族文化的关怀却有悠久的传统。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古代人，一面并不存着极清楚明显的民族界线，一面又信着一个昭赫在上的上帝，他关心于整个下界整个人类之大群全体，而不为一部一族所私有。在此两点上，我们可以推想出他们对于国家观念之平淡或薄弱。因此他们常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所以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是融为一体的，而国家又是和文化融我融为一体的。可以说，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是特别强烈的。这是我们优秀的传统，必须发扬光大。这最高意义上也最广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它适用于一切华人。小平同志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小平在这里所说的爱国的含义，就是指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这种文化的认同感是经过我们无数的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是一种信仰，近乎一种绝对命令。许多人并不是在比较之后才选择它，而是无条件地接受它。人们在实现这种情感时，可以不拘形迹，不管你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不管你是捐资百万，还是在心里表示对祖国的眷恋，同样是在爱国。如当年孙中山流亡国外，鲁迅逃到上海租界，但不影响他们是伟大的爱国者。

    这种普遍的爱国主义对我们今天来说，虽似一种绝对命令，但它却是来自经验。我们祖先创造出来的光辉业绩给了人们以自信心和自豪感，这种自信心和自豪感，积累起来，就形成了这种深厚的情感。爱国主义除了前面这种普遍意义以外，还有它的具体的含义，因为祖国不是抽象的。小平同志早在1981年7月17日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曾明确指出这一点?。这个具体的含义来自一个人在具体的国家当中实现自身价值的现实可能性。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时空当中，一个国家能否使他去爱，取决于他在这个环境中能否实现自己的价值，或有希望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个具体的环境中，文化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如一个国家的国体，政体、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国际地位、综合国力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国又是有条件的。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说∶"政治情绪，即爱国心本身，作为从真理中获得的信念（纯粹主观信念不是从真理中产生出来的，它仅仅是意见）和已经成为习惯的意向，只是国家中的各种现存制度的结果，因为在国家中实际上存在着合理性，它在根据这些制度所进行的活动中表现出来。--这种政治情绪一般说来就是一种（信任它能转化为或多或少地发展了的见解），是这样一种意识∶我的实体性和特殊利益包含和保存在把我当做单个的人来对待的他物（这里就是国家）的利益和目的中，因此这个他物对我来说就根本不是他物。我有了这种意识就自由了?。如果一个人对他所处的具体国度失去了信心，那么他就易于失去他的爱国情感。再有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并不是每个人都是高尚的精神境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更抽象的爱国意义。一个普通的公民在平常的情况下，没有爱国的情感是可以不受指责的，但是当他代表国家的时候，则必须要求他有爱国心。因此不能无条件地强迫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怀有爱国感情。要人们具有爱国思想，不能靠空喊，应该通过事实取激发。

第二节   开放传统批判

    开放在中国人目前的心目中有着特定的含义。它包括两个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内开放，与改革同义，这是相对我们过去强调集中的体制而言；一个是对外开放，与加强对外交流同义，是相对我们过去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而言（关于改革和开放都可以用"开放"一词来概括，是小平同志在一次与外国领导人谈话时所言。1986年8月19日到21日，他在视察天津的谈话也体现了这一联系。他说∶"天津港下放两年来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块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无非是给了他们权，其中最要的是用人权。"?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对内开放在前面已经讲过，这里主要讲对外开放。

    中国古代开放的传统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极端封闭的国家，以至于非用洋人的大炮不能轰开古老中国的大门。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非常开放的时代，也曾有过开放的传统。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国在世界上，是比较算作文化孤立的国家。但中国实不断与其四邻异族相交通相接触。中国的对西交通，有西北的陆线与西南的海线两条大路。尤其是汉、唐以下，中国那两条路线之交通频繁，是历历有史可徵的。而且中国人对外族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的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价值，都是融汇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

    在先秦的各家思想中，道家思想就是比较宽容的。它与其他各家讲究有为而治不同，讲究无为而治。可以说，是一种自由的政治思想。它甚至认为国家也是越小越好，小国寡民，是最理想的社会。道家思想在秦汉以后的政治中一再被人采用，而每一次采用，都带来了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对政治影响最大的时期，一个是汉武帝时期，一个是唐玄宗时期。汉武帝时期讲究统一，用的是儒家和法家思想；唐玄宗时期讲究开放，用的就是儒家和道家思想。唐玄宗时期，对内用法宽平，朝廷上讲究民主，对外不强调华夷之辨，不修长城，朝廷中为官者有一半是少数民族。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当时的长安，是国际最大的都市，商贾和外交使节云集。思想活跃，文禁松弛。这是中华民族吸纳百川的辉煌时刻。这种开放的气魄和胸襟给我们以伟大的力量。

    盛唐以后的中国，开始走上了下坡路。莫明其妙地执行了一条闭关锁国政策。我们在慨叹不能继承唐人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我们的开放的基础是不牢固的。我们毕竟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使我们不可能了解到离开世界就难以生存的道理。封闭使我们远远落后了世界其他民族。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们不得不反复强调以正确的心态来对待开放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开放的，是在受到压迫以后的被动之举。民族的自尊心和向外国学习构成了矛盾。一贯是世界第一的中国向蛮夷小国学习，心理上自然不能接受。所以近代以来留给我们的对外传统，不是汉唐那样的优秀传统，而是病态的传统。我们在此需要隔代继承汉唐优秀的开放传统。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曾语重心长地说∶"……五十年离不开对外开放政策。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小平同志在许多讲话中，也一再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的道理。如1989年5月31日说∶"改革开放政策不能变，几十年不能变，一直要讲到底。"?

    国外开放的传统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飞速前进。世界的文化可能会走向多元，但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却日益紧密。如关贸总协定，已经成了我们今天一个常见的话题。1997年下半年的东南亚的金融风波，引起了全世界的共同关注。1998年6月日元的新一轮贬值，也是靠几个国家共同采取行动才遏制住的。开放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条件。只要一个国家不想被时代抛弃，不想被开除球籍的话，必须与世界进行交往。开放，这是外国人给我们最大的传统，而且是用大炮送来的，我们对此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必须重视它。

    中国共产党的开放传统近代以来的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不是一番风顺的。中国近代革命的进程是与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压迫联系一起的。在此期间，我们在对外开放上有着鲜明的选择性。即我们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的革命进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的程度是相当高的，而对另外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程度则相当的低。后来，我们与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大都搞僵了，结果又出现了新的闭关锁国的状态。如小平同志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这种锁国既有我们自己的原因，但更多是外来原因。当时的叫做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的口号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洋奴主义，爬行哲学"。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是必须的。没有哪个国家会帮助中国彻底实现现代化。所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传统精神。但"反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则应该抛弃。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外开放的步伐迅猛前进。这与我们的经济形式变化有着直接关系。我们正在实现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为我们对外开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也客观需要。

    我们要树立一个新的观念，努力改变投资环境，争取使国外大公司的总部搬到中国来。中国要变成一个能容纳世界各大公司的"大家"。这一点，先秦诸子中管子和孟子的设想或许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们认为，在多国并立情况下，一个诸侯国要想在竞争中获胜，那么就应该制定一套开放的，仁义的政策，使各国的商人都来你的国家做生意，使各国的农夫都来你的国家种地，使各国的士人都来你的国家做官，使行人都来你的国家旅游。如《孟子·梁惠王上》云∶"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熟能御之?"?孟子所说，还有些理想化，管子所说就显得非常实在了。其《揆度篇》说∶"善为国者，如金石之相举，重钧则金倾。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羸。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即已于我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使中国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需要大量的技术和资金，这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如何把这个大市场管理好，如何使各个大公司来这个市场做生意，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点所在。这里要做的主要工作有∶建立廉洁有效的管理体制，保持各种生产要素的低价位，制订一系列优惠政策等等。

    在对外开放上，要有一个容纳天下诸侯的心胸。这些当代诸侯就是各大公司。当今的世界现实是一个大的公司的财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中等的国家。1996年10月20日《参考消息》头版头条刊载一篇题为《世界财团实力雄厚》的文章，就说日本三菱公司的年产值相当于一个印尼全国的年产值。据1998年9月10日香港卫视凤凰台报道，世界三大首富的财产达400万亿美元，相当于48个国家的年产值。又据中央电视台1998年1月10日"新闻联播"节目报道，目前跨国公司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占专利的85%。同一个节目1997年11月19日报道，中国5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资产还比不上美国的一个通用汽车公司，中国电子前100家还的产值还不及美国IBM公司的四分之一。这些公司是国中之国，又是国际之国，因而在对外关系上，必须考虑这一新的世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