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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当前民主建设与中西方民主传统批判

    人们只要稍微留心就会发现，近年来，中央发布的重大的文告都要以这样一句话结尾∶"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奋斗！"民主建设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大的政治课题。《决议》中几次提到"民主和法制建设"（如第3、4节）。《十五大报告》中第六部分专门讲了"健全民主制度"。如何提高人们对民主认识的水平，积极投身到民主建设当中，是值得研究的大问题。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面对古今中外的民主传统。

    近代以来，民主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最大话题，但又是意味深长，颇不轻松的话题。先进的中国人为之奋斗了一个多世纪，许多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可以说，民主是几代人追求的目标，是人们渴慕已久的理想。就在今天，我们仍怀着一种急切的心情∶有人以神圣的眼光来看待它，把它看作绝对命令；有人以现实的眼光来看待它，把它当成清除腐败的灵丹妙药；党和政府则把它当做一项政治指标，逐步来加以实现。总之，实现民主是人们共同的理想。但也无庸讳言，我们的民主仍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相关制度仍不完善，仍需几代人继续为之努力。民主道路漫长而曲折，中外皆然。我们不能光停留在对民主的渴望上，我们必须从当下做起。经济的发展为民主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改变思想观念，正确对待中国的民主传统，正确对待外国的民主传统，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传统，在现实当中解决有关民主的问题。

第一节   如何正确对待中国的民主传统

    "民主"一词，来自西洋，似乎中国文化当中从来就没有过民主这么一说。有人说中国的民主历程如此漫长，就是因为中国本来就缺少民主的传统。其实这话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中国没有象西方近代以来的民主传统。民主的含义有许多。它的理念是主权在民，但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它只是一种管理社会的手段。再专制的政府也不可能由一个人来管理整个国家，只要有政治就会有民主，只是民主的范围、层次、程度大小不同而已。秦始皇"焚书"是有名的专制之举，但就是这次行动的决议也是在朝廷上集体谈论通过的。在中国的政治中，小范围的民主一直是有的，但症结在于，我们为什么没有象西方那样的民主?这是我们所要考察的重点。

    这里首先考察中国古代文化中有民主因素的一面。概括地说，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民主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有民主的理念，有局部的民主政治，有民主运动。

    首先说有民主的理念。中国古代的各家思想中道家、儒家、佛家都有民主的理念。例如道家，主张自由和平等，反对剥削和压迫，反对强权，主张无政府状态下的个人自由。老子向往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都是这种人民自己作主理念的具体化。佛教讲万法平等，人人皆可成佛，人人皆可往生西天极乐世界，等等，也包含着民主的思想。儒家的民主理念尤其突出。邓小军《儒家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一书对儒家的民主理念作了详细的疏理，指出儒家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在核心逻辑上是可以结合的∶"天道-天赋人性本善-天性人性平等-天赋人权平等-政治权利平等-主权在民（天下为公）"。

    其次说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民主因素。中国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而封建社会是以等级制度为特征的政治，但中国的封建社会似乎有很大的特殊性。中国的政治除了极少数是几个历史时期（如东晋的贵族政治）以外，基本上是皇权与平民相结合的一种政治。中国没有几百年不变的贵族，中间阶层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受皇权压制的同时又不受平民欢迎的阶层。这是民本思想在政治中表现。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中，也存在着一定的民主的成分。如朝廷上在制订某项决议时常常是要经过讨论的。许多统治者都知道，要重视民意，要在朝廷中发扬民主，鼓励谏诤。而历史的经验表明，什么时候，朝廷上的民主发挥的好，什么时候国家的兴旺发达，反之就走向败亡。古代的儒家、法家、道家思想中都包含着鼓励谏诤的内容。如孔子讲∶"见贤思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还曾和鲁定公谈论"一言可以兴邦"与"一言可以丧邦"?的问题。荀子在《臣道篇》中也说∶"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为己贼也。""道家大讲虚怀若谷的精神。老子说∶"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衿者不长。"?帝王们"称孤道寡"，本来用意也是要虚心纳谏。在政治制度的设置上统治者有时也注意到了发挥民主的重要性。如唐代的三省制度，清代的考试、监察、行政等分立的文官制度都包含着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民主因素。钱穆先生甚至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经济上自由政治上平等的社会。这一判断固然有夸大的成分在里面，但也反映了中国的封建社会的政治中有着大量的民主的因素。林庚先生在其《中国文学简史》和《盛唐气象》等文章中也说中国唐代的政治是平民普遍参与的政治，朝廷上的政治带有很大的民主的成分。

    再次，中国自古就有民主运动的传统。那些以追求平等为目标的农民起义自不必说，以和平请愿方式的民主活动历代有之。如东汉的太学生运动，南宋的太学生运动，明代的东林党人运动，近代的公车上书，五四运动等等，这是全国性的，地方上也经常发生请愿的活动，如果有谁想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请愿史，有大量现成材料。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并不是没有民主思想的传统，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天生的就是受专制压迫的命，我们不该讲民主。任何以发扬民族传统相号召而行阻碍民主进程之实，都是欺人之谈。但也应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民主制度是极不健全的。它的范围有限，且经常被破坏。中国的请愿活动极其发达，也从反面说明在中国古代这种制度的不健全。如果一个政治制度可以较为充分地反映民意，那么人民就不会采取这种极端的形式来要求民主权利。

    但是不管怎样说，中国自近代以来没有象走向西方式的民主道路，肯定与中国的民主传统有关。下面就具体分析一下中国民主传统的，看我们的民主传统究竟在那些方面出了问题。

    首先说中国民主理念带有很大的空想性。中国民主思想的产生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在古希腊城邦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民主政治，而我们中国人则没有这种实验。先秦诸子的民主理想多不是现实经验的直接总结，而是在否定不合理的现实时设想出来的。比如墨家讲"兼爱"，儒家讲"仁爱"，不是根据当时人们互相亲爱的正面事实，而是根据当时人们互相仇杀，争夺利益这些反面的现实。再如儒家讲"义利之辨"，不是因为古时人们特别淳朴，天生的崇尚仁义，恰恰因为当时已经是人欲横流，礼崩乐坏。这种情形正如道家所言∶"大道废，有仁义"。这些有关民主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思想家们的美好设想，缺少现实的可行性。如前面所举邓小军所总结的儒家的"天赋人性本善"，"天赋人性平等"等等，都是儒家在立论时的一种假设。对比中西方的民主思想的产生可以看出，中国民主理想的提出，多是思想家，而很少是什么政治家。即使重复这些理想的政治家也很少。而我们今天的学者研究民主思想多爱以古代的思想家留下的文献为基准，将他们的设想当做现实，不免流于书生之见。一些学者往往对中国古代的民主传统估计过高，过于美化这些理想，民族精神可嘉，但估计却不一定是客观的。如孟子曾向诸侯们说∶"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而这样的诸侯最终也没出现一个。

    其次，这种先验的假设也不一定就完全符合真正的民主。例如人们多认为中国的民本思想就是西方的民主思想。其实二者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民主思想的核心是主权在民，而民本思想的提出的角度就与此正好相反，它只是君主统治术的一个环节。那就是为政要以民为本，要使民在生活上有着落，这样才能得到他们的拥护，反之自己的统治就有被推翻的可能。这种重视民生民意的思想是从神权中分离出来的。这一点我们从《尚书》中就可以看出，在殷商时期，统治者的思想是以敬天为主。到了周初，就发展成"敬天保民"。到了《左传》、《国语》中，就出现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认为民为神之主，民为邦之本。为政要尊重民意，要善于听取民众的意见。到孟子就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著名论断。但不管怎样说，民本思想有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它不是从民的角度提出来的，而是从君的角度提出来的，其中缺少民主思想的最核心的部分，即主权在民。重视民的目的是为了称王，即"保民而王"，保民只是一种手段，并不是目的。孔子虽然曾提出过"天下为公"的观念，但正如陈独秀所说∶"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乃指君主禅让而言；与民主共和绝非一物。"?人们尽管对这一观念做了一些新的解释，但与"主权在民"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如《吕氏春秋·重己》∶"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其中虽然含有天赋人权平等的意思，但说这些话时有一个出发点，即"王之治天下"，而不是"民之治天下"。可见这种民本思想顶多可以看作是"治道的民主"，是一种统治社会的手段。

    民本思想虽然在历史上曾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历史上也曾有过一些皇帝，因信奉这一思想而使国家走向繁荣昌盛，如唐太宗因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道理，而致贞观之治。但它负作用也很大，在今天的生活中尤其严重。许多学者不究其竟，率然将民本思想等同于民主思想，会在现实中造成很大的危害。它与民主思想似是而非，所以一定要在澄清后，才能使真正的民主思想得以确立。例如就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关心民众疾苦，是许多领导者常说的一句话。但这句话的背后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不关心他们的疾苦就有可能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一个是本来就应该把他们的疾苦放在首位，因为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前一种就是民本思想，后一种就是民主思想。而在我们的许多干部那里，这两点往往分不清楚。人民的公仆，不知不觉地成了人民的主人。在电视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农民交售公粮后张着嘴数钱，然后对着电视记者说∶"这都是党的富民政策好！"党制定出使农民富裕起来的政策是天经地义的事，反之如果没有制定出这样的政策，那就是党的过失。党是人民的党，是代表人民利益，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而决不应该是人民的救星。我们总是习惯于让人民对党和政府感恩戴德，这就是民本思想在作祟。这不能不说与封建社会的"皇恩浩荡"、"爱民如子"没有关系。按照民主的思想，土地是人民的，国家是人民的，一切都是人民的，人民用不着任何人的恩赐。人民选择了自己的政府，就是为了让政府能为人民做好事，如果不做好事，那么人民有权不要这个政府。按照主权在民的观念，即使是有君主的时代也不应该是这样。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国家权力不是君主个人的意志，而是本质性的意志。臣民也只是认可它的本质，而决不是感恩戴德?。所以孙中山提出"民权"的观念、"天下为公"的观念无疑是对中国固有的民主思想缺陷的必要的补充。天下是全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谁的私家天下，也不是那一个党的天下。天下为公就是针对封建皇帝的家天下而言。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民主思想起消解作用的观念，即圣人治国的思想。英雄或言圣人是对民主思想的超越。我们的民主思想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与这种对民主思想的超越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在中国原始社会后期曾经有过民主制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似乎发现了圣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突出作用，因而总想找到一个圣人出来以治理天下。一群人要做一件事，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在这时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数服从多数，一种是按其中一个或两个有先见之明的人意见去作。前一种办法是民主的作法，后一种作法是依靠英雄的作法。很显然，在许多时候，后一种作法优于前一种作法。众意不等于公意，莫说三个臭皮匠，就是三千个，可能永远顶不上一个诸葛亮。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似乎都懂得了这一道理，《论语》中曾记录了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可见孔子并不以赞同者的多少来判定是非。孔子又说∶"天下有道，庶民相应不议"。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如果统治者所行合乎正道，那么老百姓就不会有什么议论了；一种是说；在上位者所行有道，老百姓不要跟着参与。如果后一种解释符合孔子的原义，也是不要民主的意思。《庄子·逍遥游》云∶"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其自视亦若此矣。而宋容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可见庄子也不以拥护者的多少来判定是非。韩非有一段婴儿剃头的比喻，尤为精彩∶"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剔首座，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可见韩非同样主张不能采用民智。先秦诸子大都主张依靠圣人治理天下，著作中多讲圣人治理天下应该如何如何。《老子》五千言说来去就是讲圣人是如何治天下的。庄子虽然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但实际上也不反对天下由圣人来治理。儒家在圣人治天下这方面更有一整套理论，即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冯友兰曾指出中国这种内圣外王之道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哲学家应当为王"有相似性…。只有韩非同时看到了依靠圣人来治国过于理想，主张制订出完善的法律来，这样才智中等的君主也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但仅从韩非子的著作所言，也都是讲"明主"应该如何如何。依靠圣人治理天下这种思想直接限制了民主思想的发展。邓小军曾把儒家主张"选贤任能"看作是讲求民主的表现，其实并不能完全这样讲。选贤任能是有否定等级制意义在里面，但它也包含消解民治的圣人治世的观念。

    梁漱溟先生把这种对民主的消解看作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他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有过一段精彩的议论∶"我们先从理念上看，将见出中国之理念较之西洋恒有所过，而非不及。例如大家事要征询大家之意见，意见不一时，只有依从多数。这在中国人何尝不知，何尝不行?只是不十分看重，不那样拘定。因为这固然有理，然而理又何止此一条?还有更长于此之理在。恐怕不能任何时候这样行之，都是合理的。《左传》上∶'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此即不否认从众之理，但所见更有在从众之外者。取决多数只算聚讼不休时一个最省事的解决办法。执行起来，容易行得通而已。至于其是否当理，就不得而知。但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其根本要求或在真，或在善，或在美，或在巧（指实用上最经济有效者），统可名曰当理。人类理性一天一天开发，此根本要求愈来愈明强。那不问是否当理，糊里糊涂从多数的办法，将不为人所取。近今西洋立法，时或舍民意而取专家。乍看形式是似舍多数而依少数，其实专家所为正所以达成民意。栾书所云'夫善，众之主也'，正是说∶善为群众所宗主，民意本在求善。拘定要从众者，或反不如尊尚贤智之合理。此实为民治制度之进步，夫岂民主精神之取消?民有民享之理，中国人充分见到，顾不以民治制度行之者，并非见不及此，盖从乎理性所见又超过了一步。中国，乃是病在高明，非失之愚笨，这是最应当记取的。"?

    由圣人治世而引来的对民主思想的反对，我们从辜鸿铭的《群氓崇拜教或战争与战争的出路》、《民主与战争》等一系列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辜氏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一种无政府的受愚民左右的群氓政治。他认为大多数的民众没有判定是非的能力，不懂得真理、正义，只会把事情弄糟。他说∶"按照法律的规定，身居国家最高层、应对良好政治及国家福利负责的国王、皇帝、高官或总统根本没有担当其对本民族应走之路的指导，而是盲目地顺从民众的意志，即所谓民意。……可什么是真的和假的文明?什么是真正的人类文明，一个民族的大多数知道多少，或者从根本上讲，他们知道什么?……因为庸众对于许多高尚的品格一无所知。最低的品德就能赢得他们的赞誉，中等的品德引起他们内心的震惊。至于最高尚的品德，他们即不明其高妙，更无可望其项背。……柏拉图及古希腊智者都说∶'大多数永远是不好的。'……换言之，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民众即大多数尤指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民众绝无一次能正确判断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什么是尊严，什么是无耻，什么是正直，什么是虚伪。简言之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相反，当人们问起真理和谎言、尊严与无耻、正直与虚伪、正确的与错误的文明时，如果把这些严肃重要的问题让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来分辨，那么这种分辨永远是不正确的。通过这种判断而引起的战争将永远是非正义的战争。"?这就是圣人治世推导到极端的结果。

    圣人治世虽然是对民主的超越，但又引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圣人总是少数，难以保证许多事都是由圣人来领导。事实证明，国家的领导权往往不是由圣人来掌握的。所以从历史实践看来，这种超越到底是进步还是落后互还需进一步商量。问题在于"民治"与"圣治"都各有其利，又都各有其弊。理想的境界是兼得二者之利而避两者之害，实现众意与公意的统一。仔细分析，这种理想也不是没有现实可能性，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众意和公意也不都总是分离的。具体作法就是不要使"民治"走向极端，又不使"圣治"走向极端。发扬民主而又分层次展开，发挥智者的才能而又对其有所限制，该问民众的事问民众，该问专家的事问专家。如何实现这一理想，是政治家们应该考虑的。中国的情况是得过"圣治"之利，也饱受"圣治"之苦。而"民治"之利和"民治"之害都经历的少些。象文革那样的同时受"圣治"与"民治"之弊的情况还非常少见。

    先秦思想家的这一观念为后来人所继承，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民主的政治思想也就不被人们重视了。中国的皇帝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即"圣人"，那就是意味皇帝是真理的代表。而宋明理学家专门研究的"内圣外王"之道，更是这种英雄治世观念的反映。中国古代的百姓总希望有青天大老爷为民作主，也是这种观念的反映。这种圣人治世的观念，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着中仍然有深远的影响。包公戏常演不衰，有事找领导作主，便可见一斑。人们总是过多地强调某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总希望有一个英雄出世领导我们的事业，天下大事都交他一个人来思考，于是万事大吉，一切有望。文化大革命当中，举国上下高举《最高指示》，统统放弃自己思考的权利，都让他老人家一个人思考，也是这种圣人治世观念作用的结果。其实过分地依赖某一个两个人的政治是不成熟的政治。现代政治的突出的特征是摆脱某个特殊人物的影响，要实现政治的现代化，必须清除圣人治世的观念。我们不排斥圣人，但不应该依赖圣人。有英雄更好，没有英雄也不可怕，完全没有必要再造一个英雄出来。如果某个人硬要装作英雄来吓唬人的话，那么他肯定不是一个有民主观念的人。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对民主精神起消解作用的还有宗法观念。在中国古代的各家思想中尤其是后来在政治中占相当比例的儒家思想，特别强调宗法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扩大到政治生活当中。而宗法观念把人束缚在一定的伦理当中，这就与讲究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的发展受到的很大的限制。民主要求人与人之间在善的基础上寻求统一。而儒家认为，象父子之间就不能以善相责。孟子就曾说∶"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中国人一向认为最好的关系是象家庭一样的和睦关系，而不是相互制约的民主关系。遇到什么事情，喜欢作无原则的妥协，而不是诉诸法律的仲裁。这无疑不利于民主思想的产生。

    先秦诸子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急切需要解决的政治课题，那就是结束动荡的政治局面，恢复稳定的政治秩序。因而象儒家、法家等都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在古希腊时代，则没有这样的政治课题。讲究秩序的结果，就是牺牲个人的利益，建立统一的国家。这自然不利于民主思想的培养。孔子"克己复礼"一词恰好反映了这一点。可以设想，当时如果人人要求自己的权利的民主思想占了上峰，那么人们的政治目标必然是建立小国寡民式的社会。实际上在先秦百家中道家学派就持这种观点。孟子批评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而肯定墨子苦其身以利天下，说的就是这一情形。杨朱受道家学派的影响，主张保全自己，而孟子主张兼济天下，对其作出批评。但从民主思想出发，杨朱这种重视个人的思想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孟子的主张兼济天下的思想，只能推出大一统的政治。儒法两家在政治思想上都缺少一种兼容的精神。孔子主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执政没有多久便杀了少正卯。后来第一个将儒家思想大规模地运用到实践中的汉武帝在"表彰六经"的同时，"罢黜"了"百家"。法家的创始人之一商鞅的著作中就有一章叫"壹言"。后来又一位法家李斯在秦廷上大讲私议官政不利于国家政令的统一，结果是著名的"焚百家之书"的法令得以出台。《吕氏春秋》中有一段话把这种思想表述得非常清楚∶"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又说∶"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搏之也。一则治，两则乱。"?讲究秩序的思想终于在现实中取得了胜利。秦朝靠法家思想统一了六国，汉武帝靠儒法结合建立了中国政治的模式。秦始皇，尤其是汉武帝在建立中国政治的模式时，吸取的就是儒家、法家中的讲究秩序的观念。至于人性平等、仁爱、兼爱之类，在表彰六经时，并没有同时发扬光大。

    这一情况又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呢?可以这样说，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民主思想是不利于统一秩序的建立。法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小国易于实行民主自由的政治，而大国则不利于这一政治的实行。他说∶"小国历来是政治自由的摇篮"，"因此，可以一般地说，再也没有比大帝国更反对人民的幸福和自由的了。"?而在大国即使实行了了民主，也容易走向少数人的独裁。如马克斯·韦伯就认为∶"在版图和人口均有限的小的城市国家里，有可能实行直接的民主和建立由非职业政治家组成的政府。但在当代大的社会和国家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任何理性化（或合理化）或形式化，必然会导致专制独裁。""如亨廷顿就认为英国虽然有国王，但英国的政治是真正的民主的政治；美国虽然没有国王，但美国的总统却有皇帝一样的权力。他说∶"总统制的确是当今世界唯一幸存的那种曾流行于中世纪欧洲的立宪君主制。……但美国总统制却继续着最初的老式君主立宪制。在功能与权力方面，美国总统等于都铎时代的国王。无论在个性与能力方面还是在机构的职责方面，林登·约翰逊都远比伊利莎白二世更象伊利莎白一世。英国保留着就君主制的形式，而美国则保留着其实质。今天美国仍有一位国王，而英国则徒有一顶王冠。"…可见在大国建立统一的政治必然危害到民主实施。而我们目前也面临着统一和民主建设两大主题。这两个主题是不是互相妨害呢?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起码不能说民主的建立对国家的统一完全没有负面的影响。苏联的解体，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离，都是通过全民公决实现的。这是现成的例子。但话又说回来，民主是现代政治的一项重要指标，它的建立会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反而会间接地增强一个国家的凝聚力。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但这么多年，也没有发生过哪个州想分出去的事。大国实行民主不易，但有了民主的大国可能会更加巩固。中央集权有利于统一，而大国的民主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形成。托克维尔在考察了美国的民主之后认为"民主国家关于政府的观点自然有利于中央集权"，他说∶"在政治方面，也同在哲学和宗教方面一样，民主国家人民的头脑喜欢接受简明的一般的观念。他们厌恶复杂的致富制度，认为一个大国由但一模式的公民组成和一个当局领导最好。在平等的时代，人们的思想产生单一的中央权力的观念之后，自然要产生关于统一的立法观念。由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与他人没有多大差别，所以很难理解应用于一个人的法规为什么不能同等地应用于其他一切人。"?他发现∶"民主国家人民的感情和思想一致引导他们走向中央集权"。他分析道∶"民主时代的人十分讨厌服从与自己平等的邻人的指点，不承认邻人在智力上高于自己，不相信邻人正直，嫉妒邻人的权势，既害怕邻人又瞧不起邻人，喜欢让邻人时时刻刻感到他们双方是属于它一个主人管辖的。顺应这种自然本性的各项中央权力，都喜欢和鼓励平等，因为平等特别便于中央行使权力，使中央扩大和巩固权力。"?因而，不能简单地把统一和民主建设两项指标对立起来。不好的民主可能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但好的民主无疑会加强国家的凝聚力。

    从这一情况中我们还可以获得另一个启示，那就是先秦诸子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民主和法制关系。前面说过，人们的民主思想大都只是一些理想，尚未及考虑如何实现它，所以也就自然考虑不到民主和法制的关系问题。法家最讲法制，但法家法制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根本不是从保护人民的利益出发。它的目标是富国强兵，统一天下，而不是改变人民生活的质量。因而法家思想在后代得到了来自儒家思想的批评，人们批判它的不讲人性，包括它的法制观念，从来也没有想过人性得以保全，法制正必不可少。

第二节   如何面对西方的民主传统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的文明不再是以单一的方式进行，人类将携手步入更加文明的时代。中国的民主建设如同经济一样，同样离不开世界，近代以来我们的民主观念无不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包含着人类最先进的民主思想。可以说，中国的民主建设要大力吸收西方的民主传统。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当今的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和平演变的策略，实现这一策略的有力武器就是民主和自由等观念。所以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一提到民主、自由，就有一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感觉。这不是明智的作法。我们不能象当年阶级斗争时代人们经常奉行的句话那样，"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明智的作法是认真吸取西方民主传统中有利于中国民主建设的那一部分，加快我们的民主建设。我们不应把民主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民主的理念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因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以人权来攻击我们，不能因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有虚伪的一面，就认为西方民主的理念也是错的，就认为西方民主制度的一无是处。

    西方的民主传统对我们民主建设的积极意义有两点。首先说西方的民主理念是我们进行民主建设的观念来源。前面说过，我们中国也有民主的传统，但这种传统是很不完善的，如何发掘的民主资源，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民主政治，离不开西方传统理念引进。只有引进了西方的传统理论，才能看到我们的民主传统的不完善之处。从历史上看也是这样的。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五四人提倡的"民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莫不是从西方的民主理念而来。而且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时所需要的民主和建设时所需要的民主又有不同。革命时民主是一个响亮的口号，人们只知道目前不民主，对现实做出否定就是了，至于民主到底是什么样子，无需过多考虑。而我们目前已经过了民主革命的时代，迎来了民主建设的时代。这时再停留在对过去的简单的否定的水平上就远远不够了。我们应该对民主有更多的认识才行。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西方的民主思想不是知道得太多，而是知道的太少。许多人，就连许多知识分子，对民主和自由的关系、民主和平等的关系、人权与民主的关系、民主和法制的关系等等都不甚了了。"人权"一词，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是感到非常陌生。以至于对个人主义、个人权利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般人讲民主大概只是讲如何防止某些干部的特权，如何选举自己的干部这一狭隘的意义上。其实这远远不是民主的全部含义。而在西方，人们对民主思想早已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因而借鉴西方的民主思想，是我们民主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

    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是我们民主政治的重要的传统资源。且不说人民民主制度来自于西方的马列主义，就是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对我们的民主建设也有借鉴意义。否则，我们就没有必要派人大和政协代表团到别的国家议会去访问。西方的民主政治已有很长时间的历史。其中形成了一整套的行之有效的制度，足资我们在民主建设时借鉴之用。

    西方的民主传统还为我们提供了反面的教训。与其他政治制度相同，民主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也存在着种种弊端，民主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怎样得民主之利而又避免民主之害，这是人们理想的目标。然而许多时候往往事与愿违，未得民主之利却饱受民主之害。第一、从理论上说，民主有时不利于社会的变革。社会的进步常常是由少数先觉者而领导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民主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势必形不成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决议。第二、经济发展是当前最急切的目标，如果民主建设影响到经济改革的进程，那么，民主的价值就要重新进行估价。而我们们目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中心很可能和民主建设的目标构成冲突，而不是协调一致。美国著名政治学者阿尔蒙德1982年10月在北京作的一次报告中就曾说发展中国家"是否有可能同时提高政府能力、人民参与程度、经济增长和经济分配?回答是否定的。"?一狮不搏二兔，一石难击二鸟。第三、一般西方民主国家通常采用的多党制，也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途中，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领导，如果实行多党共竞的制度，就有可能大大延缓这一进程。美国当代政论家亨廷顿在分析了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后说∶"现代化水平高，那么不管政党的数目有多少，都可能是强大的；现代化水平低，则一党制可能是强大的，也可能是弱小的，但多党制无一例外是弱小的。"?可以想见，一个国家没有占绝对多数的政党，在朝在野频繁更迭，改革进程往往就此中断，一个改革方案往往会因反对党的阻挠而流产。印度的高达政府就是这样。意大利的普罗迪政府所推行的改革就因内部党派的反对而告搁浅，普罗迪政府也随之倒台?。相反那些权力集中的政府往往能实行大幅度的改革，如韩国的朴正熙政府曾在经济改革上却大刀阔斧，但朴正熙政府正是一个权力相当集中的政府。亨廷顿说∶"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政体，具备政策革新能力，权力分散的传统政体则不具备这种能力，于是二者在能否令人满意地扩大参与方面就迥然不同，许多社会演进的历史为此提供例证。在西方世界，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权力的集中和现代化改革先发生在欧洲大陆，然后发生在英国，最后才发生在美国。""第四、民主有时不利于效率的提高。民主制度要求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定的程序。例如三权分立，执政当党与在野党互相攻击。一个方案往往经过很长时间不能获得通过。正如亨廷顿所说∶"任何东西多少都有个代价。正如许多英国人所指出的，分权的显而易见的代价就是政府缺乏效率。"…如俄罗斯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的经济改革方案就经常遭到国家杜马的否决?。

    总之，我们目前正在进行改革的伟大事业。民主既是改革的目标，又是改革的重要手段，但改革与民主建设不能完全等同。民主建设是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并是改革的全部。如精简机构，是政改的一件大事，但与民主建设的关系却不是很大。民主可能一种奢侈品。世界上也不是每一个国家实行民主都一帆风顺。经济欠发达国家因实行民主而使政局陷入了混乱，非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的就是这样；经济发达国家实行民主，也不是没有问题，如韩国的民主进程就伴随着经济的衰退。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教训的呢?民主建设是一项社会目标，也需要人们的投入，也要讲究条件和时机，因而，也不会是一番风顺的。经济改革需要政治上的改革，但可能不需要政治上的全面的改革。经济的改革需要政治改革到什么程度，自有其内在的规律。或者是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先进行政治改革，再进行经济改革。这与我们目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既定方针又不符合了。

    怎样才能既得民主之利又能避民主之害呢？实行"层级民主制"（或言"基层民主制"）也许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所谓"层级民主制"就是首先在基层实行民主，然后再不断扩大范围，加深程度，由一到多，由小到大。这样既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的积极性，又不至于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

    第三节如何面对我党的民主传统

    近代以来民主一直是中国革命的动力。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这是向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要民主的斗争；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向国民党反动派要民主和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之一就是"民主"，此后的历次学生运动也都被视为争取民主的运动。各种倾向革命的党派也被称为"民主党派"。民主一直是革命的动力，民主是反抗旧社会的锐利的武器，民主是一个神圣的目标。这一点我们从许多革命领袖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的革命口号"三民主义"就是民主的具体内容。争取民主和自由也是毛泽东一系列文章中的重要内容。在三次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他在文章中都讲到了民主和自由。他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性文献。邓小平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中曾引用张闻天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四点概括，其中一点就是专门讲民主的∶"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但独裁、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因而民主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政治方向。只要我们不背叛我们革命的初衷，就必须高举民主的旗帜，为建设更加完善的民主政治而努力。

    民主是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法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中，都动员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参加。而动员人民群众的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有了民主主义作风，才有广大的群众运动；有了广大的群众运动，才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我们常说的三大法宝中的一条（"统一战线"）三大作风中的两条（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核心精神都是民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曾说∶"只有民主集中制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这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小平同志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这种关系的具体说明∶"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接受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腐化堕落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他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1956年9月16日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又详细地阐述了民主与我党传统的关系∶"我们要实行党的内部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传统作风，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革命和建设都离不开群众的参加，从这一角度来讲，民主也是我们必须发扬的传统。我们经常说发挥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怎样动员呢?那就是发扬我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发扬民主，给人民以权利，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要敢于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事实证明，我们党何时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什么时候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脱离了人民群众，事业就会受到挫折。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必须有把人民当做主人的意识，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手段。

    目前在基层实行民主已是当务之急。一个时期以来，规模不在少数的农村基层干部贪赃枉法，鱼肉乡里，直接增加人民的负担，使人民苦不堪言。这固然是党纪、政纪纠察不利和有法不依的结果，但不能不说与缺少必要的民主制度有直接关系。没有相应的民主制度，农民没有保护自己权益的武器，他们信任的人不能当选干部，他们不信任的人也不能赶下台。1998年2月1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某农村乡里直接向农民收钱盖房子的事，不交的农民被戴上手铐，拳打脚踢。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有的村里干部联合起来将农民几年的卖粮钱扣下，农民只好抛荒。城市中因缺少民主制度而造成的对工人权利损害的事情更加令人怵目惊心。许多企业经营者直接犯罪，造成很多人失去了饭碗。有的企业领导把企业卖了，工人还不知道。19981月12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的浙江金华市金华百货有限公司董事长"一人荒唐"，使公司倒闭，造成千人下岗遭殃，当不是少数案例。好在国家已经制定了农村基层组织法，城市里的企业也将相应地制定出相应的法律。基层的民主建设将成为一项得民心的工程。可以明确地说，我们党要想得到人民群众拥护，必须走出这一步。

    但在这里必须讲清一点，现在的问题是基层缺少民主，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层民主却显然是失之过多，这种"过多"与其说是民主本身，还不如说是缺少民主的程序。发动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与发动人民进行建设有些不同，发动人民进行建设时，特别是参加政治管理时一定要有秩序地进行。否则即使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却不能真正表达群众的意愿。亨廷顿曾把无组织参与的社会称为"群众社会"，而把有组织参与的社会称为"参与社会"。他说∶"群众社会和参与社会两者都具有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各自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程度。在群众社会里，政治参与是无结构的，无常规的，漫无目的和杂乱无章的。……群众社会缺乏能够把民众的政治愿望和政治活动与他们领袖们的目标和决定联系起来的组织机构。结果，领袖和群众之间就存在着面对面的直接关系，用科恩豪泽的话来说就是∶领袖可以任意动员群众，群众可以随时影响领袖。而参与政体则不是这样，它的民众高度参与是通过政治制度来进行组织和安排的。……以便使它们（群众的愿望）在该政治体系中成为政治合法的和制度化的。……宪法和民主制共产主义专政皆属参与政体。"?亨氏的话对中国的政治来说只讲对了一半。我们是共产主义专政政体，我们可以发展为"参与社会"，但还不完全是，在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属于"群众社会"。我们曾有过一个"大民主"的时代。动员人民群众的传统在解放后一直为我党所发扬。所以一个又一个运动，接连不断。以至于运动成了我们唯一的工作方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群众运动，大炼钢铁也搞群众运动。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此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说他不怕群众运动，很欣赏这种大民主。他说∶"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它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很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去示威，在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我们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主要是贫下中农首先组织起来，上中农也只好赞成。至于资本家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那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来，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他们不得不这样。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又说∶"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不到十年，毛泽东果然亲自领导了一次全国人上街的持续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四大"的民主具体办法被写入了《宪法》，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

    文化大革命使我党对大民主有了一个深刻的反省。小平同志在一系列文章中明确地指出了大民主的弊端。例如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说∶"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明目标。但是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的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在我们目前经济生活还存在一系列困难，还需要进行一系列调整、整顿和改组的时候，特别要着重宣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只有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人人注意照顾大局，我们才能够顺利地克服困难，争取四个现代化的光明前途。反之，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他在解释取消"四大"的时候又说∶"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并不是说不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是由于多年的实践证明，'四大'不是一种好办法，它既不利于安定，也不利于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可见小平对民主看法与毛泽东的"大民主"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其核心是民主必须有序地进行。这一理论奠定了中国今后民主建设的总方针。这一理论也标志着中国领导人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再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发扬党内民主。共产主义运动在组织原则上就是民主的制度，后来列宁又发展成民主集中制。实践证明，党的民主集中制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是民主的发扬调动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是集中的领导，使我党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在1957年毛泽东还主张充分发扬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对这种十分理想的党内民主集中生活，小平同志曾不只一次回味和赞美?。党内的民主传统是我党进行民主建设的宝贵财富。例如我们从中知道了要正确把握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知道实行集体领导的重要性，知道保证党员的民主权利是发挥党员积极性的必要条件等等。毫无疑问，党内民主生活的某些原则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全社会。1978年11月到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大家畅所欲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好了准备，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对这种会风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应该把这种民主作风推广到全国人民当中。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我们党的革命道路曲折而艰难，而每一次问题多出在民主集中制被破坏的时候。诚然，在革命战争年代不能光讲民主，不讲集中，如毛泽东1929年12月写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就有一节"关于极端民主化"，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但是过分的集中，也会大大地损伤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使党的在大的针政策上由于缺少民主决策而走向失败。综观我党革命斗争的历史，极端民主化远没有过分集中给革命带来的损失大。历次的左倾路线错误，往往伴随着民主制度的破坏。小平同志在八大上在就曾说过∶"'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上下级关系中的偏向是过度集中。在那个时期，下级组织，对于上级领导机关实际上几乎没有发言权。……这种错误，在一九三五年的一月党中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以后，也就在基本上被克服了。"?然而事过十年之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左的路线占明显的上风，民主集中制再一次遭到严重的破坏，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粉碎"四人帮"以后，小平同志在谈解放思想时一再强调恢复党内的民主作风，尖锐地指出了破坏党内民主的错误。他说∶"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在谈到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时，他又说∶"他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民主集中制被破坏，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党内民主问题是小平讲的特别多的一个问题，例如他在讲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说∶"各级党委要认真执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总之，实践表明，发扬党内民主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打破家长制作风，避免因个人偏见给工作带来损失，必须加强党的民主建设，必须把民主的原则神圣化。实行党内民主是整个社会民主建设的第一步，必须坚定地迈出这一步。

    第四节如何实现民主

    我们应该继续高举民主的旗帜，应该树立正确的民主的观念。特别是树立主权在民的观念。要把我们说许多年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句话落到实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讲民主。有些人一谈到民主就心有余悸。我们为民主奋斗这么多年，却害怕提起民主来，真是怪事。党和国家已明确地将民主作为我们的一项奋斗目标，每次大的会议的报告都要以这样的一句话来结束全篇∶"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这就表明，民主是我们努力的重大目标。我们一个是把民主看作目标，当做改善人民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指标，这一指标要逐步来完成。一个是把民主当做手段，当做促进社会进步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这种手段有两方面的含义，民主消除腐败的有利手段，实行民主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建设。一是民主是发扬广大人民积极性的有效手段。社会的进步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发扬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进行民主建设。

    民主一定要分层次展开。民主建必然要有一个过程，必须分阶段进行，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大。首先要在农村、企业实行直接选举。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责任和权利要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增加透明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干部的监督。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腐败，提高人民的积极性。不仅可以收到社会稳定之效，又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质量。

    民主是反腐败的有力武器。腐败已是中国目前政治的最大的祸害，危急到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在不能实行多党制（小平语），传媒不能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在基层实行民主监督是一个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又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毛泽东当年曾靠发动群众的办法来反腐败，行之有效。只是毛泽东没控制好这一反腐败的法宝，分层次来实行民主或许可以用好这一法宝。

    实行层级民主制也不乏事实上的依据。1998年3月2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报道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原来向农民征收花样繁多的费用，民怨沸腾，后来区法院的院长出一个主意，靠与村民订合同的办法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使农民负担严格控制在5%以内，村里实行议事会制度，村干部报销费用要要由议事会的一名代表来签字方可，村里帐目每月公布一次，大快人心，大得民心。1996年12月19、20日，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在"新闻联播"里连续报道石家庄郊区一村支部书记何胜国的事迹。他把一个穷村带入年产值上亿元的小康村。成功的经验除了何胜国有良好的品德（公正、廉洁、勤政）之外，就是民主制度。村里成立议事会，会员由村民选举产生，每月召开一次会议，村里大事均由此会批准才行。故能上下一心。这些无疑都是成功的经验，所要做的就是大力推广之。企业的情况更应该如此。只有广大职工有了权力，才能有效地防止法人犯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讲如何加强经营者的权力，而对职工的正当的权益重视得远远不够。以至于屡屡出现"一人荒唐，千人遭殃"的现象。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基层实行民主制度。不妨和经济改革一样，分层次地展开。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民主特区，如农村、企业、高校。因为基层有两个保证实行民主制度得以成功实施的条件∶透明度高，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但也必须指出，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加强党的领导。使党成为实行民主的公正的监督者。虽然这是难以完全做好的工作，但目前尚没有其它的政治力量胜任这一工作。

    以前经常有关于某地人民群众不重视民主选举的报道。言外之意，就是中国人天生就缺少实行民主制的素质。实际上问题并不是出在人民群众本身，正是出在民主制度上，也就是说那些选举和他们的利益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如选举人大代表，有的人就不关心。因为他们知道这张选票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没有多少关系。即便是有，但由于人大代表的选举不是经过竞选的形式进行的，透明度不高，人们在投票时也会觉得有些茫然。如果把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不高说成是不能实行民主的原因，我想是不大能站住脚的。现在人民的文化水平不见得就低于古希腊时雅典城邦的市民的水平。对此，毛泽东也早在抗日时就批判过∶"有些人说∶老百姓没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期间，老百姓进步得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

    必须加强民主的教育。基层民主制度是更高级民主制的基础，也是实行更高级民主制的必要的训练和准备阶段。等到社会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民文化程度有了提高，民主意识有了相当程度的加强，就会实现更高层次的民主。所以实行民主，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放权问题，还要有一个教育人民如何行使民主权利的问题。小平同志在1941年曾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其中就有"加强民主教育"一节。文章说∶"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无论在党内或在群众中，过去这点都是极其不够的。"?这句话在今天也仍有其指导意义。近年来传媒当中经常报道一些人不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权益的事，说明我们对公民自身权利的教育还很欠缺。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选举权等种种权利中，大概只对选举权有些微的了解。我们前一些日子，经常讲普法教育，但给人的印象只是要公民如何懂法守法。所举的例子也是某人如何因为愚昧不懂法而犯了罪。这就是中国人对法的传统理解。在中国古代，所谓法就是如何约束百姓的。我们经常听到有人在说中国人如何法律意识淡薄。其实与民主观念淡薄有直接关系，决不是法律自身的事。只要有了民主的观念，人们就会有对法的自觉需要，就会琢磨如何用用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在加强法制教育的同时一定要加强民主的教育。而且要从小孩子开始，从小就养成讲究民主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