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编
《文选》编纂背景研究
第一章 汉魏六朝编撰考论
第一节 汉魏六朝著书、编集动因考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著书与编集是两种不同类别。即使著书，也并不同于现代的概念。先秦时期，能称著作者，指的是圣人经书。《礼记·乐记》说：“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颜师古《汉书·礼乐志》注此句说：“作谓有所兴造也”。“兴造”是指作者无所依傍，创造，当然这创造是有限制的，即《礼记》所说：“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这自然非普通常人而可为，必得圣人始能制作，所以《礼记正义》说：“圣者通达物理，故作者之谓圣，则尧、舜、禹、汤是也。”由此可知著作者本指圣王的经书，张华《博物志》称：“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与“作”相对的是“述”，《礼记正义》说：“明者辨说是非，故修述者之谓明，则子游、子夏是也。”可见“述”在于明辨是非，述圣人之意，也即《汉书·礼乐志》所说：“述谓明辨其义而循行也。”这也就是张华所说的经和传的区别。这一观念至汉犹然，王充《论衡·对作》说：“或曰：‘圣人作，贤者述，以贤而作者非也。《论衡》、《政务》，可谓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桓君山《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所谓作也。”王充这里否认有人将《论衡》称为著作，指出他的《论衡》既不是作，也不是述，而是论。“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虚浮之事，辄立证验”，《论衡》即“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王充对著述的看法仍然同于《礼记》。这里他又引进了“论”体，其源亦出孔子。王充引孔子说：“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论也。”这是将疾虚订伪的批评看作论，而与李充“研核名理”(《翰林论》)的说法不合。从王充叙述的作、述、论三种图书看，分别所指的是经、史、子。史书称述不称作，也来自史学家自己的意见。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回答壶遂时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从以上所论看，秦汉以来的著书观念，总起来也不过是经、史、子三类，对于诗辞赋一类文学作品，当时并没有给予承认。但是，不承认不等于不存在，即使《诗三百》被列入经类，不再作为文学的例证，也还有屈原的《离骚》。先秦两汉时期，尽管文学地位不高，还不可以与经、史、子抗衡，但辞赋的写作却是大量的、普通的。不幸，这一现象在当时的著述观念中是被忽视的。其原因除了文学本身地位不高之外，恐还是与当时文学作品没有以书或集的方式出现有关。刘向曾裒集屈、宋作品，名为《楚辞》，但并不是作为文学总集，东汉时，王逸还努力想尊之为“经”，恐也与著述观念有一定关系。文学作品既不能称为著、作，也与述、论绝不相同，随着文学作品的数量增多，地位的提高，编集就势在必行，于是经、史、子之外，集部就独立为一类了。这便是汉魏六朝著书、编集的背景。由于这一背景具有如上所述的复杂性，汉魏六朝时期著书、编集的动因、所采取的体例也就各有不同。比如六经，按照汉儒的解释，是“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慢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当然，儒家解经，并不合乎事实，如《诗三百》就非出自以上目的，但自先秦以来，统治者掌握了解释权，遂成为后人接受的事实。因此，本文的分析也就排除掉经的部分。
秦汉时期著述，大抵集中于子、史，总结其著书动因，大概有这样几种方式：一、道困著书。如《史记·孔子世家》记子思困于宋而作《中庸》；又如《孟子列传》记：“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二、嫉世与发愤。《史记·荀卿列传》记：“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
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又，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历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等圣贤著书的遭遇，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就是有名的“发愤著书说。”三、著书立言，自成一家。《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二引《吕氏春秋》说：“吕不韦为秦相国，集诸儒使著其所闻，为十二记、八览、六论，合十余万言，名为《吕氏春秋》。暴之咸阳市，门悬千金于其上，有能增损一字者，与之金。”以上三种方式是秦汉著书的主要动因，所举例也都属子书。在史书的编著中，也是如此。如司马迁作《史记》，应属于发愤一类，但另一方面，《史记》贯彻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又使这一部书不能简单地作史书看，它的字里行间，都表达了司马迁对人类社会高度的哲学思考。
然而诗赋等文学作品的写作，越来越受文人的青睐，不仅数量增加，题材也逐渐扩大了范围。就史书的著录看，《史记》、《汉书》中尚未见对传主诗赋等作品的著录，但在《后汉书》中已屡屡出现。如《后汉书·班固传》记：“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又如《蔡邕传》：“(邕)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悔》、《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势必推动编撰结集的发展。《隋书·经籍志》说：“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具焉，名之为集。”别集的产生自然是东汉作品增多所致，一时间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显示了东汉文学创作的兴盛，这正是文学自觉的前夜。
编集之风至魏晋尤盛，有作家手自编集者，如曹植自编《前录》七十八篇；有帝王敕编者，如魏景初(237—239)中明帝敕录曹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作家个人专集的产生和受到社会的广泛注意，是与文学进步的观念相一致的，这与西京以前已完全不同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件，即我国第一篇专论文学的文章《典论·论文》发表了。在这一文献里，曹丕首先把文学与经国之大业相提并论，并且许之为不朽，这是对传统“三立”学说的突破。尽管产生曹丕这篇论文的背景，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原因，但它所表现的意义却冲破了政治目的性。曹丕说：“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一说法直接以文学作品与子、史相等，提高了文学的地位。自此以后，集部的编撰自然具有了立言成家的内容。
别集的大量涌现，促成了总集编撰的历史要求。《隋书·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以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抄，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这一段话既解释了总集产生的原因，即由于辞赋等大量产生，再加以别集日增，读者劳顿困倦而难以遍览，于是挚虞编总集，芟剪繁芜，集以精华，方便了读者；同时又指出最早的总集即挚虞的《文章流别集》，《隋志》就是将挚虞此书列为总集类第一部。其实在挚虞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总集，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举出有应璩《书林》、傅玄《七林》、荀勖《晋歌诗》、《晋燕乐歌辞》、陈寿《汉名臣奏事》、《魏名臣秦事》、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陈勰《杂碑》、《碑文》等，但也正如王、杨所指出的那样：“荟萃各体文章，加以删汰别裁，且附以系统评论的大规模总集，自当首推《文章流别集》。”此外，挚书之前的总集，隋唐时大略都已亡佚，《隋志》既不知其体例，宜以挚书为首。除了王、杨所指以上各总集，《后汉书·王逸传》记王逸“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这大概是现在见到的最早的总集了(《楚辞》例外，见《四库总目提要》“楚辞类”总叙)。不过，汉诗能有一百二十几篇，数量是挺大了，根据汉人关于诗的概念，王逸所谓汉诗，当与《汉书·艺文志)所裁三百二十四篇歌诗相类，即大多为乐府歌词。如果是这样，王逸《汉诗》与魏晋以后的诗歌并不相同，但能将这些歌诗编撰成集，应该称得上是总集之祖了。
挚虞《文章流别集》的编撰原因，基本也是后世总集编撰的主要依据。这都是与当日作品数量繁博的事实有关。不仅是文学总集，子、史两部也是如此。如《后汉书·荀悦传》：“(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又葛洪《抱朴子》说：“余家遭火，典籍荡尽，困于无力，不能更得，故抄撮众书，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烦而所见博。”葛洪是因火后家贫无力购书而撮取众书之要，但“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烦而所见博”的目的却相同。这种方式与当日产生的类书也是同一背景。《魏志·文帝本纪》记：“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从部帙浩繁的经传中撮取精要，再随类相从，的确使读者“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烦而所见博”，这样的方法不能不对总集产生影响。
作品繁博，而且各种文体界限不清，挚虞《文章流别论》便指出前人作品有“颂而似雅”的现象。文章体裁不清楚，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每一种体裁的产生大都与现实需要有关，新产生的体裁在写法上也难免受其它体裁的影响。虽是正常现象，如不加以辨析纠正，就不再是正常现象了。那样就会引起写作的混乱，令后世学者无所适从。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魏晋南北朝的作家、批评家既著文辨析，又编集以区分各体，这是魏晋南北朝批评史上真正的主流，但却为我们的批评史所忽略。关于文体辨析的观念、体例，将留待下章具体讨论，本文旨在说明魏晋南北朝总集的编纂，大都与这一动因有关。这是一种好现象，说明当日文学创作的兴盛，反映了文学本体的自觉。挚虞《文章流别集》固是出于“采摘孔翠，芟剪繁芜”的原因，更有辨析文体的目的，其定名“流别”，就表明了它的编辑宗旨。挚虞之后，又一部有影响的作品是东晋李充的《翰林论》，《晋书·文苑传》说：“于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可见《翰林论》的编纂，是受当时“典籍混乱”现实的刺激。这个混乱，既指典籍四部不分，也应包含有各文体淆乱的内容。李充身为著作郎，自然有责任承担这一任务。
编选文章总集，辨明文体应该是魏晋南北朝总集编纂的一个主要动因，这从现在尚可略知体例的一些总集如任昉《文章缘起》、萧统《文选》、杜铨《文轨》等中可以看出。详细的论述，见下章。
除了编述历代诗文(体制一般是不录存者)外，尚有一些编撰时人作品和文学活动的总集。比如石崇所编《金谷集》，此集编于元康六年(296)，为送大将军祭酒王诩还长安，石崇在其别庐金谷园宴请宾客饮酒赋诗，诗成编集作《序》。《序》中说：“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表面上看来《金谷集》的编纂，是以石崇为首的一次诗会活动的结果，但实质上却是借诗集传名于后世的动机促成的。《序》中说：“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与汉末以来就弥漫着恐惧死亡的生命意识相一致，如《古诗十九首》所反映的那样。这是伴随着人本体意识觉醒的思想活动，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人们普遍感到了生命的可贵，弥足留恋，但“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更有价值呢?就《古诗十九首》讨论的几种生活方式看，“荣名以为宝”为更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那么怎么样博取“荣名”呢?这还是先秦以来的老话题，立德、立功、立言。不过，这一次立言的内容，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秦汉时期视为小道的辞赋，成为了立言的主要内容。曹丕《典论·论文》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个观念无疑为魏晋以后的文人所接受，于是文章的写作几成为每个文人的自觉活动，也是检验文人是否具备才能的一个标志。在这一时期的史书里，介绍传主时，往往要写上文章如何，如臧荣绪《晋书》说潘岳：“摛藻清艳”，说成公绥：“辞赋壮丽”，又说张华：“少好文义”，这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里，石崇等人既写诗，又编集，并且详细著录每人的官号、姓名、年纪，动机是非常清楚的，要使“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
石崇的金谷诗会和《金谷诗集》，是当时文人雅集中一件比较有趣味的事，东晋时王羲之还有意地摹仿了一次，也将该会诗歌编成一集，并作了一篇更有名的《兰亭集序》。应该说石《序》和王《序》分别代表了思想史上的两个阶段，石《序》代表的是魏晋时期人对生命的忧惧感，王《序》则代表了东晋人对这种忧惧一定程度上的超越，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已包含有“人生代代无穷已”的意思。它不象石崇仅看到自己在后人之前的悲哀，而是由后人又看到了后人之后时代。人生就是这样一个生死交替，循环不已的过程，所以“一死生”、“齐彭殇”都是虚妄。王羲之这样的生命观很明显地具有哲学思考意味，也是他“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而得到的启悟。推究石、王二人生死观的差异，以及形成这种差异的思想史原因，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形式上，王羲之摹仿了石崇，当有人将他的《序》与石《序》相比时，他是十分高兴的；在本质上，王羲之编《兰亭诗集》，也仍然是传名于后世的动机。
从以上叙述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著书、编集的动因乃至方式、内容，都不同于秦汉，由于文学地位的提高，文学作品的别集，总集，以及对文学作品的批评、指导之书，成为文人主要的工作对象，这就具有了许多不同于先秦、两汉的撰著动因。如上述文学总集的删繁从简、类聚区分、分体编撰和以文学作品为传名后世的载体等，这些都是魏晋南北朝著书、编集的主要动因。此外，随着某种文体的发展，其作用和价值愈加受到世人的重视，于是便有人集其精华编选专集，以示其源流变化。如《隋志》著录魏晋时期作品有陈勰所编《杂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应璩《书林》八卷及东晋人所撰《设论集》等。至南朝之后，这种据一种文体所编的总集已远远超过魏晋。这些总集有的在当时便已失传，有的在唐宋时失传，至于今天，基本上都已经见不到了。不过梁萧绎曾编过《内典碑铭集》，其序尚存，于中可以见到他编此集的目的。序文首先叙述内典碑铭的由来，继而称：“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但繁则伤弱，率则恨省，存华则失体，从实则无味。或引事虽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奇，无所倚约；或首尾伦帖，事似牵课；或翻复博涉，体制不工。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萧绎这里表达了他对内典碑铭的看法，即“艳而不华”一段，说明此集意在编选符合这一标准的碑铭“菁华”。这样的观点，与魏晋南北朝文章选集的编撰动因都是一致的。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即使在魏晋南北朝，即使同样是编著文学作品，不同身份的人，又有不同的原因，这大致上可分为四类：帝王、太子、诸王、文士。
帝王撰述的历史可上溯至汉，如高祖刘邦有《大风歌》、武帝刘彻有《秋风辞》等，又《汉书·艺文志》记武帝自造赋二篇，但编书、著书，似两汉不闻焉。魏晋以后始见记载，《文选》卷二十有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李善注引干宝《晋纪》说：“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园，与群臣宴，赋诗观志。”又引孙盛《晋阳秋》曰：“散骑常侍应贞诗最美。”魏晋时，帝宴群臣，赋诗观志，是经常举行的活动，至南北朝尤多。宴集作诗，大概是编辑成集的，如《隋志》著录梁时有魏、晋、宋《杂祖饯宴会诗集》二十一部，一百四十三卷。不过这种编辑工作必非出自帝王之手，至多不过是敕编。至刘宋，明帝刘撰《江左以来文章志》，但此书是他在藩时所作，所以只好算是诸王撰著一类。以至尊之身躬自撰著的，大概从梁武帝萧衍始。《南史·梁武帝本纪》说他“及登宝位，躬制赞、序、诏诰、铭、诔、说、箴、颂、笺、奏诸文，又百二十卷。”此外，萧衍还著有《易》、《礼》、《书》等经传类书二百余卷。文学类则编有《历代赋》十卷，天监十七年(518)曾让周舍为之加注，周舍启周兴嗣帮助而成。梁武亲自编纂《历代赋》的动机，限于史料不可知，从他的为人看，似略可加以揣测。史书记梁武帝“少而笃学，洞达儒学。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又记他：“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诏铭赞诔，箴颂笺奏，爰初在田，泊登宝历，凡诸文集，又百二十卷。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于此可见出他博学强记，而他也颇以此自负，曾称：“吾若著《通史》，众史可废。”事实上，《通史》六百卷造成后，他躬制赞序。他曾与沈约比赛博物，各忆栗事多少，沈约不得不让他领先三事。又据《南史·刘峻传》记，刘峻编《类苑》成，萧衍即命学士编《华林遍略》以高之，这都见出武帝的博学、自负和由此带来的偏执处。而赋历来被视作“博物之书”，“五经之鼓吹”，自汉末以来就有人专门给赋作注，所以能否作赋在当时视作是否有才的标志。《太平御览》卷五八七引《三国典略》说：“齐魏收以温子升、邢劭不作赋，乃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唯以章表自许，此同儿戏。’”由此可见赋在当时一直受到很高的重视。梁武帝亲自编《历代赋》，大概是有显示其博学的动因。
以太子储君之身而勤于著述，曹丕首开此风。建安二十二年冬曹丕在立为太子之后不久，就开始了他的《典论》写作。《典论》属于子书性质，对曹丕来说，尤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曹丕被立为太子，实在是与乃弟曹植经过了一场艰苦的争斗，甚至差点儿输给了曹植，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曹植文采斐然，深得好文章的曹操的欢心。曹丕最终胜利后，并未放松警惕，因为曹操是一个不喜欢按规矩办事的人，如果当他认为曹植确比曹丕有才华，很可能会改变主意的。因此，曹丕很快著成《典论》，作为子书，其价值在当时高于诗赋，所以曹丕十分得意。他先是集诸儒于萧城门内讨论这一部书，又以素书饷孙权，以纸写一通与张昭。这样大张旗鼓地宣扬《典论》，其政治目的十分明显。《典论》是由一个政治动因促成的，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典论》中有些问题，尤其是文学问题的讨论。《典论·论文》涉及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一些本质问题，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曹丕能够提出如此卓越的见解，又有文学发展的历史动因在内。
曹丕与曹植的故事，令魏晋以后的太子们和诸王们十分企羡。身为太子的常以曹丕自比，而把其他诸王比作曹植。如萧统身为太子，便自比子桓，萧纲为诸王，只能比为子建。《梁书》本纪记他六岁能属文，武帝一见叹曰：“此子，吾家之东阿”。然及至萧纲作了
太子之后，他在《与湘东王书》中便以子桓(曹丕)自居，而称萧绎为子建了。萧纲在作太子之后，编了一部诗集，名为《玉台新咏》。萧纲此书或因与曹丕有一些相似之处，即也具有政治原因，关于这一问题将留待第三章中讨论。
魏晋南北朝诸王著书、编集的现象较汉时更为普遍而兴盛。如宋临川王刘义庆编《世说新语》，齐竟陵王萧子良编《四部要略》、《古今篆隶文体》、梁湘东王萧绎著《金楼子》、《诗英》等。除萧绎外，刘义庆、萧子良皆非躬自编撰。在当时由诸王设府招学士，编撰图籍，是诸王延誉的一个极好的途径。如萧子
良开西邸招天下学士，在当时乃至身后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此说诸王编书，也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在南朝诸王中，萧绎著书的方式与其他人不同，他明确反对由学士代为操笔。《金楼子·立言》说：“裴几原问曰，‘西伯拘而阐《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孙子之遇庞涓，韩非之值秦后，虞卿穷愁，不违迁蜀，士嬴疾行，夷齐潜隐，皆心有不悦，尔乃著书，夫子实尊千乘，褰帷万里，地得周旦，声齐燕奭，豪匹四君，威同五伯，玳簪之客雁行接踵，珠剑之客肩随鳞次，下帷著书，其义何也?殊为牴牾，良用于邑。’予答曰：‘吾于天下，亦不贱也，所以一沐三握发，一食三吐哺，何者?正以名节未树也。吾尝欲棱威翰海，绝幕居延，出万死而不顾，必令威振诸夏，然后度聊城而长望，向阳关而凯入，尽忠尽力以报国家，此吾之上愿也。次则清酒一壶，弹琴一曲，有志不遂，命也如何。脱略刑名，萧散怀抱，而未能为止。但性过抑扬，恒欲权衡称物，所以隆暑不辞热，凝冬不惮寒著《鸿烈》者，盖为此也。’又问曰：‘子何不询之有识共著此书，曷为区区自勤苦如此?’予答曰：‘夫荷旃被毳者，难与道纯棉之致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论大牢之滋味，故服絺綌能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郁烦，袭貂狐之暖者，不知寒之凄怆。予之术业岂宾客之能窥斯?盖以莛撞钟，以蠡测海也。予尝切齿淮南、不韦之书，谓为宾游所制。每至著述之间，不令宾客窥之也。”从这一大段叙述中，我们得出这样几点信息：第一，萧绎的最高志愿是立功，其次才是立言，这与曹植极相似。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又说：“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看来魏晋南北朝(即使到了文学已单独开馆，史书专为列传的南朝)，士人对立功、立言等次的看法，仍与秦汉时相同。象曹丕那样居于太子之位，立德、立功是不言而喻的事，所以他可以劝人以立言为务，其实在骨子里，他与曹植的看法没有什么两样。他在《与王朗书》中说：“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他也是将立德、立功置于立言之上。这封信是曹丕初立太子时所写，讲出了他的真心话。太子可以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诸王却认为“棱威翰海，绝幕居延”才是上愿。由此可见，不同的身份决定了不同的人生理想、价值观。第二，萧绎是一个极端自负的人，他对自己的评估极高。由于这样的自负，他的著述决不让宾游参加。看来，自负是萧衍一家人的共同特征。萧统、萧纲虽都未如萧绎那样过分，但于典籍皆“躬刊手掇”，不让于人，亦有萧衍之风。萧绎与两位长兄情况不同，他作为萧衍第七子，生母仅为修容，故于至尊位望一毫无关。此外，他自小就盲一目，有生理残疾，那样的出身，那样的身体，造成了他其实是一个内心自卑的人。偏他又极自负，在《金楼子》中曾自比孔子，称应五百年期而生者。由这样一种自卑情结生发出来的自负，使他的心理极不健全。由于自负，他会盲目夸大自己；由于自卑，他又会无端地猜忌别人。因此，他的不宽容、偏狭、阴毒，就由此产生。事实上，他的《金楼子》并不是一部很有思想的书，与曹丕《典论》尚不可比同，遑论孔子那样的哲人。当他江陵兵败，一把火烧掉了公私经籍七万余卷时，这表现了他愚蠢地把自己当作了文道的传人，所谓斯人既逝，斯物何存的悲愤。同时也表现了他对一个抛弃了他之后仍然健康发展、生存的人类社会的妒恨。从萧绎这不健全的人格看，他著书的动机比较复杂。当他声称他应五百年之数而生时，已远远不把他两个哥哥放在眼中了。《南史》本纪说他“性好矫饰，多猜忌，于名无所假人，微有胜已者，必加毁害。”这一种个性使他对自己尊亲、兄长也不会有所迁让。台城陷日，他握兵江陵，若举兵东下，梁室当有可救。然他竟能残忍地眼瞅着萧衍、萧纲被侯景所害，盖大宝之位，觊觎已久，一俟有机可乘，自不会拱手相送。《南史·梁武帝诸子传》附《萧栋传》载，王僧辩奉萧绎之命领兵东讨侯景，“将发，谘元帝曰：‘平贼之后，嗣君万福，未审有何仪注?’帝曰：‘六门之内，自极兵威。’僧辩曰：‘平贼之谋，臣为己任，成济之事，请别举人。’由是帝别敕宣猛将军朱买臣使行忍酷。会简文已害，栋等与买臣遇见，呼往船共饮，未竟，并沈于水。”于此见萧绎的残酷，萧纲即使不死于侯景之手，也必死于萧绎之手。他对于勋业、功名的汲汲追求，是他所有活动的一个主要动因。《南史》说他：“性不好声色，颇慕高名”，《梁书》说他居藩时“颇事声誉，勤心著述，卮酒未尝妄进”。一个对名誉过于热衷的人是令人可怕的，所以萧恭便说：“下官历观世人，多有不好欢乐，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萧恭此话就是针对萧绎而言，这也说明萧绎那种摒弃一切欢乐(声色等)，专心于声誉的行动是不太正常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萧绎亲自著书、编书的行为本身还是值得肯定的。这一点也当是受萧衍的影响。萧门之内，萧统、萧纲也都“躬刊手掇”，这是与前代太子诸王所不同的。
如果说诸王还够不上立德、立功的话，文士们更加只有立言一路了。文士著述的动因，前已论述，兹不赘。从以上四种不同身份者的著述动因看，的确是与每个人所担任角色的限定有关的，这是我们研究这一期文学史所要注意的。
第二节 汉魏六朝著书、编集体例述论
编集之风，自汉末以来渐为兴盛，正如梁元帝萧绎所说：“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金楼子·立言》)其实，不独人人有集，往往一人多集。如曹植生前手自编《前录》，收赋作七十八篇，而在他死后，景初(237—239)中明帝下诏为他编集，共收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四库总目提要·别集总叙》说：“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看来别集体例往往与该作者经历、性格有关。别集的兴盛，自然促进了总集的编纂。《四库总目提要·总集总叙》说：“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总集的体例基本上与这两个编纂目的有关。从现存的《文选》、《玉台新咏》以及已佚总集的零星记载看，总集的体例大略有四点：
一是以作品收集的时代划限。这大概可分三种，一种是历代作品，一种是断代作品，还有一种是当代作品。历代作品有一些从总集名称上可以看出，如梁武帝《历代赋》十卷，佚名的《古游仙诗》一卷等。还有一些则要借助于有关记载。如挚虞《文章流别集》，本传说他：“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可见是历代作品。又如梁时有《诏集》一百卷，《隋志》注称：“起汉迄宋”，则是宋以后人选前代诏文而成。此外，也有不少是以“古今”名集的，如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五卷，当为先代至晋时的五言诗选集。又萧统《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下限当至梁时，唐僧慧净有《续古今诗苑英华》二十卷，《旧唐志》著录于萧统书下，当为续萧统之书。马端临《文献通考》十一“续古文(案，当作“今”)诗苑英华集十卷”条引晁氏曰：“唐僧惠净撰，辑梁武帝大同中《会三教篇》至唐刘孝孙《成皋望河》之作，凡一百五十四人，歌诗五百四十八篇，孝孙为之序。”慧净此书既称续，表明萧书下限至于梁代。唯大同初，萧统已经去世，而且根据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知道此书早在普通三年前已完成(详见后论)，萧书即使录至梁代也当在普通初年以前。慧净所续，时间上并未紧相衔接。当然，续书也并不要求如此严格。
断代作品总集以应用性文字以及朝会歌辞为多。歌辞如《隋志》所记《晋歌章》十卷、《晋歌诗》十八卷、《宋太始祭高禖歌辞》十一卷、《齐三调雅辞》五卷等。应用文字如《梁代杂文》三卷、《魏朝杂诏》二卷等。诏书议表等朝廷文书一般由秘府收藏，故各代都较完备，晋、宋、齐、梁都有专集。诗文总集也有断代的，如晋索靖编有《晋诗》二十卷，但索靖是晋人，故又可视作当代作品。这一编纂目的当合于《四库提要》所说的：“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
当代作品总集则有萧淑的《西府新文》十一卷，萧圆肃的《文海》五十卷。《西府新文》是萧绎镇荆州时命萧淑所撰。《颜氏家训·文章》说：“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颜之推父亲颜协时为萧绎镇西府谘议参军，之推颇以其父文章未被选入《西府新文》为恨，据此知《西府新文》所收为当代作品。《隋书·经籍志》将《西府新文》列于诗类，可知它应是一部诗集，如果这样的话，颜协的不被选录，可能与他诗歌写作没有佳什有关。颜协于西府颇得重用，与顾协齐名，时称“二协”。颜协卒世，萧绎甚为叹惜，作有《怀旧诗》以示哀伤。根据这样的事迹，颜协的不入选，与人事关系等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大概是限于体例，《西府新文》是诗集，而颜协不擅于诗，自然不能入选。萧圆肃《文海》，《隋志》著录五十卷，不题撰人，两《唐志》均题萧圆，当脱“肃”字。又著录为三十六卷，说明至唐时已经散佚。据《北史》本传，萧圆萧是梁武帝之孙，武陵王萧纪子，后降北周。“有文集十卷，又撰时人诗笔为《文海》四十卷、《广堪》十卷、《淮海乱离志》四卷，行于世。”《北史》所载《文海》四十卷与《隋志》著录的五十卷不合，或为《隋志》误书。
二是不录存者的体例，这当然是指历代作品总集。“不录存者”作为一种体例，见于钟嵘《诗品序》：“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钟嵘《诗品》，主旨在于对五言诗人加以品骘，故不录存者是一个比较保险而且可靠的体例，便于操作。当然，在钟嵘之前，凡集选历代作品者，都属“不录存者”之例，钟嵘批评它们是：“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这大概是指这些书没有象《诗品》那样明确地品骘，其实从《文章流别论》逸文看，品评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就在例举曹丕、曹植、应瑒、陆机、挚虞、李充等人文论之后说：“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又《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也说：“挚虞《文章志》，区别优劣，编辑胜辞，亦才人之苑囿”。钟嵘此语有点强调一点，不及其余的意思。不过，以魏晋与齐梁时期比，文学批评的意识显然逊于后者，这大概是钟嵘立论的基础。“显优劣”是批评意识自觉的表现，这也的确是齐梁时期特别显目的特征，各种批评论文及批评专著纷纷涌现，这现象本身就说明了批评意识的觉醒。《诗品序》又说：“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这里描绘的是当日批评界混乱的现象，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齐梁时期纷纷以诗文为批评对象情景，与魏晋时期以《老》、《庄》、《易》为清谈口实的现象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方面说明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文学地位的真正提高。六朝士人似乎人人都有诗文面世，人人也都感觉良好，由于文学地位的提高，谁也不愿意在这一点上落后于别人，受到别人的批评。因此，在这一背景中从事批评，的确有难度，而“不录存者”自然是比较好的保护自己批评权利的措施。
当然，另一方面“不录存者”也未必就十分保险，那些逝者的亲友、后人往往也会对之耿耿于怀。比如《世说新语·文学》记：“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此事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略有不同，但可见是真实的。《东征赋》是纪行之作，带有史的性质，魏晋人又特别看重赋，所以陶侃的儿子才如此发急。一般说来，魏晋时期尽管文学地位提高了，但还不至于对自己或自己的先人入不入某一诗文总集感到特别在意，至齐梁时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如上举颜之推之例，他对于其父未能入《西府新文》耿耿于怀；同时，对于自己没能为父亲编集，以至其父诗文荡尽于火而“衔酷茹恨，彻于心髓”!面对这样的批评对象，“不录存者”也并不完全安全，但也只能是唯一的选择了。与钟嵘相似，刘勰《文心雕龙》的批评对象也限于亡者。这种体例虽然对当代文坛未能加以评骘，但在保持态度的公正客观上，是很有好处的。由于文集地位的提高，齐梁时期的诗文总集已具有品评的内容，所以“不录存者”一般地被采作通例。
三是在内容上采用“以类相从”的体例。“以类相从”本是类书的工作方法，如中国最早的一部类书《皇览》便是。《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记：“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又同书《刘劭传》记：“刘劭，黄初中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类书的目的在于便利读者，通过分类查找，易于用事用典，真正是用功少而所收多。魏晋以后，类书的迅速流行，自然与这一种便利有关，而“以类相从”的体例也影响到总集的编纂。如挚虞《文章流别集》，采取的就是“类聚区分”的体例，这也是出于诗文总集编纂的事实需要。因为所收作品既多，势必要按类别区分。这其中有的按文体分类，有的按内容分类。《文章流别集》当是按文体分类，从现在搜到的《流别论》逸文看，该书共涉及到十三种文体，可以想见挚虞编集时是以文体区分来编排的。这也正合于《隋志总序》所说：“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文体分类在《文章流别集》中表现为一种编辑体例，但在《流别论》中就表明为辨析文体的文学批评观了，这一点留待下节详论。挚虞之后，东晋李充编《翰林论》，也应当采用了“以类相从”的体例。《晋书·文苑传》记：“于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李充当时担任秘书著作郎，与挚虞相同，他整理秘阁图书时采取了四部分类的工作方法，这一方法又成为后世秘阁的准则。估计《翰林论》就是在他担任著作郎期间完成的。因为编集当然需要大量的图书，只有秘阁才能提供这一条件，这也与挚虞所编《文章流别集》相类。李充使用“以类相从”的方法整理秘阁图书，同时在他编集时应会考虑作为一种体例的。《隋志》著录《翰林论》在梁时有五十四卷，但至唐人编《隋书》时仅有三卷，而在《旧唐志》中又只有两卷了。从现在辑佚的数条看，《翰林论》是从文体分类的。在这十数条逸文中(《全晋文》八条，许文雨《文论讲疏》四条)，李充所说文体有十四类，从中约略可以见出《翰林论》的原貌。
《文章流别集》及《翰林论》基本上为后世总集的编纂制定了体例，《隋书·经籍志》说：“是后文集总抄，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正是指其体例而言。《文选》即在这样的背景里遵从了这样的体例。《文选序》说：“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略(据古抄本)以时代相次。”可见《文选》在内容上先以文体分类，每一类中再以时代顺序相次。
这应该是总集编纂的基本规则，萧统的另一部书《古今诗苑英华》大概也是这样的体例。据《大唐新语》卷九《著述》记：“贞观中，纪国寺僧慧净，撰《续英华诗》十卷，行于代。慧净尝言曰：‘作之非难，鉴之为贵。吾所搜拣，亦《诗三百篇》之次矣。……与《英华》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类相从。”慧净此书称为续萧统《古今诗苑英华》，时代上从梁大同开始，体例上亦当与萧书相同，可知萧统《古今诗苑英华》的体例也应是“以类相从”，这与他后来所编《文选》是一致的。
由于六朝总集的散佚，对它们的具体面貌已不可推知，“以类相从”的体例到底在总集编纂中起多大作用，它在当时诗文总集中占多大比重，也无从推论。不过在现存一些佛学总集以及这些总集的《序》中，的确见出“以类相从”不仅是诗文总集编纂的基本体例，同时也是佛学总集编纂的基本体例。六朝佛学总集现存的有梁释僧佑的《弘明集》。《弘明集》是一部佛学论文集，主旨在于“抑周孔，排黄老，而独申释氏之法”，《旧唐志》列入总集类。该书本为十卷，皆梁以前文，后又增为十四卷，所增多梁代文。僧佑《弘明集序》说他“山栖余暇，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其有刻意剪邪，建言卫法，制无大小，莫不毕采。又前代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三宝，亦皆编录，类聚区分，列为十四卷。”《弘明集》虽然不象唐人所编《广弘明集》那样明确标类，但其编辑中心围绕了当时几个道俗主要论争的问题，如神灭与神不灭、因果报应、华夷之辨、沙门是否应敬王者、生死、神形等，其体例正是“类聚区分”。
除《弘明集》外，一些簿录类总集如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和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也都是以类相从的体例，这说明“以类相从”的确是总集及其它种类书籍(如类书、目录学书等)编辑中最易于操作的体例。
四、书名之下系作者小传。在现存的六朝诗文总集《文选》和《玉台新咏》中，都不见这样的的体制，另一部佛学总集《弘明集》也没有此例，但是这一体例确为六朝总集所有。如《文章流别集》，《文选》班彪《北征赋》李善注引《流别论》说：“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也。”又《文选》曹大家《东征赋》李善注引《流别论》说：“(曹大家)发洛至陈留，述所经历也。”李善注引皆置于题目之下，说明挚书原貌如此。《文选》李善注之外，《古文苑》章樵注引也有两条，一是卷七王粲《羽猎赋》题下注引《文章流别论》说：“建安中，魏文帝从武帝出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瑒、刘桢并作。琳为《武猎》，粲为《羽猎》，瑒为《西狩》，桢为《大阅》。凡此各有所长，粲其最也。”二是卷八王粲《思亲为潘文则作》题下注引挚虞《文章流别》说：“王粲所与蔡子笃及文叔良、士孙文始、杨德祖诗，及所为潘文则作《思亲诗》，其文当而整，皆近乎雅矣。”此外，《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裴松之注引挚虞《文章志》说：“刘季绪，名修，刘表子，官至东安太守。著诗、赋、颂六篇。”案，裴松之引此文注曹植《与杨德祖书》中：“刘季绪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诋呵文章，掎摭利病”句，挚虞《文章流别集》并不于文中加注，因此这一段文字必定是在刘季绪文章之下。刘季绪诗文今一概不存，就不知《流别集》原来所选为何文了。挚虞《流别集》这一体例，是否贯彻在李充《翰林论》中，在现存数条《翰林论》逸文中已不可见出。据《隋书·经籍志》，《翰林论》梁时有五十卷，规模远比挚虞的三十卷为大，从《翰林论》逸文涉及到的作者看，有司马相如、扬雄、孔融、诸葛亮、曹植、嵇康、裴頠、羊祜、陆机、潘岳、木华等，但都是就文体而论，而非作者小传。《翰林论》在《隋书·经籍志》中著录仅存三卷，从其逸文看，与《文章流别论》相同，这因此使人猜测其五十卷者当与《流别集》相同，是作品总集；其三卷者或与《流别论》相同，是对当时文体的评论。《新唐志》即以之置入“文史类”，与《文心雕龙》、《诗品》相等，可见这一推论是合理的。挚虞还有《文章志》，疑即作者小传，《翰林论》既师从了《流别集》的体例，也当有《文章志》一类，或可称《翰林志》，可惜缺乏证据，只能是一种猜测。
挚、李二书之后，总集迭出。《隋志》著录有谢混《文章流别本》十二卷，孔宁《续文章流别》三卷，佚名《集苑》四十五卷(注称梁时六十卷。《新唐志》题为谢混，《旧唐志》题为谢琨。校勘记引清罗士林等《旧唐书校勘记》云：“谢混见于《晋书》，而谢琨无考，当以‘混’字为是。”)、刘义庆《集林》一百八十一卷、佚名《集林钞》十一卷、沈约《集钞》十卷、注梁丘迟《集钞》四十卷、佚名《集略》二十卷》、佚名《撰遗》六卷、孔逭《文苑》一百卷、佚名《文苑抄》三十卷等。这些总集全部佚失，从其它书籍的注引中略可见其体例的也仅几部。其中谢混的《文章流别本》和孔宁的《续文章流别》，体例应该是和挚虞《流别集》相同。唯孔书仅有三卷，规模甚小，《隋志》置入总集，两《唐志》不录，就无可知道它的本来面目了。其它如丘迟《集抄》，《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引或曰云：“丘迟《抄集》，略而无当”，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引铃木虎雄以为“或曰”即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序》。这是批评《集略》选文既粗略而又不准确，大概是指精劣不分。又孔逭《文苑》，《玉海》卷五四引《中兴书目》说：“孔逭集汉以后诸儒文章，今存十九卷。赋、颂、骚、铭、诔、吊、典、书、表、论凡十属。目录有书写校正官吏姓名题龙朔二年或十年，盖唐秘书所藏本也。”看来《文苑》至宋也只有十九卷了，从《玉海》的介绍看，当是以文体分类的诗文总集。六朝时有各文体的单注本，赋有薛综注《二京赋》、张载等注《三都赋》以及周舍、周兴嗣注梁武帝《历代赋》等，诗有应贞注应璩《百一诗》、罗潜注江淹《拟古》等；文有沈约等人注梁武帝《制旨连珠》等，但在诗文总集中加注的尚属稀见。以上总集，约略可见出零星面貌，是否于书名之下各加作者小传，已不可知了。现在所能知道的是刘义庆的《集林》。《集林》，《隋志》著录一百八十一卷，小字注梁二百卷，两《唐志》均著录二百卷，可见其规模之巨大。《集林》所附作者传，《文选》李善注有三条。一是卷四七史孝山《出师颂》，李善注曰：“范晔《后汉书》曰，王莽末，沛国史岑字孝山，以文章显。《文章志》及《集林》、《今书七志》并同，皆载岑《出师颂》。”这是说《文章志》、《集林》、《今书七志》都选载了史岑的《出师颂》，而且据引《后汉书》的记载，似乎都附有作者小传，指明《出师颂》作者是西汉末年王莽时期的史岑。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在对作者身份的判定上都犯了错误。因为《出师颂》的作者是东汉时的史岑而非西汉末史岑。李善说：“而《流别集》及《集林》又载岑《和熹邓后颂并序》，计(王)莽之末以迄和熹，百有余年。又《东观后记》，东平王苍上《光武中兴颂》，明帝问校书郎：‘此与谁等?’对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则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时已云前世，不得为和熹之颂明矣。然盖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子山者，当和熹之际。但书典散亡，未详孝山爵里，诸家以孝山之文载于子孝之集，非也。”这是说历史上有两个史岑，一是西汉末字子孝者；一是东汉人字子山。《文章志》、《集林》等却混同一人，将《出师颂》与《和熹邓后颂》都系于西汉的史子孝名下。和熹邓后是东汉人，西汉末年的史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作颂的，当为东汉的史子山无疑。《出师颂》同样如此，也非西汉末史岑所作，因为文中明言“历纪十二，天命中易”，李善注说：“《汉书》曰，汉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也。”这是东汉史岑所作的明证。又据李善注，《出师颂》是歌颂邓骘西征的。这说明两篇作品都是东汉史岑所作，但《文章志》、《集林》以及范晔《后汉书》都误以为西汉的史岑。刘义庆、王俭等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说明后世总集在编选魏以前文章，大多参照的挚虞《文章流别集》和《文章志》。挚书所选篇目和确定的作者，基本为后人所遵从。只有这样，《流别集》在“颂”中误将《出师颂》和《和熹邓后颂》判为西汉史岑所作，才会被《集林》以及《今书七志》照录，同时，挚虞所犯的错误也照样出现在二书之中。这一现象也给我们另一个启发，魏晋以后总集的编纂，大多以前世总集作为依据，所以才有一个人能够编辑几种总集(如谢灵运)，如果前无依傍的话，恐怕时间、精力乃至图书资料都不允许。李善注引《集林》另外两条作者传分别是卷二四嵇康《赠秀才入军》题下的：“嵇喜，字公穆，举秀才。”和卷五三李康《运命论》题下：“李康，字萧远，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遂起家为寻阳长。政有美绩，病卒。”此外，《太平御览》卷八引《集林》说：“昔有人寻河源，见妇人浣沙，以问之，曰：‘此天河也。’乃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云：‘此织女支机石也。’”这一条显然是神话传说，与张华《博物志》所记某人乘槎赴天河见到织女的故事一样，应是小说一类。《集林》载录不知出于什么样的体例，如果不是对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说明的话，它应该就是《集林》收录的内容，所以《御览》才以它的出处在《集林》。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则《集林》不仅是诗文总集，而且还收录了小说的内容，所以它才庞大到二百卷。
南朝另一部总集可推知附作者小传的是昭明太子的《古今诗苑英华》。《文选》卷二二王康琚《反招隐诗》李善注曰：“《古今诗英华》题云晋王康琚，然爵里未详也。”五臣吕向注亦称：“《今古诗英》题云晋王康琚，而不述其爵里才行也。”很明显，吕向此注从李善注抄来，又讳其所从来，而将《古今诗英华》改成《今古诗英》。据李善注，萧统《古今诗苑英华》收录了王康琚的《反招隐诗》，于作者仅题晋人，未详爵里，那是因为对王康琚爵里不详的缘故。李善此注，正暗示《古今诗苑英华》的体例本是在书名之下有作者小传的，由于萧统不熟悉王康琚，才未标明。如果《古今诗苑英华》没有这一体例，李善也不会作出这样的注文了。萧统《古今诗苑英华》的这一体例却没有在《文选》中得到贯彻，是很耐人寻味的。是因为这一体例不好，萧统弃取?还是《文选》编纂仓促而未及加上呢?
以上是汉魏六朝在著书、编集时最基本的四种体例，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总集编纂的依据。
第三节 汉魏六朝著书、编集撰人例论
汉魏六朝的作者问题，是文学史上很值得留意的现象，它反映了随着文学观念的进步、文学地位的提高，作者逐渐意识到著作权的价值，于是便有由依托名人到窃别人书为己有的转变。总括这一时期的作者署名现象，大约有四端：
一是托名古人或名人。这一类情形多见于子史和小说。子书如晋人张湛作《列子序》，托称《列子》原为王粲、王弼家中藏书，后经搜求而问世，其实就是他本人所作的。小说类如《西京杂记》、《汉武故事》、《汉武内传》等也都是魏晋人伪托前人。这一时期的作伪，目的恐还是借古人以重己书，使能流传后世的意思。《西京杂记》卷三记：“长安有庆虬之，亦善为赋，尝为《清思赋》，时人不之贵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见重于世。”这虽非著书之例，但原因是相同的。有的人想书传后世，有的人想能见重于时。但想见重于时的人，一旦托名于别人之后，自己怎么可以受到别人的重视呢?因此，这样的作伪动机可能出自两种考虑，一是只要自己的作品能够引起重视，自己也得到了心理上的安慰；另一种是作伪的人待书流传之后再想法证明是自己所作，故在当时便有流传某人作伪的故事，即如上引《西京杂记》所述。这样的作伪，其实在现在仍然时有发生，其动机与古人也相差不多。作伪的动机还有的出自现实利益的引诱，《隋书·儒林传》记载：“时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刘)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隋唐以来献书可以取赏，或得官，或得财物，于是便有如刘炫这样的作伪者。由于以上诸种原因，故秦汉以来的作品多有混乱，不独托名前代的书籍篇章已难考查，即使当代作品也经常混乱。如汉末产生的《古诗》，至陆机时已称“古诗”而不知作者了：其或托名苏武、李陵；或托名枚乘、傅毅；甚至被怀疑为建安时曹植、王粲所作，这颇令当日读者深为感慨。钟嵘《诗品序》说：“古诗眇邈，人世难详”，表达了对这种现象无可奈何的情绪。不过《古诗》作者倒非意在托名，指认苏、李等作者，实乃后人所为。有意托史作伪，旨在流传后世的，如曹冏所作《六代论》托名曹植，便是一显著的例子。《晋书·曹志传》记：“(武)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帝曰：‘古来亦多有是。’顾谓公卿曰：‘父子证明，足以为审。自今已后，可无复疑。’”曹冏托名的目的，曹志说得很清楚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时人附会所致。《文选》李善注引《嵇绍集》称绍曰：“赵景真与从兄茂齐书，时人误谓吕仲悌与先君书，故具列本末。赵至字景真，代郡人，州避辽东从事，从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齐，与至同年相齐。至始诣辽东时，作此书与茂齐。”这些错误看来是时人想当然地附会而成，人们总是喜欢附会为名人作品。不过这篇文章恐未必如嵇绍所说，黄季刚先生《文选平点》说：“窃疑此延祖讳言也。如非嵇、吕往还，何得有‘平涤九区，恢维宇宙’之言?干生之言得其实矣”。干生即干宝，干宝《晋纪》记载太祖(司马昭)徙吕安远郡，安遗书于康。太祖恶之，追收下狱，嵇康理之，与吕安俱死。如果是这样的话，嵇绍是出于忌讳而为其父掩饰。《太平御览》卷五九三引殷洪《小说》一例，对产生这种现象原因的解释就比较清楚明白了：“魏国初建，潘勖字元茂，为策命文，自汉武已来未有此制。勖乃依商周，宪章唐虞，辞义温雅，与典诰同风，于时朝士皆莫能措一字。勖亡后，王仲宣擅名于当时，时人见此策美，或疑是仲宣所为，论者纷纭。及晋王为太傅，腊日大会宾客，勖子蒲时亦在焉。宣王谓之曰：‘尊君作《封魏君策》高妙，信不可及。吾曾问仲宣，亦以为不如’。朝廷之士乃知勖作也。”案，“殷洪”应为“殷芸”，潘勖子应为潘满而非潘蒲，此为《御览》抄手所误。以上三例都是“父子证明”之例，由此，亦可知不明作者的现象在作者去世不久便发生了。
二、窃他人书稿为己书。这是汉魏六朝造成作者混乱的一个较显著的现象，有的甚至造成学术公案。《晋书·郭象传》载：“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自此以后郭象是否窃向秀之书，遂成学术公案。《四库总目提要》以残存向秀注与郭象注校对，称：“是所谓窃据向书，点定文句者，殆非无证。”不论郭象是否窃了向秀的书，这个故事在当时得到流传说明了窃书现象确有存在。《晋书》记虞预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西晋时事，多次访于王隐。时王隐亦撰《晋书》，虞预遂借而窃写。又《南史》记何法盛偷郗绍《晋中兴书》事，都反映这个时期因过分看重著书，以至不惜偷窃别人成果的现象。何法盛对这一目的说得很清楚，他对郗绍说：“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由此看，当日窃书行为乃出于博取声名的动机。这一行为本身固不光明磊落，但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尤其是寒族知识分子对著书的重视。
三、诸王组织门客编书之例。秦汉以来，诸王组织门客编书渐成风气，汉淮南王刘安组织编辑《淮南子》，首开此风。刘安好书，辩博而善为文辞，汉武帝每为报书及赐，都要先召司马相如等人看过之后才发遣。武帝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而上。招致宾客方术之士，著《淮南子》一书。刘安虽善文辞，而此书为门客所为是显而易见的。招致门客著书之例，并不始于刘安，秦相吕不韦已有《吕氏春秋》在先。秦汉时门客为依附性质，多另有所图。主人得志时便为之效力，失意时则作鸟兽散。《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武安侯田蚡亲幸，“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这实际上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同传记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卑下宾客”，看来在这一关系的基础之上，门客得以保持着自己人格的独立性。既然目的在为文上，故作者的署名并不很重要。这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特征，直到清代，胡克家约请顾广圻、彭兆荪为他校勘《文选》，其《文选考异》仍然署胡克家之名。当然，顾、彭为胡克家工作的性质，与两汉门客是不同的。那时的门客，除极少数人留名外，多数人连身份都不清楚。这样的主客关系，也维持到六朝时期，如刘宋时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著《世说新语》，主要的工作当然是由门客完成。《宋书》本传记刘义庆“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这样一个爱好文义的人，组织编著《世说新语》以及《集林》，恐怕才力还是足够的。
一般说来，身份为诸王者，所要留心的事多集中在政治上，即使组织编撰，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文人的著书、编集还是有区别的。比如挚虞编《文章流别集》，目的是芟剪繁芜，类聚区分，使各文体有条贯，这也是与他秘书监身份有关的，同时这一工作也起到了批评、指导的作用。这样的目的，以及由这目的起到的作用自然不是诸王所要关心的。由于有这种区别和特殊性，不同身份的人在选择编著的内容、题目以及所采用的体例也就有不同。诸王既怀有政治目的，当然要挑选部帙大，易于造成影响的书来编。如刘义庆编《集林》二百卷、《世说》八卷、《宣验记》十三卷、《幽明录》二十卷、《徐州先贤传》十卷。再如萧子良开西邸，召学士，编《四部要略》千卷，都是这样的例子。从内容上看，诸王编书，两汉时期与六朝略有不同。两汉时刘安造《淮南子》属子书，此前的吕不韦造《吕氏春秋》，也是子书，魏晋以后，诸王造书就不再是子部，大多集中在类书及小说等类。这种现象也挺有意思，《吕氏春秋》、《淮南子》都是杂家类，可见吕不韦和刘安并非要借以留一家言。从其门客成份构成看，也是杂乱不一。《汉书·刘安传》载刘安“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这就是说《淮南子》实际撰著者刘安的门客们，本来成份杂驳不纯，故所造书当然表现为杂家。虽然高诱称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但仍与纯粹的道家有区别。《吕氏春秋》也是如此，从其著书的原因看，他本为模拟战国四大公子养客之风，又慕荀子等著书布天下，这才招客著书，“人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这种原因自与先秦诸子立一家之言有别。可见吕不韦及后世诸王造书，目的不在书本身，因此并不管这书在当时是否有价值，只要能造成政治影响即行。这一方面说明有权势却无思想的统治者只能依靠门客造书，门客造书自然不会有太大价值；另一方面又说明所谓立一家之言本来是知识分子的崇高理想，而非统治者乐意为之。著书立言的价值观并未在当时占有多大比重，所以诸王才无视于其所造书有无价值。这种现象在六朝时期应该发生了变化，因为文学及文人地位的提高，著书立言的价值观一定程度上获得与立德、立功抗衡的力量，统治者本人也开始从事著述，如曹丕、曹植、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等。但是统治者中具有撰述能力的人仍然不是很多，尤其是要独立制造子书，更不可能。加上招客著书方式的限制，仍然只能是一些较易操作的类书、传闻等类。因此刘义庆的编《世说新语》、《宣验记》，萧子良编《四部要略》，也就不足为奇了。以上是指一批招客著书的诸王，魏晋六朝时毕竟较两汉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有才华的统治者(帝、王、太子等)，已经亲手编撰图书了，这是六朝时撰著的第四种情形。
四、帝王亲自撰述。此例当始于曹魏父子。两汉时虽如刘邦、刘彻也有《大风歌》、《秋风辞》等，但那毕竟是乡风楚歌，不能等同于写作。至汉末，曹操“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躬自撰述，《三国志·文帝纪评》注引《典论·自序》说：“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又萧绎《金楼子·兴王》说：“魏武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其后，曹丕、曹植并踵武其父，诚如《文心雕龙》说：“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同上)曹氏父子开创的这一优秀传统，在其后得到了很好的发扬。晋、宋、齐、梁、陈，并皆好文，所谓“主爱雕虫，家弃章句”，并不独在有魏一朝了。就编著一事看，曹丕著有《典论》一书，属子类，这是他亲自撰述，而非学士代劳之作。《隋志》还著录曹丕《列异传》三卷、《士操》一卷。前者，《隋志》称为“序鬼物奇怪之事”，列入杂传类；后者列入子部名家类，与刘劭《人物志》相同，当是关于人物论的控名责实之书。这两部书都有可能是曹丕手撰，但没有更进一步的证据。《士操》不见著录于《三国志》，《列异传》则见于裴松之的两处注引，但亦未明作者。史志著录的作者，尤其是帝王身份的作者，有许多是不可信的。如前述《吕氏春秋》、《淮南子》，吕不韦、刘安只是组织者而已，甚至与后世的主编都不相同。但也不可否认，魏晋六朝时，随着文学地位的提高，有才华的帝王往往也亲自编撰，或是主持编撰。我们不妨就《隋书·经籍志》关于这一身份的作者撰述实况作一调查。《隋志》著录魏晋南北朝皇帝与诸王(包括太子)所著书共八十余种，最多的还是梁朝萧氏父子，其中梁武帝一人就占二十三种，其次是梁元帝萧绎，十五种。帝王著书，有一些明记为门下学士所为，如《隋志》记梁武帝《通史》四百八十卷，其实据《梁书》本纪，萧衍仅制赞、序。《梁书·吴均传》记：“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看来梁武帝《通史》大部分是吴均所著。但吴均《通史》体例是起三皇，讫齐代，而《隋志》著录是起三皇讫梁，这大概是在吴均底本上又有扩大。又如《隋志》著录梁简文帝《长春义记》一百卷，据《梁书·许懋传》：“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诸儒参录《长春义记》”，则见此书也非萧纲自撰。但是，在帝王著书中，有一些似乎是别人代替不了的，如《隋志》著录魏武帝曹操所著六种兵法书，便非别人所能代笔。《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说：“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所谓“新书”即曹操所撰兵法，那是基本兵法，然每临新役，他又另作节度，因为写定的兵法只是常规，而每一新战役又有新的特殊情况，所以又要另为节度。这反映了曹操用兵的灵活性。象这样根据他本人几十年征战经验而撰成的兵法，别人不敢，也不能代笔。因此《隋志》著录的帝王著书，既不能一概相信为传主所为；也不能全部否定，说是门下学士所造。如梁武帝萧衍，除政务之外，即意在撰述，象《隋志》著录的那些经义疏解一类，未必就不是他本人所著。不过，由于缺乏证据，这些说法总是推测，肯定者可以这样说，否定者也可以那样说。这里我们不妨以萧绎为例来解释当日著述的一般情形。
《隋志》著录萧绎作品有：
1．《汉书注》一百一十五卷，梁有，亡。
2．《孝德传》三十卷
3．《忠臣传》三十卷
4．《同姓名录》一卷
5．《丹阳尹传》十卷
6．《怀旧志》九卷
7．《全德志》一卷
8．《研神记》十卷
9．《补阙子》十卷
10．《湘东鸿烈》十卷，亡。
11．《金楼子》十卷
12．《玉韬》十卷
13．《洞林》三卷
14．《连山》三十卷
15．《释氏碑文》三十卷
以上十五种均题名梁元帝撰，其中1—7、9、12—14十一种书为《梁书》本纪所载。如前举梁武帝《通史》和简文帝《长春义记》例，史书著载也并不可信，这十一种书是否确为萧绎所著，仅以史书记载很难推定。幸好萧绎《金楼子》一书传世，在《立言》篇中，他借回答裴几原的机会阐述了自己对著书的看法(见本章第一节)，于是使我们相信萧绎是一个注重亲手著书，反对代笔的人。但《隋志》著录的十五种书以及本纪记载而《隋志》未录的《老子讲疏》四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图》、《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等八种，是否尽为萧绎手撰呢?在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证据之前，我们也许会根据萧绎的话相信史书的记载，幸而《金楼子·著书》篇留下一份著书目录，以供我们分析鉴别。此目分四部著录，共三十八种，萧绎亲于书下加注，指明哪些是己撰，哪些是付别人撰写。在《隋志》著录的十五种书中，萧绎注明自撰的有2、4、5、6、7、12、14，共七种。第1种无注，第3、8、9三种注明自为序。第10、13、15三种未见著录。在《梁书》本纪所载八种书中，萧绎注明自撰的有《周易讲疏》(《金楼子》作《周易义疏》三秩三十卷，称：“金楼奉述制义，私小小措意也。”)、《荆南志》、《内典博要》、《江州记》、《贡职图》无注，《筮经》、《老子讲疏》、《式赞》不著录。但《金楼子》有《孝子义疏》一秩十卷，疑《隋志》“老”字乃“孝”字之误。又有《式苑》一秩三卷，《隋志》“赞”字或“苑”字之误。除此之外，《金楼子》著录的书目中，还有许多是他让别人所撰。比如《晋仙传》，注称：“金楼使颜协撰”，《奇字》二秩二十卷，注称：“金楼付萧贲撰”，《谱》一秩十卷，注称：“金楼付王兢撰”，《梦书》一秩十卷，注称：“金楼使丁觇撰”，《碑集》十秩百卷，注称：“付兰陵萧贲撰”，《诗英》一秩十卷，注称：“付琅邪王孝祀撰”。又有萧绎自为序而让别人撰写的，如《研神记》，注称：“金楼自为序，付刘＃纂次”，《补阙子》，注称：“金楼为序，付鲍泉东里撰”。还有一种是萧绎与人合著之例，如《长州苑记》一秩三卷，注称：“金楼与刘之亨等撰”。从以上《金楼子》所注著书方式看，有这样几种：
1．萧绎自撰；
2．萧绎付别人撰；
3．萧绎为序，付别人撰；
4．萧绎与人合撰；
由萧绎这样几种著书方式看，当日书篇撰人的情况确很复杂，如不加特殊说明，是很难搞清楚实际撰人的。史书于此往往也会出错，所以也不可尽信。如《隋志》著录萧贲撰《辩林》三十卷，实际上恐为萧绎撰，书目载《金楼子》。萧绎曾让萧贲撰《奇字》二十卷，恐史书作者错混二书。又由《金楼子》所著录书目，可见出当时人对撰人的一些看法。一些起码不是萧绎亲所撰书，《金楼子》都可以著录，并且《梁书》也便归为萧绎，如《补阙子》等，这反映出当时人对有权位的组织者比较看重，常以组织者作为撰人看待。这是当时人的普遍观念，大概并不以为这样做便是错误。与这一观念相联系，萧绎将这些书著录在自己名下，恐也并非一点关系没有，一者他是组织者，二者他大概对书的内容、体例还是有所交待的。比如《金楼子》著录有《诗英》十卷，《隋志》及两《唐志》不录。此书据萧绎自注，乃付琅邪王孝祀撰。王孝祀，史书无传，或是萧绎僚属。萧绎能诗，自称：“六岁解为诗”，他对诗歌是有自己见解的。《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他《诗评》说：“作诗不对，本是吼文，不名为诗。”《诗评》不见于《金楼子》，《隋志》亦不著录，据日本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收《诗品》三卷、《诗评》六卷。三卷《诗品》当即钟嵘之书，《诗评》六卷或许为萧绎所撰。萧绎既对诗歌有要求，他让王孝祀编《诗英》，应该是按照他的诗歌观选诗的。这样说来，将《诗英》看作他自己的作品也还能说得过去。
《金楼子》著录之有根据，还有一例说明，即他在镇荆州时，僚属萧淑撰有《西府新文》十一卷，《隋志》著录，题梁萧淑撰。但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却称：“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此书大概的确与萧绎没有什么关系，所以《金楼子》不著录。这也从侧面说明《金楼子》著录诸书，是有一定根据的。如《西府新文》确与萧绎无关的话，颜之推此话就反映当时一种普遍的观念，即实际撰人并不很重要，大家认可的还是身居高位者。也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观念，史书及史志也才往往将实际撰述者隐去，而署上组织者或实际撰人的府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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