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时代变革与学术演进

第二章 照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新世纪曙光

一、“五四”前后对古典文学研究旧体系的突破

    在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五四”运动前后显然是最为重要的时期。它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反映在古典文学研究上，则是由此而产生的学术思想的巨大变革。

    追溯“五四”前后的这一段历史， 我们不能不从辛亥革命时期说起。 发生在1911年的这场革命，也是20世纪初最为重要的大事之一。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的灭亡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在中国人心中引起的震动之大是难以言喻的。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打破了封建遗老们的维新、复古之梦，康有为、刘师培等人怀着对君主立宪、“文艺复兴”一往情深的眷恋，对于辛亥革命自然抱着极大的不满，又策划了一出帝制复辟的丑剧，历史把他们由革命推向保守，他们不能不生出一种哀惋凄凉之心。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一批激进的、革命的青年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弊端，开始蕴酿着一场更为深刻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些反映到文学研究方面，就是又一批代替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等人而起的新一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郭沫若、顾颉刚、郑振铎等人的出现，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紧承前代而来，但是在思想观念上却有了极大的变革。

    “五四”前后的古典文学研究，和当时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特征的文学革命是紧密相关的。何谓“文学革命”？用王瑶先生的话说：“就是要求用现代人的语言（白话）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民主、科学）；它是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直接对立的。”它的首倡者是胡适、李大钊等人。1916年，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就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这篇文章，就是对于文学革命的呼唤。与此同时，胡适也开始了他的白话文学的创作，并且有了“文学革命”的提法。1919年，胡适在他的自选诗集《尝试集》的《自序》中曾对这一过程有过描述。1915年他在给梅光迪的一首诗中曾这样写道：“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1916年，胡适在4月5日夜札记中又这样记述：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诗之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词之变而为曲，为剧本，五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文亦遭几许革命矣。自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六朝之文……亦有可观者。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所以称“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此一革命也。……宋人谈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禅门所尝用，以俚语说理记言。……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极盛。其时之词也，曲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现。傥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后七子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的语言，无可疑也。但丁之创意大利文学，却叟辈之创英文学，路得之创德文学，未足独有千古矣。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   

    由这段记述，我们可以知道胡适当时的主张。他所说的“文学革命”在形式上就是用“白话”代替“古文”，在理论上就是他后来所提出的“历史的文学的进化观”，在文学研究上就是推崇元明以来的戏曲和小说。他的这些主张，在以后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6月）、《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1918年4月）、《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1918年9月）、《谈新诗》（1919年8月）、《尝试集自序》（1919年8月）、《中国文的教授》（1920年3月）、《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1922年）等文章中逐步充实和发展。其中尤其是《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胡适在该文中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而陈独秀则在其文中提出了“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种以倡导白话文学为突破口的“文学革命”，既是戊戌变法前后裘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倡“白话为维新之本”思想的延续，又比那时的思想要深刻得多。因为只有从胡、陈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起，才突破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旧路，“才真正进入了深层文化结构的根本改造：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以至民族性格等的变革与再造”。

    以白话文学为突破口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之所以对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这种运动不仅仅在于建设新的文学，还包括对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它实际是在引导着当时的学人站在新的文化立场上去重新研究几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从而开创了自“五四”以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几年前，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史》中开篇就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今日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也谈“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表面看起来，二人的话里都包含着历史进化的观念，他们对宋元以来的戏曲小说也都特别重视，颇有些殊途同归之意味，但仔细分析就不同了。王国维讲进化，是为了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说明“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最“有意境”之文学，主要的还是为他的唯美主义研究而张本。也就是说，王国维虽然讲进化，但是他所重视的并不是文学的进化而是宋元戏曲之艺术美。而胡适等人也讲进化，重视的则是白话文学的革命性质，是为他们的文学革命学说而立论了。1954年，胡适在回忆“五四”运动谈及他当时的思想时说：   

    在我们讨论之间，有几个很守旧的同学和我们慢慢讨论到什么叫死的文字？诗应该用什么文字？……这样把我逼上梁山，逼着我去想，逼着去讨论。……于是不得不去研究中国的文学史。我由研究文学史得到了许多材料，完全是根据中国历史上、文学上、文字上的传统得来的一种教训，一种历史的教训。中国每一个文学发达的时期，文学的基础都是活的文字——白话的文字。但是这个时期过去了，时代变迁了，语言就慢慢由白话变成了古文，从活的文字变成死的文字，从活的文学变成死的文学了。因为一般人的专门仿古，那个时代的文学就倒楣了、衰弱了。又一个新的时代起来，老百姓又提出一个新的材料、新的方式、新的工具；这样，文学就起了一个新的革命。二千五百年的中国文学史可以说有两个潮流：一个是读书人的士大夫文学潮流，一个是老百姓的平民文学潮流。中国文学史上总是有上下两层潮流，上层的潮流是古文，是模仿的文学，下层的潮流是随时由老百姓提出他的活的语言，作活的文学，……这是由中国二千五百年的文学史上得来的教训，往往下层的文学力量大，影响到上层的文学。……   

    胡适的这种思想在他的《〈词选〉自序》中也有过大致相同的表述。这在当时具有代表性。甚至是鲁迅对于文学史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他曾经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东西的，将竹枝词改为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以后由这里竟演变出了被后人称道的所谓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任何文学样式都成于民间，死于庙堂。”正是站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们开始了不同于戊戌维新派，也不同于王国维的文学研究，要通过这种研究来倡明自己的观点。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这样写到：   

    我为什么要讲《白话文学史》呢？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第二，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老实说罢，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   

    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伎，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

    《国风》来自民间，《楚辞》里的《九歌》来自民间。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也来自民间。以后的词是起于歌妓舞女的，元曲也是起于歌舞女的。弹词起于街上的唱鼓词的，小说起于街上说书讲史的。——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上，那一样新文学不是从民间来的？

    在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上，这是一场seyo重要的思想革命。中国古典文学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旧的文学观念中，“民间文学”一直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被文人士大夫瞧不起的。现在一切全变过来了。从周代开始，《诗经》中最有价值的不再是“雅”和“颂”，而是“国风”。汉赋以降的文人创作，如六朝的骈文、唐代律诗，特别是明清以来被人标榜的桐城古文，都成了毫无生命的“死文学”。这种偏激的新说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人们心中引起强烈的震动，不能不使人们对过去的文学史观进行新的思考。胡适后来回忆这件事时也说：   

    我们在那时候所提出的新的文学史观，正是要给全国读文学史的人们戴上一副新的眼镜，使他们忽然看见那平时看不见的琼楼玉宇，奇葩瑶草，使他们忽然惊叹天地之大，历史之全！大家戴了新眼镜去重看中国文学史，拿《水浒传》《金瓶梅》来比当时的正统文学，当然不但何李的假古董不值得一笑，就是公安竟陵也都成了扭扭捏捏的小家数了！拿《儒林外史》《红楼梦》来比方姚曾吴，也当然不会发那“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的伧陋见解了！所以那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初看去好像貌不惊人，此实是一种“哥白尼的天文革命”：哥白尼用他的太阳中心说代替了地中心说，此说一出就使天地易位、宇宙变色；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用白话正统代替了古文正统，就使那“宇宙古今之至美”从那七层宝座上倒撞下来，变成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两个名词，是玄同创造的。）从“正宗”变成了“谬种”，从“宇宙古今之至美”变成了“妖魔”、“妖孽”，这是我们的“哥白尼革命”。   

    胡适的这段话说得很形象。他那关于“活文学”、“死文学”的观点也许并不是十分科学正确的看法，特别是“五四”以后，当人们在思想冷静下来重新思考文学史时，就自然会发现这种说法的偏颇，所以三四十年代以后古典文学研究也并没有完全接受胡适这种思想。但是胡适等人在当时提出的看法的确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上的一场改变传统价值观念的“哥白尼革命”。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从古代歌谣，《诗经》中的‘国风’，《楚辞》中的‘九歌’，乐府诗，六朝民歌，直至后来的俗文学，或被重新发掘，或给以新的阐释和评价，都成为当时文学研究的‘热点’。更重要的，是关于民间文学在传统文学的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说明。无论是‘五四’时期的胡适，还是稍后的鲁迅，都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这种影响，在建国以后游国恩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仍能明显看到。

    “五四”文学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这种价值重估，影响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方向和热点。翻看一下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资料室和北大历史系合编的《中国史学论文索引》即可看出，自“五四”运动前后至20年代末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关于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戏曲、小说、民间文艺方面的内容占一半以上，在传统的《诗经》、楚辞、诗歌等方面的研究也大都采取了新的研究角度，给予了新的评价，如认为五言诗起源于民间，《孔雀东南飞》是民间的歌唱，把汉乐府称作“汉代普罗文学”等等。也正是从这一时代起，逐步培养出了一大批有成就的古典文学研究家，如郑振铎、顾颉刚、陈寅恪、吴梅、谢无量、闻一多、朱自清、沈雁冰、钟敬文、冯沅君、陆侃如、郭绍虞、曹聚仁、顾实、陈钟凡、朱希祖、胡怀琛、刘盼遂、刘永济、胡云翼、郑宾于、卫聚贤、俞平伯、唐圭璋、夏承焘、刘大白、游国恩、徐中舒、陈延杰、古直、胡小石、王伯祥、任二北、赵万里、赵景深、钱南扬、傅惜华、胡寄尘、徐嘉瑞、叶德钧、吴文祺、郭昌鹤、郑逸梅、容肇祖、孙楷第、杨世骥、阿英、刘大杰、余冠英、萧涤非、钱钟书、王季思等等。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风潮之下，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才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在“五四”文学革命风潮影响下的古典文学研究，偏向于“白话文学”、“平民文学”和“俗文学”的方向开拓，其中最突出的领域就是对于中国小说和戏曲史、特别是对于宋元以来的小说戏曲的研究。它始于上个世纪末叶以来白话小说创作的蓬勃发展，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狄葆贤、裘廷梁等人的“小说界革命”和“白话为维新之本”扬其波澜，至“五四”运动前后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倡导文学革命，终于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研究方向。它生动地说明，正是社会思潮的变革才逐渐引起了学术思想的革命、学术观念的更新，从而开拓出一片新的学术园地，发掘前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做出和前人完全不同的价值评估。也正是从此以后到二三十年代，在这个领域才能出现了一支声势颇为浩大的研究队伍，出现了一批20世纪最有成就的学者，一批20世纪最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著作。如被郭沫若称之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产生在这一领域；被后人推崇为“近代文学批评先声”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产生在这一领域。而胡适之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提倡白话文的学术研究的主要成就，引导了当代人学术研究方向的《白话文学史》等著作，也在这一领域。其它如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大纲》（1920年）、陈景新的《小说学》（1926年）、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1927年）、胡怀琛的《中国小说研究》（1929年）、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佟晶心的《新旧戏曲之研究》（1927年）、贺长群的《元曲概论》（1930年）、曹聚仁的《中国平民文学概论》（1926年）等著作，也都在这一时代先后出版。 此外， 还有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年）、《水浒传考证》（1920年）、《三侠五义序》（1925年）、《宋人话本八种序》（1928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术论文，也发表在这一时期，如郑振铎一人在20年代就发表过《中国小说的文类及其演化的趋势》（1929年）、《中国小说提要》（1925年）、《明代之短篇评话》等有关论文20多篇。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歌谣学运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运动始于1918年2月， 当时由北大文科教师刘半农、沈尹默、周启明等组织成立了歌谣征集处。从那年5 月起，在《北大日刊》上开辟专栏，每天登载歌谣一首，称为《歌谣选》，主编是刘半农。前后共陆续刊登了148首歌谣，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因为《日刊》停出， 《歌谣选》也暂时结束。但是在1919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期上， 还刊发过《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1920年冬，北大教师又组成了歌谣研究会，1922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歌谣研究会也归并进去，并在这一年的校庆（12月17日）开始印行《歌谣周刊》，重新发表征集简章。《歌谣周刊》（后改为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从1922年末到1925年6月，共印行了96期（实际是97期）。 歌谣研究会前后共收集歌谣一万三千余首。出版物除《周刊》外，还印行过一个《歌谣纪念增刊》、《吴歌甲集》、《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看见她》（《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等专册，可谓成绩显赫。

    歌谣学属于民俗学的一部分。当时和歌谣研究会相呼应的还有风俗调查会和方言调查会。这一活动的重心1925年之前一直是北京。1926年前后，由于南方民众革命的高涨，北方一部分热衷于此事业的学者逐渐转到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研究活动在南方兴起。1927年11月1日，中山大学《民间文艺》周刊第1期刊出， 1928年3月21日又改刊名为《民俗》。到1943年结束，前后活动延续了16年，共刊出了 123期。

    歌谣学运动和民俗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研究者从事这一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封建贵族文化，表彰民众文化、俗文化，这和“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的目的显然是一致的。这一运动对“五四”时期把古典文学研究转向通俗文学的方向上来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如刘半农在《新青年》第3卷第5号上谈到《诗经》时就说：“国风是最真的诗，——变雅也可勉强算罢——以其能为野老征夫游女怨妇写照，描摹得十分真切也！”而这一运动本身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多方面的，是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的。单就是通过这项运动搜集起来的一万多首歌谣和众多的民间文学故事等，就是一笔了不起的文化财富。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成绩，又数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和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

    孟姜女的故事是我国著名传说之一。顾颉刚抓住这个题目，广泛地搜集资料，精心地进行研究。1924年11月，他首先在《歌谣周刊》第69期上发表了《孟姜女故事专号》，写出了《孟姜女故事研究》、《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的系统》等文章，最后于1927年1 月《现代评论二周年增刊》上登出《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完整文章，接着又编成一本《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作者在这种系统的研究中，把唐、宋以来流行的孟姜女传说理出了一个详细的发展线索，由东周时代的杞梁妻的故事一直叙述到后世万里寻夫、哭倒长城的孟姜女故事。这一系统的研究成果一刊出，就得到学界的广泛赞誉。如当时正在巴黎留学的刘半农在给顾颉刚的信中就说：“在《歌谣》69号中看到《孟姜女》一文的前半篇，真教我五体投地。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其实，顾颉刚的这篇文章不仅自身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开创了一条新的治学的途径，在它的影响下，自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一个系统搜集古代民间故事传说的活动开展迅速，成就斐然。中国历史上一系列著名民间故事，如白蛇传的故事、梁山泊与祝英台的故事、牛郎织女的故事等都得到了搜集和整理。这实在是“五四”民俗歌谣学运动给予古典文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董作宾《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一文无论从文化发掘和研究方法上都同样给人以重要的启示。作者以敏锐的眼光，在当时搜集的一万多首歌谣中发现并选出了45首同母题的歌谣《隔着帘子看见她》，然后从风俗、方言和文艺三方面进行分析，从服饰打扮等分析中看各地民俗的不同，从艺术结构解析中看各地文学创作风格形式的差异，从语言分析中看方言与地方文化的语言学研究意义，其价值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文学研究文章。

    歌谣学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相互呼应，对“五四”以后的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看“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如何提高平民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价值，就可以明了它那不平常的意义了。

二、“五四”学人倡导的求是科学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如果说当时由提倡白话文为突破口的古典文学研究之重视戏曲小说等平民文学是内含着反对封建专制和蒙昧主义，倡导民主精神的话，那么在具体的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中也必然渗透着新的科学精神。

    在渐趋活跃的“五四”前夕的古典文学研究当中，实际上是存在着进步与保守两个思想派别的。保守派是以刘师培等人为代表的一群辛亥革命前的维新派人物，他们对辛亥革命的推翻帝制，对于激进人士的倡言西学等大为不满，因而主张保存“国粹”，认为“国故”都是好的；而一些青年学者却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对当时的保守倾向进行批评，提倡采取科学精神。如毛子水在1919年5月1日出版的《新潮》杂志上发表的《国故和科学精神》，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给“国故”下了一个定义：“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作者接着指出了时人对于“国故”的两种最大误解：“（1 ）国故和‘欧化’（欧洲现代学术思想）为对等的名称，这二种就是世界上学术界里争霸争王的两个东西。（2）国故有神秘不可思议的技能：欧洲的学术， 国故里面没有不备的；而国故里面有许多东西，欧洲是没有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强调：“倘若要研究国故，亦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的人”，“‘科学的精神’这个名词，包括许多意义，大旨就是从前人所说的‘求是’。凡立一说，须有证据，证据完备，才可以下判断。对于一种事实，有一个精确的、公平的解析：不盲从他人的说话，不固守自己的意思，择善而从。这都是科学的精神。”“研究国故的人又有应该知道的，就是国故的性质。国故的一部分，是已死的过去的学术思想。古人的学术思想，不能一定的是，亦不能一定的非。所以我们现在研究他，第一须把古人自己的意思理会清楚，然后再放出我们自己的眼光，是是非非，评论个透彻，就算完事了。现在有一班研究国故的人，说他们的目的是‘发扬国光’。这个意思，最是误谬。要知道，研究国故能够‘发扬国光’，亦能够‘发扬国丑’。章太炎先生说道：‘稽古之道，略如写真，修短黑白，使于肖形而止。’这个话最说得明白，我很希望研究国故的人，照这个意思去做！知道这个意思，那‘古训是式’、‘通经致用’等许多学术思想上阻碍的东西，就可不言自破了。研究过去的历史，亦应当用一样的道理。”

    由以上论述可见，“五四”文化运动中所提倡的“科学精神”，也是和当时的反封建运动相关的。他们主张用科学的精神研究“国故”，首先要求在思想上破除迷信，不要把“国故”和“国粹”、“国光”等同起来，不要抱残守缺，不要拒绝进步。这种思想，对于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影响是相当大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一种疑古思潮，就是这种思想影响下的直接产物。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代表了“五四”以后到30年代的古史研究中取得的最高成就。他们对于封建思想的批判，并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议论上，而是一方面继承了我国古代疑古辨伪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吸取了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运用了近代的科学方法，把我国古代先秦两汉古书中记载的上古历史，进行了认真的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从而指出了中国古史和经书的真面目。这样的科学研究，比起那些空泛地批判封建社会的文字所显示的力量，不知要强出多少倍。因为他真正掘出了封建文化的根基，所以在当时引起封建守旧派的强烈不满，甚至把它视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洪水猛兽。但是它对于当时的批判封建文化，对于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史辨派的影响之一，在于他们对《诗经》的评判态度。1922年，顾颉刚在和胡适、钱玄同的书信往还讨论中，受郑樵《诗辨妄》等的启发，首先认定《诗经》不过是中国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毛序和郑注等的说法都是后人的附会。接着和俞平伯、周作人、何定生、刘大白、张寿林、王伯祥、钟敬文、张天庐、魏建功等人的讨论中，对于《诗经》的性质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顾颉刚的两篇文章《〈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1923 年）、《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1925年），可以说是20世纪关于《诗经》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胡适1925年在武昌大学的讲演，也明确提出这样几点：一、《诗经》不是一部经典，二、孔子并没有删诗，三、《诗经》不是一个时代辑成的，四、《诗经》是汉人附会成的经典。由此他提出关于《诗经》研究的两条路：“（第一）训诂。用小心精密的科学的方法，来做一种新的训诂工夫，对于《诗经》的文字和文法上都重新下注解。（第二）解题。大胆地推翻二千年来积下来的附会的见解；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重新给每一首诗下个解释”。由顾颉刚、胡适等人的论述，可以看出这种科学态度对于《诗经》研究的重要影响。可以这样说，破除笼罩在《诗经》头上的“经”的迷雾，把《诗经》这部著作真正当做文学作品来研究，正是从“五四”时代才正式开始的。

    这种疑古观念和实证的态度不仅表现为对于《诗经》研究的影响，还表现为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当时的许多古典文学研究者都采取了这样一种研究态度与方法。如郑振铎在《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一文中主张在新文学的建设中“应有整理国故的举动”，整理国故的目的第一是打翻旧的文学观念，第二是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无征不信”的新精神，“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学术园地”，“我们怀疑，我们超出一切传统的观念——汉宋儒乃至孔子及其同时人——但我们的言论，必须立在积极稳固的根据地上”。正是用这样的科学态度，胡适、郑振铎、俞平伯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对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如传统的诗文，特别是对宋元以来的戏曲、小说，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证辨伪。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他“头一次弄清楚这部不朽著作的作者是曹雪芹，头一次推翻了索隐派的胡言乱语。他的考证成果至今还像山一样的难以撼动”。正是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问世以后，才标志着新红学的诞生。

    应该说，“五四”前后的这种科学态度，并非凭空产生，乾嘉学派的优良传统对“五四”学人是有深刻影响的。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一出版，就受到学界的广泛赞誉。这不但因为此书是研究中国戏曲的开山之作，而且还因为这部书的考证精详，从中见出现代学人继承前人长处又超越前人之处。而“五四”时期的学者也是如此，他们不但继承了乾嘉以来的考证学传统，拿来为他们的新的学术研究服务，而且还吸收了当时西方的科学方法，尤其是以培根为代表的促进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归纳法。如郑振铎就曾指出：“归纳的考察，倡始于培根；有了这个观念，于是近代思想，乃能大为发展，近代科学乃能立定了它们的基础”。正是在这一继承前代、吸收外国的基础上，胡适倡导“归纳的理论”，“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郑振铎讲“归纳的考察”、“无征不信”，鲁迅也在后来强调“知人论世”的精神，从而形成“五四”学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正是他们取得突出成绩的一个重要前提。对此，王瑶有一段评述说：“‘五四’以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最有新意，成就最显著的著作，都是带有这种明显的时代精神的。鲁迅对于嵇康和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胡适对于吴敬梓和曹雪芹的研究，郑振铎对于小说、戏曲和俗文学的研究，都是明显的例证。”

    “五四”学人倡导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中国文学，另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于文学概念的科学界定。“文学”在中国向来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出版的《国故论衡》一书，开篇《文学总论》首先为“文学”正名：“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可见，这时的“文学”仍是一个广义的概念。20世纪初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如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全是以经、史、子、集包罗于其中的泛文学观念为基础的文学史。20世纪初王国维想给文学下一个定义，他说：“学之义广矣，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由这段话看，王国维对文学的本质有很深体悟并试图给它一个定义，但是他这个定义还远没有把文学本质讲清楚。1918年谢无量出版的《中国大文学史》，于文学的定义专立一章进行讨论，先取中国古来说法，又引外国学者观点，最后把文学分为“无句读文”和“有句读文”两大类，“有句读文”中又分为“有韵文”和“无韵文”两类，试图努力给文学以一个准确的界定，但是因为他只注意了文学的形式而缺乏对文学本质的思考，所以他的文学概念还仍然是包括经学、小学、诸子、哲学、史学和理学等内容的模糊概念，而不是一个现代科学的概念。不过，从章太炎到谢无量，我们已经看出他们所具有的初步的现代科学意识，试图对“文学”这一概念有所界定。这种意识，在“五四”前后才表现得更为突出。如罗家伦在《新潮》1919年第2期上就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文学？》的文章， 想给文学一个科学界说。他想先看一下中国古人是怎么说的，为此他查找了桓谭、应璩、陆机、李充以至刘勰和章学诚的文章，结果发现谁也不曾“爽爽快快下一条文学界说”，原来“中国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浑浑沌沌，不愿有个明了的观念”，勉强地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想给文学以一个明确界说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阮元，一个是章太炎。阮元说：“必沈思翰藻，始名之为文”，章太炎的说法已如上述。这些，显然也是比较宽泛比较模糊的，是罗家伦所不满意的。于是，他又广泛搜集了西方15家不同的说法，概括归纳，指出文学有以下八种要素：（一）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同批评；（二）最好的思想；（三）想象；（四）感情；（五）体裁；（六）艺术；（七）普遍；（八）永久。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象，有感情，有体裁，有合于艺术的组织；集此众长，能使人类普遍心理，都觉得他是极明了，极有趣的东西。   

    罗家伦对文学概念所进行的探求显然是超越以前所有人的，代表了“五四”学人新的方向，但是罗家伦自身还不可能解决这一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却是文学研究中的最本质的问题，所以他给文学下的这个定义也是不明确的，而且在他所进行的具体文学研究中也没严格遵守自己下的定义。因而“五四”学人并没满足于罗家伦的探讨，而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如郑振铎在《文学的定义》一文中就批评那个写了“什么是文学”的罗先生，在其《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一文中，又有什么“华夷文学”、“策士文学”和“逻辑文学”等不伦不类的名目。于是，郑振铎又想从另一角度来界定文学。他首先指出文学与科学的不同：文学是诉诸情绪，科学是诉诸智慧；文学的价值与兴趣，含在本身，科学的价值则存于书中所含的真理，而不在书的本身。其次又指出文学和别的艺术的不同：文学是想象的，因此它与诉诸视觉的图画、雕刻等不同；文学是表现人们思想和情绪的，不仅是只表现情绪的，因此它与音乐又不同。最后他下的定义是：   

    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他的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   

    严格来讲，郑振铎的这个定义也不很准确，仍然不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概括。但是我们从章太炎以来到“五四”学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试图采取的科学态度，在他们并不很准确的定义讨论中，也的确逐步逼近了文学的本质，他们将文学从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以及史学等学术中分离出来，使“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范围逐步规范到诗歌、小说、戏曲和艺术散文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范畴中来，使文学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价值，这是促使现代古典文学研究朝着科学化方向迈进的基础。

    “五四”学人对于文学界定的科学态度，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另一重要影响是对于文学艺术美的重视。在这方面，如果说王国维以其天才的艺术领悟力，已经在《红楼梦研究》、《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的研究中开风气之先的话，那么“五四”学人经过科学的讨论，就把这种文学的艺术的本质更加明确化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了罗家伦和郑振铎等人论述中的共同特征。罗家伦讲“感情”，讲“想象”，讲“艺术”，郑振铎也讲“情绪”、“想象”和“艺术”。世农在《文学的特质》一文中也说：“文学是（以文字作工具）人生的表现，要具有艺术的美，暗示的印象，永久性与普遍性和体裁的作品。”

    “五四”学人对于古典文学艺术美的重视，既是一种科学地研究文学，深化对于文学本质认识的态度，也是和当时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思潮紧密相关的。“五四”学人为什么要提倡白话文学呢？因为他们认为白话文学是最生动活泼的，最能表达人的情感的，最有艺术价值的文学。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提出的三大主义，所要建设的“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通俗的明了的社会文学”，也就是“五四”学人对于白话文学艺术价值的评价。他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也就是要发掘中国古典白话文学的不朽的艺术价值。如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就这样说道：   

    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这都由于文学的性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们须说“王粲登楼”，“仲宣作赋”；明明是送别，他们却须说“《阳关》三叠”，“一曲《渭城》”；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生日，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傅说。更可笑的：明明是乡下老太婆说话，他们却要叫他打起唐宋八家的古文腔儿；明明是极下流的妓女说话，他们却要他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调子……请问这样做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既不能表情，那里还有文学呢？   

    既然如此，“五四”学人研究古代戏曲小说等白话文学而重视对它们的艺术和美学方面的研究，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尽管这种研究还不是很深入、很系统，可是在现代古典文学研究史上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如胡适《白话文学史》中评汉乐府诗的活泼、纯真，写出了“真的哀怨”、“真的情感”；评古诗《江南可采莲》是“只取音节和美好听，不必有什么深远的意义”；评《陌上桑》是采用“天真烂熳的写法’；评陶潜是“自然主义的哲学的最好代表”，是“能欣赏自然的美”的“自然诗人的大师”。郑振铎评李后主的词也说：“好的诗词，情感必真挚，词采必美丽。如春水经流于两岸桃花，轻〓唱晚之境地中。读者未有不为其美景所沈醉的。”评李清照是中国古代少有的“真诗人中的一个”，“她的词都是从心底流出的”。特别是鲁迅，在这方面更为重视，他在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讲演中，完全是用一种艺术分析的眼光来评价魏晋文学。他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 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他的这段精彩论述，至今还被许多学者所乐于引用。同样，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文学史略》（1926年油印，后改名为《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屈原的作品是“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评价《庄子》是“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总之，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他们在对古典文学进行批评时，都不再取法于传统儒家的正统教化观，而是注重文学本身的情感、技巧、趣味、意境等各个方面。有时话语不多，却有画龙点睛之效。

    由上所说，“五四”前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主流，是以“文学革命”大旗引导下对于传统文学观的更新，对于戏曲小说等白话文的重视为特征的。在这面大旗的引导下，“五四”学人继承了乾嘉学派重视“实证”的研究方法，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理论，开始系统地建立起新的科学理论。而对于古典文学艺术美的重视和研究，则正是在倡导民主自由的思想风气下对文学以抒发情感、赏心悦目等为基本特征的艺术本质深入认识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五四”以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开始出现了新的高潮，并且产生了一些卓有成就的学者和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

    然而问题总是存在着两个方面，“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推崇白话文学、平民文学、俗文学，反对封建社会的雅文学、贵族文学，还并非是一种十分科学的态度。历史地解剖古典文学，其中的文人文学、雅文学并非全是糟粕，而白话文学、俗文学或民间文学也并非全是精华。回过头来看，像胡适等人所推重的《水浒传》、《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也并不完全是白话文学，尤其是《红楼梦》，从它一出世那天起，就大受文人赞赏，主要在文人阶层广泛流传，是获得了文人广泛赞誉的文学名著；而《水浒传》这样取材于民间的作品，同样显示出作者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素养，不能视之为一般的白话文学。它说明，一个民族如果要形成高度的文化，产生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必须要有俗文化向雅文化的升华，由通俗语言变为文学语言的千锤百炼。从这一角度讲，胡适把古典文学机械地分为“活文学”和“死文学”的说法也是不科学的。因此，这使他们对于几千年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封建文艺传统和文人创作否定过多，构不成一种批判的扬弃，这种“价值重估”当然也是不全面的。唯其如此，和胡适同时留学美国的安徽老乡且关系原来极好的梅光迪、胡先〓，才对胡适学说持激烈的反对意见。

    与胡适等人相反，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的冲击下，一些在戊戌变法时代还比较进步的“维新派”、“国粹派”，对于古代文化和文学却带着更多的眷恋。首先是辛亥革命后，以刘师培、黄侃、马叙伦为代表的保守的“国粹派”创办《国故》，接着是梅光迪、吴宓、胡先〓、汤用彤等人于1922年1月创办《学衡》杂志， 他们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1925年7月，章士钊在北京复刊《甲寅》，也以反对白话文学为宗旨，并说：“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因为他们是“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以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受到较多的批判。

    如何对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估已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然而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也有其值得肯定之处。首先，这种思潮的产生是一种民族文化“危机”的产物，它有对抗西方文化的一个方面，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其次，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并非是政治上的复古倒退，持这种观点的大多数人的目的都是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来建设一种民族主义的现代文化，即中国的“精神”加上西方的“物质”。因此，这使他们在文化思想上既有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同时也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如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因其“早熟”而具有幼稚、老衰、不落实、落后消极、暧昧不明等“五大病”，对国民的劣根性如自私自利、知足、文弱、马虎、麻木不仁、圆熟老到等也有着激烈的批评。由此来看，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当时的西化派虽然在文化价值取向上有所不同，但是在面向现代化，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传统文化这方面讲还是一致的。这种思潮同样影响了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他们也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进行新的诠释，同样取得了我们今天不能忽视的成果。这一点，只要我们简单翻看一下那时的《学衡》、《民彝》、《国学月报》、《国学丛刊》等刊物即可看出。这一派的人物成分比较复杂，见解也不完全相同，既有晚清遗老，戊戌维新派，“国粹派”，南社部分成员，其中也不乏一些留学西方的学子。晚年的章太炎、梁启超、林纾、章士钊乃至吴梅、马其昶、黄节、陈去病、胡蕴玉等属于此，胡先〓、钱穆等人也属于此。其中吴梅等人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梁启超的成就更为显著。

    梁启超晚年在清华研究院任导师，10年多的时间内潜心于学术研究，曾先后写出了《晚清两家诗钞题辞》（1920年）、《翻译文学与佛典》（1921年）、《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情圣杜甫》、《屈原研究》、《陶渊明》（以上1922年）、《稷山论书诗序》（1923年）、《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1924年）、《桃花扇注》（1925年）、《跋四卷本稼轩词》、《辛稼轩先生年谱》（1928年）等有关古典文学研究论著。

    梁启超的古典文学研究无论在学术领域和研究方法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创新开拓性，但是和胡适等人比较，在学术视野和观点，乃至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显然有所不同。例如他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对先秦至唐以来的诗歌作了总体的论述，也给予民间歌谣以很高的地位。他说：   

    韵文之兴，当以民间歌谣为最先。歌谣是不会做诗的人（最少也不是专门诗家的人）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用极简短、极自然的音节表现出来，并无意要他流传。因为这种天籁与人类好美性最相契合，所以好的歌谣，能令人人传诵历几千年不废。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驾专门诗家的诗之上。   

    这种对歌谣的评价和胡适等人有相一致之处。但梁启超并没有因此过于褒扬歌谣而贬抑文人诗。他又说：   

    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只要歌谣不要诗，因为人类的好美性决不能以天然的自满足。对于自然美加上些人工，又是别一种风味的美。譬如美的璞玉，经琢磨雕饰而更美；美的花卉，经栽植布置而更美。原样的璞玉、花卉，无论美到怎么样，总是单调的，没有多少变化发展。人工的琢磨雕饰，栽植布置，可以各式各样，月异而岁不同。诗的命运比歌谣悠长，境土比歌谣广阔，都为此故。   

    这段话显然和胡适等人单纯崇尚民间文学、白话文学的观点有些针锋相对，更是一种具有辨证观点的比较客观的评述。从学术的角度讲，自然也是更为科学的看法。

    和“五四”一些新学人重视戏曲小说不同，梁启超晚年对文人创作给予更多的关注，他研究屈原、陶渊明、杜甫，不但方法新，而且也颇有高见。他研究屈原，能够从屈原所处的时代和个人遭际出发，从剖析屈原的死入手，去理解屈原的政治理想、伟大人格和艺术中丰富的想象和极热烈的情感，去揭示屈原的悲剧。他从“时代心理”和“作者个性”两个角度去研究陶渊明，他说陶渊明“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他把陶渊明的社会理想——桃花源，比做“东方的UTOPIA（乌托邦）, 所描写的是一个极自由极平等之爱的社会。”他研究杜甫不用古人“诗圣”之说，而认为他是“写情圣手”，即“情圣”。他说：   

    杜工部被后人上他徽号叫做“诗圣”，诗怎么样才算“圣”，标准很难确定。我们也不必轻轻附合。我以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

    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敏锐的眼光和深刻的艺术感受力。他既能从历史时代入手把握人物命运，又能从个人性格角度开掘诗人内心，还能从情感的角度去阐释艺术的魅力。此外，他还能够吸收西方的一些思想方法，对古典文学的艺术进行比较细腻的分析。他对中国古典诗歌优秀诗人都能做出比较新颖而独到的评判。他的古典文学研究，是高质量的。

    梁启超的古典文学研究还给我们一些其它方面的启示。它说明，一个时代的研究创新和成就的取得固然脱离不了时代的文化思潮，但是做为一种比较深层的学术研究来讲，学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应用也应该是比较深刻的，而不应该把学术研究简单地变成一种社会思想或政治运动的附庸，换句话说，不能以一时的激情或者一时的偏激言论来取代客观的学术思考。沉潜下来的学术研究做为一种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建设，更需要一种冷静的头脑。晚年的梁启超固然属于保守派而不再是维新时代的战士，但是他对文学的研究却正因此而显得深沉和成熟。这也许是一种躲避现实的行为，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对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认识正在随着阅历的增加而显得更为深刻。梁启超晚年除了文学研究颇见成就外，他的另外两部学术名著《清代学术概论》和《近三百年学术史》都产生于此时，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