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时代变革与学术演进
第一章 新旧世纪之交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最伟大变革的世纪。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完全建立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意味着当代中国人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学有了不同于过去任何一个世纪的认识，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那么，当我们今天总结这一段历史的时候，究竟应该从何说起呢？
一、19世纪中叶以来的旧的研究传统余绪
文学研究是个割不断的历史过程。今天，当我们开始总结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时候，首先回顾一下19世纪中期以来的研究状况，显然是大有裨益的。和前代相比，这同样也是一个成果辉煌的时代，从《诗经》、《楚辞》一直到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果。在这里我们虽然不能一一罗列指出，但可以以宋词研究为例以见一斑。刘扬忠先生在《宋词研究之路》一书中，曾就清代和“五四”以前的近代词学研究做过这样的评价：
清代是词学的中兴时代，近代则为清代词学的后劲。从清朝建立至本世纪20年代，这将近300年的时间是我国旧时代的宋词研究史上最为兴旺发达，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阶段。我们谈宋词研究的历史，应该以这一阶段为注意的中心与总结的重点。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之多首先在理论批评上表现出来。清及近代对于宋词的评论主要以词话的形式进行。在这一时期，词话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据新版《词话丛编》，清及近代的词话达68种之多。这个数量，是清以前各代词话的总数(共17种)的4倍。如果连同散在民间尚未收入《词话丛编》的词话计算，这段时期的词话为数就更大了。……
这里要单独强调一下从明末到近代300年间一些学者对宋词作品的辛勤而卓有成效的辑录、编纂、刻印工作。由于宋人卑视词，宋词在当时散佚就极多。加之元明时期词学衰微，尚存文献更有失传的危险。因此明末至近代的若干学者的辑佚与汇刻工作，就具有抢救资料的特殊意义和莫大功勋。其中，毛晋、王鹏运、吴昌绶、江标、陶湘、朱祖谋、赵万里等人成绩尤为显著。毛晋《宋六十名家词》(实为六十一家)、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收北宋四家，南宋三十四家)、江标《宋元名家词》(收北宋三家，南宋七家)、吴昌绶《景刊宋元本词》(收北宋六家，南宋十二家)、朱祖谋《彊村丛书》(内有北宋二十七家，南宋八十五家)这五家刻本，最有影响，合称为宋词五大丛刻。另外，近人赵万里又从各种载籍中搜辑网罗，以补诸家之遗，编成《校辑宋金元人词》七十三卷，其中宋词五十二家(不包括已见于王、朱刻的四家)。有了以上诸丛刻，宋词的骨干已大略具备，这为今人编辑《全宋词》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提供了相当大部分的可靠资料。
按刘扬忠这里所概括的虽然是清初到“五四”300年的宋词研究史，超出了本文所论述的时间范围，但是以他所举的那些有影响的词话著作和宋词编集来说，却大都是19世纪中叶以来产生的。如刘熙载的《艺概》，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谭献的《复堂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按：此书出版已在1900年以后，但其人以前清遗老自居，暂归于此)、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江标的《宋元名家词》、吴昌绶的《影刊宋金元本词》、朱祖谋(孝臧)的《彊村丛书》等。由此我们可以见出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些状况。
然而在19世纪中叶以来政治思想即将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的革命却不像文学创作那样生动引人。这首先是由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和那些涌动着新思潮的新文学创作相比，古典文学研究勿宁说显得还有些沉寂。因为它所面对的是过去的历史，而不是变革着的现实和发展着的未来。这使得从事这一领域的学者大都遵循着前代的老路，仍然做着考证、注疏、辑佚式的传统工作，同时也仍在用传统的诗话、词话或评点等方式来对他们所沉潜其中的文学典籍进行解释。他们自身大都是古典文学的创作者，同时又兼研究家。如生活于此时的王闿运(1832—1916年)，以诗文名家，重于当世，著有《湘绮楼文集》。但他主要还是一个学问家，对儒家经典用力甚勤，著有关于《周易》、《尚书》、《礼经》、《春秋》、《诗经》等研究著作多种，于诗文研究则有《楚词释》十一卷，此外则编有《八代诗选》若干卷和《唐诗选》三卷。再如此时以写作《艺概》而著名的刘熙载(1813—1881年)，也是一生以治经为主，旁及子、史、诗、赋、词、曲、书法的大家。一生著述有《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持志塾言》、《昨非集》(以上五种和《艺概》汇刻为《古桐书屋六种》)和《古桐书屋札记》、《游艺约言》、《制艺书存》(以上汇刻为《古桐书屋汇刻三种》)等。其他如王先谦、丁福保、俞樾、孙诒让、朱孝臧、王鹏运、陈廷焯、况周颐等人也莫不如此。如刘熙载《艺概叙》说：
艺者，道之形也。学者兼通六义，尚矣！次则文章名类，各举一端，莫不为艺，即莫不当根极于道。顾或谓艺之条绪綦繁，言艺者非至详不足以备道。虽然，欲极其详，详有极乎？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殚竭无余，始足以明指要乎！是故余平昔言艺，好言其概，今复于存者辑之，以名其名也。庄子取“概乎皆尝有闻”，太史公叹“文辞不少概见”，“闻”、“见”皆以“概”为言，非限于一曲也。盖得其大意，则小缺为无伤，且触类引伸，安知显缺者非即隐备者哉！抑闻之《大戴记》曰：“通道必简。”概之云者，知为简而已矣。至果为通道与否，则存乎人之所见，余初不敢意必于其间焉。
按刘熙载此叙写于1873年仲春。当此之时，新思潮新思想早已输入，如那时的黄遵宪，为研究天津教案，正大量阅读《万国公报》和制造局出版的书籍。而刘熙载的思想似乎于时事毫无所动，他的《艺概》创作，均遵循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法程，以宗经重道为主，采取评点概括的语录体形式，描述着自己对于几千年传统文学的感受。浸润于其中，虽然我们也不乏所得，并为他的一些精辟见解所折服。但此时此言，和当时即将兴起的新潮，又显出了多么大的时代差距。更有甚者，如王闿运于圆明园被八国联军惨烧之后所做的《圆明园词》，仿元稹《连昌宫词》故事，行古代文人讽谕劝上之法，其长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议论却迂腐可笑，“不斥洋酋挟屡胜之威，纵火焚掠，而归罪于孱弱之贫民；何其不衷于事实乎！”这可谓只知仿古，而不察现实的极端例证。故其诗虽颇具文采，也颇有情感却仍贻笑后人。他的诗论也是如此。如《诗法一首示黄生》和《论诗法》(答唐凤廷问)两篇，都倡导模拟古人。他在《诗法一首示黄生》中说：“古人之诗，尽美尽善矣，典刑不远，又何加焉！”在《答唐凤廷问》中也说：“……学诗当遍观古人之诗，唯今人诗可不观。今人诗莫工于余，余诗尤不可观。以不观古人诗，但观余诗，徒得其杂凑模仿，中愈无主也。总之，非积三四十年，不能尽知古人之工拙。以三四十年之功力治经学，道必有成，因道通诗，诗自工矣。”做为诗人，王闿运的论诗自有其心得和甘苦，他所说的“学诗当遍观古人诗”就是他的实践经验；“非积三四十年，不能尽知古人之工拙”就是他的体会，这里面颇有些值得咏涵玩味的东西，对于我们今天提高艺术修养、增强诗人的文化思想厚度颇有益处。可是，他正生当晚清社会思想革命风起云涌之时，生当新文化、新思潮、新诗文体渐将兴起之时，则不免有些和时代乖忤。这和与他同时的黄遵宪那首著名的诗：“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
出版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也是这一时期一部比较重要的古典文学研究著作。陈廷焯(1853—1892年)是晚清著名词家，属常州词派后学，其论词上承张惠言余绪，在写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的《白雨斋词话自序》中，明言自己的创作宗旨是有感于倚声之诗词的六种过失，批评清初自朱彝尊以来“务取秾丽，矜言该博。大雅日非，繁声竞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极”的现实而发，要“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沈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一是”者。此处且引他一段词话如下：
所谓沈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漂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飞卿词，如“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无限伤心，溢于言表。又“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凄凉哀怨，真有欲言难言之苦。又“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又“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皆含深意。此种词，第自写性情，不必求胜人，已成绝响。后人刻意争奇，愈趋愈下。安得一二豪杰之士，与之挽回风气哉！
由此论述，可知陈廷焯对中国古典诗词之韵味体会颇深。他的词论在上可直推晚唐五代以来婉约词对他的深刻影响，所谓沉郁就是“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以上诸语，可谓颇得中国古代婉约派词之精髓，自有不可更易之道理。再如他论比兴说：“王碧山咏萤、咏蝉诸篇，低回深婉，托讽于有意无意之间，可谓精于比义。”又说：“所谓兴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极虚极活，极沈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反复缠绵，都归忠厚。”这些论述，即便在今天，对于我们深刻了解和体会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之要义，仍不失其重要参考价值。但陈氏论词之用意尚不仅在此，他生于晚清末叶传统文化日渐受新学冲击之时代，不要说他的这种崇尚婉约的词风在现实中已不可恢复，即便是自清初以来朱彝尊等人的浙西词派也早已日渐零落，而他却幻想“安得一二豪杰之士，与之挽回风气哉”！岂不悲乎！
要之，做为19世纪中末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多数人还属于沉咏潜含于其中的旧式学者。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传统文化的教育，具有良好的学问功底。他们可算是中国最后一批在封建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人，外来文化还没有对他们产生学术上的影响，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也仍带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还没有显现出多少变革的气象。他们属于那个时代的守旧派。
二、20世纪前夕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新观念的萌动
然而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并非一潭死水，它虽然不像其它政治思想 领域发展得那么快，其中仍然鼓荡着变革的春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有识之士，就已经于其 中注入了新的生机。
这种变革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始：
首先是在经学思想变革中所波及的文学研究风气的改变。
严格来讲，中国古代单纯的文学研究著作极少，一切学术都归于经学。即便是我们前举刘熙载、王闿运、陈廷焯诸家也莫不如此。如刘熙载在《艺概》中开篇即言：“《六经》，文之范围也。圣人之旨，于经观其大备；其深博无涯涘，乃《文心雕龙》所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王闿运《论诗法》(答唐凤廷问)。由此我们可见经学的变革将会对古典文学研究产生多么深刻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魏源首先开近代思想启蒙之先，他们的思想变革和经学都有着不解之缘。如龚自珍(1792—1841年)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社会危机之深，就“以《公羊》义讥切时政”。汤志钧先生认为：“在龚自珍的著作中，曾有接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迹象，这为过去经学家所未有。……他对内主张维护‘蚕桑、木绵之利’的民族经济，对外主张抵制外国的经济掠夺，不仅有其反抗外敌的爱国意义，而且透露‘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萌芽”。而这一切，都和他学习研究《公羊》经学有关，他是要借用儒经之“微言”来“救裨当世”。而和龚自珍齐名，在思想维新方面更有进步先驱意义的魏源(1794—1857年)，在学习西方，经世致用方面，更注意借用于经的“微言大义”来阐发其思想。他一生的主要著作，除《海国图志》、《圣武记》、《皇朝经世文编》、《明代食兵二政录》等之外，借经书阐述其思想的重要著作就是《书古微》和《诗古微》，如他的《诗古微》就是“发挥齐鲁韩三家之微言大谊”，“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的著作。
以经学研究来宣传学术思想，最重要的人物当然还是康有为(1858—1927年)。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表面上是用今文经说阐释儒家经典和表彰孔子之书，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变法时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这其中，《新学伪经考》的主旨在于通过辨驳古文经学之伪，从而打击顽固派的恪守祖训。而《孔子改制考》之主旨则是要托孔子之名，维资本主义之新。
经学的研究虽然和文学研究不同，但是在当时却有着思想解放的极大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就是打破了经学权威之后的新的学术研究。所以，在经学权威统治之下的时代，无论是魏源的《诗古微》还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它们的出现都曾使学术界惊讶、震动。尤其是康有为的著作之出现，更具有着解放思想的非同一般的意义。受时代的局限，他们的新思想虽然还必须借助于经学来表达，但是在从魏源到康有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封建经学没落时代的到来，同时，一个新的思想解放的时代，在中国也就是打破经学权威的时代，正是由此时而开始的。
其实，即便是在汉宋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也有几个敢于批判或怀疑经书的叛逆者。如关于《诗经》研究，姚际恒(1647—1715年)的《诗经通论》于汉宋旧说之外多立新说，颇具批判特征；崔述(1740—1816年)的《读风偶识》更多一些借题发挥、独出己见之论。方玉润(1811—1883年)的《诗经原始》摆脱《毛序》和《朱传》，欲以诗之内容而求诗之本原，也具有新的开拓精神。这些带有异端思想的著述就是不满意于汉宋之学的必然结果，他们的学术著作在当时虽受排斥，可是在20世纪初打破经学垄断、解放思想的学术研究中却起到了推进作用。例如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的《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就曾这样说过：“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到这时而更倾心于长素先生的卓识。”几十年之后重新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又说：“我的学术工作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顾颉刚这里所说的郑、姚、崔三人，除了郑樵是宋人之外，姚、崔都是清代中叶以后的学者。他们治经的思想冲破了汉宋之学的束缚而试图有新的建树，尽管从根本上还不可能脱离封建儒学思想，却实在有启发后人的意义。再加上像康有为这样以经学阐释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的倡导，对于20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者打破传统的思想观念，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这期间还有一重要的趋向，即在当时日益兴盛的小说戏曲与说唱艺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许多封建正统的文人也开始看到了这些通俗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如有一文人余治(又名余莲村(？—1874年)，曾有感于当时江南戏曲小说与说唱艺术的兴盛，深得市井子弟之喜欢的现实，意识到这些通俗文学艺术所具有的重要教育意义，因而因势利导，创作劝善惩恶之戏剧，以挽回日益颓败的世风，为此曾刊过《庶几堂今乐》(新作皮簧调曲本)40种。而同时的经学大师俞樾(1821—1906年)曾作《余莲村劝善杂剧序》曰：
天下之物最易动人耳目者，最易入人之心。是故老师巨儒，坐皋比而讲学，不如里巷歌谣之感人深也；官府教令，张布于通衢，不如院本平话之移人速也。君子观于此，可以得化民成俗之道矣。《管子》曰：“论卑易行。”此莲村余君所以有劝善杂剧之作也。
今之杂剧，古之优也。《左传》有观优鱼里之事，《乐记》有优侏儒之语，其从来远矣。弄参军之戏，始于汉和帝；梨园弟子，始于唐明皇；他如《踏谣娘》、《苏中郎》之类，无非今戏剧之权舆。而唐咸通以来，有范传康、上官唐卿、吕敬迁等弄假妇人为戏，见于段安节《乐府杂录》，则俳优不已、至于淫媟，亦势使然乎？夫床笫之言不逾阈，而今人每喜于宾朋高会，衣冠盛集，演诸淫亵之戏，是犹伯有之赋“鹑之贲贲”也。
余子既深恶此习，毅然以放淫辞自任，而又思因势利导，即戏剧之中，寓劝善之意。爰搜辑近事，被之新声，所著凡二十种，梓而行之，问序于余。余受而读之，曰：是可以代遒人之铎矣。《乐记》曰：“人不能无乐，乐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能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夫制雅颂之声以道之诚善矣，而魏文侯曰：“吾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是人情皆厌古乐而喜郑、卫也。今以郑、卫之音节，而寓古乐之意，《记》所谓“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者，必于此乎在矣。余愿世之君子，有世道之责者，广为传播，使之通行于天下，谁谓周郎顾曲之场，非即生公说法之地乎！
我们今天来分析这段话，有很深的意味。俞樾是一个正统的经学家，因此他和余治一样，对于那些所谓“伤风败俗”的戏曲小说尤为不满，有匡正时俗之心。但是，在戏曲小说腾踊发展，令市民百姓如痴如醉的时刻，他已经看到了并承认戏剧小说与说唱艺术所具有的极大的艺术魅力，也有比儒家经术、官府教令等更能移人性情的功效，这首先是一种正视现实的态度，也是一种新的具有开放意义的观念。其次，正因为如此，俞樾不是回避这些通俗文学，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探索其起源，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了通俗说唱艺术自古以来发展的历史，我们不妨把它看成对于戏曲小说进行史的研究的初步开始，是一种符合现代社会的史的观念；其三，正因为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之上，俞樾等人提出了因势利导的新的艺术理论。尤其是他以所举《乐记》中魏文侯一段话为证，得出“是人情皆厌古乐而喜郑卫也”的结论，可以说直接违背了儒家经典。循此以求，我们看到在他之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王国维开始对于宋元戏曲史的研究，以至于以后鲁迅搞中国小说史，原来也并非是这些伟人前无依傍的草创，学界的风气同样是历史的积渐使然。
但是俞樾等人并没有成为具有现代思想意义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同样表现了对于戏曲小说这些通俗艺术重视的梁启超，在作于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这样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 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和俞樾在思想意识上的极大差异。虽然二者都认识到戏曲小说这种通俗艺术巨大的思想教育作用，俞樾等人是要以此来行封建教化，来维护封建正统思想；而梁启超等人则是要以小说来进行思想革命，来“新民”。由此可见，真正成为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历史起点的，还不是对于具体作品的研究和阐发，而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思想意识的变革，影响研究者思想变化的直接根源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风起云涌般的新的文化思潮。
1923年，梁启超先生曾写过一篇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在《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中下三节中曾较周详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由于19世纪以来清王朝的衰落、西方文化的影响、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致使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在19世纪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变化：其一是宋学的复兴，其二是西学之讲求，其三是排满思想之引动。这种学术变化的核心，就是中国人已经站在当代世界文化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国家和命运。特别是19世纪末叶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之事的发生，自光绪六年(1880年)中俄签订伊犁条约起，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十四年(1888)英国人强争西藏，事件接踵而来，而刺激最甚的则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它们像飓风一样把空气震荡的异常激烈，使得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根本的动荡，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中国为什么积弱到这样田地呢？不如人的地方在哪里呢？政治上的耻辱应该什么人负责任呢？怎么样才能打开出一个新局面呢？这些问题，以半自觉的状态日日向(那时候的新青年)脑子上旋转。于是因政治的剧变，酿成思想的剧变。又因思想的剧变，致酿成政治的剧变，前波后波展转推荡至今日而未已。”正是在这种巨变中，当时在学术上出现了四个重要派别和人物：其一是梁启超等人鼓吹政治革命的同时输入外国学说；其二是章太炎等人从考证出身转向种族革命；其三是严复翻译英国功利派书籍；其四是孙逸仙等人提倡社会主义。可以说，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震荡，前此以往从没有比此时更为剧烈的了。 作为和这一时代思潮相一致的文学创作活动，自鸦片战争以来发生了明显的变革。从龚自珍、魏源到黄遵宪、梁启超，再到秋瑾、章太炎等人，他们的诗文创作都充满了反帝爱国的民主主义精神，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主流。而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桐城派文人，虽曾一度创造过“古文中兴”的局面，但仍然挽救不了它的衰落。1922年，胡适曾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著名文章，比较深刻地阐述了从1872年到1922年这50年之间中国文学发生的变化。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但的确又具有讽刺象征意味的是：1872年既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报纸《申报》创刊之年，又是曾国藩去世的一年。“曾派的文人，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俞樾、吴汝沦……都不能继续这个中兴事业。再下一代，更成了‘强弩之末’了”于是在时势的逼迫之下，古文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胡适曾把这一段变化分为几个小的段落：“(一)严复、林纾的翻译的文章；(二)谭嗣同、梁启超一派的议论的文章；(三)章炳麟的述学的文章；(四)章士钊一派的政论的文章”。而这些人的文章并不仅仅属于文体上的革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文章同样具有着召唤着新时代到来的新鲜气息。如严复林纾的翻译，正处于“晚清‘学问饥荒’的历史时期，为渴望得到新思想和新知识的中国人民运进来一批精神食粮”。其中尤其是梁启超的散文，以其平易畅达，热情奔放的语言来鼓吹新思想，更在当时风靡一时，在中国近代青年人思想的革命方面起着巨大的感召鼓动作用。对此，郭沫若曾这样说过：“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 由此可见，由于清王朝的衰落，西方文化的入侵，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政治上正酝酿着划时代的变革，思想界在鼓荡着世界文明的春风，文学也奏起时代的号角催人奋起。正是这一如波翻浪涌般的时代潮流，也冲击着古典文学研究这一传统的学术领域，使它悄然地兴起着一场深刻的革命。它的研究对象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构成这一研究群主体的却是一批思想解放的新人，他们不再是沉湎于传统中的封建文人，不再是以绍续传统为己任，以崇古宗经为旨归的旧式学者，而是自身已经走出了那个时代，开始站在新时代、新文化的立场上，采用新思想、新方法来重新批判、审视、评价几千年旧的文学传统的新人。总之，是历史的巨变划开了封建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分野，是新的社会思潮更新了人们的思想。正是这一切，使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时间划分，而是新学与旧学、古典式研究和现代式研究的划时代分野。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