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傅璇琮
  我与戴伟华同志原不认识。1989年下半年，在京的几位古典文学研究同行倡议编一套《大文学史观丛书》并推选我担任主编。有位朋友介绍戴伟华同志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建议列入此套丛书。我一看题目，觉得与我过去在《唐代科举与文学》自序中所谈的相合，就很快决定列入这套丛书首批印行的五种之中，后即由现代出版社于1990年2月出版。自此之后，伟华同志即与我通信，彼此时常谈一些学问上的事情。后来他说，他有志于在唐代方镇幕府与文学的关系上作进一步的探索，而要想深入，必须在史的方面下工夫，于是决定着手作唐代方镇文职僚佐考。我赞同他的计划，在通信中就编纂等一些问题彼此切磋。我原以为这件工作总得做上十年八年，不想伟华同志锐志奋进，在短短几年内即完成这四、五十万字的大书。但随后在出版上又遇到种种困难，几经磨折，现在终于有机会得以问世，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他来信要我作序，我觉得在当前出版难，写书难，特别是搞考证资料难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下，我是理应为这部著作说几句话的。这不但是为伟华同志本人，也是为了在目前这样一种特殊学术氛围中相濡以沫。 
  我在写完《唐代科举与文学》之后，于1984年；为该书作序，其中说："我在研究唐朝文学时，每每有一种意趣，很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唐一代知识分子的状况，并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面貌。我想从科举入手，掌握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或许可以从更广的背景来认识唐代的文学。如果可能，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府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也是知识分子的生活。"我这里提到的唐代社会两类知识分子，一属于知识分子的高层，即翰林学士，那是接近于朝政核心的一部分，他们宠荣有加，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险境丛生，不时有降职、贬滴，甚至丧生的遭遇。他们的人数虽不多，但看看这一类知识分子，几经奋斗，历尽艰辛，得以升高位，享殊荣，而一旦败亡，则丧身破家。这是虽以文采名世而实为政治型的知识阶层。而另一类在节镇幕府任职的文士，则是数量众多，情况复杂。他们有的后来也跻升庙堂，但大部分则浮沉世俗，是在当时很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两类知识分子是很值得研究的，可惜我后来牵于人事，未能有充裕时间从事予斯。
  正因为此，我在看到伟华同志的《唐代幕府与文学》一稿时，觉得竞有志同道合者在，不禁为之跃然。伟华同志有志于深入这一领域，且决定从治史着手，这既表明他勤奋，也确显示他的见识。因为考唐代方镇，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虽已花了一番工夫，但可补正者正复不少。无论如何，方镇终究是方面大官，史料记载较多。现在要考其属下僚佐，而且要尽可能确定其年份，可以说比考方镇要难得多。首先对唐方镇僚佐的职掌作具体考述的，当首推台湾学者严耕望先生于本世纪六十年代所作的《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载于《新亚学报》第七卷第二期及《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现在是要考列各方镇使府内各僚佐的姓名及任职年份，其所下的工夫就远非一、二篇论文所能比。我觉得伟华同志之难能可贵处，不仅在于甘坐冷板凳来遍检各类史书、文集、笔记、杂纂，以及新出土的碑志，还在于能细心考绎其间的差异，纠正不少文献记载上的错讹。今谨就翻阅所及，举数例如下：
  例一， 邠宁韦丹，韩愈所作墓志、杜牧所作遗爱碑及《新唐书》本传，皆云韦丹曾佐邠宁幕府，但未言任何幕职。今据《金石萃编》所载《姜嫄公新庙碑》文未所署，考知韦丹在幕府任节度判官。
  例二， 例二，邠宁张抗，《文苑英华》卷八九九《殿中监张公（九皋）神道碑》载次子张祝，而碑文载其余子之名皆从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也正作抗。
  例三，平卢李戡，《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作平卢节度判官。《新唐书》本传载"平卢节度使王彦威表为巡官"，此正与《樊川文集》卷九《唐故平卢等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合。
  例四，河阳韦珩，《全唐文》卷六四九元稹《授韦珩等京兆府美原等县令制》："敕河阳节度参议兼监察御史韦瑜……可守美原令。"而《册府元龟》卷六九九《牧守部·谴让》："穆宗长庆元年六月知怀州河南节度参谋兼监察御史韦瑜奏"。二者比勘，其所任官职应从《册府元龟》作节度参谋，而非节度参议，其从事之节镇应从《全唐文》作河阳，而非河南。《全唐文》与《册府元龟》正可彼此校正。
  例五，忠武军段瑰，曾在王茂元幕。《樊南文集》卷二有《为濮阳公陈许奏韩琮等四人充判官状》，其中即提及段瑰。《全唐文》卷七五九有段瑰小传，称"王茂元帅陈，表为判官"，此不误，但所载《举人自代状》，却正是李商隐上述奏状，《全唐文》误属段瑰。
  书中尽可能利用经过整理出版的唐代墓志，但并不盲从，而是细心核阅原文，稽考有关史籍，以纠正编著者的错失。如前几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此书虽汇集了不少新出土的墓志拓片，但由于编者粗心大意，著录时可说是错误百出。就伟华同志所指出的，如天平军崔成相，《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十四册有《崔君夫人李氏墓志儿》，《汇编》编者谓此志为崔德裕作。按此文署"堂弟特进行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卫国公德裕撰"。墓主为李氏，则其堂弟当然也姓李，怎么可能姓崔呢？所署官职勋阶也正与李德裕相合，且此志中明明记有"夫人赵郡赞皇人……祖赠太师赞皇文献公讳栖筠"，也可与两《唐书》之李栖筠、李德裕传对看。书中考崔成相事，同时也纠正《汇编》著录之误。类是者又如凤翔孙纾，《汇编》洛阳卷第十五册《孙君妻李氏墓志》，有云"再从侄孙前凤翔节度掌书记试秘书省校书郎纾撰"。此处并可参《汇编》第十三册之《孙简墓志》，称"第五男前京兆府渭南县尉集贤校理纤书：，可见《李氏墓志》撰者为孙纾。而《汇编》编者却误作李纾，另于《孙简墓志》处之孙纾，又将其姓名写作孙理纾，其原因乃误读文中之"集贤校理纾书"，以"理纾"为其名。《汇编》之误不一而足，于此也可见伟华同志读书之细与考校之精。
  我在这里之所以不惮其烦地举这些看似琐细的例子，是想说明，真正做学问，是不能大而化之的。研究唐代幕府与文学，光是一般性他讲讲，一、二篇文章也就够了，但若想在这方面作深一层的研讨，就得作史料的搜辑与分析。治史对于治文，是能起去浮返本的作用的。我们看了本书所考出的各方镇僚佐姓名，就能看出有些大镇，如并州、幽州、淮南、宣歙、荆南、西川等，不但僚佐的人数多，且人才也特别集中，这就无异于当时的文士分布图，可以见出当时（特别是中晚唐）人才流动的有趣的走向。这必定会丰富我们对唐代节镇幕府与文学关系的认识。
  当然，考方镇僚佐，确有一定的难处，这方面的史料较为零散，不易考见某一方镇在其任期内究竟集中多少文士，现在所列出的僚佐也不一定即能确切反映当时的实际人数。且有不少材料所记较为浮泛，不易考定其任何职，在何年；因此一不小心，就容易搞错，不过无论如何，这部著作已经提供一个扎实的基础，。足可供人们作进一步的研讨。伟华同志还年轻，一定能以此为新的起点，在文史结合上勤奋探索，作出不断的贡献。
                       一九九三年岁末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