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永兴
  唐代三百年，文治昌明，武功卓著，固因于甚多英明皇帝和贤良宰相；但主要由于有较完备之制度纪纲也。治史者不能不首先注意及此。《唐六典》、《通典》、《唐会要》、《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代制度颇详，但亦有阙略者，或虽非阙略，但亦有致后世治史者对其内容及涵义误解或不明确者。此亦为治唐史者应解决之重要问题也。
  锦绣治唐史，注重典章制度，缺者补之，如所著《唐代直官制初探》，《"城傍"与大唐帝国》等论文，其为后世治史所误解或不明确者，则加以考据，取得正解或使之明确。今兹出版之书2000年是先师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锦绣治唐史有所得，主要由于遵循寅恪先生治史之道，饮水思源，撰著此书以为纪念，不忘先生之恩德也。
  今世遵循先生治史之道而取得成就之学人颇多，其中数人原拟编辑出版纪念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丛刊，除锦绣此书外，尚包括蔡鸿生《辛押阤罗事迹》；罗炤《天地会起源研究》；吴丽娱《盐与大唐帝国》、《刘晏研究》；王宏治《唐判研究》；卢向前《敦煌吐鲁番土地文书研究》；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共九种，本拟以统一格式出版，但无力支付大量出版费用，不得已分别先后出版，敢请先生在天之灵恕此愚鲁学生之无能也。
                            1998年1月于北京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