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唐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身兼诗、词二任。有的入乐，像词一样可以歌舞；有的不入乐，只供人们诵读。这种入乐入舞的诗，我们称之为“歌诗”。

  在唐代，歌诗传唱曾是一个普遍的客观存在。人类社会只要有生活，就离不开歌声，歌唱活动，历代有之。先秦的周诗、楚辞、汉代的乐府、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民歌以及唐宋词、元散曲中的部分作品都是入乐的歌辞。而唐人所唱，除了句式长短不齐的词以外, 还有齐言的诗。过去人们对这些齐言的诗的演唱情况一直估计不足。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曾列举了唐诗各体的名称，如云：

  “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叹’者，曰‘唱’者，曰‘弄’者。咏以永其言，吟以申其郁，叹以抒其伤，唱则吐于喉吻，弄则被诸丝管。此皆以其声为名者也。”胡氏把唐诗称为“唐音”，就取其歌唱的特点。人们习惯把盛唐诗风称为“盛唐之音”，也包含这个意思。我们不能把唐人在诗题中加入“行”、“引”、“歌”、”词”等名称，看作毫无实际意义；不能把唐人将某个诗人称作“词人”，看作是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称呼；也不能把唐人所说的“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这样的歌，当作是在读诗。杜甫《屏迹三首》其一：

  “独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座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夜归》：“白头老罢舞复歌，杖藜不睡谁能那。”刘禹锡《酬令狐相公六言见寄》云：“今日便令歌者，唱兄诗送一杯。”这些都是对当时诗人作歌、唱歌的描写。任半塘先生在其《唐声诗》中对唐诗传唱的情况曾有详细的描述，以大量的材料证明了唐诗中部分作品作为歌词被人们普遍演唱的事实。

  从入乐的角度来研究唐诗，是一个极重要的视角，会使我们对唐诗的认识变得更加全面、清晰。首先，这种研究有助于对诗歌创作具体情境的认识。我们过去对唐诗的研究往往只是从文本出发，单纯就文本来研究。其实在文本形成之前，诗人创作的具体情境，对其诗歌特点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我们可以把诗人的具体创作情境划分为这样几类：应酬唱答、消遣娱乐、仪式庆典。

  登临游览、独自创作。在这几种创作情境中，前三种都可能与歌诗演唱直接相关。研究这种具体的创作情境，对于准确把握诗人的创作动机，无疑大有裨益。其次，注意到了诗歌创作与其他艺术的关系。各种艺术之间并不是孤立发展的，诗歌艺术与其他艺术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借鉴的关系，特别是诗歌与音乐之间，更有着内在的联系。现存的唐诗当中就有大量的以听歌看舞为题材和以听歌看舞相关内容为题材的作品。光写乐器演奏的作品就俯拾即是：

  《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琴歌》、《听安万善吹曾觱篥歌》、《听蜀僧濬弹琴》、《听颖师弹琴》、《琵琶行》……。诗人们能被这些乐曲深深地打动，说明他们对此有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对他们作诗无疑是有帮助的，而且帮助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给他们提供了写作的题材而已。第三，再说诗的价值的实现。诗的价值的实现有多种方式，但被歌舞演唱，是一个重要的非常有效的方式。诗被歌舞演唱，就会增强其感人心的力量，就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没有哪个诗人不去关心他作品价值的实现，作品价值实现的情况无疑会反馈给诗人，从而决定诗人的创作趣味和倾向。

  总之，歌诗是研究唐诗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清晰、更全面地把握唐诗创作的情况，同时，对歌诗这种诗歌创作的原生态的研究，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实践也会提供一定的借鉴。

  从歌诗的角度来研究唐诗，可以使我们对唐诗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作出新的解释。例如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1．初盛唐以来，诗人们一直致力于诗歌声律的探讨，而这与诗歌入乐有没有关系呢？2．盛唐是诗歌创作的繁盛期，也是歌诗创作的鼎盛时期，这两个繁盛是不是“纯属巧合”？3．中唐元白等人新乐府的创作与当时歌诗创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4．中晚唐以来出现了一批致力于歌诗创作的“才子词人”，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态进行创作的呢？他们的创作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很显然，这些问题学术界没有提出或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

  然而，唐诗研究界由于对唐代这个很普遍的艺术活动认识不足，很少有人从歌诗这一角度来研究唐诗。任半塘的《唐声诗》和王昆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对唐诗入乐的情况作了详细的研究，但他们师徒只是把研究放在基础工作上，且把研究局限在入乐的范围之内，对这些入乐的诗在诗坛上的地位及其对其他诗歌创作的影响未予论述。而其他学人也很少从诗歌入乐的角度来考察唐诗。任半塘的《唐声诗》这样一部功力深厚的著作出版多年，研究唐诗的人却很少引用甚至提到它，这一现象就足以说明歌诗研究与诗歌研究的分家情况是多么严重了。笔者不揣浅陋，欲在歌诗研究与诗歌研究两方面做一些沟通工作。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对歌诗创作在唐代诗歌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理论上的考察，属于逻辑分析，后面四章再从现实的层面进行考察；属于历史分析。具体是从初盛中晚四个时段依次进行考察，而在每个时段集中论述一个问题，这样既照顾了时间的前后，又不至于使论述面面俱到，散漫无际。这四个问题分别是：初唐人对近体诗律的探索与歌诗传唱的关系，盛唐诗的繁荣与歌诗传唱，中唐元白诗派的诗歌创作与歌诗传唱，论晚唐“才子词人”的歌诗创作。

  在这四个问题的研究中，都大致按照这样一个路数：先描述这一个时段歌诗艺术生产的特点，人们对歌诗创作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分析歌诗的特点以及其对整个诗歌创作的影响。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特别注意了材料的引证，努力做到观点从材料中得出，力避空泛之论。必须指出，彻底弄清唐代歌诗创作与诗歌创作的关系，需要花很大的篇幅，不是这二十几万字所能做到的，例如，由于受上述题目所限，还有许多著名的歌诗作者如李益、李贺、张仲素、刘禹锡、孟郊等人无论及或较详细论及。同时也有很多问题没有涉及到，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其他问题的解决，如唐代旧题乐府的入乐情况人们一直说不大清楚，而要想弄清这一问题，必须将整个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的音乐演变的情况梳理清楚，并对乐与诗之间的确定性关系在理论上作出更明确的解释，才有望取得进展。再如，整个唐代，齐言的歌诗与杂言的长短句一直被演唱，何以到晚唐五代以后，长短句逐渐增多而歌诗逐渐减少？其间演变的详细情况的描述也有待于对当时音乐演变的特点和诗乐配合规律的明确揭示。近年来，在唐代乐曲的复原工作上已经有了一些进展，可能成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突破口。这些问题的最后解决，还需要学者们综合古代文学、音韵学、古音乐学等各方面的知识进行长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