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文艺批评界和理论界流行的概念术语真是日新月异，仿佛舞台上轮流走红的歌星，又如每年翻个花样的时装。这些多变的概念术语，使不变的艺术作品和文学史像万花筒一样变幻出种种异彩，虽然它们的基本构成还是那几块彩色玻璃。当然时代在变，眼光在变，换个角度看文学史，总是新鲜的。只要这种变不是简单的循环，哪怕是螺旋式地上升呢？人们也能从不断变化而又似曾相识的思路中看出思辩力的进步，表达技巧的提高。所以名词术语的变是永远少不得的，也是正常的。只是因为这种变速度太快，容易使文学青年们误以为治学只须紧跟潮流，所以想走捷径者多了，肯於老实刻苦地钻研的人自然也就少了──毕竟，换个镜筒远远地观望风景，无论如何也要比趟在土裹深挖深刨要轻松省力得多吧？更何况前者比后者容易讨好时尚呢？
杜晓勤君原来也颇好时尚。考入北大随陈贻焮先生攻读博士研究生后，才知用传统方法钻研学问的功底不可或缺。尽管起初用力甚勤而所得尚少，但毕竟渐渐由此体会到每一点来自踏实劳动的小小创获，都比借人思维作包装的大块文章更值得珍惜。因此到第三年作博士论文时，他才能沉下心来作永明体到深宋体声律进展过程的研究。这是一个很有意义却并不新颖的题目，要想突过前人，只有付出艰苦卓绝的劳动，别无捷径可走。晓勤用了最笨的办法：对南齐永明年间到唐神龙年间所有的五言新体诗进行逐篇逐句的声律分析。把握不住古韵和平仄，便参照《广韵》和前人有关的声韵研究，逐字标注。如此作了三个月之久，斗室裹贴满字条，常常通宵达旦，夫人也帮着统计整理。在持久而枯燥的工作中，他曾为短时期内没有发明而苦恼，甚至动摇过，但还是坚持下来了。最后交给我厚厚的七大本笔记，摞起来有半尺之高。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这样一次严密而又彻底的统计归纳，他抓住黏对规则的建立这一关键问题，弄清了五言声律发展进程中的每个环节，提出了一系列新见。例如指出永明体的篇式存在着黏对律、黏式律、对式律三种模式，纠正了前人以为仅限於一种黏对律的看法；并发现梁大同年间诗人对永明体声律模式已有明显的超越和突破，据此对大同诗坛“转拘声韵”、“弥尚丽靡”的文学现象及原因作出了更切合事实的解释；又如指出向来被人们称为唐初古体诗大家的王绩，其实是隋唐之交诗歌律化水平最高的诗人，这与他继承发展庾信的声律技巧有关。上官仪诗学理论和元兢的声律学说对初唐五言诗律化进程影响甚大，但学界对上官仪“八病”说及元兢“调声术”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晓勤则在充分吸取近年来中外学者考证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上官仪“鹤膝”说对黏式律成立之积极作用及元兢“换头术”在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同时他还探讨了武周后期至中宗年间上官体的复兴和五言诗定型的原因，认为与当时君主文章之士、珠英学士的集结、上官婉儿主持文坛等背景有关。凡此种种，都能以量化分析依据，尽量利用原始史料和《文镜秘府论》中的声律资料，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在勾勒出永明至神龙声律发展轨迹的同时，他还结合每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创作风尚和社会文化因素，将声律演变和诗风转变的相互关系提示出来。这些创获，不但使初唐诗律研究突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在治学精神和方法上也给人们以新的启迪：统计法虽从八十年代提倡“三论”以来比较流行，其实是在传统治学中常被自觉或自觉地使用着的，只是过去未曾被归纳为一种“新方法”而已。解决一些需要量化分析的问题，此法虽然有效，但如果在爬梳和统计中缺乏执着的毅力，缺乏严谨的态度，不能深入细致地分析比较那些人人都看得见的旧材料，并善於归纳和思考，单纯的统计结果仍不会实现理性思辩的飞跃。传统治学之路的难走就在於勤与思的结合。没有竭泽而渔的资料搜集功夫和敏於发现问题的分析能力，几乎无法再在前人的结论上更进一步。这就是一般人舍此而别寻捷径的原因吧？然而经过这样一番艰苦卓绝的劳动之后的收获，又决非走捷径者所能取得的。这不也是明显的事实吗？
晓勤君论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主要依据殷《河岳英灵集序》所说盛唐诗“自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这一基本特徵，从声律的完善和风骨的形成这两条线入手。在风骨方面，主要从风骨形成的基本要素，即士风和诗人心态研究着眼，细致地分析了齐梁到盛唐，在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诗人群体形成的过程和人格特徵的差异。士风、心态和人格研究的角度，虽已在学术界流行了若干年，不再新鲜，但晓勤君发挥他勤於深入钻研史料，敏於发现研究空白的长处，也提出了不少创见。例如论齐梁文人信奉“涅槃学说”、“菩萨戒”与其创作艳情诗的关系；指出唐太宗与南方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唐初诗风以学南为主的原因之一；论龙朔诗人群体的政治背景及其人格缺陷；分析初唐四杰的文化心态与儒道思想的关系；指出了陈子昂人格精神的家学渊源等等，都新意迭出，从各个不同角度拓宽了这段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关於晓勤君这篇论文的水平，答辩委员会已作出了很高的评价：“本文材料丰富，功力扎实，思路宽广、论述深透。逻辑严密，文字精炼，是一篇优秀的，有学术价值的博士学位论文。”作为论文指导教师，我当然和晓勤君一样深受鼓舞。但使我感触最深的是造就学者的艰难。这些年来，我见过不少聪明而有大志的青年学生，可惜两眼总是望着云端，不肯脚踏实地，所以能成正果者罕见。唐人元行冲在《释颖》一文中说：“雅达通博，不代而生；浮学守株，比肩皆是。众非难正，自古而然，”实为古今不易之通论。时下的悲哀正是众多的学子仍以“浮学守株”为“雅达通博”。晓勤君能在浮躁的风尚中彻悟浮学之非，至为难得。只要毕生坚持其写作博士论文时的勤奋求实精神，今后前程应是不可限量的。
１９９５年５月
於北京大学燕北园
yyyin@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