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傅璇琮

    大约十多年前在太原召开的第四次唐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上，我结识了毕宝魁同志，并对他提供会议的《王维生年考辨》论文很感兴趣。关于王维生年，学术界认为向有定论，不必再议，而毕宝魁同则从王维诗句实际出发，进行细致的考辨，提出新见。我觉得学术研究应有思辨精神，特别对年纪较轻的研究者，我们更应珍视。后来我与他作一些具体讨论，他也作了一些修
改、补充，我把这篇文章推荐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主办的《文献》学刊上发表，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在这之后，宝魁同志的研究大致分为两路。一是关注东北文学的历史发展，后来撰成《东北古代文学概览》一书。此书勾勒出东北古代文学的大致轮廓和发展脉络，材料宏富、考证翔实、结构清楚。新见迭出，拓展中国文学史地域性研究，表现出难得的开拓精神。另一方面则仍沿着唐代文学研究的路子走，近几年来出版了《王维传》。《李商隐传》，这次又推出《韩孟诗派研究》。但他并不完全依照传统模式的格局，而是努力在作家作品
研究上渗入时代的意识，并把专业研究与拓宽普及面结合起来，力求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易于为现代人所接受。我觉得这样的治学格局在现在是很值得探索和倡导的。

    韩愈研究一直是个热门，有褒有贬，这种褒贬过去往往受现实政治的影响，而在研究者来说，则视野不免有所偏，对韩愈作品的探讨很不全面。近二十年来，情况大有改变，中唐诗歌的流变也受到唐代文学研究界的关切，己有好几部专著问世。本书是正式把韩愈倡导的诗派作为专题来研究的，比较全面地把韩愈诗派的形成过程，如时间、地点、主要人物、队伍形成情况等作清晰的论述，并将韩愈诗派放在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使人有具体的历史感。书中重视从资料出发，来作理论概括在充分占有和运用资料的前提下，阐释韩愈诗派的特点，使人有充实感。如引征韩愈。孟郊诗近百首，李贺、贾岛诗有五六十首，卢仝、刘叉等人诗也在二十首左右，这对读者认识这一诗派的总体诗风很有帮助。对诗派的研究，现在有些书往往偏重于作所谓宏观把握，不对作品作具体分析。宝魁同志是一向重视求实学风的。书中对韩愈《感春·五首·其三》一诗考释评析甚为透彻，对卢仝《与马异结交诗》进行全篇讲析。这样的作法，过去同类著作是少有
的。有些争议的问题，如李贺参加河南府试及参加进士考试受阻之时间，贾岛初见韩愈的地点与时间，都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当然还可讨论，但这种独立探讨的作法，以及问题提出的视角，是能给人以启发的。

    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近二十年来成果已经不少，特别是唐代文学研究，似乎更受到学界的赞誉。但随即就产生一个问题：这种研究如何更往前推进，如何引向深入。这个问题如不引起注意，并探索新的路子，则很可能就维持现状，重复写作，来回虽有走动，实际仍是原地踏步。从宝魁同志的这部书，我想到，我们要把现有的研究再往前跨进一步，就要扩大作家作品的探索面，并把作家的活动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更好更细的结合起来，使人觉得这一作家确是一个活的人，有个性的人，有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特色的人。要努力显示古代文学的原貌，使我们今天能走近它的时代。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我是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畴里去研究"，他研究的《诗经》，总是努力要"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前辈的这些话是很值得我们思索的。

    但可能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空想，或是一种幻想，不切实。但我觉得我们是不妨从这方面试着作一作的。我在八十年代撰写《唐代科举与学》，就不是按照学科性的写作方式，而是从唐代人所写的作品（包括诗。文、笔记，小说），把唐代士人的种种情况通过科举考试这一共同关心的社会现象，作整体的描述。这是不妨以韩愈为例，谈一些我的看法。过去把韩愈往往写成儒家正统人物，是思想界、文学界的领袖，好似现在一些社会名流那样，摆出一副架子。实际上韩愈是一个平常的人，容易理解的人、有自己头脑的人。譬如他在早期，即德宗贞元时写给他友人崔群的一封信，其中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己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施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为何，无乃所好恶与异心哉？"这篇《与崔群书》是不大为为人注意的，丈其是这段话，似还未有人说起过。我在一篇短文中引录这段话，说读到这几句，自然会想起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叙》。韩愈一开头就说，自古以来，就是好人少，不象样子的人多，而至现在。则贤者往往没有好的境遇，即使谋得一个低级位置，过不久也就死了，而不贤的人却总是能做到大宫，而且志满气得，长命百岁：这，天意何在呢？试问：韩愈这里发牢骚己发到什么程度？另外，贞元十九年，关中大旱，朝廷下令，说为减轻京都负担，明年暂停科举考试。韩愈这时任国子四门博士，自称还不算"朝官"，但却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状，以为不宜停试。就事论事，这不算什么，但韩愈在这份奏状的后部分却忽而引出一个高调，说"令者陛下圣"，即使古代的尧、舜也及不上，但朝中群臣，其贤"不及于古"，"又不能尽心于国"，于是突然下了八个字："有君无臣，是以久旱"。这确是触目惊心的。试想，当今的皇上德宗能比得上古代圣君尧、舜吗？这大家心里都明白。"无臣"是怎么造成的，不是这个"君"的责任吗？"有君无臣"，实际上是对当时朝政的全盘否定。这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中，是会作为"现行反革命"而抓起来的。

    韩愈的有些行为也是值得提一提的。李翱所作《韩公行状》，说韩愈于元和时官职升迁，任国子祭酒。有一位教官（直讲），"能说礼而陋于容"，而当时在国子监当学官的"多豪族子"，看不起这位直讲，不屑与他同桌吃饭。韩愈知道后，就让差吏把这位直讲请来，说"与祭酒共食"。大家知道，国子学是当时设在长安的最高学府，入学的，"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宫二品。县公京宫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新唐书·选举志》）。也就是，国子学的学生，差不多都是高干子弟，那末在里面教出的也多是"豪族子"，当然看不起这位非"豪族子"而"陋于容"的直讲。但韩愈作为最高学府的校长（国子祭酒），却能作出如此异常的举动。韩愈还有不少超常的举止，其他如孟郊、李贺、卢仝等也有值得注意的特异行为，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多讲，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与其诗歌风格是有有机的关系的，很值得我们今人思考。

    韩愈是很讲究道统的。他在《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柯，柯之死，不得其传焉。"研究者一般以为韩愈这里是以孟子传人自居的。北宋时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也含有此意。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认为"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并认为韩愈一方面总结儒家道统之说，而另一方面又"开启宋代新儒家治经之途径"。但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宋代以程、朱为代表的新儒学，并不承认韩愈的道统地位。宋代理学家认为韩愈虽然提倡道统有功，但他本人的思想并不纯正，因此，一般把他排除在道统传承之外。朱熹在《大学章句序》里明确提出："河南程氏两君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
传。"南宋的黄斡在《朱子行状》中，更进一步把朱熹列进去，说："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嘉而始著。"因此说韩愈下接宋以后新儒子，对宋代新儒子有开启之功，事实是否为此，尚待商榷。但这不能贬低韩愈，我个人认为这反而可以说明韩愈思想确非儒家道统所能拘限，这恰恰是韩愈可贵之处，也是宋儒所不能理解，或虽有理解而不能接受的。这是我读了宝魁同志这部著作后所得到的启示而产生的一些感想。宝魁同志尝试着想把学术著作与普及结合起来，将严谨的学术成果转化为轻松愉快的文学作品，尝试着走一条学者兼作家的道路，这一想法颇有时代意义，在本书中有很好的体现。书中列韩愈为诗派的旗手，孟郊为先锋，李贺为大将，卢仝、刘叉为
怪将，贾岛等为偏将，可能有些研究者对此会有意见，但这未尝不是学术研究走出自己小天地的一条新路。宝魁同志还在进行辽宁省教委"七"重点科研项目"东北文学史"研究，他正当事业有为之年，这样把学术面作适当的拓宽，从整体上说对自己的治学格局是有利的。希望宝魁同志创新、求实之作络绎问世。

                                               1999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