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汪篯同志被"四人帮"迫害逝世已经十三年了，今天终于看到他的著作得以出版，真是悲喜交集。汪篯同志研究隋唐史的造诣，本书收集的论文远不足以充分表达，但对这个断代史的研究仍然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和汪篯同志相识较晚，记得是1953年在教育部召开的一次会上初次见面，以后十几年，他只到过武汉一次，我却因工作关系经常往来京鄂，得以常相过从。由于我们是同行，见面总得扯上专业，纵谈史事，一谈就往往不能自休。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一致，也有不少问题各持己见，互相争论。但是不管取得一致与否，我觉得他往往提出一些令人必须思考但却对我来说恰恰是没有思考、或没有认真思考过的问题。我被他问住的时候太多了，常常是习见之书，熟知之事，从未察觉其问有什么问题，经他一提，便瞠目不知所对。比如本书所载关于隋唐户口、土地数字的考证，在他写这几篇札记前好几年就和我谈起。我记得问题是从《通典》所载天宝计帐扯开的。关于这段记载，除户口问题外，汪篯同志还提出了许多有关当时财经制度的疑问，如所谓"江北郡县"、"江南郡县"的范围，江南折租布，军粮数字等，他不满意于笼统的了解，总要寻根究底，一再追问，我就给问住了。其实他自己是有看法的，曾打算逐一研究，写出他的论断。但却只写了四篇有关户口、土地的札记，就与世长辞了。
  本书所收的那篇《唐太宗》是1962年汪篯同志在中央党校讲学的纪录稿。我知道中华书局曾和他联系，请他写《唐大宗传记》，这篇可能是他构思中的《唐太宗传记》节本，虽然这个传记同样来不及着手，但是就这一篇而论，也反映了他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思考问题的深度。
  通过十几年的交往，我感到汪篯同志那种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学风，永远值得我学习。
  1955年，他和缪钺、董家遵、徐德邻几位同志一起到武汉来草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教学大纲。为了节目标题，甚至为了一条条文，他常常半夜起来考虑明天怎样提出修改意见。 大致在1960年，他着手校勘《唐六典》，他给我看了几条校记，其中有好几条是关于祥瑞的，本来似乎无关重要，不妨放过，可是他蝇头细楷，写上夹签，校正了旧本的讹夺。
  大致也在1960年左右，一位青年同志请他评阅论文，他认真阅读了本文，慎重考虑了优点和缺点，写了长达数千言的评语，从理论到资料，作出了有关治学方法的指导。我写《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书时，曾请他审阅原稿，除了对于某些论点提出修改意见外，他还对引证材料逐条检对原书，改正了好几处错字。1964年，我指导的两位研究生进行毕业论文答辩，请他参加评议。他除了认真阅读两篇较长的论文以外，还写了提问要点。在答辩时，他一问就寻根究底，不容许含糊答复。以上所举的只是一些琐事，却正是通过这些琐事表现了汪篯同志对人、对事、对学术的严肃认真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应当指出，汪篯同志是陈寅恪先生的高足弟子和助手，在掌握、运用资料方面，毫无疑问，他继承了陈先生的优良学风，解放后，由于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在改造世界观的同时改造学术思想，使之逐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改造过程大致在本书所收诸篇中也有所体现。在这方面我同样应当向汪篯同志很好学习。
  由于遗稿付印的时间很紧，我没有能够阅读全稿，因而也不可能作全面介绍，而且凭我的水平也不能充分发扬汪篯同志高深造诣，这里所述只是零碎的但对我来说却是深刻的印象而已。最后，写上一首诗，作为结尾。
   燕市论交晚，情亲十载余。 
  荒园秋跟蹢躅 同游圆明 园废址。疏雨夜迂徐 同宿历史研究 所，风雨达旦。
   胜业隋唐史，勤思马列书。
   遗编今捧读，涕泪满衣裾。
                                唐长孺
                                     一九七九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