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金卿东
    
   曹丕尝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典论. 论文》）然在中国文坛上以文会友、交情深厚者，也不泛其人。其中最以情同手足、金石之交见称的诗人，非中唐之元稹（７７９──８３１）与白居易（７７２──８４６）莫属。辛文房亦云："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毋逾二公者。"（《唐才子传》卷六）由此可见，元白二人的友谊与诗文往来，的确是文学史上之佳话。
    元白二人之游，因元稹去世于大和五年（８３１）而告终，然则元白初识究竟在于何年？对于此一问题，历来说法不一，至今也似乎尚无定论。元白初识之年，一般以"订交"或"相识"的字眼粉所论及，大体而言则可分三种说法。
    如其中较为传统的就是"贞元十九年（８０３）"说。此一说法，自从宋代陈振孙在《白文公年谱》提起之后，已为后人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如张达人《唐元微之先生稹年谱》"贞元十九年"条云："初识白居易。"（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刘维崇《元稹评传》亦云："元稹与白居易相识，是在贞元十九年。"（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７７年）王拾遗《元稹传》附《元稹生平简要年表》"贞元十九年"条云："与李建、白居易等人相识。"卞孝萱《元稹评传》云："二十五岁（即贞元十九年），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元白即始于此时订交。"（《辽宁大学学报》１９８２年５期。）即是也。"贞元十九年"说所依据的是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的自注。其诗云："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自注云："贞元中，与微之同登科第，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始相识也。"而元稹与白居易在书判拔萃科登第之后，同授秘书省校书郎，当在贞元十九年春。若只凭此一资料，元白则相识于贞元十九年，似乎不容置疑。
    另一种说法说是"贞元十八年（８０２）"说，如顾学颉《白居易年谱简编》"贞元十八年"条云："冬，试书判拔萃科。……`元白订交，约始于此时。"褚斌杰《白居易简谱》"贞元十八年"条云："冬，在吏部试书判拔科。……`元稹与白居易订交约在是年。"日本花房英树１９７０年１１月发表在《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的《元稹年谱稿》"贞元十八年"条云："秋，与白居易相识。"具体而言，顾氏与褚氏所谓"贞元十八年"指的是该年冬，花房氏则断方言元白相识在于该年秋。就时期而言，可说无大差别，然就其所依据而言，则大有不同。顾氏与褚氏的结论，还是构建在白诗自注所记的基础上。元稹与白居易在书判拔萃科登第之后，同授秘书省校书郎，当在贞元十九年春。然根据唐代科举制度，尚书省吏部选试就始于孟冬，终于翌年季春。可见元白应吏部选试在于贞元十八年冬，故有可能二人在此过程中结成一面之交。而花房氏的雍则另有所据，就是白氏有一首题为《秋雨中赠元九》的诗。花房氏推定其诗作于贞元十八年秋，于是断定元白于贞元十八秋相识。但我认为，花房氏的结论却是断然不能成立的。至于其详细的理由，姑且在此不谈，稍后略另申述。
    又另一种说法则持"贞元十八之前"说，为朱金城所提起。朱氏于《白居易年谱》中当初说起元白订交始于贞元十八年或稍前，但后来有所改变，在《白居易研究》（１９８７）和《白居易集校笺》（１９８８）里，开始主张元白当订交于贞元十八年之前。他认为《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自注所记之时间未见精确，于是断定"陈振孙《白文公年谱》据以谓元白订交于贞元十九年，非也"，最后得出元白订交于贞元十八年之前的结论。此一结论的首要依据，与花房氏无异，也是以白居易《秋雨中赠元九》诗作于贞元十八年秋为前提。无论如何，朱氏"贞元十八年之前"说比"贞元十八年秋"说，更具有伸缩性，但仍以白诗《秋雨中赠元九》的创作年岁考订元白初识之年的准据，尚有商榷之余地。其原因就在于诗不一定是贞元十八年所作。
    白居易的《秋雨中赠元九》诗，至今相传为贞元十八年创作。花房英树在《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１９６０）里，将其创作年代系于贞元十八年，但尚未明言其凭据。朱金城则可能蹈袭此说，而非另有所据。然则花房氏之所以断定《秋雨中赠元九》诗作于贞元十八年的原因，究竟何在？我推定其原因可能在于《秋雨中赠元九》诗末句所云"比君校近二毛年"。日本前川幸雄在《智慧的技巧的文学一关于元白唱和诗的诸种形式》（载于马歌东译《日本白居易研究论文选》，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５５年）一文里，为此一问题予以明确的答案。
    其诗末句所谓"二毛"，指白发与黑发，即斑白的头发。"二毛年"通常指生了白发的老年或中年而言，但前川氏却断定"在诗中则是特指三十二岁"。接着，依诗中所云"校近"，还以为"白居易作此诗时尚不到'二毛年'，但已很接近"，于是确定此诗为白居易三十一岁时（即贞元十八年）作品，然则，前川氏凭什么断定"二毛年"特指三十二岁？其所举的出典，就是潘岳《秋兴赋序》有云："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可是前川氏只见潘岳《秋兴赋序》，而未见庾信《哀江南赋序》有云："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倪璠注："以滕王逌序'已亥，年六十七岁'逆数之，逢乱之岁，子山时年三十有六。"（《庾子山集注》）卷二由此可知，"二毛年"不一定专指三十二岁。故在此种情形之下，如果说"二毛年"指实际年龄，则与其说是三十二岁，不如说是三十余岁。
    "二毛"在白诗中，共有十例出现，大都是指斑白的头发，用以比喻衰老。如"两腋不生翅，二毛空满头"（《寄远》），"二毛晓落梳头懒，两眼春昏点药频"（《自叹二首》其二），"但喜暑随三伏去，不知秋送二毛来"（《答苏六》）等。以此观之，"二毛年"则仅是泛指头发开始斑白的年岁而言，不必解作一个特定的年龄。又如《社日关路作》云："萧条秋兴苦，渐近二毛年。"在此所谓"二毛年"的含意，也是如此。白居易较元稹年长七岁，故《秋雨中赠元九》诗云："莫怪独吟秋思苦，比君校近二毛年。"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责怪我一个人吟诗，又因秋思而烦恼；是因为我比你大七岁，更接近头发开始斑白的年岁。"也就因此，元稹和其诗云："毕竟百年同是梦，长年何异少何为。"（《酬乐天秋兴见赠》）其意思是："毕竟谁也不能活到百年，你我人生都是如一场梦短暂；年岁大一点或者少一点，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可见前川氏将"二毛年"解作一个特定的年龄，难免有勉强之嫌。
    总而言之，"二毛年"并不是特指三十二岁，"校近"也不能解释为"二毛年（即三十二岁）的前一年"，故《秋雨中赠元九》诗不一定是白居易三十一岁即贞元十八年所作。若以《秋雨中赠元九》的创作年岁为准据，其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怀疑，是理所当然的。
    要考订元白初识之年，必需另有一些较为合理的证据。白居易有《酬元九封新栽竹有怀寄》诗，汪立名、花房英树、朱金城皆系于元和五年（８１０）。元稹于元和五年作《种竹》诗赠白氏，白居易写此首诗作为酬答，故其创作年代，大为可靠。白居易诗有云："昔我十年前，与君始相识。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自元和五年（８１０）逆数十年，则贞元十六年（８００）。若以此观之，元稹与白居易初识之年，则应在于贞元十六年（８００）。虽朱金城亦举此一资料，但未能断定元白相识在于贞元十六年，而只说："贞元十八年前"，究其原因，则可能在于朱先生考虑到诗歌所见数字，不一定是确数这一点。数字在诗歌中，有时是确指，有时是虚指，有时举其成数，有时极言其多，而成为夸饰之词。故"昔我十年前"的"十"，或许是约数，但亦不能说绝非确数。关于此一问题，从元稹的一首诗歌中，可以找到更为可靠的根据。
    元稹《和乐天秋题曲江》诗有云："十载定交契，七年镇相随。长安最多处，多是曲江池。"此诗为酬和白居易《曲江感秋》诗而作。花房英树、前川幸雄以及卞孝萱皆定元诗的创作年代为元和五年（８１０）。其所根据的，就是白诗题下原注云："五年作"。关于白居易《曲江感秋》诗的创作年代，虽有异说，但在考订元白初识之年的问题上，更为重要的是元诗中所谓"十"与"七"数字的含义。
    首先，"七年镇相随"的"七"，是指何而言？为了解决此一问题起见，首先要考察长达三十年的元白交游。我曾经以元白同在长安居住与否为准，将他们交游的情形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次长安时期（贞元十九年～元和五年），第一次别离时期（元和五年～元和十五年），第二次长安时期（元和十五年～长庆二年），第二次别离时期（长安二年～大和五年）。元稹与白居易于贞元十九年春同授秘书省校书郎而"一为同心友"（《赠元稹》），"分定金兰契"（《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元稹于元和五年四月被贬到江陵而离开长安，从此与白居易别离十年。第一次长安时期就是自贞元十九年（８０３）春至元和五年（８１０）四月之期间，整整七年的光阴。故"七年镇相随"的"七"，可以说是一个确数，指长达七年的第一次长安时期而言。由此类推，则"十载定交契"的"十"，也是准确的数字，指的是自元白"初识"之际至因元稹降到江陵而二人分离的元和五年之期间。若自元和五年（８１０）逆数十年，则为贞元十六年（８００）。故除非另有更为明确的资料出现，否则元白"初识"之年，当在于贞元十六年（８００）。
    综上所述，正如元稹所云"同登科后心相合"（《寄乐天》），元稹与白居易以书判拔萃科的"同年"以及秘书省的"同事"关系，作为"同心友"而订金石之交，始于贞元十九年（８０３）春。但是，元白二人结成一面之交，即"初识"之年岁，当自此上逆三年，在于贞元十六年（８０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