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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选》
（孙望、郁贤皓主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陶文鹏
唐代诗歌达到了中国诗歌史上的高峰，而唐代各体文章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光辉成就。无论是唐诗还是唐文，皆上承八代，下启宋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极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文选》的出版，对于我们继承唐文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吸收其中丰富的思想和艺术营养，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部《唐代文选》的主编孙望、郁贤皓和注释撰稿马茂元、郭在贻、朱金城、王运熙、周本淳、陈允吉、吴企明、梁超然、陶敏等三十多位先生，都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学者，他们本着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投入此书的编撰工作，历时数载，倾注了大量心血，保证了这个选本的学术高质量。
这个选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一、兼顾了一般阅读和学术研究的需要
唐代文章数量巨大。清代编集的《全唐文》１０００卷，收唐五代作家３０００多人，收各体文章１８４００多篇，其字数比唐以前全部文章的总和还要多两倍有余。书中那么多文章，一般读者当然不可能全部阅读。而宋人的选本如《唐文粹》，其中兼收诗篇，所选文章亦不尽合理，而且都无标点、注释，对今天的读者仍很不便。近人高步瀛的《唐宋文举要》，是较受读者欢迎的一个选本，但此书一则兼收宋文，并非断代文选；二则以桐城派观点评选，亦不免失于偏颇。１９８７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高文、何法周主编的《唐文选》。入选的作品，有历代传诵的名作，也有初挖掘的新篇，选篇皆有作者介绍、作品说明、词句注释，是一个好选本。但此书也有不足之处，一是入选作品太少，仅６１家，１２４篇；二是选目编排，只按作家的年代顺序，而没有按唐代的文体编排，选入的作品的文体种类也较少，只能算一个普及的选本。而新出的《唐代文选》分上、中、下三卷，共收唐文９８家、２９０篇，将近１９０万字，分量厚重多了。主编者根据唐代文章在总体上具有散体文和骈体文并存和作品体裁繁多这两个特征，将入选作品分为“赋”、“宴序”、“赠序”、“集序”、“诗序”、“杂序”、“记”、“书”、“启”、“颂”、“赞”、“铭”、“箴”、“诫”、“传”、“行状”、“碑”、“墓志铭”、“谏”、“哀辞”、“吊”、“祭”、“论”、“辩”、“原”、“说”、“杂文”、“诏令”、“制诰”、“疏”、“表”、“议”、“状”、“移”、“檄”、“露布”、“判”、“对策”等３３种文体编排，不仅骈体文和散体文兼收，也兼顾到唐代绝大多数的文章体裁和品类。所选作品有许多是千余年来脍炙人口的名篇，也有不少是过去未受人们注意而确有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篇章。这样一个既精又博的大型选本，能够大致反映出唐代文章的风貌、特征与成就，既适合文科大学生和自学青年们阅读，也可供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参考，把普及与提高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二、文字甄别准确，校勘精细
本书的注释者对入选文章，都能尽可能地对照《唐文粹》、《文苑英华》和作家别集等各种版本逐字逐句地对照、校勘，罗列异同，以备众说，而又分辨高下、正误，择善而从。凡是古人为避讳而变换的文字，本书均一一指出并予以改正。例如杨敬之《华山赋》中的“小积焉为丘”，原作“邱”，乃清人规定避孔子讳，今据《唐文粹》改正。舒元舆《牡丹赋》中的“圆玄瑞精”，“玄”，原避清圣祖讳作“元”，今据《文苑英华》、《唐文粹》改。又如同篇“角衒红，争颦翠蛾”，原作“娥”，与上文重韵，且此处“翠蛾”指“眉”，故据《文苑英华》、《唐文粹》校改为“蛾”。反之，“玉栏风满，流霞成波”二句，《文苑英华》作“玉栏满风，流霞或波”，“或”字不通，故选用原文。注释者的巨细匠心，使本书在正文文字上达到了较高的校勘水平，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正确可信的文本。
三、注释简明扼要，详略适宜，多有新见
本书的注释从总的看力求简明扼要。为疏通文意，对于难懂的语句予以串解，艰深的词语予以注释，僻字则注音。但对于一般大学生都能看懂的词语，不再注释。常见的典故，只注明用什么典，但对于生僻典故，则广引出处并叙述本事。许多先生还将自己多年研究成果和心得写入注释。郁贤皓先生在本书前言中举例说，杜牧《太常寺奉礼郎李贺歌诗集序》中有“集贤学士沈公子明书一通”句，郭在贻、张涌泉先生的注释首先据《唐六典》说明“集贤学士”的职位，接着引《梦溪笔谈》“集贤院记开元故事，校书官许称学士”，说明唐人称谓多所假借，指出此文中之“集贤学士”未必是五品以上官，进而据《张好好诗序》称“沈著作述师以双鬟纳之”、诗中原注“著作尝任集贤校理”，以及《赠沈学士张歌人》诗证之，断定沈子明即沈述师，字子明，曾任集贤殿书字校理。所谓“集贤学士”即指集贤校理，并非是五品以上的集贤院学士。如此细心精到的新解释，在本书中比比皆是，体现了注释者严谨求实、一丝不苟、不拘旧说、敢于创新的治学精神。
四、前言、作家小传和题解都有很高学术水平
郁贤皓先生撰写的前言，约１５０００字，论述了唐代文章发展演变的情况，对唐代各体文章的流变、特点以及著名作家作品作了深入浅出、准确精练的分析概括，是一篇深思熟虑的学术论文，有助于读者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唐代文章的思想艺术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读者获得有关古代各体文章的内容、形式及其历史嬗变的丰富切实的知识。由各位注释者撰写的作家小传，都尽可能地吸收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以简洁的文字，介绍作家的生平事迹、文学观点、散文风格与成就。有的作家小传还订正了前人的误解。如吴企明先生在张楚金的小传中指出：唐代有两个张楚金，一为贞观时人，一为开元时人，《楼下观绳伎赋》的作者应为开元时的张楚金。《全唐文》将两张楚金合而为一，将此赋归为贞观时张楚金作，大误。本书的题解，介绍文章出处、写作年代和背景，概述文章的思想主旨和艺术特色，更有不少新颖精辟的见解。例如李翰《三名臣论》比较管仲、乐毅、诸葛亮三名臣的短长，而以乐毅为上，王运熙、杨明先生在题解中指出：“魏晋以来，品藻比较人物的风气颇盛，其中亦有以管仲、乐毅、诸葛亮相比者。”并列举张俨《默记》、晋张辅《名士优劣论》等，说明唐代乃沿魏晋风气。这样的题解足可使读者加深理解。再如周本淳先生在对孙樵《与王霖秀才书》的题解中简介全文布局，并指出“此文及《与友人论文书》等可视为宣扬韩愈散文理论之重要作品”，这一见解富于启发性。在《华山赋》的题解中，周先生揭示“杜牧为《阿房宫赋》，部分摹拟其中排比对照之写法”；朱金城、朱易安先生在白居易《醉吟先生传》题解中认为此文“别具一格，足以与阮籍《大人先生传》、刘伶《酒德颂》、王绩《醉乡记》本比美”，都是精当之言。任国绪先生提出王勃《滕王阁序》作于总章元年（６８８），郭在贻、张涌泉先生提出杜牧《上知己文章启》作于大和七年（８３３），都在细心的考证中纠正前人和时代的失误。
综合以上几方面来看，《唐代文选》确是凝聚了当代众多学者的智慧、体现当代唐文学研究水平的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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