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盛唐诗歌的"历史－文化"综合研究

（《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 杜晓勤著。24.5万字。 东方出版社1997年7月版。 责任编辑：王粤。）    吴相洲

    初盛唐诗歌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所取得的成就，也特别引人注目。青年学者杜晓勤在充分尊重学界现有成果的前提下，勇于开拓，力求创新，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于最近出版的《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一书，就充分反映了他近年来在初盛唐诗歌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

    一、"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

    和传统的唐诗研究著作相比，该书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具有强烈的历史文化意识。这种意识首先表现为能从当时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来考察诗歌体式、风格的流变，作家群体的形成，创作传统的承继和变革。而这种考察又不像过去仅仅把社会概况作为外部附加物硬是贴在作家作品身上，而是找出"历史―文化"发展的趋向与文学发展趋向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一种"相关性"。因而该书"通论"部分先抽绎出"士庶力量之消长"、"地域文化之整合"这两条中近古文化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线索，分别对初盛唐诗歌中所走过的文化历程进行回顾，从而揭示出盛唐诗歌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的历史渊源。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做"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时，不满足于借用史学界、文化学者的已有成果，而是自己沉潜到原始材料中去，对论题所涉及到的史学界并未注意到或未能完全解决的历史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所以该书虽然是诗歌史研究著作，但作者对"隋初文化格局及隋高祖的文化政策"、"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隋唐之际的河汾文化精神的形成"、龙朔初载庶族寒士势力在朝廷的兴起等问题的阐述，也都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二、注重诗歌史发展环节的研究

    为了更好地对初盛唐诗歌的艺术演变过程及盛唐诗歌高峰到来的前因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该书作者在打通南北朝诗歌与初盛唐诗歌之间艺术关联的基础上，发掘出这一段诗歌艺术发展史中的一些尚未被人注意但又比较重要的环节。如作者较深入地探讨了龙朔初载"文场变体"的文学史意义，认为许敬宗的"颂体诗"和"上官体"都属于王勃、杨炯等人批判的范围，但他们作品表现出来的"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风格，实际上是庶族文士刚刚兴起时必然的人格特征，后来"初唐四杰"之所以能对此加以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不但"尚文"而且"重儒"，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龙朔文士群体人格特征、艺术精神上的双重缺陷。（第212页）再如，作者在考察武后、中宗朝宫廷诗歌时，指出武后、中宗朝宫廷诗人 "对气势、气象的自觉追求，与四杰诗文中的'雄伯'、'宏博'美恰相呼应，共同构成了盛唐气象、盛唐之音的前奏曲" 。（第259页）

    另外，作者认为，要真正认清初盛唐诗歌艺术的渊源，不能满足于在进入初盛唐诗歌研究之前对前代诗歌艺术发展的概况作些简单的交代，而应该对齐梁、周隋诗歌本身也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正因为作者对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的近源本身有自己的研究，所以该书对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环节的一些认识，也就很有新意。如，作者在"正论"第四章"合而未融的隋代诗坛与南北文化的交汇"中曾揭示出周隋之际卢思道、薛道衡、孙万寿等人"对初盛唐诗歌形成最突出也最为人所忽视的贡献，还是他们对建安诗风的自觉踵武"（第126页），作者在后来论述王绩诗歌的艺术渊源、初唐四杰和盛唐北方诗人高适、岑参、杜甫等人诗中的凛凛风骨时，也特意强调了自卢思道、薛道衡远绍建安余绪，经王绩、四杰加以发扬，到张说贬相州时的进一步弘扬，最后衍为盛唐北地诗人普遍具有的以"风骨"相尚、"意气相高"的盛唐诗歌精神，这一链条状的长时段诗歌史发展环节。

    三、严谨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规范：

    细读该书，我们还发现，作者多能从一般人所忽视的角度，提出新见，而这些见解，又都是作者深入到原始材料中，将其一点点心得积累起来，归纳而成的。如，作者在将南朝时期佛教体裁的诗作与艳情诗出现的情况两相对比后，发现 "在梁代诗人中，艳情诗写得最多的，尤其是津津乐道于色情的，往往都佞佛"，而且发现他们所信奉的多是"般若学"，所持的戒律也都是"菩萨戒"，而"般若学"和"菩萨戒"不但不禁止"声色"，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梁代士人对声色歌舞更加迷恋、沉醉，贪淫之风盛极一时，从而助长了齐梁艳情诗的泛滥"（第86页至第91页）这样的创见，由于是从大量的材料的爬梳、排比后归纳抽绎出来的，所以令人信服。再如，我们从作者对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之关系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得出四杰的人生观、宇宙观与北方阴阳象数易学之间关系密切，也是因为他对四杰的集子阅读得十分细致、思考得比较深刻，因为四杰中除了王勃曾明确说过自己学易的情况，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人皆无史料可证，但作者却从杨、卢的现存诗文中找出了相当多的内证。

    另外，该书虽然多能从熟材料中发现新问题，比较强调自己的创见，但是，作者对学界已有成果又十分尊重，将自己的独创与得益于前人之处区交代得一清二楚。再如，作者每每在开始探讨一个问题之前，总能交代学界研究进展情况，自己的研究与已有成果之间的区别，然后再进行自己的研究，这就充分体现出学术研究本应有的层积性、递进性，显示出比较严格的学术规范性。

    四、不足和缺憾：

    无庸讳言，该书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憾。如作者在论述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之关系时，过分强调他们与北方易学之关系，未及四杰与南方易学之关系，就显得不够客观、辩证。又如，作者在对陈子昂的家学渊源进行探讨时，似乎过分相信后人编的《陈氏家谱》，现存谱中所列有些陈氏祖先，陈子昂诗文中并未提及，是否对陈子昂的思想产生过影响、产生过多大影响，现在都很难说，作者对这些材料的处理显然不够谨慎。

    再有，本书在章节的处理上也有欠考虑之处。如，与初唐诗歌研究相比，作者对盛唐诗歌的研究，明显要薄弱一些，有待进一步的加强。"通论"中对"吴中四士"诗歌艺术渊源的探讨虽然简略但极有见地，但"正论"中的"盛唐"部分却未提及，更未对"吴中四士"在初盛唐诗歌艺术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作出更深入、细致的阐述，使这一段诗歌发展史缺少了重要的一环，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

    不过，总的看来，本书视野开阔、角度新颖，且论述深入、多有创获，是"历史―文化"综合研究方法在唐诗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