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集
早在公元七世纪末期以前，我国寺院中盛行一种“俗讲”。记录这种俗讲的文字，名叫“变文”。变文是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的，中间有说有唱。说唱的材料，大部分采取佛经中的故事，也有不少是采取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的。宋元话本以及宝卷、鼓词、弹词之类，莫不和变文有密切的关系。其中一些变文如《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描述了晚唐沙州政权抗击吐蕃、回鹘的战斗，以及和唐朝廷的关系，对研究唐五代历史也有相当大的价值。
大概是从宋真宗时（998－1022），曾经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于是这一重要的文艺样式就淹没无闻了。一直到1899年，敦煌石室发现了约两万个卷子，其中多半是写本，年代从公元四世纪末到十世纪末。若干变文的卷子，夹杂在佛经和其他文件中。这些宝贵的文学遗产的出现，使得我国文学史为之增加颜色，面目一新。
但是特别遗憾的是，最早的敦煌石室发现者—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把这些卷子当作“古董”，用“海外夺宝”的方式，骗过昏聩的清政府，大量盗劫，装载而去。及至我国学者们去收拾残余，其中已经没有什么精品了。
二十世纪上半叶未曾出现一部纯粹的敦煌变文的汇集本，敦煌变文作品多散见于各种敦煌文献整理成果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相继出现了两部敦煌变文的汇集本，即周绍良的《敦煌变文汇录》（1952年编成，1954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刊印第1版，1955年出第2版增订本）和向达、王重民等人合编的《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周著是编者将他手头所得的抄本过录而成，初版共收变文38种，增订本增加了向未外传的《孟姜女变文》，将原来的首段残缺的《王陵变文》补全，其他的也根据完整的写本补正了许多脱误的文字，使内容更为完善。其中只收敷衍佛经神变故事的俗讲话本或押座文；类似变文的俗赋和话本小说，一概未收。每篇之前均有一段说明文字，记有出处、卷次或编者的考证意见，可资参考。另外书前有叙，对变文的体制与变文有关的一些问题作了说明；编者还据向达、傅芸子、关德栋三家所列敦煌变文目录，汇集为《敦煌所出变文现存目录》，分列押座文、缘起、变文三组，计127种，载于书前。
王重民等著《敦煌变文集》，系根据王重民、王庆菽早年在伦敦、巴黎拍摄的照片或抄录本，以及北京图书馆的原卷及当时所能找到的国内外有关敦煌通俗文学作品的抄本，共187部，分工合作，校定成78种作品，每篇作品先由一人迻录，其余五人传观传校，最后由迻录人总汇于校记内。全书计8卷。分类编排，先依历史故事与佛教故事分为分为两大类。前者又依有说有唱、有说无唱和对话体等文体分为3卷，每卷又以历史时代先后为序。四、五、六3卷为40种佛教故事变文，各卷又依类别分作佛（释迦）的故事，佛经讲唱文和佛教故事；第七卷为13种押座文或其他短文；第八卷为包含变文原文原始资料的《搜神记》和《孝子传》。书后附《敦煌变文论文目录》，辑录二十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论著106种。该书首次将敦煌讲唱文学作品汇辑在一起，有一些词文、话本、俗赋等俗文学作品，实际上已超出了变文的范围，为敦煌学各个领域，特别是语言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推动了这一领域研究水平的提高。
《敦煌变文集》自问世以后，一直深受变文研究者的欢迎，但由于成书较快，许多国外收藏的写本无法核对原卷，使校印本中仍有不少漏字、误字，由此也促进了语言学界对唐宋俗写文字的研究，产生了一大批针对本书的校勘成果。
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是一部阅读敦煌变文必备的工具书。该书是归纳整理变文材料，以期窥探唐五代口语词义的一个尝试。除了变文以外，还参考了一些其他有关的敦煌文献，及唐五代人的诗、笔记和小说之类，此外也偶尔引用了一些汉魏六朝以及宋元以后的材料。附列于本条之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在敦煌变文的整理和校勘方面又有所进展，先后出版了潘重规编著的《敦煌变文集新书》（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1983年印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新1版）、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合编的《敦煌变文集补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项楚的《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1990年版）、郭在贻、张涌泉、黄征合著的《敦煌变文集校议》（岳麓书社，1990年10月版）、黄征、张涌泉合著的《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等专著。
其中潘重规著是对《敦煌变文集》的补充、订正和改编。对于《变文集》所收78种变文，作者一一核对原卷，在保存原校记的基础上，写出新校记，以订正错误，补充脱漏。另外，新增加了海外和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变文8种。附录为《敦煌变文论文目录》和编者撰《敦煌变文新论》，最后是部分写本的图版。
周绍良等著也是对《敦煌变文集》的补充，收录自1957年以后收集到的与变文有关联的作品15篇，其中新发表的9篇，补充校录的6篇。内容分两个单元，第一单元收讲经文和押座文类，第二单元收和变文有关联的作品。每篇录文部分全部按原卷行、字手写，加标点，篇末有较详细的校记。书末附有俗字对照表及所录各篇的全部照片，共176幅。
项楚著共选入思想性和艺术性较佳的敦煌变文27篇，兼顾了不同的体裁和不同的题材，集中体现了敦煌变文的精华，录文以《敦煌变文集》为底本，同时也吸收了《敦煌变文集》以来许多学者及作者本人的校勘成果，汇成校注，附每篇之后，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郭在贻等著则依据敦煌变文写本原卷，对《敦煌变文集》进行了系统的校勘研究，校录出不少错误，并对其他一些变文校勘论文的缺失进行评议，由于作者对俗字、俗语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所以具有鲜明的特色。
黄征等著为目前收集数量最多的一部敦煌变文校注本，该书所收变文，包括《敦煌变文集》之大部，增辑了俄罗斯、台湾、日本等地所藏变文写本，凡7篇。书中充分吸收了二十世纪学界在敦煌变文校勘、注释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又不乏己见，有集大成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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