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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勇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散文美学规范。如前所述，他们在文学观
念上否定了六朝的“文笔”之分，把散文引入了杂文学的发展路途；但在创作实践
中却颇为重视辞采、语言和技巧，突破了一切文体的界限和陈规旧制，把大部分应
用文写成了艺术性很强的文学散文。从辞采来说，韩、柳既一致反对“绣绘雕琢”、
“类乎俳优者之词”的骈文末流，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尽量吸收骈文的优长，用不少
整齐有力的四字句夹杂于散体文句之间，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情效果，用
韩愈的话说，就是：“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宣，金石谐和”（《送权秀才
序》）。清人刘开曾指出：“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
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与阮苔台
官保论文书》）这说明韩愈在破坏的同时，又十分重视散文的重建。从语言来看，
韩愈既力倡“去陈言”，又强调“文从字顺”（《南阳樊昭述墓志铭》）和“体备”
“词足”（《答尉迟生书》），其雕琢词语、匠心密运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骈文作家
。他的散文语言准确、生动、凝练、独创，时而运用或长或短的连琐句造成一气直
下的浑灏气势，时而兼收前人语言和时下词语，熔铸成精警独到、别具一格的新词
，如“蝇营狗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崭然见头角”、“入主出奴”、
“弱肉强食”、“痛定思痛”、“大放厥词”等等，都是前人笔下所无的创造性成
果。柳宗元也力主博采众长而自铸伟词，在写作时“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
之欲其通，谦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 固而存之欲其重”（《答韦中立论师道
书》），对遣词造语和文势的营造给予了极高的重视， 并对一些常用助字的性质
和作用予以辨析：“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
辞也。”（《复杜温夫书》）其主要目的乃在于严格语言文辞的使用标准，避免歧
义。从技巧来看，韩愈善于用变化多端的构思方法组织文章，善于通过比喻、排比
、细节描写来丰富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他的文章既“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
入变化，不可纪极”，又自有抑扬起伏开阖照应的规律可寻，“法度不可乱”（刘
熙载《世概.文概》引《姜白石诗说》语）。从而在无法与有法之间， 创立了一种
与上古文判然有别的新的散文规范和秩序。
其二、韩、柳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大大强化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
魅力，把古文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学境地。读韩、柳的散文，会感到一股股迎面扑来
的情感浪潮，会感到令人心悸魄动的鲜活灵魂和生命力。韩文如长江大河，澎湃流
转，作者横绝奔放的气魄借其滔滔雄辩而溢诸行墨之间。更重要的是，韩愈在应用
文中感怀言志，以感激怨怼奇怪之辞，发其穷苦愁思不平之声，既变“笔”为“文
，又使“文”具备了源于现实的情感力度。与韩文相比，柳文则如崇山峻岭，简古
峭拔，立意精警。他的书信，充溢着锥心泣血的身世之悲；他的游记，渗透了人与
自然的亲和之情；他的不少论说文则具有“笔笔锋刃，无坚不摧”（林云铭《古文
析义》）的特点，令人读来，如亲眼目睹他“隽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
百子，踔厉风发”（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那慷慨激切的英姿，而又领略到很强
的艺术之美。要之，唐代散文到了韩、柳这里，可以说是竖立起了一道明确的界碑，
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
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来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
韩、柳二人先后创作了八百多篇散文，举凡政论、书启、赠序、杂说、传记、
祭文、墓志、寓言、游记乃至传奇小说，应有尽有。这里择其要者予以介绍。
韩愈的论说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一类重在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
《原性》、《原人》等，过去的评论家曾给以较高的评价，认为是“大有功名教之
文”（吴楚材《古文观止评注》卷七），但今天看来，因其思想陈旧且少文学色彩，
故价值不高；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揭露矛盾，作
不平之鸣，而且不少篇章还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
的感情倾向，因而值得重视。
在这类论说文中，《师说》最有代表性。它针对当时士大夫阶层耻于从师、轻视学习的社会风气，开篇便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的中心论点，接着层层深入，借用古今、幼长、下层艺人与上层官僚等多方位的对比，从正反两方面申说“必有师”的道理，提出了崭新的师道思想：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政，如是而
已。这一观点，强调能者为师，既赋予“师”以“传道、授业、解惑”的具体职责，又
打破了传统法森严的壁垒，把师弟子的关系社会化了。柳宗元读此文后说韩愈“抗
颜为师”，以致被世俗目为“狂人”，可见此文所蕴含的勇力胆魄及其对流俗的冲
击力量。
韩愈是一位善辩之士，而善辩又主要来源于他的胆壮气盛，二者结合在一起，
遂使得他的议论文字往往惊世骇俗，极具震慑人的气势。《原毁》、《讳辩》、《
争臣论》、《论佛骨表》，都是反映时代精神、抒发愤慨不平、对社会现实深刻批
判的佳作，大气磅礴、笔力雄健、排宕顿挫、感情激烈是其共同特点。《讳辩》是
为李贺鸣不平的文字。针对当时社会舆论认为李贺必须避父名之讳、不得参加进士
考试一事，韩愈以极大的义愤尖锐指出：
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凌厉斩截，笔无藏锋，在蓄积已久勃然喷发的情感浪潮推动下，文章援引古事，证
以今典，追源溯流，横出锐入，步步紧逼，有力地抨击和嘲笑了“避讳”的不合情
理和提倡“避讳”者的可笑可怜亦复可恶。如果说，《讳避》重在讥俗，那么《论
佛骨表》便重在刺上，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充溢着强烈的情感力量，相异处则在
于后者有被杀头的危险，因而蕴含着常人绝难达到的勇力和胆魄。其中一段这样写
道：
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苕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
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这是就唐宪宗从凤
翔法门寺迎佛骨入大内奉养一事而上的谏表，当满朝上下如醉如狂，奉佛骨如神明
之际，韩愈敢于直斥佛骨为“朽秽之物”，并对宪宗亲临观之的行为表示“耻之”，
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量！
有为而发，不平则鸣，本无意于塑造形象，而其自我形象在波涛翻卷的情感激
流和气势夺人的滔滔雄辩中得以自然展现，这是韩愈论说文的一大特点，也是它近
于文学性散文的主要原因。与此相比，韩愈的杂文更为自由随便一些，或长或短，
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送穷文》重在发牢骚、泄怨气，
前者写韩愈这位为人师者“恒兀兀以穷年”的勤勉和困厄，后者借五个穷鬼对主人
的讥笑和侮弄，嘲骂当时社会。在写法上，两篇作品均采用问答对话体，将叙事、
议论、抒情融于一炉，喜笑怒骂，怪怪奇奇，而赋的铺排和骈偶的杂用，更给文章
增添了浓郁的文采，令人读来，别有一种新颖奇妙之感。
韩愈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
《获麟解》、《伯夷颂》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也
颇有影响。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杂说四》：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也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
食之不能尽其财，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
无马耶？其真不知马也？！
文章通篇以马喻人，表现作者对人材受压抑的悲愤，构思精巧，寄慨遥深。
韩愈不少序文言简意赅，形式多样，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送李愿
归盘谷序》用“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措纂奔走权门者的复杂心态，《送
石处士序》用“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
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来形容文士之机敏善辩，都极形象生动。《送董邵南序》
历来被人称赏，起首一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劈空而来，一般郁勃侠烈
之气溢于毫端。全文仅１５１字，但其中笼罩着的悲怆情调和言而未尽的深长意绪，
却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至于那篇历来为人称誉的《祭十二郎文》，则围绕家庭、身
世和生活琐事，尽情抒写作者对亡侄的伤痛，缠绵悱恻，凄切无限。其中叙“承先
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的孤苦境况，写“一在天之
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彼苍者天，
曷其有极”的无穷怅恨，无一语不从至性中流出，令人读后，为之泪下。
除了上述文体和特点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
其传记文《张中丞传后叙》记叙张巡、许远守睢阳事，杂以议论和抒情，其中写南
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一段最为精彩：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馀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
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
为云泣下。
仅廖廖数语，人物声貌如见，其刚烈忠义之性格也在拔刀断指的动作描写中鲜明地
展现出来。《毛颖传》则用传记体为毛笔立传，以戏谑滑稽的形式来讽刺现实；《
石鼎联句诗序》更出之以传奇家的笔墨，将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联诗的情
景给予戏剧化的表现。这两篇作品，已与当时流行的传奇小说没有什么差别了。
至于韩愈的碑志，则仿佛是一组组生动形象的人物画廊，历来为人所称赏。碑
志早在汉代已开始流行，其主要特点是在不太长的篇幅内历叙传主德行、事迹，而
多有谀美之词，久而久之，便形成空洞呆板的格套，令人读来生厌。韩愈所写７５
篇碑志中也有一部分是“谀墓之文”，被人诟病，但在写法上却能不拘格套，别出
手眼，或正写，或反写，或赞美，或讽刺，尤重细节描写，借一二琐事，即将传主
的性格、心态巧妙地展现出来，使之成为一篇篇生动的人物传记，从而一举打破了
传统碑志死气沉沉的局面。韩愈碑志的不拘格套从一些篇章的起笔即可看出，如《
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开篇即支云：“有女奴抱婴儿来，致其主夫人之语曰：
‘妾，张圆之妻刘也......’”，《考功员外卢君墓铭》一上来写道：“愈之宗兄
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学状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这种写法，与先叙墓
主姓名籍贯谱系的碑志惯例截然不同，而是着意于出奇变化，很有些破空而来的味
道。在人物刻划上，韩愈诸碑志更是“一人一样，绝妙”（李涂《文章精义》）。
如《殿中少监马君墓志》记传主幼时相貌：
眉眼如画，发漆黑，肌肉玉雪可念。......娟好静秀，瑶环瑜珥，兰茁其芽
。
宛然一幅活灵活现的人物写真。《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先取薛公达一生的三
件突出事例予以描写，力状传主“气高”、“务出于奇”和“不同俗”的性格特征
。其中写他以竞射而技冠全军一段最为精彩：
一军尽射，莫能中。君执弓，腰二矢，指一矢以兴，揖其帅曰：“请以为公
欢。”遂适射所，一座皆起，随之。射三发，连三中，的坏不可复射。中辄一军大
呼以笑，连三大呼笑，帅益不喜，即自免去。
类似这种极近小说笔法的文字在韩愈碑志中并不鲜见，《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就是较突出的一篇：
初，处士将嫁其女，惩曰：“吾以龃龉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
子。”君（王适）曰：“吾求妇氏之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
”即谩谓媒妪：“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
百金为妪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耶？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妪曰
：“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视，
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
叙写骗婚经过极形象生动，充满戏剧色彩。侯翁的迂直、媒妪的狡猾、王适的违俗
不羁，都借助灵动的文字跳出纸外。这种写法，在韩愈之前从未有过，在韩愈之后
也甚罕见，它只能出现在韩愈笔下，成为对墓志的一大创造。
韩愈碑志不惟叙墓主事迹，时亦借以发议论，寓讽刺，表现强烈的受憎之情。
如《柳子厚墓志铭》以大段议论之词表述他对浮薄世风和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者的极
度愤慨，对柳宗元与刘禹锡在危难中相扶持的义烈之风的由衷敬慕；《集贤院校理
石君墓志铭》、《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等，
则以议论的形式对那些假隐士以及服药“祈不死”者进行讽刺。诸如此类已将重心
转向揭露现实社会弊端的写法，在此前墓志中也是不多见的。
明人吴讷说墓志铭文“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
袭”（《文章辨体序说》），堪称的评。但受墓志格局的限制，韩愈碑志仍属一种
实用文体上，上述诸篇生动的文学性描写也只是墓主生平行事的一个片断，从总的
方面来看，尚不能将之归入文学散文的范畴。
当韩愈积极活动于政治文化中心、奋笔为文的时候，柳宗元正置身偏远的贬所，
从别一角度冷静地思考着各类哲学、政治、社会、人生、问题，写出了《贞符》、
《封建论》、《时令论》、《断刑论》、《天说》等一系列哲学论文，也写出了一
批闪耀着思想火花而又意味隽永的短篇杂文。
柳宗元的杂文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反话反说，借问答体抒发自己被贬被弃的
一怀幽愤，《答问》、《起废答》、《愚溪对》等均属此类作品。在《愚溪对》中
，作者通过虚拟的梦境，写了他与溪神的一段辩论，将其哀怨全部包容于“智者用，
愚者伏，用者宜迩，伏者宜远”的反语之中。在该文的姊妹篇《愚溪诗序》中，作
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先说它们“
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
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
烈不满。另一个特征是巧借形似之物，抨击政敌和现实。如《骂尸虫文》、《宥蝮
蛇文》、《憎王孙文》、《斩曲几文》等，或以动物的阴险邪恶来比喻奸毒小人，
或以物体的欹形诡状来象征现实社会，对“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不能，幸人
之失”的丑恶行径和“末代淫巧”之世予以指斥批判，语言辛辣，笔无藏锋，嘻笑
怒骂，痛快淋漓。
柳宗元的寓言文大都结构短小而极富哲理意味。《三戒》借麋、驴、鼠的故事
，写三件应该警戒的事情。其中《永某氏之鼠》写群鼠在旧房主纵容下横行无忌、
干尽坏事，最后被新房主彻底消灭；《临江之麋》写一只惯受主人宠爱的小鹿常与
家犬嬉戏，以犬为同类，后一出家门，立即被外面的狗吃掉；《黔之驴》的故事已
广为人知，被贵州山中小老虎吃掉的那只蠢笨的驴子已成为某些外强中干者的绝妙
象征，而“黔驴之技”、“庞然大物”也作为富有形象性的成语流传下来。这三则
寓言用笔精到而细节刻划非常生动，其意在于讽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
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殆于祸”（《三戒序》）
者，但作为一种人生哲理，它的意义还要广泛得多。《罴说》写一“能吹竹为百兽
之音”的猎人，虽吹出罴、虎的声音吓退了虎和其他猛兽，但当最凶猛的罴到来时，他已
无兽音可吹，只好被罴所食。故事有力地讽刺了那些无真实本领、虚张声势欺世惑
众而终必败灭者。《蝜蝂传》先以简洁地文字勾勒出蝜蝂的形象：
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
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
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接着发为议论，将讽刺矛头直指“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智若小虫的贪得无厌者
，用语精警，立意深刻，给人留下深长的思考和回味。
柳宗元的传记文与抒情也颇有佳者，如《捕蛇者说》通过对蒋氏三代经历的描
写，深刻揭示了蒋氏宁可死于毒蛇、也不愿承担赋税的内心痛苦，表现了“孰知赋
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主题，全文“含无限悲伤凄惋之态”（《古文观止》卷九）
。《段太尉逸事状》记录下正直官吏段秀实的几件典型事例，予以生动的描写，作
者曾自许此作“比画工传容貌尚差胜”（《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
他如《童区寄传》、《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等，都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思
想价值。《祭吕衡州温文》是柳氏抒情文中最动人的一篇。该文以沉痛的笔墨来抒
发对亡友吕温的哀悼之情，一开篇就是“呜呼天乎，君子何厉，天实仇之！生人何
罪，天实仇之！”以对天的责问领起全文，气势凌厉至极。文中反复呼天抢地，指
责“苍苍之无信，漠漠之无神”，或叙或议，或骈或散，随着感情的起伏变化而跌
宕有致，荡气回肠。文末以“幽明茫然，一恸肠绝”收束全篇，但见泪痕，不睹文
字，其艺术成就完全可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相媲美。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的精品，也是作者悲剧人生的审美情趣的结晶。身世
遭遇和环境的压迫，造成心理的变异，长歌当哭，强颜为欢，聊为优游，乐而复悲
。郁愤填膺时，憎山恶山，以山水为“狴牢”（《囚山赋》）；一人独游时，又与
之同病相怜，并借山水之“幽幽”“窅窅”以“处休”、“观妙”（《永州龙兴寺
东丘记》）。由意在渲泻悲情到艺术地表现自然，将悲情沉潜于作品之中，形成了
柳氏山水游记“凄神寒骨”之美的特色。
翻阅这些主要写于永州贬所的记游之作，会突出地感觉到，其中呈现的大都是
奇异美丽却遭人忽视、为世所弃的自然山水。在描写过程中，作者有时采用直接象
征手法，借“弃地”来表现自己虽才华卓荦却不为世用而被远弃遐荒的悲剧命运，
如《小石城山记》对小石城山的被冷落深表惋惜和不平，《钴鉧潭西小丘记》直
接抒写对“唐氏之弃地”的同情，都具有“借题感慨”（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
卷五）的特点；但多数情况下，作者则是将表现与再现两种手法结合起来，既重自
然景物的真实描摹，又将主体情感不露痕迹地融注其中，令人于意会中领略作者的
情感指向。如“永州八记”中最为人称道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
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堪，为岩，青
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
布石上，怡然不动，俶而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
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
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记游文字，其中不独写景状物绘声绘色，生动传神，而且可以
见出作者观察之细，用笔之妙。开篇未见小潭，先闻水声，因闻水声，转觅小潭，
即表现出行文的曲折变化；篇中写水之清却于水着墨不多，而是借石之底、鱼之游
、日光之影来表现，可谓匠心独具；至于篇末对清冷寂寥之境的描摹和气氛的渲案
染，更隐然展示出被贬者凄楚悲苦的心态，令人读后为之怦然心动。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真正的艺术性的文学，美的文学。他善于选取深奥幽美型
的小景物，经过一丝不苟的精心刻划，展现出高于自然原型的艺术之美。用他的话
说，就是“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即通过文学家的发掘、加工和再创造，将那些
罕见的胜境传给世人，以免“贻林涧之愧”（《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
他要用自己的全副精力和才情，去“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愚溪诗序》）借以
安顿他那颗悲哀苦闷的灵魂，并从中获得些许凄美的怡悦。在他笔下，自然山水是
那么纯净，那么奇特，那么多彩多姿，那么富有灵性！水，有涧水，有潭水，也有
溪水。这些水或平布石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石涧记》）；或奔流而下
，“流沫成轮，然后徐行”（《钴鉧潭记》）；或因地势、流速的差异，呈现出
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袁家渴记》）的特点。石，有横亘水底之石，有负土
而出之石，园林之石“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窃穴逶邃，堆阜突怒”（《永州韦使
君新堂记》；山野之石则“涣若奔云，错若置棋，怒者虎斗，企者鸟厉”（《永州
崔中丞万石亭记》），形貌态势各各不同。至于林木山风，更是生气勃勃，气象万
千，“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
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袁家渴记》）。这里，有动有静，有形有色
，有疾有缓，有点有面，刻划细致而不琐碎，语言精练而极富变化，文势则严整劲
峭而不乏参差舒缓，用刘熙载的话说，说是：“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柳州
记山水......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艺概.文概》）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上承郦道元《水经注》的成就，而又有了突破性的提高，它
不是对山水的纯客观描写，而是在描写中贯注了一股浓烈的寂寥心境，且借对山水
的传神写照来表现一种永恒的宇宙情怀。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他这样写道
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 渊然而静者与心谋。深邃幽寂的环境，适足以
安放作者凄苦的心地，使他在自然美中获得暂的忘却， 以虚静的心神，达到与自
然的合一，展现出一种如雪天琼枝般的清冷晶莹之美。
第四节 晚唐古文的衰落与骈文的复兴
在韩愈、柳宗元倡导文体文风改革并从事散体文创作的同时，中唐文坛还活跃
着一大批古文作家。他们或自出机抒，或受韩、柳影响，纷纷投入散体文的写作。
如刘禹锡早在贞元十年之前，即已写了不少散体之作，被贬之后，所作益夥，他的
文章富于才辩，批判性甚强。白居易、元稹之文以平易畅达为物色，在元和、长庆
年间自树一帜。他如李观、张籍、吕温、裴度、欧阳詹等人都预身前列，知名当世
。一时间作手如林，云蒸霞蔚，古文声执固振。然而，随着韩愈及其同道们的相继
谢世，古文领域已没有力能扛鼎的领袖人物了，剩下的一些韩门弟子如李翱、皇甫
湜、孙樵等人，则片面地发展了韩愈提倡的创新主张，追求奇异怪僻，使得散体文
创作的道路越走越窄，逐渐丧失了内在的生命力。尽管在宣宗、懿宗年间及以后的
文坛上，还有杜牧、刘蜕等少数作家敢于藐视末俗，继续创八散体文，并取得了一
定成就，但古文渐趋衰落的大趋势却是难以逆转的了。
在古文走向的衰落的过程中，晚唐小品却异军突起，大放光彩。这是韩、柳杂
说、寓言小品等类文体在新形势下继续和发展，也是晚唐日趋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
下的产物。晚唐小品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篇幅小短精悍，“随所著立名，而无一
定之体”（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杂著》）；二是多为刺时之作，有的放矢， 批判
性强；三是情感炽烈，生气贯注。其代表作家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
皮日休（８３４？～８８３？），字逸少，后改袭美；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
）人，早年隐居襄阳鹿门。咸通八年（８６７）登进士第。曾官太学博士、毗陵副
使。乾符末年，卷入黄巢起义军中。巢入长安，任日休为翰林学士，后不知所终。
他胆识过人，声称要“上剥远非，下补近失”（《皮子文薮序》），往往发前人所
未发或不敢发，使得他的小品文如弹丸脱手，字字见血。如《读司马法》开篇明义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进而指出：“由是编为术，术
愈精而杀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原谤》则激切声言：“后之王天下有不
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面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这里表
现的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和叛逆情绪，在明代以前的封建文人中似乎还找不出第二
位。
陆龟蒙（？～８８１？），这鲁望，姑苏（今江苏苏州）人，举进士不第；曾
做过苏湖二郡从事，后隐居甫里，自号甫里先生。他的小品文主要收在《笠泽丛书》
中，现实针对性强，议论也颇精切，如《野庙碑》借描述土木偶像的形象和评议鬼
神的罪过，来揭露、抨击封建官吏，说他们“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天下之
忧，当报国之日，则怯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记稻鼠》上承
《诗经.硕鼠》的主题，指出老百姓要对付大贪官和小贪官两种老鼠， 则民“不流
浪转徙、聚而为盗，何哉！”这里展示的，已经是晚唐人民在沉重压抑下忍无可忍
、准备揭竿而起的先声了。
罗隐（８３３～９０９），字昭谏，馀杭（今属浙江）人，曾十举进士而不第
，后依镇海军节度使钱鏐，历任钱塘令、著作令等职。其文集名《谗书》，其中多
为“愤闷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用
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谗书重序》
）。罗隐好谐谑，遇感辄发，其文多取寓言形式，要言不烦，一针见血。《说天鸡》
是一篇短小精练的寓言，借两种“天鸡”外观和技能的不同，巧妙地讽刺了那些“
峨冠高步”却无甚德能的达官贵人，表述了不能以貌取人的道理。《英雄之言》则
直斥刘邦、项羽盗取国家，与强盗无异，毫不留情地剥下了他们“救民涂炭”的伪
装。他如《蒙叟遗意》、《越妇言》、《辨害》等，或寓言托意，或借古讽今，无
不文笔犀利，情绪愤激，给人留下广泛的回味馀地，堪称小品佳作。
晚唐小品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受到后人的喜爱和称赞。鲁迅指出：“唐末诗风
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
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列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
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
文的危机》）这段话，似可作为晚唐小品的定评。
由于晚唐社会矛盾日趋突出，文人分化更加明显，有的仍热衰于政治，有的置
身局外，冷眼旁观，但更多的人则走上消极颓废一途，胸襟既狭，视野复窄，寄情
声色之乐，追求形式之美，于是骈文卷土重来，取早已内力不济的古文而代之，整
个文坛再度为骈体文风所笼罩，文学史至此也发生了又一次大的回环，呈现出复归
式演进的形貌。
晚唐令狐楚、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等人都擅长骈体文，其中李、温、段三
人齐名，时号“三十六体”（三人在其从兄弟中皆排行第十六、故有此称。）他们
大力提倡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的四六文，重辞藻、典故、声韵、偶对，向唯美主
义方向发展，并将骈文广泛应用到书信、公文、表奏等各种文体中，不少作品无异
于文字游戏。在创作技巧和文风上，他们的骈文则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大都雕镂精
工，用典深僻，词采繁缛，偶对切当，风格更为华丽浓艳，就中以李商隐的骈文最
具代表性。
李商隐早期致力于古文写作，其《李贺小传》、《刘叉》等传记斯文生动传神
，简洁隽永；后因投入骈文大家令狐楚门下，遂通习四六之文，并以此著称。他所
作骈文除具上述骈四俪六、重形式美的特点外，还呈现出既宛转流畅又典丽清峻的
风神。《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李商隐骈偶之文，婉约雅饬，于唐人为别格”，
大致不错。如他的《为濮阳公檄刘稹文》、《为濮阳公陈情表》、《上河东公启》
等文，皆属对精工而不害文意，或以析理精微见长，或以婉曲达情取胜；时于骈句
中杂以散句，转换自如，文气习扬，声韵铿锵，灿然可诵。相比之下，李商隐“尤
善为诔奠之辞”（《旧唐书》本传），他的《奠相国令狐公文》、《祭外舅赠司徙
公文》、《祭裴氏姊文》等都写得很有物色，而他的《祭小侄女寄寄文》成就尤为
突出。该文通篇不用一典，只用白描手法缕述小女琐事，情真意切，凄婉动人。如
文章开篇既痛切抒怀：
尔生四年，方复本族；既复数月，奄然归无。于鞠育而未深，结悲伤而何极！
来也何故？去也何缘？念当稚戏之辰，孰测死生之位！
文章中幅更点染景物，烘托气氛，对逝者反复致意：
白草枯ぼ，荒涂古陌，朝饥谁饱？夜渴谁怜？尔之栖栖，吾有罪矣！
寥寥数语，简洁真切，怜惜自责之情溢于行墨之外。论者谓“义山骈文，断以此篇
为压卷之作”（姜书阁《骈文史论.唐骈衰变第十三》），信然。
当然，李商隐还有不少章、表、书、启类作品，“以磔裂为工，以纤妍为态”
（朱鹤龄《新编李商隐文集序》），一味用典，文意晦涩，过于重视词采，缺乏动
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文风，在北宋初期曾风靡一时，开成所谓“西昆体”，直至欧
阳修等诗文革新主将出来后，柔靡的文风才为之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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