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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贻焮同志是我的学兄。他的年岁比我大、一九五三年我们一起在北京大学听林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的文学史，那时他已是林先生的助教、我还是学生。因此，我对他一直是以师友对待的在唐代诗歌的研究上所下的工夫孟浩然的
诗，探索了他们的生平；又论述了李颀、岑参的边塞诗，并对李白思想的
某些重要方面作了很有深度的分析；又进而对李贺、李商隐进行研究，并
对中晚唐的诗歌流派作了概括的论述，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一些新看法。在
五十年代中期。他研究的重点是六朝文学，那时他所写的关于陶渊明、鲍
照的文章、无论从资料搜讨和思想阐发来说，到现在仍有其价值。不难想
见，在这样扎实广博的基础上，他集中对杜甫进行研究，并且写出了有好
几十万字的《杜甫评传》，对他来说，是他学术研究进程中的一个新的进
展，而对读者来说，则是获得了一部经过多年潜心研究而写成的内容丰富
的专著。
对杜甫的研究之所以特别困难，是因为在杜甫诗歌中集中地出现了大唐
帝国由盛到衰这一转变时期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杜诗描绘了这个社
会的多样而曲折的过程，充分地反映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杜甫出生的前
后几年，似乎就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文学时代的开始。壮
甫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在这之前四年，中宗景龙二年（七0
八），壮审言卒。再过两年，睿宗景云元年（七一0），上官琬儿在一次
宫庭政变中被杀，宋之问被流放到岭外钦州, 先天元年死于贬所。沈佺期
死于开元元年（七一三）；同年，李峤随他的儿子赴虔州刺史任，大约过
一二年死去。这样，武、韦时期的诗人就此在文坛上消逝。就在这同一时
期，景云二年（七一一），张说入居相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
史。张说是开元时期转变文风的重要人物，从这时开始，他以宰相之尊，
汲引一些文士于其周围，因而使开元时期的文风与前一时期有显著的不
同。就在这 一年，王翰登进士第，第二年，王湾登进士第。王湾在这前
后所写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句，
张说居相位时手题于政事堂，“令为楷式”，这风格壮美而又富于展望的
诗句，一扫武、韦时期绮丽不振的诗风，使人耳目一新，预示着盛唐诗歌
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从先天元年起，象贾曾、贺知章、张九龄等都先后
步入仕途。到开元四年（七－六），富有才艺的早熟的王维，以十八岁的
青少年诗人写出了长篇歌行《洛阳女儿行》，标志着诗歌史上的“唐音”
已正式开始。对唐 诗研究者来说，研究这一转变时期的政治、经济、社
会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该是多么有吸引力。应该说，这是一片有待于
开垦和收获的肥沃的土地。
盛唐诗歌的另一转变时期是天宝年间。这时社会繁荣富庶似乎已达到了
它的顶点，上层统治阶级、阶层的相互勾结、杀戮、争夺权力、掠取财
物，以及种种腐朽现象，正以长安为中心，日益发展。社会矛盾已到达了
饱和点，安史之乱是这种矛盾发展的结果。这也是杜甫诗歌风格逐步形成
的时期。这时，我们可以看到，高适、岑参正来往于西北的烽火边塞；王
维已满足于他取得的社会地位和文艺成就，定居在长安郊区美丽别墅写他
的田园诗；李颀、王昌龄等人忙碌于做他们的地方官，不时发出不平之
鸣，大诗人李白正继续在南北各地游历……。杜甫则正在长安这一政治斗
争的中心，锤炼他的诗风。贻掀同志在《评传》上卷中。叙述杜甫居住长
安时期多方面的生活，仿佛把我们引进了当时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个人觉
得，这是上卷的重心，是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评传》的作者没有把壮甫
简单化，既没有象封建社会某些士大夫那样把他看成一饭不忘君的诗圣，
也不象以前有一时期把杜甫贬成一钱不值的地主老财。他只是如实地根据
杜甫本人的作品，把受多种社会条件约束的杜甫介绍给读者，但正因为如
此，使我们感到杜诗之与众不同的地方，杜甫之所以伟大，《评传》的这
些叙述，不但使我们认识了杜甫，还使我们具体地接受到这样庞大封建帝
国是怎样一步步衰弱下去，帮助我们具体认识那时的唐代社会。
杜甫研究之另一困难，不象有些作家那样，苦于资料太少，而是苦于资
料太多。从宋朝以来，杜诗注家之多，是别的诗人所难以比拟的。当然，
其中本乏真知灼见，但有不少是陈言滥调，或谬论妄说。今天，我们研究
杜甫和他的诗歌，就得冲过这重重的评注家的包围圈，吸收其合理的一部
分，摒弃其无价值的地方。贻焮同志的这部《评传》，也是较好地解决了
这一困难的。《评传》主要采集清代几个注家的说法，那就是钱谦益的
《社诗笺注》、杨伦的《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以及仇兆鳖
的《杜诗详注》。这几部书在许多种杜诗评注本中是有特色的。《评传》
引用了它们的某些说法,并站在今天的高度,结合杜甫的身世与当时的社会
现实，对这些意见作了剖析。这里可以看出《评传》作者的眼力。
这里还应当特别指明的，是《评传》写法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作者力图
作到雅俗共赏。书中既有材料的繁富征引，又有对杜诗作行云流水般的讲
解。书中往往在一些较为专门性的论述以后，就接着以亲切的笔调向读者
介绍杜甫的生活，他的朋友，他的诗歌艺术手法的特点、犹如今夜围炉听
一老友在谈论他所感兴趣的事情。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宋人叶梦得在其
〈〈避暑录话〉〉中的一段记载：
吴门下居厚喜论杜诗，每对客未尝不言。绍圣间，为户部尚书，叶涛致
远为中书舍人，待漏院每从官晨集，多未厌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
复交谈。惟吴至则强之与论杜诗不已，人以为苦，致远辄迁坐于门下檐
次。一日忽大雨飘洒，同列呼之不至，问其故，曰：“怕老杜诗。”
这是一则很有趣味的记载。古往今来，象叶涛那样怕说杜诗的情况恐怕
也是不少的。但人们还是爱读社诗，爱谈杜诗，这除了杜诗本身具有吸引
力以外，也因为杜诗研究中还是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贻焮同志的这
部《评传》，一定会以其雅俗共赏的特点来吸引读者，从而在社诗研究中
据有一定的地位。
别林斯基曾称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书”。我觉得，从对诗歌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杜诗也可以说是唐
朝安史之乱后几十年的生活的“百科全书”。试想，如果不去读读杜甫的
《赴奉先咏怀》历史学家要想写天宝末期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
景，他们的笔将是多么的枯涩乏味！如果没有“三吏”、“三别”，九节
度相州之溃后唐朝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当时中原人民所受到的战乱之
苦，我们今天的认识将会多么地一般和平淡！壮甫的杰出贡献，即在于他
凡所到之处，就把生活本有的丰富多样的面貌，精细地描绘出来。我们现
在在《评传》的上卷中，随着贻焮同志的笔触，看到杜甫如何生活在一个
奉儒守官的家庭，如何在多方面的教养下渡过童年，又看到在开元盛世中
杜甫的几次南北壮游，然后又看到杜甫进入纷繁的长安城，最后，看到杜
甫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用他的一枝笔写出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在这以
后，杜甫的行踪更扩大了，我们将在《杜甫评传》的下卷中，看到杜甫在
秦州时所写的特异的山川风物，杜甫在成都的定居以及他笔下的蜀中名
胜，他的江陵的栖息，潇湘之游与漂泊一生的结局。这将是一轴长的画
卷，我们等待着后一部分早日舒展在读者的眼前。
傅璇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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