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何兹全先生受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张永堂教授之约，而为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研究生讲中国思想文化问题所写。在这短短的六讲里，作者讲了产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和环境、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特点和发展，也嘹望了中国文化的未来。

　　何兹全，1911年生，山东菏泽人。著名历史学家，1950年起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要致力于研究汉唐经济史、兵制史、寺院经济和魏晋南北朝史几个方面，是我国魏晋封建说的创始者和代表者。

自　序
前　言
第一讲 影响中国文化素质的两个根源
第二讲 国家形态——走向专制
第三讲 中国传统文化的几条主流
第四讲 中国的城市复兴和文艺复兴
第五讲 近代中国的新思潮
第六讲 中国文化的未来

第一讲 影响中国文化素质的两个根源

　　一、农耕生活

　　钱穆先生研究人类文化，认为人类文化，从源头处看，大别之不外三型：一是游牧文化，二是农耕文化，三是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生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的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

　　地中海的商业文化，发展出古希腊、罗马文化，再发展出近现代欧洲文化和文明。农耕型文化，有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国，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其中，中国文化一线，又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中断，而且逐步扩大，由东往西，由北往南，由黄河流域而长江流域，而珠江流域。不像埃及、两河流域乃至印度，中间几换主人，文化未能一线发展下来，而且除印度外，局面都不大。因为局面不大，就常常被外来势力征服。游牧型文化，古代欧洲有日耳曼，亚洲有匈奴、鲜卑、突厥等，其文化发展水平对后世的影响，远不能和商业文化、农耕文化相比。在民族大迁徙后，日耳曼人即接受罗马文化，日渐脱离游牧文化，游牧文化圈日渐缩小。尽管日耳曼族是伟大的，日后对近代欧洲文化有很大贡献，那是它改革后的事，与游牧文化关系甚小。亚洲的匈奴、鲜卑、突厥等，和日耳曼人走的是同一路线，由游牧生活改变为接受汉人农耕生活。游牧地区、游牧文化圈，日渐缩小。时至今日，便只有西方欧洲文化和东方中国文化两大系统，源远流长，成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主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