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凝聚了作者一生重大经历的回忆，追述他前半生的人生坎坷经历，1948年自国民党监狱出来，1955年因胡风冤案入狱至文革前夕正式判决真实的人生故事。

　　贾植芳（1915～2008），山西襄汾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早年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是“七月派”重要作家之一；后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成就卓著。

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遗产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2008年4月24日下午6点45分，贾植芳先生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辞世，享年九十二岁。几天来，我的脑子里固执地反复想着一句话：先生不死。先生不死，是因为他为后世留下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份精神遗产，从先生的人生经历和命运里，从先生的各种著作里，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在这里只谈先生的一部回忆录：《狱里狱外》。

　　与贾先生接触过的人都会为他的乐观所感染。一个人的乐观可能是性格方面的原因使然，然而贾植芳先生的乐观，不可能仅仅归因于性格。乐观和乐观不同，比如无所关心的乐观和有所关心的乐观，糊里糊涂的乐观和清醒当中的乐观，安闲逸乐的乐观和历经劫难的乐观，其间的距离可能比乐观和悲观之间的距离还要大。贾植芳先生不是那种有福分可以什么都不思不想不关心的闲人，不是那种超然的逍遥者，那么，他的乐观一定和他所思所想所关心的对象有关系。也许只有关心大的东西，一个人的心胸才会阔大。斤斤计较于个人名利或其他一些琐事，也会有眉开眼笑的时候，只不过给这种眉开眼笑垫底的东西很容易被抽掉，那时候的脸色恐怕就不好看。贾植芳先生心胸的宽大和敞亮，正是因为他始终关心着个人利益之外的事情，但又不是抽象的东西，而与具体的社会和历史、精神和理想、人和命运息息相关。也许我们就可以说，他的关心，是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一个例证。

　　在《狱里狱外》这部回忆录里，充满了繁复的人与事。你会惊奇地发现，这部个人的回忆录讲了许多别人的事情、别人的命运；它对抽象的历史的兴趣，还没有对作者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兴趣大。可是结果却是这样：读完这部书，你感受到了历史，感受到了活生生的历史；而通常，你读完一部专门讲历史或者特别有意识地讲历史的书，你不知道历史是什么，当然更感受不到历史中人的奔走呼号、人的挫折和不屈。贾植芳先生从来就是一个社会和历史中的人，一个人群中的人，社会和历史也就不在别处，而是就在他自己和那些形形色色的具体的人的身上。历史和社会因此也就不是空洞的、僵化的或者是不可触摸的、没有意义的，历史和社会因此也就有了呼吸和心跳，有了眼泪和笑声，也有了命运。

　　贾植芳先生在社会中跌打滚爬，他反复强调“人”这个词所具有的宽广的意义，而不是拘泥于一种职业、一种名称所必然限定的意义。这种品性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品性。教授、作家、学者，或者其他的种种叫法，天然地具有功能性和限制性的含义，可是“人”的开放的意义却能够突破限制，阔大的心胸也必须由此而来。否则岂不越来越萎缩，离“人”的概念本身所具有的阔大越来越远？人格的魅力并不仅仅是一般的道德魅力，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格高质洁，它同时还是“人的格局”的大魅力。贾植芳先生的乐观就包含着由“人的格局”的阔大所带来的精神魅力，由“人的格局”的阔大所带来的心灵自由空间的阔大，有所为而无逼仄、粘滞之感，尽显大方气象。这在根本上与“人”的开放的、趋向深远的意义密切相连。

　　《狱里狱外》是一部苦难之书，可是你也许会疑惑地感觉到，它的叙述者没有特别强调苦难，它只是呈现，它的叙述语调有些微讽，整个叙述过程流畅、自然、简单。同时，它又是绘声绘色的，一种十分朴质的绘声绘色。要是你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你甚至可以读得兴味盎然，到某些段落还会忍俊不禁——这是怎么回事？

　　哈维尔在写给妻子的“狱中书”里有这样几句话：“我发现刑期长的时候，敏感的人可能会变得偏激、怨天尤人、迟钝、冷漠和自私。无论我坐牢多久，不屈服在这种威胁之下是我的一大目标。”“我希望永远对世界敞开心胸，不褊狭地仇视世界；我要保持对别人的兴趣和关爱。我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不至于憎恨世上的任何一个人。这方面我无意改变。如果我变了，就表示我已失落。仇恨向来不是我的行动的准则或出发点。这一点是不能改的。”哈维尔曾经给自己树立的目标，在贾植芳先生这里是一个真切存在的不可思议的现实。真正有能力承担苦难的人，不仅是指挨下来或者挺过来，更意味着，不论世界和自己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自己这个人身上秉承的人性光辉没有暗淡、没有湮灭。《狱里狱外》是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回首沧桑的书，是一部坎坷的命运之书，却生气贯注，有挟泥沙俱下之概。这种生气，正是人性光辉照耀下的生气。

　　人们乐意称道贾植芳先生的乐观，其实，这只是一面，我眼中的先生也常常是忧愤的；而且，很多时候，忧愤就在乐观的后边或者里面。这其中包含着他对待世事的特别态度和方式。举一个小例子。大概是1939年，贾植芳先生在重庆的时候，有次对谢挺宇说，他将来如果生两个儿子，就取名一个叫贾仁、一个叫贾义，如果生两个女儿，就一个叫贾慈、一个叫贾悲；80年代初谢挺宇到上海寻访阔别多年的老友，一进门就问：贾仁、贾义在哪儿？贾慈、贾悲呢？我几次听贾植芳先生讲起这件事，但每次都是当成笑话讲的，先生自己也往往乐不可支。这是一个以笑话或者闲话的方式表达忧时愤世的相当明显的例证；这个例子同时也很能表现贾植芳先生对待过往经验、特别是重新叙述过往经验的个人化方式。《狱里狱外》就是这一个人化方式的集中体现。

　　贾植芳先生的忧愤，和他的乐观一样都系于宽广、深远的关怀。一个受五四新文化滋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一个处在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途中的自觉的精神薪传者和自愿背负十字架艰难前行的人，身历世纪的风雨，自我的生命和曲折的历史本身血肉交融，怎么还可能囿于一己的天地，无忧无虑，自在逍遥？贾植芳先生的忧愤，显然就出于他对自身道路的选择和对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坚持。没有这样的选择和不移的坚持，自然就不会有由此而产生的忧愤。这种忧愤，不是褊狭的仇恨的发泄，不是一般所谓的愤世嫉俗，而是满怀着不衰的热情，承担着具体的历史重量，感受着当下现实的生动气息，发自于宽大敞亮的心胸和深远理想追求的忧愤。如果说贾植芳先生的乐观常常给我人生的启示，先生的忧愤则常常让我感动不已。

　　通常，紧接着忧愤的，往往是一种无奈感。我在贾植芳先生身上有时也会发现这一点，但我注意到，他从不让这类低沉的情绪停留太长的时间，往往只是一闪而过，贾先生又恢复成人们熟悉的贾先生。我不知道在那些个一闪而过的瞬间中，先生的心里会突然涌起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