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闻一多先生站在一个崭新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分析研究唐诗的结晶。全书冲破了传统的学术方法、学术研究的狭隘和封闭，从诗人的角度看待、研究诗歌。书中内容涉及到文章体裁，著名诗人、诗人年谱以及诗歌的翻译，故名之曰杂论。他对类书与诗的优劣，宫体诗的堕落与自赎、年谱的整理与考订，尤其是对唐朝一些著名的诗人“初唐四杰”、孟浩然、贾岛、岑参、杜甫、李白等人的诗歌成就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和分析。文章论述精辟，引用的诗歌皆具有代表性；语言生动形象，兼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引人入胜，读来颇为惬意。

　　闻一多（1899～1946），字友三、友山，湖北蕲水人。著名学者，新月派代表诗人，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其诗沉郁奇丽，具有强烈而深沉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亦成就非凡，郭沫若叹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一 《唐诗杂论》导读
二 类书与诗
三 宫体诗的自赎
四 四杰
五 孟浩然
六 贾岛
七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八 岑嘉州系年考证
九 杜甫
十 英译李太白诗

《唐诗杂论》：唇齿留香的诗论

深山夜读

（一）

　　据说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除了拒绝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萨特自己觉得他最大的成就是在哲学上，没想到最后却因为自己并不看重的文学而为全世界所知，觉得受了伤害。

　　这理由是不是有点牵强暂且不说，好在，无论是何理由，他还可以拒绝。

　　闻一多先生为我们所熟知的首先是一个民主战士，其次才是学者和诗人。而且民主战士的光芒由于被刻意放大而过分耀眼，让他作为学者和诗人的光芒很长时间内黯然失色。不过，所谓“民主斗士”的称号是在闻先生死后才声名大躁起来的，闻先生是不会觉得受了伤害，也拒绝不了的。

　　因看《唐诗杂论》，才有了上面的那些胡思乱想。也因看《唐诗杂论》，才知道原来文论也可以写得如此诗意盎然，文采飞扬。

　　《唐诗杂论》是一本只有短短九篇文章的小书，是闻一多先生关于唐诗研究的重要著作。在第一篇《类书与诗》开头，闻一多写道：

　　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祖受禅（618）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660）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的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如此诗化的语言，简洁而精妙，给六朝文学折了送别的杨柳，也为唐代文学送上了滋润的甘露。这样的学术文章，简直就是美文。

　　在《宫体诗的救赎》中，谈到宫体诗在隋末唐初堕落到极处，至卢照邻、骆宾王出现，如暴风骤雨，气象为之一振；而到刘希夷，又复变为宁静爽朗的黄昏时，闻一多写到：

　　在宫体诗的园地上，我们很侥幸地碰见了卢骆，可也很愿意能早点离开他们——为的是好和刘希夷会面。

　　这哪儿还是学术文章，就是诗了！诗的语言，诗的意境！

　　而等说到了张若虚和他的《春江花月夜》，作者更是诗情勃发：

　　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从这边回头望，连刘希夷都是过程了，不用说卢照邻和他的配角骆宾王，更是过程的过程。

　　在作者笔下，你仿佛能够感觉到，至张若虚，唐代文学这个健壮的新生儿，已经脱离了六朝宫体诗的母体，正敞开喉咙，准备唱出最美的声音。

（二）

　　喜欢麦当劳。

　　不是喜欢它的垃圾食品（其实也不见得就比我们平时吃的食品更垃圾），而是喜欢它的环境。清闲的午后，带上两本书，随便来到哪一个店里，正是人少的时候，要上一杯红茶，找个安静的角落坐下，随便你在那儿坐到何时，决不会有人来打搅你。如果你带的是一本好书，比如《唐诗杂论》，那就是享受了。

　　中国文人，几千年来一直在入世的儒家和出世的道家之间来来回回，在心灵的僵局中折磨着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诗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

　　孟浩然终身隐居，一生老于布衣，这使他免去了很多矛盾与痛苦，也使他的诗缺少了些情的深度与厚度，在质上与量上都算不上高。但闻一多说，这不是真正的孟浩然。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地分散在全篇里。所以，读孟浩然的诗，诗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但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的孟浩然的诗，是诗的孟浩然。这样的孟浩然，这样的诗，你说它超过了诗也好，够瞧不上诗也好，反正古今没有第二个人到过这境界。

　　记得苏东坡批评过孟浩然，说他“韵高而才短”。闻先生说，苏东坡自己的毛病，就在于才太多。

　　庄子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王维曾经过一张孟浩然的像，后人描述为“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风仪落落，凛然如生”。与他同时代的诗人也曾经给这位诗人“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八字，呵呵，真让人心仪不已呵！

（三）

　　唐朝诗人，历来李杜并称，但也历来存在着抑扬的问题。从中唐以至如今，无法定论，也不可能有定论，狂风暴雨，和风细雨，骨感如赵飞燕，丰满如杨贵妃，都有人喜欢，如何能有定论？无它，所好不同而已。 　　

　　闻一多先生好象喜欢杜甫更多一些。他在《唐诗杂论》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一文中，不仅为杜甫编排了详细的年谱，而且以杜甫年谱为线索，将眼光注射在当时的多种文化形态上。看闻一多先生的唐诗研究计划，他是准备写《杜诗新注》和《杜甫》传记的。据说闻先生还有大量关于唐诗研究的手稿有待整理，其数量大大超过已经发表的东西。可惜，这些也许永远都只是手稿了。谁，还有那样的眼光，那样的见识，那样的学养呢？即使有心，怕也是无力了。 　　

　　对于古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其真实的形象，但又总是希望“思其高曾，愿睹其景”，只有从诗文中去读他们的音容笑貌。每想到杜甫，总是那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愁肠百结的模样，好象从来都不曾年轻过。而每想到李白，却又总是那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篷篙人”的狂放不羁的模样，又好象从来都不曾老去过。这样两个人，曾有人想象过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说实话，我是表示怀疑的。当然和年龄无关，因为只要有共同的爱好与见识，忘年之交是可以想象的，再说他们之间不过才差了十三岁。我的怀疑，则是觉得他们之间无论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身体等各方面实在是差别太大了。朋友之间，不是不可以性格互补，可是，天上、地下的去补，未免太累人了些。 　　

　　闻先生显然也关不觉得他们之间有真正的友谊。他推测，杜甫初见李白，是将他看作一个神采趣味与常人不同、有仙风道骨的人，一个可与“相期拾瑶草”的侣伴，而作为诗人的李白，显然并没有在他脑子留下什么太深的印象。两人从性格上则是根本冲突的，李白是“尧舜之事不足惊”，而李杜甫则始终是“致君尧舜上”的。虽然有刚相识时的觉得志同道合，后来交往多了，不同慢慢显露出来，杜甫的热情冷了，便觉得不独自己起先的念头可笑，连李白的那种态度也可笑了。临了，念头完全抛弃，从此绝口不提了。

　　不过对于李白与杜甫的相见与相交，闻一多还是发挥了诗人的想象，用了诗人的口吻。

　　先来看他们的相见： 　　

　　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太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紧逼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与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祥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意义吗？ 　　

　　天宝四年，杜甫在济南，和李白曾经有过一段盘桓。 　　

　　李白有一个朋友范十，是位隐士，住在城北的一个村子里。门前满是酸枣树，架上吊着碧绿的寒瓜，白云在古城上闲卧着——俨然一个世外桃源；主人又殷勤，太白常常带子美到这里喝酒聊天。星光隐约的瓜棚下，他们往往谈到夜深人静…………两位诗人谈着话，叹着气。主人只顾忙着筛酒，不说一句话……

　　读到这儿，我只想进入时空隧道，回到千年前的那个星光隐约的夜晚，变作二八小童，青衣垂髫，悄悄走到范十身旁：

　　主人，夜已经深了，你肯定很累了，你睡去吧，把酒壶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