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侠全集》共12卷,收入了漆侠先生的学术论著,包括他发表于各个时期而未被收录进论文集的单篇文章以及部分未发表的讲义和手稿。
第一卷包括《隋末农民起义》、《唐太宗》、《秦汉农民战争史》,是漆侠先生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方面的专著。这一领域是漆侠先生较早关注、并且探讨时间较长的领域。《隋末农民起义》和《秦汉农民战争史》两部著作详细论述了隋末和秦汉农民战争的具体历史过程,总结了战争的基本特征,也集中反映了漆侠先生关于中国农民战争性质的观点和看法。隋末农民起义对唐初统治政策的影响和作用,也是《唐太宗》一书所探讨的重要内容。
第二卷为《王安石变法》。作者对有宋一代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借此揭示了王安石变法的广阔社会背景,阐明了变法要求的酝酿及其最终成熟原因,论证了变法的内容、实质和变法过程中的复杂曲折的斗争,并且指出了变法最终失败的根源所在。这部著作出版40年来,在史学界受到广泛而持久的赞誉。
第三卷和第四卷为《宋代经济史》。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两宋300多年经济发展的总过程,详细叙述了宋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经济的发展,并进而分析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思想。本书引用史料丰富、理论上颇多创新。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大型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专著。”
第五卷为《辽夏金经济史》。本卷由漆侠与乔幼梅先生合著。漆侠先生所撰辽夏经济史部分由河北大学宋史中心师生对材料进行核订,乔幼梅先生对自己所撰女真金国经济史部分进行了修订。《辽夏金经济史》被认为是《宋代经济史》的姊妹篇。是“将辽夏金三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作为中国北方一个独具特色的经济区域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的拓荒之作”。
第六卷为《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从1994年起,漆侠先生的学术研究重点开始转向宋代学术思想史方面,本书原计划2001年底完成,由于漆侠先生不幸辞世,由后学弟子于2002年出版。《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从总体上概括了宋学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突出了宋学发展各个阶段与当时政治、经济状况的密切联系。该书突破了此前以理学为主体的思想史旧框架,建立包括荆公新学等在内、全面涵盖宋代学术的全新理论框架。同时从思想与写作方法上对以往思想史研究的模式提出了批评,被认为代表了宋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开辟了宋学研究的一条新路。
第七卷至第九卷为《求实集》、《知困集》、《探知集》和《两宋政治经济问题》。前3种为论文集,都由漆侠先生亲自编定;《两宋政治经济问题》是漆侠先生与老师邓广铭先生合著,政治问题由邓广铭先生完成,经济问题则由漆侠先生执笔。
第十卷包括《历史研究法》和《两宋简史》。《历史研究法》为漆侠先生生前讲稿,具体分析了历史科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功能等问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史学研究的最高层次的研究方法,传统考据方法为史学研究的最基本方法的学术观点,可以看作是漆侠先生在史学方法论上一贯坚持的重要方法和观点。《两宋简史》为未出版教材,由漆侠先生和原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同志共同完成,其中前言、第一、二、三、七和十一章,由漆侠先生完成者予以收录,余者仅存章节目录。
第十一卷、第十二卷是漆侠先生发表的各种为收录论文集的论文、讲义、书评、序言等。漆侠先生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表于《经世日报》、《申报》、《大公报》、《新建设》、《历史教学》等报刊的文章,属于早期作品,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他早期关注的学术问题以及他一贯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这种治学的态度与方法,从50年代中期的讲义《中国中世史》,到80年代给研究生讲课的提纲《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都蕴含其中,定会给后学以有益的启迪。
漆侠(1923~2001),山东省巨野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农民战争史、宋辽夏金史、宋学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其著作如《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辽夏金经济史》、《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是宋史学界公认的权威性著作。
第一卷:《隋末农民起义》
《唐太宗》
《秦汉农民战争史》
第二卷:《王安石变法》
第三卷:《宋代经济史》(上)
第四卷:《宋代经济史》(下)
第五卷:《辽夏金经济史》
第六卷:《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第七卷:《求实集》
第八卷:《知困集》
《两宋政汉经济问题》
第九卷:《探知集》
第十卷:《历史研究法》
《两宋简史》
第十一卷:论文
第十二卷:论文、讲义、书评、序言等
一位史学巨匠的不朽之作——《漆侠全集》隆重问世
贾道民
时光荏苒,岁月奄忽,弹指间漆侠先生离开我们已近8年。为了深切缅怀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全面再现其史学贡献,以姜锡东教授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对漆侠先生毕生所做专著、论文、书评、讲义、序言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发掘整理,并委托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漆侠全集》这套宏篇巨著,在史学界尤其是宋史界树立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漆侠全集》共分12卷,500余万字,收录漆侠先生著作9种,论文集3种,未发表的教材和讲义4种(《两宋简史》、《中国中世史》、《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西晋末年以流民为主的各地起义》),论文等90余篇(不包括论文集中所收文章)。上述作品,凝聚了漆侠先生毕生的心血。
有幸拜读漆先生的《漆侠全集》,感悟颇多,现谨谈点初步体会。
一、《漆侠全集》的编纂和出版,是继《邓广铭全集》之后宋史学界的又一里程碑。作为中国宋史研究会的第二任会长,漆侠先生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主持学会十年,克己奉公,尽职尽责,培养了大批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后继者,组成了不同年龄层次的研究群体,造就了今天不论是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都堪称第一流的宋史研究中心,对推动宋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是继邓广铭先生之后,宋辽金史领域又一位杰出的学术代表人物和学术带头人,《漆侠全集》正是漆侠先生道德文章的真实写照。
二、《漆侠全集》是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力作。漆侠先生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虽历经许多冲击和磨难,其信仰却矢志不渝。面对甚嚣尘上的“马列主义过时论”,漆侠先生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史、执教、育人,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决定一个史学工作者水平的高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越高,就越能驾驭更多的历史资料;越是占有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就越深刻。漆侠先生在和大学生谈心时如是说:“我在史学研究方面所以能有所建树,主要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人类认识史上最积极成果的结晶,为我进行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使我的眼界跳出了以往史学研究只注重考据的圈子,上升到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高度来研究历史。我的《宋代经济史》一书,史学界之所以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就在于我在这本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我国宋代的农业生产、土地关系、手工业发展、国家专利制度、商业和城市经济、对外贸易及经济思想,做了详尽系统的论述。”先生的治史成就,是与他自觉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贯串于他治史的全部过程中。
三、《漆侠全集》体系宏大,内容丰富系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多方面。漆侠先生学识渊博,在与其年龄大致相当的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学者中,先生的学问无疑是最出类拔萃者。先生治史,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全新的视角。他努力探索中国古代特别是宋辽金时期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学术文化史和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各方面的重大课题。他的一生出入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宋史的不同领域,发表了一系列专著和上百篇论文,推动宋辽金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漆侠先生治学严谨,他通读二十四史,积累了极为广博的学问,对秦汉到隋唐辽宋夏金的各代史,都有相当的研究,如《秦汉农民战争史》《隋末农民起义》《唐太宗》等书。20世纪70年代以后,漆侠先生的研究重点转向经济史领域,近百万字的《宋代经济史》是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标志着中国大陆对宋代经济史的研究有了巨大进展。此后,漆侠先生又与乔幼梅先生合作,完成了《辽夏金经济史》,在生态环境、宗族经济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新的拓展。为探索新知,充实暮年,漆侠先生晚年又对宋代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宋学的研究,无疑是宋史研究的最大难题。作为研究者,既需要有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佛经道藏等广泛知识,又需要有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深刻认识。漆侠先生经过多年积累业已具备上述两方面的知识,便开始致力于宋学的研究。其《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书,提供了宋学研究的一条新思路,同时也对以往的思想史研究模式提出了较为中肯的批评。在50余年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的基础上,漆侠先生积累了丰富的治史经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治史方法,《历史研究法》一书,就是专门为研究生讲授历史研究方法的著作,是漆侠先生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
四、《漆侠全集》体现了先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先生生前就致力于推动与港台同行学者的交流,他念念不忘的,是祖国的重新统一。在先生的《两宋政治经济问题》及其为杨倩描先生著《吴家将》所做的序言等文中,充分表达了先生对宋代爱国英雄的崇敬之意,同时也对宋代“守内虚外”,以至“斥地与敌”的卖国投降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愤慨地谴责投降派杀戮爱国将帅的罪行说:“‘狡兔死,走狗烹。’在宋代,则往往是狡兔未死而走狗先烹。”后来,对史学界一些学者提出为南宋投降主义政策辩护的观点,漆侠先生也多次严予批判。爱憎分明的高尚的道德情操,洋溢在先生巨著的字里行间。
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命途多舛。但是总有人投身于历史研究,一生孜孜不倦,夙夜匪懈,尽心竭智,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漆侠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发扬光大先生毕生从事的学术研究事业,是后人包括他的学生们的责任。先生的《全集》堪称2l世纪宋辽金史研究的一座丰碑,也将成为新世纪史学发展的一个坚实起点。《全集》不仅是漆侠先生毕生心血的结晶,而且也是史学界不可多得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编纂和出版,具有导向作用,相信在她的引领下,史学界定会继承和发扬漆侠先生崇高的人品和优良的学风,促使中华史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