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贾植芳先生1936年到1947年间及80年代初所写的文章，编为“且说说我自己”、“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从清理重灾区入手”、“开放与交流”、“回归与超越”五辑，另有附辑“别人眼中的自己”。集中文章多为别的选集所无，极富文献价值。

　　贾植芳（1915～2008），山西襄汾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早年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是“七月派”重要作家之一；后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成就卓著。

　　这一本小书，是从1936到1947年间我所写的这一类短文的大部，几经离乱，本来连能想出的，收在这里的这些文章，要不是几个热心的友人的帮助，也都在失落之数，现在居然还能凑集这么一本，不能不感谢友情之可贵，尤其是辶条兄、刘兄、孙兄、敏君，真真的得谢谢他们。

　　我是一个偶然拿笔的人，虽然这点兴趣也增加和鼓励了我甚大的生活力量，但处在这样的时代里，它也给我带来更大的愤懑和悲哀。我常嚼味着安特列夫的一句话：“垂死的人想活在著作上，是项可悲哀的事”，我虽绝无在文学上成仙入圣的企图，但按真正严格的人生道路说来，时代性的个人选择范围说来，这工作可说是一种“逃避”，而就这样可悲的“逃避”，还是不容易逃避的！

　　这真如对外战争的沉闷期中，一直鞭策我鼓励我，我尊敬的一个友人来信说，就当做悲哀的玩具那样的写一点什么罢，这种在无可如何中获取一点什么罢的悲寂心情，真使我感泣！我那时正在旧式军中，连象狼那样把嘴按在地上出一口气也不行，我充满了一个兵士的阴暗简单的感情，对于刺刀的信仰。……光阴真快，我“病”了近一年，虽然还在不算恢复健康的环境中，但由于爱我的友人的怂恿，我编了这一本小书，“在战斗最激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做过军人的我懂得这道理。所以一边我不禁悲哀的想，这本小书，又算什么呢？我想命名做“悲哀的玩具”，就是出于这点抱歉而暗然的心情的；但有的朋友说，这不行，虽然活在失色的生活里，我们做人不能失色，应该有点火力才行。那么，就叫“热力”罢，我只好暗然的微笑着这样同意了。

　　不过，“悲哀的玩具”呀，我心里要这样大声的吆喝，喊叫。

1948年深秋

代序

辑一　且说说我自己

《热力》序言（1948年深秋）
《热力》后记（1948年深秋）
《贾植芳小说选》编后记（1983年4月）
我的第一篇小说（1984年11月）
《热力》新版题记（1985年3月）
遗失的原稿（1986年3月）
且说说我自己（1989年6月）
我的读书记（1990年5月）
我的戏剧观（1990年5月）
我和社会学（1990年10月）
我与胡风先生的交游史（1990年10月）
《悲哀的玩具》编后记（1990年11月）
《劫后文存》前记（1991年3月）
我的称谓忆旧（1992年5月）
我的写作生涯（1992年7月）
一个老年人的自述（世纪印象）（1993年10月）
《狱里狱外》序（1995年1月）
《狱里狱外》后记（1995年1月16日）
《暮年杂笔》前记（1996年7月）
《狱里狱外》新版题记91996年8月7日）

辑二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温故而知新（1980年10月2日）
中外所见略同又不可同论（约1985年）
纪念余上沅先生——《余上沅戏剧论文集》序（1984年8月）
《一个探索美的人》序（1986年11月）
记还珠楼主李寿民先生——《独手丐》等武侠小说总序（1988年3月）
我的难友邵洵美（1989年5月）
我的老乡王瑶先生（1989年12月24日）
忆覃子豪（1990年8月）
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一悼念陈仁炳先生（1991年3月）
跨越大海的哀思——悼念日本朋友相浦杲教授（1991年3月22日）
萧军印象（1991年4月21日）
我与陈瘦竹先生的交游（1992年）
迟到的悼念——纪念一位值得纪念的朋友卢扬（克绪）先生（1993年8月）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晓风著《胡风传》序（1995年10月18日）
一双明亮的充满智慧的大眼睛——为《路翎文论集》而序（1996年7月）
她是一个真实的人——悼念戴厚英（1996年12月）
《庄涌和他的诗》序（1997年2月20日）
《芳草斜阳忆行踪》序（1997年4月）

辑三 从清理重灾区入手

《郭沫若研究资料》审读意见（约1982年4月）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后记（1983年夏）
《巴金作品评论集》编后记（1984年7月）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序（1984年7月）
《巴金论稿》序（1984年9月1日）
瞿秋白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开拓性贡献（1984年10月）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修订稿》中译本序（1985年8月）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英译本序言（1986年）
《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序（1986年春）
他的文学生命就是真实——在赵树理诞辰80周年纪念大会暨第二届赵树理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1986年9月）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序（1987年3月）
《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序（1987年6月）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出版百种纪念（1988年2月发表）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文库》总序（1988年2月）
《郁达夫年谱》序（1988年8月）
从清理重灾区入手（1989年5月27日发表）
与查志华谈“现代都市小说”（1989年6月发表）
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1990年10月）
六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一瞥（1990年10月）
十年来中国小说之发达（1990年10月）
《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序（1991年3月23日）
《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序（1992年12月）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1993年8月）
一部发人深省的历史实录——《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译本序（1995年11月2日）
《缀网劳蛛》序（1996年6月20日）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出版感言（1996年9月26日发表）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书系》总序（1997年8月6日）

辑四　开放与交流

中国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以茅盾为例（约1981年）
《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1928－1949）》审读意见（1983年1月5日）
《比较文学导论》序（1983年8月）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过去 现在与将来（1984年7月）
博采众花 以酿己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984年12月）
比较文学的由来和发展（1985年1月31日发表）
范译《中国孤儿》序（1985年春）
《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译文集序（1986年3月）
《屠格涅夫与中国——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序（1987年6月）
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1987年12月发表）
《牛津格言集》序（1991年1月31日）
开放与交流（1991年2月发表）
《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化》序（1991年9月29日）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序（1993年10月）
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词（1995年5月）
中国近现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新文学运动（1996年3月）
《比较文学》序（1997年1月23日）
我的感想与感谢——祝贺《中国比较文学》改刊一周年（1997年10月8日）

辑五　回归与超越

《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前言（1949年1月）
旧时代的回忆和告别——关于《晨曦的儿子——尼采传》（1949年4月）
《住宅问题》译者前言（1949年8月1日）
《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再版序言（1949年11月11日）
谈利用小说作材料来改编剧本——以《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第六场为例（1951年2月19日发表）
果戈理和我们（1952年3月4日发表）
《契诃夫手记》译者前记（1952年9月）
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拉伯雷（1953年8月）
《俄国文学研究》排印后记（1954年5月初）
“用爱和信念劳动’一一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1954年5月16日）
《契诃夫手记》新版题记（1981年3月）
我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讨论会上的讲话（1986年2月）
我看电视剧《春蚕》《秋收》《残冬》——兼谈名著改编的若干问题（1987年3月10日发表）
《东方专制主义》中译本题记（1988年11月）
一个跨代诗人的历史命运——《勃留索夫日记钞》中译本前记（1989年4月）
永远不会过时的事业——在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致辞（1993年6月19日）
回归与超越——与俞仪方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1994年1月13日发表）
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开幕词（1995年4月8日）
《人之子——耶稣传》中译本序（1995年6月6日）
《危机与复兴——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论稿》序（1996年6月）

附辑 别人眼中的自己

胡风：酒醉花赞——怀贾植芳
潭清：为人拓路 为人凿梯——访贾植芳教授（1982年10月28日发表）
何满子：“这不是个人的文字事业”——《贾植芳小说选》小引（1983年4月）
晓明：贾植芳先生其人其事（1989年8月发表）
伊藤虎丸：贾植芳先生欢迎会闭会致词（1990年10月19日）
应红：我眼中的风景——贾植芳先生散记（1991年10月30日发表）
张新颖：贾植芳先生的乐观和忧愤（1996年12月15日）
陈思和：留给下一世纪的见证（1997年3月15日）
汪凌：在历史旋涡中挺立——记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
褚潇白：永远的年轻人——贾植芳先生侧记（1997年6月18日发表）
吴中杰：把“人”字写得端正（1997年9月25日）

编后记

代序

　　早年读《水浒》，我对及时雨宋江宋三郎特别注目，尤其是他充军江州途中，在浔阳楼酒店醉后在壁上的题诗：“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在我看来，他这段自白中所反映的志向与心态，可以用来概括历史上那些草莽出身的开国皇帝，如刘邦、朱元璋以至洪秀全之类的人生境界，他们都是闯荡江湖的流氓无赖，言伪而辩，行诡而诈，视民命如草芥，无毒不丈夫。正如俄国一个虚无主义头目所说，“他们的心是冷的。”

　　清末四大小说之一的《孽海花》（曾孟朴著）中，有一位官僚说：“帝王将相的权力只有一百年，文人的权力有一万年。”从历史来说，屈原的名气比楚平王大，虽然后者可以贬黜他、流放他，但《楚辞》却千古流芳；汉武帝可以囚禁司马迁，以至割去他的生殖器，但《史记》却是千古绝唱；乾隆皇帝在弄权之余，也算是业余诗人，作品不少，但他的诗作倒不如他大兴文字狱的丰功伟绩在历史上驰名，而他治下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却名列世界经典作品之列；鲁迅的名声盖过权倾一时的蒋介石；等等。这就叫做历史无情而又有情。

　　历史使人沉思，又给人力量，使人们奋起！

　　有人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他们在人生中所上演的各式悲剧里，实际上正包含着积极的历史因素，或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

于上海寓所

编后记

　　为贾先生编一部比较完全的学术文集，使先生多年来的学术活动成果得以集中体现，同时也为我们自己搜读先生的文章提供一点实际的方便，这样的内容作为一个话题，在我们几位近年常在先生身边走动的“徒子徒孙们”之间说起已经不止一次了。先生复出这些年来，各种各样的著作和文集尽管出得不算少，其中也不乏像《劫后文存——贾植芳序跋集》这样的集中反映了先生在某一方面的活动成果的集子，但可能惟其如此，一部系统集录先生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里的学术成果的文集的阙如，才尤其使人感到了阅读和了解上的不满足。本来在80年代中期，先生家乡的一家出版社曾经有过出版先生的多卷本文集的计划，并由当时担任先生助手的陈思和老师着手编出了前两卷，但说不出到底因为什么，稿子在出版社搁置多年之后，这套文集的出版计划最终还是被撤销了，而代之以一本薄薄小小、印数仅为1000册的“作品选”。这样的事情在先生自己固然算不得什么，所以尽管只是慰情聊胜于无，他仍旧声气爽朗、胜任愉快地在该书的编后记里表达了对参与其事的个人和“家乡出版社”的“盛情厚谊”的真诚感谢；但我们作为有所期待的先生的读者，对于这样的“本来可以如何如何”的机会的得而复失，偶尔议论起来就难免会有些不平，尤其是当某些七七八八的声音像苍蝇一样在你耳边嗡营不止的时候。

　　所以，当山东教育出版社来向先生约编一本自选集，先生因为自己另有两个近作集子正在出版中，担心再编会在内容上出现重复，因而犹豫未决的时候，我是极力鼓动先生接受这一约稿的人员之一。我的理由是，既然山东方面约编的是“世纪学人文丛”中的一种，选题着眼点明显在学术方面，篇幅上的限制又放得很宽，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放开手来，借机把它编成一本先生一生学术活动的“总结性文集”。

　　也许是我的豪言壮语起了作用，先生不仅应承了出版社，而且还将协编这本《自选集》的任务交给了我。我自然不能空口说白话，而必须在先生的密切关注和细致指点下，高标准、严要求，“把它当成一门学问来做”。做完之后回头再看，自己倒也还有几处比较得意的地方。首先是在材料掌握方面，我们这次发掘和搜集到了一批首次入集乃至首次发表的原始文献，可以令先生减少一些对本书与其它集子内容重复的担心。这批文献的写作时段相对比较集中，其一是50年代初，先生入狱之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时文、杂感和外国作家评介文字，这次我们从中择出较有代表性的几篇，列入本书第五辑《回归与超越》之中了；其二是80年代初，先生平反复出后在资料室坐班期间，曾受邀出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两套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编委”，并陆续担任了其中若干种资料集的“责任编委”，从而留下了一批迄今未曾公开的珍贵文献。照我们现在的想法，在一大群人协作编选的某书中当一个“编委”，应该只是一种名誉性的身份，不会真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要他去过问的了，可是不，此次我们发掘出来的几篇先生写于这一时期的篇幅长大、当初可能仅仅用于指导具体的编选责任人的审稿意见和资料考订文章，证明先生当年不仅过问了，而且“过”得很细、“问”得很深，分明也是在把这件事“当成一门学问来做”。这样一种纯粹“资料”上的“发现”带给我自己的也不啻是一种震撼，我想它所具有的意义应当远远超乎几件具体的资料本身，而更在于使人懂得，今天我们在80年代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从事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的深入研究的时候，那些仿佛随处唾手可得、用得根本不当一回事的“基础文献”资料集，并不是天经地义地就应该以这样而非那样的面貌存在在那里的，而分明也是一种值得我们倍加珍视的“文明成果”；在那些日渐泛黄的册页上默然不语的暗色文字的背后，该有多少像先生这样的老一辈学人和资料工作者的心血、生命、呐喊和抗争凝聚和锁闭其间，其中的绝大部分也都是像这样未经揭示或早经遗忘了的。

　　1990年10月，先生曾应母校东京日本大学之邀，携师母赴日作为期一月的访问讲学，其间曾就《我与胡风的交游史》、《我和社会学》、《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等题目在多所大学演讲，这些演讲的讲稿大多没有在国内发表过，此次我们也尽数收录在这里了。

　　另一方面在本书的体例设计上，我的想法差不多得到了先生的全面认同，也是一件令我颇感得意的事。这一想法其实也很简单，即本着“总结性学术文集”的编集初衷，努力使先生迄今为止的学术成就和贡献能从活动时段和活动领域两方面都在本书中得到较为全面的反映和体现。为此，我首先按学科门类切块，将先生在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含其它杂学）这几个主要活动领域内的学术成果分类辑出，列为《从清理重灾区入手》、《开放与交流》和《回归与超越》三辑（全书第三至五辑），然后再求收辑全面，进而在全面的基础上有所择选，选择尺度的宽严当然以先生自己的衡量为准。又由于先生自始至终都并非那种老死户牖、只知“埋在南窗下读死书”的学者，而是具有着作家、学者的双重文化身份，兼以经历坎坷，他自身的人生遭际、社会交往、思想行为、学术经历等等本身即是一门不小的“学问”，他的许多以论理形式付诸表达的观点见解，也往往是以自己在现实人生中的经见和感悟为隐含背景和潜台词的，所以要想真正“读懂”先生的学问，还必须对他的为人有所了解才行。鉴此，我特意辑出了先生的“自述”（《且说说我自己》）和“怀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含“历史题材”杂文）文字，放在上述三辑“论学”文字的前面作为本书的第一和第二辑，以求能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一种循序渐进、由感性浸染到理性沉思层层深入的感觉。

　　作为附录的一辑十篇“别人笔下的先生”，算是我别出心裁，自作主张收在这里的。历来各色人等状画先生学问人品的文字可谓夥矣，现在我挂一漏万地从中选出几篇来，也算是趁机塞私货，借别人的笔墨就自己对先生的理解作了一回间接表达。知我罪我，好在我们大家都是对先生本人有着真心的钦敬的。最后，本书的书名定为《历史的背面》，起初泰半是为了照应出版社的拟名格式。他们一定要求在“自选集”的副题之上再拟一个“诗意”的正名，一时倒令先生着实作了几天难。最后选定这个短语，当然不是因为它的“诗意”，而主要因为这是一个先生在他“座上客常满”的饭桌上和酒后的书房中时常会对我们提起的话头，我们听得熟了，慢慢就深入骨髓，诚所谓“思想里好像有鬼似的”，想人想事很容易就冒将出来，轻易弄它不去。至于它的涵义，先生在自己的回忆录《狱里狱外》里所说的那段著名的话中，倒是有半句可以拿来作一个注脚：所谓“……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大约只能是在这“历史的背面”吧。

　　协助先生编选这样一本《自选集》，令我从中体会到了比较强烈的膝下承欢之感，为了使这种欢喜保存得更长久，现在我把它说出来；编选进行过程中，包括陈思和老师、谢天振老师、严锋兄、宋炳辉兄、张新颖兄以及先生的女儿贾英女士在内的众多师友均曾参与意见，或给予某些实际的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张业松
　　　　　　　　　　　　　　　　　　　　　　　　　　　　1997年11月21日于南区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