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大型资料汇编，收录宋以来直至民国时期（1916年）的文评专书和论著，共计一百四十三种，六百余万字，十册精装。所收内容主要以论古文为主，亦酌情选取论评骈文、时文之集成性著作，按著者生卒年之先后排列。收书均作提要，介绍著者简历、该书内容和主要版本情况，予以新式标点。各书底本大多选取精刊精校之善本，其中部分传本世所罕觏，如陈绎曾《文章欧冶》、王守谦《古今文评》等书，或国内珍稀，或中土久逸，本次整理对此类珍版则尽加利用。因日本学者所撰评论中国古代文章的文话甚夥，因此在附录部分，除选录两种较有影响的文话著作以窥豹斑外，并附《知见日本文话目录提要》一文供国内学人参酌。本书卷帙浩博，编选精当，堪与《历代诗话》、《词话丛编》鼎足而三，沾概学林，厥功甚伟。

　　王水照，1934年生于浙江余姚。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即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钱钟书先生为其导师。1978年3月调入上海复旦大学任教。1990年10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唐宋文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1992年10月获“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1998年9月当选为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筹）会长、全国苏轼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作家协会理事、《文学遗产》编委等职。王水照先生长期从事宋代文学的研究，尤着力于从中国文化--文学史的整体背景上探求宋代文学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定位。在苏轼研究、宋词研究、宋代散文研究、文人集团研究上取得了颇为突出的成绩。努力提出并解决“真问题”与“新问题”，不求“宏大叙事”与“庞大体系”，但所着重阐明的“宋型文化”、“文学群体”、“文化性格”、“破体为文”以及“中唐--北宋枢纽论“等命题，已产生较广泛的学术影响，并得到好评。

第一册

《四六话》二卷　宋·王铚撰　百川学海本
《四六谈尘》一卷　宋·谢伋撰　百川学海本
《容斋四六丛谈》一卷　宋·洪迈撰　学海类编本
《云庄四六余话》一卷　宋·杨困道撰　宋刊本
《文则》一卷　宋·陈骙撰　台州丛书本
《朱子语类·论文》一卷　宋·朱熹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古文关键·看古文要法》一卷　宋·吕祖谦撰　金华丛书本
《习学记言序目·皇朝文鉴》四卷　宋·叶适撰　清光绪刊本
《仕学规范·作文》四卷　宋·张镃撰　宋刊本
《余师录》四卷　宋·王正德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履斋示儿编·文说》三卷　宋·孙奕撰　知不足斋丛书本
《过庭录》一卷　宋·楼昉撰　说郛涵芬楼本
《崇古文诀评文》一卷　宋·楼昉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怀古录》一卷　宋·陈模撰　明钞本
《荆溪林下偶谈》四卷　宋·吴子良撰　盼万历刊本
《黄氏日抄·读文集》十卷　宋·黄震撰　清乾隆刊本
《玉海·辞学指南》四卷　宋·王应麟撰　浙江书局本
《文章轨范评文》一卷　宋·谢枋得撰　明刊本
《论学绳尺·行文要法》一卷　宋·魏天应撰　明刊本
《浩然斋雅谈评文》一卷　宋·周密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二册

《文辨》四卷　金·王若虚撰　四部丛刊影印旧钞本
《文章精义》一卷　元·李淦撰　元至顺刊本
《修辞鉴衡评文》一卷　元·王构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文章欧冶》（一名《文筌》，附古文矜式等）八卷　元·陈绎曾撰　日本元禄元年刊本
《文说》一卷　元·陈绎曾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金石例》十卷　元·潘昂霄撰　清乾隆刊本
《作义要诀》一卷　元·倪士毅撰　十万卷楼丛书本
《东坡文谈绿》一卷　元·陈秀明撰　学海类编本
《文原》一卷　明·宋濂撰　学海类编本
《文式》二卷　明·曾鼎撰　日本内阁文库旧钞本
《文章辨体序说》　明·吴讷撰　明嘉靖刊本
《震泽长语·文章》一卷　明·王鏊撰　明刊本
《升庵集·论文》一卷　明·杨慎撰　明万历刊本
《文脉》三卷　明·王文禄撰　百陵学山本
《归震川先生论文章体则》一卷　明·归有光撰　清嘉庆刊本
《四友斋丛说·论文》一卷　明·何良俊撰　明万历刊本
《荆川稗编·文章杂论》二卷　明·唐顺之撰　明万历刊本
《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文》一卷　明·茅坤撰　明万历刊本
《文体明辨序说》　明·徐师曾撰　明万历刊本
《文章一贯》二卷　明·高琦撰　日本宽永二十一年刊本
《文评》一卷　明·王世贞撰　学海类编本
《文章九命》一卷　明·王世贞撰　日本元文二年刊本

第三册

《论学须知》一卷　明·庄一兀臣撰　清钞本
《行文须知》一卷　明·庄元臣撰　清钞本
《文诀》一卷　明·庄元臣撰　清钞本
《由拳集·文论》一卷　明·屠隆撰　明万历刊本
《文章四题》一卷　明·屠隆撰　明万历刊本
《言文》三卷　明·谭浚撰　明万历刊本
《画禅室随笔·评文》一卷　明·董其昌撰　清乾隆刊本
《杜氏文谱》三卷　明·杜浚撰　明刊本
《文坛列俎评文》一卷　明·汪廷讷撰　明万历刊本
《文字法三十五则》一卷　明·李腾芳撰　清光绪刊本
《文章缘起注》　梁·任昉撰　明·陈懋仁注　学海类编本
《续文章缘起》明·陈懋仁撰　学海类编本
《举业素语》一卷　明·陈龙正撰　槜李遣书本
《文通》三十卷　闰一卷　明·朱荃宰撰　明天启刊本
《澜堂夕话》一卷　明·张次仲撰　明崇祯刊本
《古今文评》一卷　明·王守谦撰　日本享保十三年刊本
《书文式·文式》二卷　明·左培撰　日本享保三年刊本

第四册

《金石要例》（附《论文管见》）二卷　清·黄宗羲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文章薪火》一卷　清·方以智撰　昭代丛书《道光》本
《日知录论文》一卷　清·顾炎武撰　清道光刊本
《救文格论》一卷　清·顾炎武撰　清康熙刊本
《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一卷　清·王夫之撰　清同治刊本
《论文杂语二种》　清·徐枋撰　四部丛刊本
《万青阁文训》一卷　清·赵吉士撰　清康熙刊本
《吕晚邨先生论文汇钞》　清·吕留良撰　清康熙刊本
《论学三说·文说》一卷　清·黄舆坚撰　学海类编本
《读书作文谱》十二卷　清·唐彪撰　清嘉庆刊本
《伯子论文》一卷　清·魏际瑞撰　昭代丛书《道光》本
《日绿论文》一卷　清·魏禧撰　昭代丛书《道光》本
《铁立文起》二十二卷　清·王之绩撰　清康熙刊本
《更定文章九命》一卷　清·王阵撰　昭代丛书《道光》本
《规斋论文》六卷　清·张谦宜撰　清乾隆刊本
《古文约选评文》一卷　清·方苞撰　清同治刊本
《秋山论文·古文辞禁》　清·李绂撰　清乾隆刊本
《文颂》一卷　清·马荣祖撰　昭代丛书道光本
《操觚十六观》一卷　清·陈鉴撰　清康熙刊檀几丛书本
《论文四则》一卷　清·杨绳武撰　昭代丛书道光本
《菜根堂论文》一卷　清·夏力恕撰　清刊本
《西圃文说》三卷　清·田同之撰　清乾隆刊本
《论文偶记》一卷　清·刘大櫆撰　清道光刊逊敏堂丛书本
《援鹑堂笔记·文史谈艺》一卷　清·姚范撰　清道光刊本
《经书巵言》一卷　清·范泰恒撰　昭代丛书道光本
《惺斋论文》一卷　清·王元启撰　清乾隆刊本
《古文一隅评文》二卷　清·朱宗洛撰　清光绪刊本

第五册

《四六丛话》三十三卷　清·孙梅撰　清光绪刊本
《文说三则》一卷　清·焦循撰　清道光刊本
《初月楼古文绪论》一卷　清·吴德旋撰　吕璜整理　常州先哲遗书后编本
《丈谈》一卷　清·张秉直撰　清道光刊青照楼丛书本
《四书文法摘要》　清·李元春撰　清道光刊青照楼丛书本
《朱梅崖文谱》　清·朱仕琇撰　徐经辑　清光绪刊本
《退庵论文》一卷　清·梁章巨撰　清道光刊本

第六册

《艺舟双楫·论文》四卷　清·包世臣撰　清光绪刊本
《文法心传》二卷　清·曹宫撰　清咸丰刊本
《读文笔得》一卷　清·黄本骥撰　清光绪刊本
《睿吾楼文话》十六卷　清·叶元垲撰　清道光刊本
《呜原堂论文》二卷　清·曾国藩撰　清同治刊本
《艺概·文概》一卷　清·刘熙载撰　清同治刊本
《游艺约言》一卷　清·刘熙载撰　清光绪刊本
《文品》一卷　清·许奉恩撰　一九三〇年刊文品汇钞本
《论文章本原》三卷　清·方宗诚撰　清光绪刊本
《读文杂记》一卷　清·方宗诚撰　清光绪刊本
《论文蒭说》一卷　清·朱景昭撰　一九三一年刊本
《论文集要》四卷　清·薛福成撰　一九二八年刊文学津梁本
《盋山谈艺录》一卷　清·顾云撰　清宣统刊本
《缙山书院文话》四卷　清·孙万春撰　清光绪刊本
《古文方三种》　清·何家琪撰　一九一五年龙觜山馆本
《香草谈文》一卷　清·于鬯撰　旧钞本

第七册

《藻川堂谭艺》一卷　清·邓绎撰　清光绪刊本
《论文连珠》一卷　清·唐才常撰　一九二二年刊古今文艺丛书本
《四家纂文叙录汇编》四卷　清·胡念修撰　清光绪刊本
《文章释》一卷　清·王兆芳撰　清光绪刊本
《春觉斋论文》　林纡撰　一九二八年北京都门印书局本
《韩柳文研究法》　林纡撰　一九一四年商务印书馆本
《文微》　林纡撰　一九二五年刊本
《涵芬楼文谈》　吴曾祺撰　一九一一年商务印书馆本
《石遣室论文》五卷　陈衍撰　一九三六年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本
《晦堂文钥》一卷　陈澹然撰　一九三二年刊晦堂丛著本
《文宪例言》一卷　陈澹然撰　一九三二年刊晦堂丛著本
《文学研究法》四卷　姚永朴撰　一九二八年商务印书馆本

第八册

《古文辞通义》二十卷　王葆心撰　一九二八年湖南官书报局刊晦堂丛书本

第九册

《古今文派述略》　陈康黼撰　一九三六年刊四明丛书本
《国文大义》二卷　唐文治撰　一九二〇年无锡国学专修馆本
《国文经纬贯通大义》八卷　唐文治撰　一九二五年无锡国学专修馆本
《文学讲义》一卷　唐文治撰　唐氏自印本
《论文琐言》一卷　章廷华撰　一九一四年刊沧粟斋丛刻本
《六朝丽指》一卷　孙德谦撰　一九三二年四益宦刊奉
《汉文典·文章典》四卷　来裕恂撰　一九〇六年商务印书馆本
《文章学》二卷　唐·恩溥撰　一九六一年香港刊本
《古今文综评文》　张相撰　一九二八年中华书局本
《文谈四卷》　徐昂撰　一九五二年徐氏丛书再版本
《读汉文记》一卷　胡朴安撰　一九二三年朴学斋丛刊本
《历代文章论略》一卷　胡朴安撰　一九三一一年朴学斋丛刊本
《论文杂记》一卷　胡朴安撰　一九二三年朴学斋丛刊本

第十册

《桐城文学渊源考》十三卷　刘声木撰　一九二九年刊直介堂丛刻本
《论文杂记》　刘师培撰　一九三六年刊刘申叔先生遣书本
《文说》　刘师培撰　一九三六年刊刘申叔先生遣书本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　刘师培撰　一九四六年独立出版社再版本
《文则》一卷　胡怀琛撰　一九一四年刊古今文艺丛书本
《石桥文论》　褚傅诰撰　一九一五年褚氏自印本
《辛白论文》一卷　陈怀孟撰　一九二五年刊独见晓斋丛书本
《文学述林》　刘咸忻撰　一九二九年成都尚友书塾本

附　录　知见日本文话目录提要
拙堂文话（【日】斋藤正谦撰）
渔村文话（【日】海保元备撰）
《历代文话》四角号码综合索引
笔画检字表

代序：我和宋代文学

王水照

　　记得我13岁从浙江余姚西部一座偏僻小镇去县立中学求学时，县城外竖有一方石碑，上镌“文献名邦”四个颜体大字，深深地格入少时的脑际。后来才知道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和黄宗羲是自己的四大乡贤。说起来，这四位乡贤与宋代学术文化都有这样那样的关联，如王阳明继踪宋儒陆九渊，创陆王心学，朱舜水东渡扶桑传播朱子学，黄宗羲乃《宋元学案》的编撰者，至于严子陵，宋代名臣范仲淹有《严先生祠堂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当时已能背诵；但我走上研究宋代文学之路，并非源自“故乡情结”，却是另有原由。然而在余姚县中时代，的确培养起对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1955年夏天，我负笈北上，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那时，经过院系调整后的中文系，各校名师宿儒纷纷云集未名湖畔，可称是系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林庚先生在四十年后用他诗人的语言写道：“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我和同窗学友共同领受了“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感召与鼓舞，一头埋入书林学海；课堂上听到的是游国恩、林庚、吴组细、季镇淮、王瑶、吴小如等先生的文学史系统讲授，王力、魏建功、周祖谟等先生的语言学课程，还有丰富多采的校外专家的专题选修课；北大图书馆的骄人典藏和种种全国一流的教学条件，庆幸自己获得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良机，渡过了两年名副其实的苦读生活。然而，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夏天打断了这个进程，在左批右批声中一时颇感迷茫。幸而嗣后的“教育大革命”和“学术大批判'御意外地把我引向宋代文学研究之路。

　　事情的起因有些偶然：一位受到“大批判”的老教授发话：“你们能‘破'不能‘立'！”这一下子刺激了我们全班七十多位同学的“革命积极性”，倡议自己动手编写一部文学史，“把红旗插上中国文学史的阵地”。这就是震动当年的所谓北大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红皮”《中国文学史》。在组织各断代编写小组时，先由同学自动报名，大都集中在唐代和明清；我因对各代文学都有一些兴趣而又毫无专长，就由班上分配在宋元小组，而且被指派为负责人。对于这部在特定时代条件下产生的“红皮”文学史（包括翌年的再版本），将来的《中国文学史学史》当会作出应有的历史评判；就我个人而言，首要的是得到继续攻读的机会，不像其他年级同学纷纷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去了；而且阅读的范围不再漫无边际，相对集中于宋元的文学史料和文化典籍；同时锻炼与提高了科研能力和写作水平。而更为重要的是，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虽然世事多变，一波三折，断而复续，续而又断，却一直与宋代文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1960年我北大毕业后，分配到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文学研究所，并在该所古代文学研究组工作。一到所，立即投入组里正在进行的另一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宋代部分正缺人手，我因在大学时期的上述一段经历，顺理成章地承担起唐宋段的编撰任务。从此把自己的治学领域和主攻方向正式地确定下来。文学研究所也是名家荟萃之地，为我提供了学习请益的好机会。当时的所长何其芳先生强调研究工作中理论、历史、现状的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古代文学研究虽属历史科学，但也要求学习理论，注意现状，包括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何先生的这些思想是作为文学所的“所风”建设提出来的，给我以很深的影响。所里又为每位初来的年轻研究人员指派一位导师，我的导师就是钱钟书先生。钱先生以他并世罕见其匹的博学与睿智，使我第一次领略到学术海洋的深广、丰富和复杂，向我展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身心的研治、体悟和超越，可以达到怎样一种寻绎不尽的精妙境界。在他和余冠英等先生的富有启发性的指导下，我完成了《中国文学史》、《唐诗选》两个集体项目中所承担的编撰任务，并结合编撰，或别有心得，或利用占有资料之便，独自发表了一些论著，如关于杜甫诗、柳永词等多篇论文，《宋代散文选注》的编选，都是其时的“副产品”。在文学研究所最初工作的三四年间，最大的收获是受到对学求规范、学术道德乃至学术伦理的颇为严格的训练与具体的教育同时初步具有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进行独立工作的能力。然而，“文革”狂飚突起，我国的学术发展出现一个断裂层，我的研读生活也在劫难逃地留下了一段可叹的空白。1978年3月我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我们的国家也迈进了新时期，迎来了科学艺术全面繁荣的春天。我一面教书育人。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唐宋文学史、苏轼研究、宋古文六家论、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唐宋文学史料学等课程；一面依旧做着自己钟爱的唐宋文学研究。这时的研究，既作为教学的学术依托与支撑点，保证教学内容的充实和不断更新；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引起新的思考，在教学、科研互动互补关系中，求得科研选题、内容保持鲜活的代特点。这时的研究，又与过去那种“以任务带研究”的方式告别，完全能按照自己的学术理念、知识结构的特点、秉赋素质的长处与短处，合理地选择课题：由过去的唐宋诗文并举转向此时的偏重宋代文学，由诗词兼及散文，从个别作家到群体研究，从作品的艺术特质、风格流派到文人心态、文化性格探讨，等等，艺术观念有所更新，研究视野有所开拓，运用方法有所丰富，对学术传承和发展的自觉意识有所加强。具体来说，主要在以下四个领域。

　　一、是苏轼研究。早在北大编写文学史时，我便是修订版《苏轼》一章的执笔人。初次接触苏筑遗存的作品，就被他的那种文学艺术上的“全才”特点所吸引。在他的宏博的文化知识、成熟的艺术技巧、丰富而复杂的人生经验面前，在无限广阔、难测其深的“苏海”面前，我错愕，我惊服。虽然受制于当时“左'的社会思潮，我还是明确地肯定他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后来文学研究所编写的文学史，其《苏轼》一章也是我写的。由于通读了苏轼的全部诗词作品、大部分的文章以及其他背景材料，似乎写得更充实、更细致一些。然而这个开端在1966年以后即被中断，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重新进行苏拭研究已到了1978年，我在当年《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一文。针对“文革”中“评法批儒”运动时对苏软“投机派”、“两面派”的指控，这是第一篇为苏叙辩诬“正名”的文章。这一论辩实已超出单纯学术研究的范围，但又为今后自由探讨苏轼的历史真面目创造必要的前提。后来我感到，苏轼毕竟主要是一位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问题，对其一生的思想和创作发生过影响，继续探讨仍是必要和有益的；然而他的政治态度毕竟已属于过去，而他留给店人的巨大文化遗产却仍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深远的作用。因此，苏轼研究的重点不能不放在对于他的文学创作的探讨上。依据这种理解，我便写了一些有关苏轼文学创作的论文。如《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从苏轼〈惠崇春江晓景〉谈起》等。同时编选了《苏轼选集》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此书选录苏轼诗词文三百多篇，分体编年，“注释”中注意把前人的歧见加以归纳整理，断以己意；又设“集评”，努力做到“详而不芜，博而得要”；对一些历来聚讼不明的问题以及对理解苏氏作品有关的材料，另立“附录”。由于以学术研究的态度从事编选，此书曾被有的书评誉为“古代作家选本中少见的杰构”，获得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人生活体验的积累，我又逐渐认识到，苏轼的意义和价值，似不宜仅限于文学领域。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思考。他的人生思想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竞相仿效的一种典型。于是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这方面的探讨。如在《文学遗产》上先后发表的《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苏、辛退居时期心态平议》等文。前篇对苏斌一生于大起大落、几起几落之中的思绪变化，儒、佛、道思想的消长起伏，作了颇为精细的剖析，不仅指出其淑世精神与虚幻意识的并存，还着力发掘他在虚幻性感受中深藏着对个体生命和独立人格价值的追求，并进而详细分析他以狂、旷、谐、适为中心的完整性格系统，使他对每一个生活中遇到的难题，都有自己一套的理论答案和适应办法。此文曾被日本《橄榄》杂志全文译载，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从政治家的苏就，到文学家的苏载，再到作为文化型范的苏拭，我近二十年来的学苏治苏过程大致如此。这个过程也反映出国内苏轼研究的发展走向，我的研究与之同步。我已把有关苏轼论文十六篇辑为《苏轼论稿》，由台湾出版，其增订本《苏轼研究》（收文二十四篇）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此书曾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著作二等奖）和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

　　二、是散文研究。相对于苏轼研究这个“热点”，宋代散文研究却处于颇为沉寂的状态，难点和盲点甚多。我在“文革”前曾在《文学遗产》上发表《宋代散文的风格》、《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等文，只能看作初涉这一领域的粗浅习作。1978年后，先后写了《曾巩散文及其评价问题》（1984）《苏轼散文的艺术美》（1985）、《苏辙的文学思想和散文特色》（1987）、《苏询散文与〈战国策〉》（1988）《论散文家王安石》（1988）、《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1990）等文，还编选了《唐宋散文精选》（此书获第三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等七八种散文选本，开始了对宋代散文颇见系统的研究。其中的体会是，第一，对中国古代散文的“杂文学”性质的重新认识。在我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关于文学性散文这一概念的确定，一直存有歧义。我认为不宜把古代散文的文学性、艺术性理解得太窄。比如列名宋代古文六大家的曾巩，以说理文见长，有着“擅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的奇特历史遭遇，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代人按照现代文学散文概念观照的结果。如果认真清理和总结我国古典散文的理论成果和写作经验，探明我国散文已经历史地形成的独特概念系统，那些在现代文学分类中不属于文学性散文的说理文，事实上却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曾巩散文及其评价问题》中较为深入地讨论了曾巩在各种文体上的创作成就，并分析了“敛气”、“蓄势”、“文眼”、“绾联”等写作技巧，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审美因素。我们对于诗、词、戏曲、小说等的批评都已基本形成一套较为稳定的术语，而且诗话、词话以及戏曲、小说理论批评倏料也已基本得到清理和编辑（如《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词话丛编》等），相对来说，“文”的批评术语和批评模式尚未科学建构，遑论熟练运用。古代散文研究中的当务之急在于对前人已有的诸种批评范畴和术语，如“气”、“势”、“法”之类加以系统的梳理，并予以准确稳妥的现代阐述，这些范畴和术语绝不仅仅只是形式上、文字上的技巧问题，而是直接与散文的美学内涵相关。因此，全面地辑录和清理古代的“文话”便势在必行。我近年来努力于《历代文话》的编纂，希望能为我国古代散文研究提供一部基础性的参考文献。

　　第二，对宋代散文的总体把握与对北宋各大家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我把“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视为宋代散文“稳定而成熟”的风格，或谓之“群体风格”；同时逐一巡视北宋六家各异的创作历程，探求他们在“群体风格”基础上的个人风格，以确立他仅各自的文学意义与历史地位，力图勾画出北宋散文演进的轨迹。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同时，也注意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如《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辨》一文，以较充分的材料，辨明所谓欧氏向尹洙学习古文的真相，弄清北宋前期古文家的分流以及欧氏的抉择取舍，更深入地揭示出宋代散文“群体风格”形成的曲折过程及其丰富内涵。但我对南宋散文的发展脉络尚未有明晰的把握，当在今后继续努力。

　　三、是宋词研究。我大学毕业后发表的最早两篇文章都是关于宋词的，即《也谈姜夔的〈扬州慢〉）和《谈谈宋词和柳永词的批判地继承问题》。这是因为研究宋代文学不能不研究作为宋代文学标志性成果的宋词。但我对这个课题没有系统的研究，只是围绕苏辛词派和“苏门”词人作了重点论析。较有影响的论文，一是《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对词学研究中关于“豪放”“婉约”之争的一大公案，本文跳出以往仅从艺术风格着眼区分两者的格套，而从清理这一对概念的历史来由及其涵义的嬗变过程入手，指出应从词的源流正变上来把握这一对概念的实质，从而认识苏词的革新意义。此文为解决这一长期的学术纷争，提供了新思路或切入口，因而获得夏承素词学奖（论文一等奖）。二是《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此文着眼于苏轼、秦观的题材相同或相近的诗、词作品，进行多方面的详细对照、比勘，认为秦观诗虽有“词化”倾向，但基本上保持着诗与词的传统界限；而苏轼却“以诗为词”，但又“没有使词与诗同化”，“仍然十分尊重词之所以为词的个性特性”。此文在对照比勘的方法运用上颇有新意，因而获得中国秦观学会优秀论文奖。三是《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通过秦观名词《千秋岁》及一组和词（共九首，同时人和后人所作）的分析，认为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元祐党人对贬窜岭南等地各具不同的三种心态。其实，这三种对逆境的不同心理反应，大致能概括旧时遭受贬謫的士大夫的一般类型。此文力图以小见大，从一组九首和词的罕见文学现象中，挖掘其背后所蕴藏的特殊意义，因而也为学术同道所重视。此外，秉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宗旨，我还主持编译了《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一书，收入近三十篇代表日本词学研究水平的论文，并撰写长篇前言，向国内词学界介绍日本词学研究的状况、方法和特点以及成就突出的词学家，以有助于国内的词学发展。

　　四、是专题性的综合研究。我近三四年的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北宋文人集团研究，一是主编《宋代文学通论》一书。前一项着重研究北宋的三大文人集团：以钱惟演为中心的洛阳幕府集团、以欧阳修为盟主的嘉祐举子集团、以苏轼为领袖的元祐“学士”集团。它们都是以交往为联结纽带的文学群体，具有代代相承、成一系列的特点。我试图在详细描述这三大集团的师承、交游、创作等情况的基础上，着重阐明文学主盟思潮的成熟及其文化背景，三大集团的成因、属性和特点，它们对北宋文学思潮、文学运动、诗词文创作发展的关系，群体又对各自成员的心态和创作所产生的交融、竞争等多种机制，从而揭示出北宋文学的真实可感的历史内容，从文学群体的特定视角对北宋文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些阐述和回答，探讨某些文学规律、经验和教训。已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等。这项研究尚在进行之中。

　　《宋代文学通论》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由我和几位研究生共同撰著。此书由“绪论”、“文体篇”、“体派篇”、“思想篇”、“题材体裁篇”、“学术史篇”、“结束语”七部分组成，共50万字。我们以专题的方式组织整体框架，用以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两宋文学的概貌、特点、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影响。这一条块明晰、各部分相对独立而又互为参证的有序结构，或可在现有通常流行的“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中心”的教科书体例之外，更便于集中探讨一些文学现象的底蕴，便于从理论上总结某些规律性的问题，也便于表达我们学习宋代文学的一些基本认识和体会。比如从“宋型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宋代文学特点的形成和历史地位的确立，从“雅、俗之辨”、“尊体与破体”等角度来观察宋代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大文体的时代特征及其擅变等虽不敢自为定论，却表示我对于调整研究观念、更新视角、开拓思路的努力，对于宋代文学研究有所突破的一份期待。

文章学之渊薮在焉
——读《历代文话》

傅璇琮　　《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

　　王水照先生所编《历代文话》的出版，成为第一部大规模全面整理存世文章理论的资料总集，厥功甚伟。此书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修辞学史、中国语言学史等学科提供基础性的文献资料，并将带动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与成熟。

　　王水照先生所编《历代文话》的出版，实在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这部耗时十馀年的著作，对存世文章评论资料广作蒐讨，精心结撰，成为第一部大规模全面整理文章理论的资料总集，厥功甚伟。在我国传统的诗文评系统当中，文章的地位似乎尤为重要，作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其在文人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自不待言。正因为此，文章与科举、士风等社会文化层面的交涉也更为突出，从而导致文章本身的复杂与文章理论的难于梳理。现在十巨册的《历代文话》就摆在书架上，它自身的静穆就昭示了这一工作的厚重。

　　《历代文话》的完成首先显示了它的文章理论集成意义。诗、词、文体制各殊，此书与《历代诗话》、《词话丛编》等适成鼎足，成为各自领域内的批评文献代表性总集。单从篇幅而论，《历代文话》已收录文话著作143种，六百馀万字，其整理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检览全书，细勘版本，即可发现编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作为一种总集，它首先强调的应是对文献的广泛搜罗。文章评论材料过去一直缺少学界关注，得到校点出版的多为《文章精义》之类声名尤著者，甚至大家研究文章批评之际常常浩叹资料枯窘，批评史中多有存批评家之目而实际可见资料仅三两条的现象。而实际上此类文献甚为浩繁，仅单独成卷、成书的就不下百馀种，经过王水照先生对历代书目著录的排检和对全国各大藏书机构的调查，终于将这些文献编排整理，公之于众。由于资源意识的增强，在如今的图书馆翻阅古籍似亦非易事；若求复制样本，更近难能。而《历代文话》一举集中众多文话，对于大家的使用与研究，其便利实在是毋庸多言了。同样，作为资料总集，并非以求全为终极追求，对资料的甄别与衡鉴实际上更能反映学者的眼光，体现出对文章理论的熟稔与全面把握。如第1册所收《云庄四六馀话》一卷，经甄别，特选宋刻本，叙作者为“杨囦道深仲”（国家图书馆藏），这就纠正了《直斋书录解题》所记著者“杨渊”、《说郛》所记著者“宋相国道”之误，可见编纂工作的广博与精细结合之功。综括而言，这部大书选所当选，摒所当无，在全面汇集资料的同时，又对一些陈陈相因、芜杂简陋的文话作了舍弃，体现了对资料的学术别择，从而提高了文献的可用度与学术含量。可以说，《历代文话》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为学界提供了大量可靠而又珍贵的文章评论材料，成为文章学研究的渊薮。

　　但此书的价值绝不仅在于文献整理，非但在编纂方面有体大思精的特点，且又体现了编者学术方面的积极探讨，从而为学术发展指引出向上一路。这在书中的前言及各书提要中有鲜明的体现。前言实际上反映出编者多年以来对文章学的关注与深入了解，其中对文章学发展阶段的概括，对近现代之交的文章学争论的评述，对文话体制特点与缺失的论断，都胜义纷披，精见迭出。而书中提要尤可视作此类著作中的创例，为其区别于《历代诗话》与《词话丛编》的显著特点。书目提要源于刘向《别录》，大成于《四库提要》，其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此书当中的提要约分三端：明作者、述著作、究版本，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多有平允切当之论。约而言之，如作者生平方面，此书考定《文章精义》实为李淦之作、考述王文禄生平，皆为新见；对于著作的把握，更能体现在整理的基础上的研究意识，如对林纾文章理论的合理评述、对王葆心及刘咸α等人的标举，都可视作对当前研究现状的一种提醒与反拨；版本别择中，东瀛刻本自然价值颇高，而国内古籍版本的择用也值得称许，如《云庄四六馀话》纠正了读画斋丛书诸本的错页，且又据他本另辑数条附补，堪称最善之本，又如《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文》综合了诸本优善，皆体现了甄别的努力。这些工作使得此书在传统的整理工作基础上更进一步，力创新境，具有为学术研究指示途辙的功用。

　　尤其要指出的是，《历代文话》的编纂将会带动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与成熟。如南宋后期著名学者王应麟有《辞学指南》4卷，历代多附于其200卷类书《玉海》之末，未受重视。实则此书对宋博学宏词科多种文体予以精心评析。宋代词科在南宋延续，对南宋文学甚有影响，南宋骈文成就不在古文之下。现在将《辞学指南》独立辑出，对宋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当受到极大重视。又如传统的文章学自五四之后多为人鄙弃，以为此类著述无非论及科举时文之写作手法，或故炫高论，或迂腐不堪，不值得深究。然而通过检阅此书，即可发现这实在是一偏之见。文话作为一种写作学论述，其范围远远超迈了时文写作，而具有深广的指导文章写作意义。其中不仅有普适性的文章写作规则，还有理论层面的阐释与论述，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诸多文话，多具有理论总结意识，在新旧文化交替的历史变动之际，对文章创作、鉴赏与批评提出了不少创设性见解，值得充分重视。这些见解对于重新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章评论体系具有重要价值，也是应当引起学界关注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历代文话》是一部倾注了大量心血的精心之作，据称全面的校核即有四次之多，底本与历次校样本堆满整个工作室，其学术价值实非戋戋数言所能尽述。随着学界对文章学的日益关注，对此书的利用必将日渐充分，对新的学术领域的开拓也将渐趋深广，相信这才是编者的初衷。对于此，我抱有乐观的期望。

气象恢宏的文话总汇
——读王水照先生编《历代文话》有感

陈尚君　文汇报

　　王水照先生所编《历代文话》，是一部学界期盼甚殷的著作。就我所知，这部书的编纂开始于二十多年前，初稿在十年前已经交付出版社。当时由于程千帆先生等前辈大力提倡展开文章学的研究，不少学者都表赞同，认为这是开拓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文章学研究资料虽然极其丰富，似乎始终没有人做过系统汇编和整理的工作，能够有一部集文话大成的著作，给学者以研究的基本文献，是包括笔者在内许多学人的共愿。虽然承担出版的复旦大学出版社多次表示，只要完成定稿，随时可以出版，但王水照先生一直觉得还不够完善，不断增补和改订文本，最近两三年更放下手边的所有工作，与他的学生们反复校订文本，终于得以在近日正式出版。这是王先生为中国学术所做的又一重要贡献，是近年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资料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可望带动古代文章学研究的深入拓展，确实可喜可贺。

　　文话肇始于宋代，出现的时间比最早的《六一诗话》仅晚几十年，历代著作也极其丰富，但却一直没有人像编《历代诗话》那样加以编录。近代以来文体剧变，一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几乎把汉魏到清末的所有文章都作了否定，讲究传统文章作法的文话很少人问津，文学史上虽然也介绍古代骈散文的成就，大致是以现代文学标准来加以衡定，较少考虑古代评价文章的绳尺。王水照先生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作《宋代散文选注》，八十年代作北宋欧曾苏王各家散文的研究，就特别注意站在传统文章学的立场上来研究宋人文章，为此而搜集资料，并进而有汇编文话的设想。在他以前，文话的研究很少人涉及，有关文本的调查和记录，前人也没有显著的积累。王先生几乎完全以一己的力量，穷搜旁求，日积月累，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努力，才得以编成这部多达六百二十万言的具有恢宏气象的大书。

　　本书在入选书目的选择上，虽然以努力保存从宋到民国初期全部文话为学术目标，但有鉴于文话外缘的不确定性，加上相关著作之精芜纷杂，没有必要也很难做到求全求备。在编例上，确定以论古文者为主，亦选取论评骈文、时文的代表性著作，赋话一概不收，制艺话仅略收以示例，都是合适的取舍。宋以后杂家类笔记中，经常论评诗文和叙事杂论并陈，虽也有精到之见，但要加以摘选，也一般不收。而下限放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收录了在新旧文化交替时期遵循传统而已具变化的研究评讲古文的二三十种著作，王先生在序中称为“我国文评发展史上的最重要成果”，是恰当的评价。这批著作的整理刊布，可以看到传统文章学的最后总结，相信也会为二十世纪前期文学史学的研究者所重视。

　　在文本搜集和版本校勘方面，本书作了许多可贵的努力。王先生在序中说，在日本所得的稀见传本，即有元陈绎曾《古文欧冶》（元禄刊本）、明曾鼎《文式》（内阁文库旧钞本）、高崎《文章一贯》（宽永刊本）、王世贞《文章九命》（元文刊本）、王守谦《古今文评》（享保刊本）、左培《书文式·文式》（享保刊本）等，都是国人以往较少知道的著作。如陈绎曾，以往各种文学批评史著作很少提到他，本书收录他的两种文话，特别是《古文欧冶》，王宜瑗解题述其要旨云：“此书涉及古文、骈文、赋、诗等多种门类，对文学本体、修养、创作、鉴赏、文体、风格悉有论列，视野开阔，框架完整，论述详备细密，多有体悟有得之见。如《古文谱》论为文之道，大抵由辨体以定范型，养心以涵内情，积学以明道理，研阅以广识见，秉术以习智巧。”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论专著。王水照先生认为他的一系列专著，“确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即元代文学批评领域中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位大家”。我很赞同。以往学者盛誉的《二十四诗品》，现在大致可以确定是元代的作品，因此而对元一代文学批评的成就，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其他入收的各种著作，在底本确定和参校本的选择方面，也颇为讲究。如《四六话》和《四六谈麈》均用《百川学海》本，《仕学规范》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刊本，《荆溪林下偶谈》用万历刊本，《怀古录》用明钞本，都可以确信是各书现存最好的文本。对于一书有多种传本，特别是内容方面有较大不同者，都曾作过认真的调查和校勘，且在各书书前提要中作了明确交待。在底本以外，他本有多出文字者，也一一作了补录。

　　在书首《编例》中，王先生特别说明：“因受目前条件所限制，少许善本未能复印利用，有待继续完善。”这是做大型文献集的学者，努力追求完美，但又难以在所有细节上都达到极致的遗憾。比如本书各卷都没有逐一保留校勘记，即可能引起一些学者的疑问。就我了解，本书在文本复制和校勘方面做过大量仔细认真的工作，但因为所涉太多，无法逐一保存校勘记录，但所录文本读者是可以信任的。这样处置，是根据本书规模和性质决定的。几年前我的《全唐文补编》出版，也有朋友提出为什么不保留校勘记，我即径告，已经是四百万字的篇幅，校勘记还要数倍于此，超过千万字，谁家肯出？我对所有异文作了认真取舍，所据文本也都有说明，读者有必要，可以逐一覆按的，没有必要逐一列出。对本书，我也作如是观。

　　与近年刊布的一些所谓诗话全编比较，本书尽可能地保存古籍原书的面貌，尽可能地避免今人人为另拟书名、拼凑文本的做法，提供的文本忠实可靠，读者可以放心地加以引用。我这里用“尽可能地”一词，是因为文话有单独成书者，也有仅为专著中之一部分，编录文话，显然不能全书登录，只能截取有关论文的部分。如日本人编录论诗语为《莹雪轩丛书》，出自《老学庵笔记》者称为《老学庵诗话》，出自《容斋随笔》者称为《容斋诗话》，杜撰书名，不足为训。郭绍虞先生辑《宋诗话辑佚》，录自《仕学规范》者题作《诗学规范》，亦沿此失。本书仅取专著中有专门论文专卷的著作，保持原次第，书名也以《朱子语类·论文》一卷、《仕学归范·作文》一卷、《履斋示儿编·文说》三卷之类标目，明确交待为某书中的论文部分，学者利用时可以有所了解，也方便去覆案原书。至如《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文》一卷，收录茅坤对八家文章的评语，原文则一概不取，也是值得肯定的工作。虽然原著属总集而非笔记体的文话，但其在文章学史上影响巨大，原书篇幅又太大，八家文集又很常见，这样处理考虑很恰当。当然，如果能把见于原书之卷次注出，对读者可以更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