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是在中国当代史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傅斯年则是当代教育界的领军先锋，这两位分隔在海峡两岸的国学大师都经历了悲剧式的命运结局。本书作者用一种冷静的笔调，叙述了陈寅恪与傅斯年成长、留学以及在动荡岁月中颠沛流离，执着学术事业的艰难历程，对头绪众多、复杂纷繁的国学人事，进行了新的评说，两位大师的精神世界诠释得淋漓尽致，生动卓然地展现了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理想信念，是一部反映20世纪上半页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事业追求的心灵史诗，读来感人泪下，怅然太息。

　　岳南，1962年生，山东诸城贾悦人，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班，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北京。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并着重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学府人文知识分子学术、精神及人生历程的研究。

　　著有考古、历史题材纪实文学作品《复活的军团》《风雪定陵》（合著）《千古学案》《寻找“北京人”》等十二部著作。另著有以自由知识分子人生命运、情感历程、学术精神与成就为主体脉络的《李庄往事》《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春去花还在》等纪实文学十部，其中《风雪定陵》《千古学案》等十余部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意、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已达数百万册，为中国最具全球影响的当代著名作家之一。

独为神州惜大儒（何兹全）

第一章　风云际会

　走进清华园
　从北大到柏林
　北京初会
　槎浮海外

第二章　江湖多风波

　欧洲行旅
　柏林日夜
　罗家伦信件披露的隐秘
　傅斯年归国
　中山大学的暗流

第三章　南北两校园

　傅斯年与鲁迅、顾颉刚的冲突
　由同窗到仇寇
　陈寅恪进清华的背后隐秘
　独为神州惜大儒
　王国维沉湖

第四章　史语所的第一桶金

　元和新脚未成军
　内阁大档的“发见”
　陈寅恪与内阁大档

第五章　望断天涯路

　卢沟桥事变
　流亡途中
　再别长沙

第六章　南渡记

　暂住蒙自
　迁往昆明
　炸弹下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第七章　中研院院长争夺战

　八方风雨会重庆
　来渝只为胡先生
　扬子江头流亡客

第八章　纵横天涯马

　傅斯年家世情缘
　辞别重庆
　营救陈寅恪
　“杀孔祥熙以谢天下”

第九章　与李庄擦肩而过

　骑上虎背的叶企孙
　傅斯年与叶企孙之争
　李庄不复见

第十章　西北望

　乱世策士梦
　傅斯年与毛泽东窑洞相会
　延安归来

第十一章　千秋耻，终当雪

　初闻涕泪满衣裳
　代理北大校长
　重返平津

第十二章　魂返关塞黑

　在燕大讲台上的背影
　陈寅恪失明经过
　欲将心事付瑶琴
　陈寅恪与蒋介石的因缘
　赴英就医

第十三章　生别常恻恻

　日暮苍山远
　还都南京
　最后的晚餐
　北归一梦原知短

第十四章　斯人独憔悴

　醉不成欢惨将别
　退守孤岛
　傅斯年之死

第十五章　残阳如血

　南国的冬日
　汪篯、向达的悲剧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
　陈寅恪之死

　　傅斯年先生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对北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除了他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还做过北大代理校长，对北大的贡献功不可没。

　　陈寅恪师是继《资治通鉴》的作者、宋代司马光之后近一千年一，又一伟大的史学家。

——何兹全

　　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个人传记。对傅斯年和陈寅恪的记忆，打开了被蓄意掩蔽的历史之门。他们在 20 世纪所遭遇的命运剧变，谱写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哀歌。

——朱大可

　　就作者的写作功力和这部作品叙事方式、描述角度与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言，是21此类题材的巅峰之作。

——资深编辑家、作家杨力虹、许志龙、史奉真、杨君

第一章　风云际会

　　◎走进清华园

　　1925年，隆冬。

　　薄雾轻启，天色微明。惨淡的星光下，一个单薄瘦削的中年人携一幼儿，悄然离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红砖灰瓦的公寓，冒着清晨凛冽的寒风，乘车向大街尽头驶去。翌日上午，二人转乘的汽车穿越巴黎协和广场凯旋门，沿滨海大道驶入卡纳比埃尔街，很快抵达碧海青天、卷积云连绵不绝的马赛港。中年人提着行李，深吸了一口带有海腥味的空气，健步踏上停泊在港湾的豪华邮轮，身后的幼儿既兴奋又好奇地随即跟进。阵阵汽笛声中，一老一少作别欧洲大陆，穿越波滚浪涌的地中海，向魂牵梦绕的东方故国驶来。

　　翌年7月8日，中年人出现在北京西郊清华园那花香飘拂的荷塘边，清癯、睿智的面容与摆动的长衫，立即进入了学界的视野。——时年37岁的陈寅恪受好友吴宓举荐、清华校长曹云祥聘请，告别长达16年海外游学生涯，来到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以教授身份，开始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人生之旅。

　　清华学校的建立，其源头要追溯到1909年6月。当时大清王朝的掌权者受时风熏染与国内外形势所迫，在北京设立了一个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留美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这年8月，经外务部和学务部一同奏请，内务部把北京西北郊一座荒芜的皇家花园——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馆址，并拨款修建了馆合。在1909——1911三年时间里，游美学务处于北京城内史家胡同等处考选了三批共180人直接留美生。人选者到美后，视不同条件或直接进入美国大学就读，或先进入美国高级中学补习，而后再进大学。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游美肄业馆迁入清华园办公，并将校名定为清华学堂。这年4月29日（农历四月初一），清华学堂正式开学，由此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

　　最初的十几年中，清华学堂一直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教学则相对薄弱。1924年初，清华学校在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中，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

　　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以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的限制，筹备人员多次研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培养目标是训练“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等，同时吸收欧美、日本等国际学术前沿的优秀成果，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即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提出的：“故今即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

　　计划既定，清华校长曹云祥立即动员原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款留学生，以第55名成绩放洋美国，并于1917年归国未久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文学院哲学教授胡适（字适之），到筹建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时年34岁，尚不算糊涂的胡氏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听罢深以为然，当场表示请胡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以保留绵延中国文化之血脉云云。尽管胡适此时的学问日益进取，地位和名声在新派学界如日中天，但他毕竟算是个心中有数之人，面对曹校长的一番抬举，并未得意忘形，更没敢轻视王国维、梁启超等诸前辈学界泰斗的真实存在，忽略王、梁等人作为文化昆仑在天下儒林所展现的“高山仰止”的伟岸身影。他清醒并谦虚地说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曹校长见对方态度诚恳，又觉此言甚在情理，于是决定按胡适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诸行动。

　　1925年2月，在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首先聘请由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32岁的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

　　按照当初胡适的建议，曹云祥让吴宓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前往几位大师住处一一聘请。曾任宣统朝五品“南书房行走”之职、时年49岁的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作为满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一溥仪的“帝师”，自然属于旧派人物。此前，曹云祥曾托胡适向王氏转交过一封非正式的印刷体聘书，并让胡对王就研究院性质与教授程序做一番解释说明。聘书送到后，胡适怕这位性格内向的学术大师优柔寡断，又动用自己的汽车专门拉着王国维在清华园转了一圈。王氏见园内风景优美，校内颇具规模与秩序，始有进清华的念头。此次吴宓在登门之前，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计定了周密的对付办法，欲一举拿下。待到了北京城内地安门织染局10号王国维住所后，吴宓采取入乡随俗之策略，进得厅堂，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觉得眼前这个吃过洋面包的年轻人，居然把自己当做一个有身份的前辈人物看待，尊敬有加，顿觉有了面子，心中颇为舒畅痛快，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德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吴宓的三个响头总算没有白叩。

　　王国维虽打定主意，但又想到自己仍是前清皇朝的臣子，为人臣者，乃唯君命是从，像这样工作调动之大事还得按旧规矩向“皇帝”禀报，看“上面”是否。恩准”，然后才能正式决定行止，否则有失体统。于是，他憋在家中颇费了一番脑筋，经过几次“吭吭哧哧”的反复思量，又偷偷摸摸跑到天津拜见逊帝溥仪，在“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Ⅲ后，才放下心来，收拾行李，于4月18日携家人迁往清华园古月堂居住（秋迁入西院十六、十八号），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之职。

　　王氏到校，立即在师生间引起轰动，鉴于他在国学界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曹云祥校长有意请其出任研究院院长一职，王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曹云祥校长复请吴宓任之，吴乃允就主任之职”。

　　与王国维处事风格不同的是，时年53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极其痛快地欣然接受。梁氏尽管年过半百，思想不再像当年“公车上书”，凭一介书生之血气与康有为等举子在北京城奔走呼号，掀起著名的“康梁变法”滔天巨浪时那样激进，且已有保守之嫌，但凭借他那明快畅达，开一代学风的《饮冰室文集》和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文史巨著，奠定了其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当时中国学界曾称“太炎为南方学术界之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之北斗”，南北两大巨星相互映照，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史学星河中灿烂绚丽的风景。

　　王、梁二位大师应聘后，按当初胡适的提议，清华方面欲聘另一位名盖当世，为天下士子服膺的国学大师、外号“章疯子”的章太炎前来聚会。但自视甚高，目空天下士，且素与梁启超不睦的章氏，不愿与王、梁二人同堂共事，得此礼聘，“疯”劲顿起，当场将聘书摔在地下并踏上一只脚，高声示众，以示决绝之态。自此，“章疯子”失去了在清华园一展风采的机会，清华园也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师。

　　国学研究院既开，第一届招收了38名学生，仅王、梁二位导师显然不足以应付。于是，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积极荐举与自己同期留美，时年34岁，才情超群，知识广博，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佛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曹校长闻知，欣然同意，立即发电聘请。正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之职的吴宓，一看张氏荐举了自己的同窗故旧，也不甘示弱，灵机一动，借机向曹云祥推荐了自己在哈佛攻读时的同学——这便是后来被誉为中国史学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陈寅恪。

　　原籍陕西泾阳的吴宓（字雨僧），1916年于清华学校毕业，次年赴美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就读。获得学士学位后，继人哈佛研究院师从于新人文主1906年义大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攻研哲学。就在这个时候，来自江西义宁的陈寅恪经在美国哈佛就读的表弟俞大维介绍，入哈佛大学师从东方语言学大师兰曼（Lanman）学习梵文与巴利文。既进哈佛校园，自然要与中国留学生结交，陈寅恪很快与姜立夫、梅光迪、汤用彤等辈相识，当然还有终生挚友吴宓。其间，由于陈寅恪、吴宓、汤用彤三人才华超群，成绩卓著，引起中国留学生的瞩目，一时有“哈佛三杰”之誉。而作为三杰之一的吴宓，则对陈寅恪的学问人品推崇备至，赞为人中之龙，相识不久即以师长待之。

　　吴宓有写日记的习惯和毅力，也是日记高手，行文优美，议论独到，与好论政治时势的胡适日记大为不同，内中充满了真性情和对世事的深邃见解。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引人人胜的“好看”程度，在学术界备受推崇，是研究陈寅恪生平史事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据已整理出版的《吴宓日记》载，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读硕士学位的吴氏受中国学生会之请，作《红楼梦新谈》演讲，主要是“用西洋小说法程（原理、技术）来衡量《红楼梦》，见得处处精上，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世界各国文学中未见其比”。

　　当吴宓正意气风发地在讲堂上慷慨激昂地演讲之时，刚进哈佛大学一个月的陈寅恪在俞大维的陪同下前往就听，见吴宓摇头晃脑沉醉其中，对《红楼梦》中人物景象，隐语暗线，转承起合，皆说得有声有色，头头是道。陈寅恪对吴宓的才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流露出钦佩之情，很快作（《红楼梦新谈》一首相赠，诗曰：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自注：虞初号黄车使者）更有人。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吴宓初得陈寅恪诗文，惊喜交加，认为在异国他乡的飘零岁月，不仅得到了一位难得的知音，同时得到了一位亦师亦友的贴心好兄弟。这位似师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随自己一生，并作为道德学问之楷模，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昭示着前方那漫长的人生之路。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字里行间，跳跃着作者喜悦的音符，弥漫荡漾着浓雾一样只有双方心灵深处才能触动的热血情怀。自此之后，吴、陈二人作为同学加密友，携手并行，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感人肺腑的管鲍之交。也正是得益于陈寅恪的鼓励与帮助，吴宓所学专业日渐精进，在“红学”研究中深得神韵，终于成为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的一代宗师。为此，吴宓深为感激，并多次提及此事。许多年后，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吴宓仍不无感慨地说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区之Mt． Auburn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纵观吴宓一生为人为学之品性，此说当为其郁结于心灵之感慨，发自肺腑之颤音。

　　1921年夏秋，吴宓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出任东南大学和东北大学教授，致力于西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同时兼任号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的《学衡》杂志主编。这份以梅光迪、柳诒徵等人为主要创办人，吴氏为“学衡派”领袖的杂志，尽管遭到了另类派文化领袖陈独秀以及干将胡适、周豫才（鲁迅）、周作人兄弟等人的强烈抵制与猛烈抨击，但与胡适关系相当密切的曹云祥，并未因此类江湖恩怨偏袒一方，当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成立后，曹氏慕吴宓才学与名声，力主聘其回母校为国学研究院筹备鸣锣开道。吴不负厚意，很快辞去东北大学教职，怀着一份感念之情回到故都北京，二度踏进水木清华那宁静安逸的校园，竭尽全力协助校长曹云祥积极物色延聘国内“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吴宓语）来院执教。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的节骨眼上，远在万里之外的陈寅恪，迎来了踏入清华园一试身手的历史契机。

　　此时，陈寅恪已由美国哈佛大学转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他得到清华聘请的电文后，经过一番踌躇思量，答应就聘。由于购书等事宜拖延了半年才启程归国，又因母丧等事宜，回到上海的陈寅恪向校方请假在家中逗留了一年，直到1926年7月8日方步人清华校园的大门。而这个时候，吴宓因与教务长张彭春矛盾加深，已辞去研究院主任之职，改任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曾经荐举赵元任步入清华讲坛的张彭春，也在与吴宓等人的纷争中败下阵来，被学生赶出了清华园，研究院事务由新任教务长梅贻琦兼理。

　混战过后，处于多事之秋的清华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在蛙鼓蝉鸣与阵阵热风吹荡中，随着陈寅恪摆动长衫缓缓登上承载着文化使命的圣洁讲台，一个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四大导师”阵营业已形成，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了它的巅峰时代。

　　这年11月16日，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来到陈寅恪住所商谈，欲聘请一位大字号“海龟”来校出任中国文史教授，以充实清华的文科阵容，壮大学校的整体实力，为即将改制的清华大学再加砝码。陈寅恪稍加思索，脱口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便是声名赫赫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当时仍在德国柏林大学就读的同窗好友——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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