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著名历史学家李诞先生数十年来撰写和刊布的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论著的选集，所收论文没有按时间顺序加以编排，而是以类相从，分成九类：第一类是关于中国土地制度史的研究，第二类是商品经济史研究的论著，第三类是有关《史记·货殖列传》研究的论著，第四类为以上三类之外的中国古代史专题论述，第五类为治史札记选录，第六类是师友忆念之作，第七类是序跋之作，第八类是教材、教法之作，第九类是学习杂说之作。其中最为主要的无疑是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商品经济史的研究，这是贯穿李埏先生整个学术研究的两条主线，也是他学术研究的两块基石。

　　李埏（1914～2008），字子沂，号幼舟，云南路南县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创建者。早年受业于张荫麟、吴晗、钱穆、陈寅恪等史学大师，深得史学真传。毕生研究中国古代史，对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商品经济史的研究尤为深入。

《不自小斋文存》述略/林文勋

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研究

试论殷商奴隶制向西周封建制的过渡问题
试论中国古代农村公社的延续和解体
关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几个问题
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
再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
三论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
孟子的井田说和分工论——读《孟子》札记
“元”乎？“充”乎？“讫”乎？——吐鲁番出土的唐朝
高昌县给田文书大字作何解释的问题
《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庄园和矛盾

商品经济史研究

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
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
　附：郭沫若同志关于《资本论》一处译文的信
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
北宋楮币起源考
宋代四川交子兑界考
北宋楮币史述论
　附：“小钞”的始末
论南宋东南会子的起源

《史记·货殖列传》研究

《史记·货殖列传》时代略论
论中国古代商人阶级的兴起——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
《史记·货殖列传》引《老子》疑义试析
《史》《汉》论子贡货殖考异
《史记·货殖列传》札记六则

中国古代史研究

试论历史局限性
龙崇拜的起源
夏、商、周——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汉宋间的云南冶金业
马援安宁立铜柱辨
　附录：《广州记》马援铜柱条的撰者为谁？
宋初秦陇竹木
北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熟户
路南县沿革大事系年

治史札记选录

龙的传人——中华民族远古时代对大自然的斗争，中华文化的序幕
日中为市
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
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企业家
“耕作半径”浅说
“千年田换八百主”
译名质疑两则
“良丁”和“丁牛”
梅花、元宝和马——读《武则天》札记三则
欧史徐注纠谬
元昊和宋
补《甘二史札记·西夏番盐》条
高平学案
重视云南经济史的研究
建议与呼吁
滇越铁路半世纪
石林掌故二则
至公堂怀古

师友忆念

张荫麟先生传略
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敬悼先师钱宾四先生
心丧忆辰伯师
记吴晗先生的路南之游
记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
跋胡小石先生书横幅
熊迪之先生轶事
教泽长存 哀思无尽——悼念方国瑜先生
缨鸾和同志及其遗著
忆张德光同志
见贤思齐，莫让前修专美——访李约瑟博士有感

序跋

《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序言
《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前言
《中国经济史研究》前言
《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前言
《滇云历年传》校点本前言
薪尽火传，继长增高——书《中国民族史》后
评辛著《禹贡新解》
《秉烛集》序
《中国传统市场的历史演变》序
《唐宋茶业经济研究》序
《云南历史货币》序
《贝币研究》序
《云南历史文化新探》序言
《美丽的彩虹》序
《云南地方官僚资本发展简史》序
《张冲将军评传》序
《东陆学林》第一辑序

教材 教法

论高小和初中的历史教材
我们怎样摸索着绘制历史参考地图
论“中国历史文选”的教学方法
学习历史要重视图表
谈谈指导研究生的三个问题
关于导师工作的几点意见
研究须有中心
西南联大的选课制度及其影响

学习杂说

以学愈愚说
博和精
读书和灌园
读书必有得力之书
文章的眼睛
漫谈简化字
立志
读诸葛亮《诫子书》
唐太宗的“以人为镜”
善与人同
漫谈创业与守成
谈“满盈”
扁担“销钉”给我的教育
我爱公孙树
预备期回顾
为真正做到“为人师表”而奋斗
教书育人 为人师表

李埏先生传略/林文勋

《不自小斋文存》述略

林文勋

　　李埏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他一生笔耕舌耘，海人不倦，桃李满国中。他对中国经济史的诸多领域作了开创性的研究，被誉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者。本书为李诞先生学术论著的选集。

　　这部文存选收的论著是李埏先生数十年来撰写和刊布的较具代表性的论著，尚有部分论文因篇幅所限，未能收录在内。另外，他所撰著、主编、校点的专著因已成书刊行，故也不在收录之列。

　　文存所选收的论文没有按时间顺序加以编排，而是以类相从，分成九类，以便更好地反映著者的观点和思想。

　　第一类是关于中国土地制度史的研究。1954年，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刊布了著名论文《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首次系统地对我国封建的土地国有制作了理论探讨，提出“皇族土地所有制”自秦汉以来“以一条红线贯穿全部封建史”，在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1956年8月，李埏先生继之在《历史研究》发表了长达两万五千余字的长篇论文《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这篇论文首次把这种土地所有制定名为“土地国有制”。并从多方面论证这种土地所有制长期存在的原因和所起的作用。这两篇论文的发表，在我国史学界引起热烈的讨论，一批学者纷纷撰文各抒己见。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探讨争鸣遂形成高潮，成为推动中国史学研究发展的“五朵金花”之一。在这场争鸣中，尽管李埏先生称自己的论文为侯老论文的续貂之作，但不论从史料阐发还是理论探讨来讲，都在侯文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同时还首次提出了土地国有制、大土地占有制、大土地所有制、小农土地所有制以及村社所有制等多种土地所有制“同时存在”的观点。对此，史学界虽然有人常常将侯、李并称为土地国有制派，但更多的则是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流派，概括为“多种形态并存说”。由这篇论文开始，李埏先生展开了对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的全面研究。他的研究，既弄清了关于土地国有制的重大理论，又对诸如井田制、均田制等重要田制中的相关问题作了深入考证；既从古史分期和农村公社的角度分析了土地国有制的源起，又在商品经济史的视野下揭示了土地国有制变化发展的原因；既在土地所有制和社会的变革中剖析了地主阶级的产生，又以庄园为对象探讨了土地所有制的各种具体经营形式。

　　第二类是商品经济史研究的论著。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在史学大师张荫麟先生的指导下，李埏先生就试作宋代纸币研究的论文，以货币问题为核心，开始对商品经济史进行探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又对唐代的货币流通及商品经济发展续加研究。即使是在商品经济受到错误否定和批判的60－70年代，他也坚持研究不辍，并在80年代初发表《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将这种研究从微观的典型剖析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理论阐释，揭开了中国商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性序幕。这篇文章是他长期研究商品经济史的理论升华，又是对60－70年代错误否定和批判商品经济现实的历史反思。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对中国商品经济史研究的开展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1983年《中国经济科学年鉴》将该文作为有助于推动经济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论文详加介绍和评述。由此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商品经济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的地位。在李埏先生的商品经济史研究中，他始终将深邃的理论分析与具体入微的个案考察有机地融为一体，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深层次的重大问题。最为独到的是，他把商品经济史与封建土地制度及其生产关系史的探讨结合在一起，综合研究，饶具特色。这方面的研究可与封建土地制度史的研究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第三类是有关《史记·货殖列传》研究的论著。《货殖列传》是一篇绝无仅有的古代商品经济史专论。它所记述的时代，始于公元前5世纪初的春秋季年，讫于公元前2世纪末的汉武帝元鼎年间（公元前116一前111年），历时约400载，恰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为追溯中国商品经济史的源头，在20世纪90年代末，李埏先生集数年之力，对《货殖列传》作了重点研究。《（史记·货殖列传）时代略论》、《论中国古代商人阶级的兴起》等文具体分析了商品经济第一个高峰期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特征。其它诸文则是对《货殖列传》所涉及史事和列传中目前阐释不清的问题作新的解说。在内容上，这类论著与上面的商品经济史类相同。考虑到这类论著较为集中，故另为一类。

　　第四类为以上三类之外的中国古代史专题论述。我们知道，历史局限性是关系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准则问题。1975年之际，“四人帮”一伙宣扬一种谬论，谓文艺作品写历史上英雄人物可以“无限拔高”，不应写历史局限性。李埏先生针对这种谬论，发表《试论历史局限性》一文，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历史事实予以驳斥。这在当时，实有空谷足音，振聋发聩之效。《夏商周——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是一篇论说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论文。先生尝说，上世纪50年代，依照部颁教学大纲进行教学科研，从战国封建论，故那时所撰论文《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以战国为封建社会之始。及1960年初，赴大凉山作社会调查。看到民主改革前之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与西周社会绝不相类。西周社会倒是与前此所见的傣族社会颇为相似。调查小组同志对此看法完全同意，于是归来后撰成《试论殷商奴隶制向西周封建制的过渡》一文［1］。先生对分期问题的看法至此一变，改从西周封建论。但是关于先秦古史的分期问题，先生的探究并未终止。对夏商为奴隶制社会之说仍感未安。十年浩劫后重温古史，经反复思考，最后认为夏商周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封建制与奴隶制并存，但以封建制为主，社会性质为封建制。于是写成《夏商周——中国古代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一文。收入本集的又一篇关于古史的论文是《龙崇拜的起源》。这是先生在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期，看到龙崇拜的古老和普遍，溯其起源盖出于牛图腾和蛇图腾二者的结合。其实质则是农田水利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宋初秦陇竹木》、《北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熟户》是关于宋史之作，系根据4D年代所写读史札记重新改写而成。《汉宋间云南的冶金业》、《马援安宁立铜柱辨》以及《路南县沿革大事系年》是关于云南地方古史之作，是李埏先生对桑梓若干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这些论著，虽归为一类，名之为“中国古代史”，但多篇均为经济史论著。其研究范围为上古史、唐宋史和云南地方史，与李埏先生长期学术研究的重点颇相符合。

　　第五类为治史札记选录。从内容上来看，可细分为三：一是经济史；二是古代史；三是云南地方史。其中，《译名质疑两则》、《“良丁”和“丁牛”》、《梅花、元宝和马——读（武则天）札记三则》、《欧史徐注纠谬》、《元昊和宋》、《补＜廿二史札记·西夏番盐＞条》、《高平学案》等，写于20世纪40－50年代，以唐宋史札记为多。《日中为市》、《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企业家》、《“耕作半径”浅说》、《“千年田换八百主”》等是李埏先生80年代中期为《云南日报》“经济史话”专栏所撰写的文章。该栏目由李埏先生与《云南日报》理论部共同商议创办，至今已相延近20年，是《云南日报》历时最久的专栏之一。这些论著，虽名为“札记”，实则以通俗简洁的语言，阐发了对诸多历史特别是经济史问题的深刻认识和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如果说以上反映了李埏先生学术研究发展的历程的话，那么，以下则主要反映了李埏先生教书育人和思想发展的轨迹。

　　第六类是师友忆念之作。李埏先生是在国学大师张荫麟、钱穆、吴晗等先生的耳提面命之下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的。在亲承大师教诲的过程中，师生之间留下了感人至深的史坛佳话。这种师生高谊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丝毫褪色，而且历久弥新。对于这几们恩师，以及他尊崇的前辈闻一多、胡小石、熊庆来。方国瑜、李约瑟和与之相处甚佳的好友张德光、缨驾和等，李埏先生晚年均著文纪念。这些回忆文章，既是李埏先生对师友情真意切的情感流露，同时又提供了这些大师学者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实为一份宝贵的学术史。

　　第七类是序跋之作。这些序跋，一种是李埏先生为自己撰著、主编、校点的著作所写的序言和前言；另一种是李埏先生为他人著作所撰的序言和书评。前一类使我们看到李埏先生的学术研究事业，而后一类则为我们展示了李埏先生对学术发展的关爱，以及奖掖扶持后学的崇高精神。但不论是那类序跋，李埏先生从不敷衍塞责，都是本着求实负责的精神，认真对待，常常谈出新的观点、新的思想，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第八类是教材、教法之作。其中，除《西南联大的选课制度及其影响》一文是李埏先生回忆他在西南联大就读时的教学情况之外，其余诸篇均是李埏先生在从事中学教学、大学本科教学以及指导培养研究生过程中自己教学经验的总结。文中谈到的不少经验，极具价值，曾在多所高校和多种会议上作过交流。

　　第九类是学习杂说之作。共收有17篇短文。其中，《以学愈愚说》写于高中阶段，反映了李埏先生中学时代对学习重要性的认识，其文采和立意对一个中学生来说实不可多得，故在当时深受师友赞誉。《我爱公孙树》、《预备期回顾》、《为真正做到“为人师表”而奋斗》、《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表达了年逾七旬的李诞先生在创建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室和加人中国共产党后的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不计名利，无私奉献，把毕生献给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和品质。文中蕴含的那种种植公孙树的精神和“在共产党员的字典中无‘老’之一字”的豪情壮志，对青年人极具教育意义。《博和精》等文则是20世纪60年代初李埏先生应《云南日报》“文化生活”版之约撰写的杂文。这些杂文，或鼓舞青年人立志，或教导青年人读书为学，或直言革命建设事业中的失误，文笔犀利、精练明快、晓畅易懂，在当时对教育和引导年轻一代立志学习，积极献身革命建设事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妖颠倒，是非不分，这些杂文竟被诬为毒害青年人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与张德光教授、江应梁教授、尤中教授发表在《云南日报》上的杂文一同被编成《学与问》一书，供大批判使用。李埏先生与张德光教授。江应梁教授一起被打成“云大三家村”，后连同尤中教授一起又被定为“云大四家店”，因此备受摧残和迫害。“文革”结束后，这些文章得到平反，中共云南大学党委曾再次印行《学与问》，予以肯定和表彰。

　　李埏先生的学术研究虽然涉及多个方面，但其中最为主要的无疑是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商品经济史的研究。这是贯穿李埏先生整个学术研究的两条主线，也是他学术研究的两块基石。在这两个领域中，李埏先生做出了超迈前人、启迪来者的重要学术贡献。

　　作为中国土地所有制形式大讨论的重要参加者和发起人，李埏先生从理论上对土地国有制、大土地私有制和大土地占有制作了科学的区分，进而追溯了土地国有制的源头，并揭示了土地国有制和北方地理环境。农民大起义以及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关系。他不同意单纯地依据地租来判定土地所有权，认为：我们从地租的占有固然可以看到土地所有权，但从土地所有权却不一定能看到地租。因为，封建地租的构成是农民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但农民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却不一定构成地租，要看土地所有权是在谁的手里。因此，判断土地所有权的根本标准应该是看能不能将土地当作“私人意志的专有领域”，排他地、独占地去支配它。据此来看，土地国有制和大土地占有制是有着严格区别的。侯外庐先生将国家所有制称为“皇族土地所有制”，泯灭了二者的区别。事实上，我国整个封建主义时期的专制帝王都是具有二重性的。一方面，他们是封建国家的惟一代表，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大土地占有者，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别。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大土地占有制、大土地所有制，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士地所有权上。此外，小农上地所有制和残余的村社土地所有制也同时存在。土地国有制可以上溯很远。农村公社（即井田制）时期是全面的士地国有。春秋战国以后随着井田制的解体则转变为新的形式。战国初期的郡县制成为这种新的土地国有制的骨干。在此后的封建时期，国有土地更多地存在于我国北方地区。这是因为，黄河流域需要修建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和水利工程，大土地所有者往往无力担当此任，非国家不能为。封建国家“由于控制了水，从而控制了土地，更从而控制了土地上的人”。再者，农民起义不断地打击着大土地占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新的王朝窃取农民革命斗争的果实——解放出来的土地，把它作为国有土地来经营。这样，土地国有制便一再地呈现出“式微——复苏——式微——复苏”的发展态势。土地国有制是中央集权建立的重要条件。历史事实表明，在土地国有制增大的时期，封建国家就比较强大。

　　以此为契机，李埏先生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发展以及地主阶级的产生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经营方式作了深人的揭示。他指出：农村公社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二重性”的社会结构，它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必经阶段，农村公社的解体或者延续是由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决定的。西周时期，农村公社就是井田制。井田制之所以长期存在，原因在于那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对井田制形不成破坏和瓦解力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长足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渗入井田内部，逐渐引发土地买卖，最终摧毁了井田制。只不过由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有不小的局限性，井田制便有一些“活生生的残余”延续下来。

　　当然，井田制是否存在，历来就颇有争议。在《孟子的井田说和分工论》一文中，李埏先生指出：井田制农村公社作为一种具有公有和私有二重性的，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社会形态，是古代土地占有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不可或缺的产物，并非孟子向壁虚构。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只有公有制而没有私有制，人类社会怎样从公有制过渡到私有制呢？这就舍二重性的井田制莫属了。井田制作为过渡形态的农村公社，存在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并在战国解体后还时强时弱地显现出来。后世的均田制就是井田制的反映。

　　井田制解体后，土地制度和社会关系又如何发展呢？《关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几个问题》分析道：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起了剧烈的变动，古老的井田制衰歇了，到商鞅变法遂宣告了它的终结。从此，原来生活在农村公社里的人们摆脱了村社的束缚，但也同时失去了它的保护。士、农、工、商各在自己的道路上，为占有土地、获得财富而尽力奔驰。于是“齐民”不齐了；贫富分化如九走板似地不断扩大和加深，新的阶级、新的社会矛盾产生并发展起来。整个社会步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封建地主制时代。

　　在整个封建地主制时代，庄园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经营的重要方式。《水浒传》有那么多的庄园，说明庄园制是存在的。事实上，庄园制是亘中国封建社会都存在的，宋代庄园不过是其中的一段而已。假若我们要上溯庄园的渊源，那至少可以远及西周。西周的采邑就是建立于农村公社之上的领主制庄园，和西欧中世纪的庄园最为近似。秦汉以后的庄园是地主制庄园。它的典型形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族庄园。唐代以后，世族庄园衰落了，庶族庄园继之而起。两宋时期，庶族庄园已成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普遍形式，直到明代还是那样。地主庄园是在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统治之下的。封建国家给它以许多制约。它的经济外强制权力不少被集中到王朝手中去，因而庄园不能公开地“隐占王民”或“抑良为贱”，农民对它的依附关系受到制约，从而不能不采取租佃制的剥削方式。更不能公开地建立武装和法庭，所以这种庄园不像西欧封建庄园那样独立而完整。但它仍然是庄园，因为从实质上看，它和典型的庄园并无二致：它们都是自然经济的共同体；都是建立于庄园主占有土地、不完全占有农民的生产关系之上。尽管租佃关系存在于庄园中，但那种租佃关系有着一定的宗法性和依附性，与近代的单纯租佃关系还颇有别。我们不应把古代近代混同起来，放在一个平面图上去看。

　　商品经济是李埏先生又一重要学术研究领域。他突出的贡献是首次从理论上对商品经济史的地位及其理论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揭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一文中，李埏先生根据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对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阐释，强调指出：生产和交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横座标和纵座标，而“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就是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经济曲线”。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长期并存的两种经济形式，二者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此进彼退、此消彼长。由于自然经济代表的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而商品经济代表的则是生产力和社会的进步，因此“自然经济的历史比商品经济悠久，商品经济的前程则比自然经济远大”。就这两种经济形式的对立运动来看，假如舍去曲折反复，只就总趋势而论，自然经济是由绝对的统治地位逐渐消弱，趋于消亡，而商品经济则是由萌芽状态逐渐增长，最后取得全面统治地位。针对我国历史上长期不重视商品经济的旧观念、旧传统，他强调：“为了阐释我国封建经济的实况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为了说明我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特殊性和规律性，毫无疑义，我们应当着重中国封建经济的研究，特别是其中的商品经济史。”主张把商品经济问题放在经济史研究的头等重要位置，号召更多的人从事这项研究工作。

　　将上述理论与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相结合，李埏先生更进一步指出，在商品经济存在的古代社会中，在战国以后的封建时期里，商品经济始终是一个进步因素和力量。每当它有所发展的时候，社会就相应地向前进展，战国时代和汉初、唐宋时代都是显著的例子。反之，每当它衰落的时候，社会就停滞甚至后退，例如魏晋时代就是这样。因为，“它的发展和出自自然经济的传统、制度、社会组织是冰炭不相容的。只要它具有一定力量，它就要削弱或破坏那些旧的传统、制度和社会组织。因此商业乃至那令人诅咒的高利贷，都曾在历史上起过革命的作用”。反过来看，“古老的制度和传统是非常顽固的。除了商品经济，没有别的任何力量可以摧毁它”。正因如此，封建政府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所谓“重农抑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重自然经济，抑商品经济。历代封建统治者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原因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是从自然经济的土壤生长出来的。在商品经济出世以前很久，它已经确立了；它不待商品经济而生存。商品经济的兴起，不是加固它的基础，而是使它感到摇撼”。由于自然经济的榨取手段是经济外强制，商品经济的剥削方法是经济强制，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矛盾、斗争中，自然经济是相形见细的，而商品经济则步步进逼。自然经济的节节败退，损害了专制统治的利益，这样，专制统治者总是要使用手中的权力，压抑商品经济，保障自然经济。

　　基于这些认识，李埏先生还对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和分析。他认为，在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出现两次高峰，两次高峰之间是一个低落时期，呈“马鞍型”发展态势，形成一条升降起伏的经济曲线。第一个高峰是《史记·货殖列传》所传人物生存的那个时代，约自春秋末至西汉前期。其重要性是，第一，交换空前地扩大了；第二，金属货币广泛流布，货币经济首次发挥出它的巨大威力；第三，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已经完成，商人已形成一个阶级。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官府打击商人和实施管榷政策，商品经济的发展势头被遏止，它的第一个高峰便结束了。紧接着，魏晋之际，由于分裂造成的混战，商品经济遇到更大的厄运，降落到最低点，铸币甚至退出了流通。这为自然经济的强化提供了条件，因而自然经济的世族庄园得以发展。人们所熟悉的《桃花源记》、《山居赋》等作品，都是自然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曲折反映。进人唐代，商品经济否极泰来，又向前发展了。经唐朝至宋，出现了第二个高峰。这个高峰，比第一个高峰更高。显著的特点是，随着茶叶等经济作物的异军突起，广大农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从事商品生产，商品经济不仅在城市，在农村中也有所发展。与此同时，市场空前扩大，在农村，出现了草市、墟市，在城市，则是产品集散的市场，出现了行肆邸店；甚至连一向与市场绝缘的皇宫也与市场发生了联系。因为，宫市的出现表明市场关系已在叩击高峻的宫墙了。在市场扩大的推动下，尽管全国的商业网还是漫画式的，全国性市场也还处于它的幼年阶段，但毕竟商业网络已达于各主要经济区，全国性的市场已经开始形成。至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何以会形成这样一种态势，则是由于战国以迄西汉的前半叶，商品生产以盐铁为大宗，盐铁在市场上大放异彩。可是盐铁的产地有限，生产又比较集中，在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它好像一些为数不多的岛屿。由于商品经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汉武帝一旦发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威力，施行管榷均输政策，就能够把它夺而置诸封建国有制之下，大大削弱商品经济发展的势头。可是，到了唐宋时期，除盐铁之外，茶、绢、陶瓷等成为大宗商品，市场关系扩大，商品经济的基础更为坚实和广阔。虽然封建统治者仍然实施管榷政策，但时移势异，商品经济发展之势已不可能逆转了。所以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高峰好像高原一样，在高原上就一直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了。

　　与商品经济史理论研究相辉映的是，李埏先生对唐宋货币经济鞭辟人里的分析与阐释。他指出：我国最早的货币是海贝，流行于商周时期。到了春秋战国，出现了刀、布等金属铸币。从形制上看，它们应是从铁制农具演化来的。金属货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历史飞跃，但由于商品经济的局限，战国至秦朝乃至汉代，金属铸币始终不曾完全排挤原来作为货币的布帛等实物。汉晋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衰退，布帛谷物驱逐铜钱，使魏晋南北朝成为“钱谷布帛杂用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绢制的货币作用日益发展，谷物和布则逐渐削弱，货币发展逐步向着钱帛兼行推移。于是，唐代出现了“钱帛兼行”。铜钱是小生产者的货币。唐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日益发展，而小生产者的景况却日益恶化。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大批小生产者被推向街头，与市场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进一步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大批官僚经商放债取利，商业资本再纳人这些“官僚资本”，其势更为猖獗，直接促成了市场的扩大和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小生产者的货币，单位细小的贱金属铜钱在流通过程中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于是出现了飞钱。飞钱的出现，使“认票不认人”的信用票据树立起更大的权威，为后来楮币的产生准备了历史条件。五代北宋之际，国内西南市场和国外海上市场的扩张给商品经济以强有力的刺激，使商品经济和信用业持续发展，最终在使用铁钱的四川地区诱发出楮币交子，拉开了钱楮并用的历史序幕。

　　《宋史·食货志》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李楮先生认为，可谓直溯其源，最能得其演进之实。因为，飞钱“合券乃取之”，为具有权威的信用票据，而最初的交子就是与之接近的信用票据和信用货币。《北宋楮币起源考》一文指出，交子之率先起源于四川，主要是因为宋廷规定四川专行铁钱引起交换不便而又缺乏贵金属，交子便藉信用业的发展而产生。同时指出，旧史记载“交子起源于钱少说”、“张咏以蜀铁钱重而创为交子说”均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正确的是“蜀民患铁钱重而私为交子说”。交子产生的时间，彭信威认为产生于五代宋初，加藤繁认为产生于真宗初年左右，戴铭礼认为产生于真宗朝，等等。其实，说它出现于公元10世纪末叶应是最为恰当的。交子的界制问题，史书曾有“两年一界说”和“三年一界说”。近世学者则多各执一端。《宋代四川交子兑界考》指出，交子的界制前后有很大变化，凡有五期之不同：公元1023年前无兑界；公元1249年—1256年，为十年一界限；公元1256年—1279年，不立限界。交子创立兑界的原因，一是交子是楮制的，容易毁损和伪造，兑界可杜绝作伪纠纷；二是更换兑界之际可多收取纸墨费，扩大发行量以增加官府收入。

　　最为独到的是，李埏先生还创造性地将土地制度史与商品经济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商品经济的发展去考察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盛衰变化。他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国有制等多种形态交织在一起，互为消长盈缩，构成一条曲折起伏的经济曲线，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而规定秦汉以后社会性质的则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什么原因导致各种土地所有制之间互为消长盈缩呢？李埏先生认为，主要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曲线“是封建土地国有制存亡盛衰的关键”。以此为出发点，李诞先生分析了整个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发展。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一个高峰，它以商品交换的方式把人们越来越多地卷入市场关系之中，就连土地也成了商品，扩大了贫富差别，发展了私有经济。于是，土地国有制消弱了，土地私有制发展了。汉武帝施行管榷政策，商品经济的发展势头被遏止，从商人那里没收来的大量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土地国有制迎来了它的中兴时代。魏晋之际，商品经济衰竭到几乎静止的程度，土地所有权的运动相对地放慢，国有土地向私有土地转化的速度也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大土地所有者建立起一个个自然经济的共同体——封建庄园；另一方面，封建国家相继推行屯田、均田，土地国有制得到强化。这两种土地所有制，像并行的双轨，贯彻于汉唐之间。屯田、均田等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大庄园，与大土地私有者的庄园一样，都是因商品经济衰落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而产生的。到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更高的高峰，使人们占有土地的愿望和要求更为强烈，同时扩大了贫富分化，加剧了土地所有权的运动，这样，均田制不得不崩溃，地主土地私有制则大为发展。自宋迄清，商品经济虽然发展缓慢，但没有逆转倒退，所以均田制那样大规模的土地国有制便一去不复返了。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土地国有制与自然经济共进退，与商品经济背道而驰，不能就说土地制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李埏先生分析道：土地国有制因其能增加自耕农，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在社会凋敝之余，土地国有制使流离失所的贫苦农民变成了自耕农，复苏了农村经济，为商品经济奠定了基础；待自耕农经济发展起来后，必然要发生贫富分化，而贫富分化的结果必然促进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所以，辩证地来看，“在私有制的社会里，商品经济的发达必然导致贫富差别的扩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土地国有制的衰落。土地国有制赖自然经济强化而产生，而延续。但它却为自然经济的对立面商品经济尽推毂之功。因此，当商品经济的历史车轮向前滚动时，它却被遗弃在后边，功成身退了”。

　　与之相补充，李埏先生还分析了商品经济与地主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关系。他强调：“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地主阶级产生的历史前提。西周时期，自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封建生产关系只能是领主制。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到足以瓦解农村公社，但还达不到孕育出资本主义的程度，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于是产生了地主阶级和租佃关系。唐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扩大，租佃制越来越多地排挤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残余，经济强制更进一步削弱了经济外强制。到明代，江南始有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在这个地区开始露出行将否定封建生产关系的端倪。”围绕这一中心，李埏先生从商品经济的角度分析了地主阶级的产生及其更新。他说，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冲击着农村公社，引起农村公社内部齐民的贫富分化。富者必然要剥削穷者，但同由于双方均为齐民，同属一个等级，不能采取抑良为贱的超经济手段，而只能借助于租佃契约这种经济关系。这样，就产生了地主和佃农，产生了封建地主制生产关系。这比之于把地主阶级的产生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的结果的观点，显然更具说服力。地主有贵族地主、官僚地主、庶民地主之分，决定地主阶级性质和动向的是庶民地主。庶民地主与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商贾之间，不仅没有等级界线的障碍，反而有商品经济这一经济通道。商品经济使地主、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经常处于贫富分化之中，身份不断发生转化，从而使地主阶级获得不断更新。这是导致地主阶级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在选编这部文存的过程中，除了对著者的学术成就深为折服外，我们还深深地感受到了李埏先生一生献身学术的科学精神。这是又一笔宝贵财富。

　　科学研究首先需要一种献身和牺牲。李埏先生深知这一点。他常常对学生说：“科学研究必须坐冷板凳，啃冷猪头肉。”还说：“一个人处逆境的时候容易动摇，但处顺境的时候恐怕更易动摇，因为功名利禄等等是很容易诱惑人的。”这既是他对学生的要求，同时也是对自己的鞭策。20世纪50－60年代，李先生取笔名为“二冷”、“敖冷”，意即自己甘愿坐冷板凳，甘愿啃猪头肉。80年代中期，云南大学电教室到他家拍摄他的家庭生活。摄制组的同志一进门便环顾四周，商量突出什么特点。其中一位同志说：“李先生的特色是‘清寒’二字。”

　　当时，不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在此前，尤其是解放前，那就不是清寒而是贫困了，虽然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李埏先生总是安之若素，毫无怨言，一心一意扑在科学研究上。

　　在科学研究上，是以多、快为道，还是以少、精为功呢？80年代，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急近功利思想泛起，有不少人，或为追求名利，或为评职称等等，一味求快，追求数量。当时，凭李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水平，他要想多出版几部著作，多发表一些论文，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事。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他的做法正好与此相反。他主张文不贵多，贵工。他说：“《汉书》卷引《枚乘传》载：乘子皋，武帝时为郎，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作少而善于皋。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早年，李埏先生就手录这段话置诸座右，并自加按语说：“自后世相如盛名观之，皋不逮相如远矣。由是可知，文章贵质不贵量。苟质不佳，虽多亦奚以为，疾则更无论矣。”此外，顾炎武《日知录》卷19‘文不贵多”条云：“二汉文人所著皆少，史于其传末每云所著凡若干首。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史之录其数，盖称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亦不必皆有用于世，其不传宜矣。”该条之下，注说：“杨氏曰：今之文集与今年内之时艺，若不拉杂摧烧，将伊于何底！”80年代，当李埏先生读到这段记载时，他又亲手抄录，作为自己立身治学的准则。

　　正因如此，李埏先生情墨如金，从不轻易着笔。凡有所论，无不经过反复修改、推敲。他的稿子写就，不仅常常请同事们看，请他们提出意见、批评，还经常请学生看，请他们提意见，批评。即使用到90年代，他仍坚持这样做而没有丝毫的松懈。

　　以1997年底发表于《思想战线》的《夏、商、周——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一文来说，初稿大约在1993年前后就已写成，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里，李埏先生对稿子作了多达七八次的修改。其间，有一次，稿子已被一家杂志社拿去排印即将发表，他感到其中一个地方论述尚不够完备，当即请学生到杂志社将稿子撤下拿回，又作了长达数页的修改补充。李埏先生治学的严谨和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科学研究贵在创新；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力。李埏先生之所以如此严格要求自己，目的就是要有所创新。多少年来，不论是撰写论著，还是作学术报告，抑或授课，凡有所论，总是要提出一番新意和见解。

　　这里，不禁使我们想起了他与张岱年先生的一段关系。1983年3月底，李埏先生赴京参加中国史学会大会，会后，应山东之邀，赴曲阜参加孔子学术讨论会。会间，部分代表往孟子故里邹县考察。到邹县后，县文管所领导邀数名全国知名学者作学术报告。李埏先生就孟子经济思想发表一席谈话，甚得与会者高度评价。5月8日，北大张岱年先生从京致函说：“李埏同志：这次到曲阜开会，能得晤谈，非常高兴！这次我在山东的最大收获就是听到您在邹县的学术报告，内容十分精粹，希望写成论文，早日发表！”90年代中后期，李埏先生撰《（史记·货殖列传）引老子疑义试析》一文，指出司马迁为何要将老子那段话置于篇首？数百年来，从杨升庵到梁启超，再到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和今人肖黎等，他们无不认为司马迁的目的在于“破之”。李埏先生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发现，司马迁的目的不惟不是“破之”，而是加以称道。张岱年先生阅后，于同年11月10日致函说：“您关于《史记·货殖列传》引老子语的大作，读后甚受启发，大作分析深切，结论正确，我完全同意。太史公引老子语，确系表示赞同。过去一些论者不能理解史公深意，以致误解，今大作加以纠正，我表示赞佩！”张岱年先生是我国哲学思想史研究的泰斗，对李埏先生的这篇论文如此褒奖，实为史坛佳话。

　　以上是我们对本文存内容的简略介绍及选编过程中的体会。我们很早就建议出版这部文集。可是先生谦逊未遑，总是说这些作品“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不允所请。最近，我们认为不宜再延缓了，于是搜集先生自青年时期以来所发表的文章，从中选编为这部集子。本文存由我和龙登高博士初编，后我在此基础上调整、补充并最终编定。在选编刊印的过程中，多承同门学长李惠铨编审的指教襄助，因得以早日问世。这是应当感谢的。

2001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