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值得感念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戊戌政变”——光绪皇帝被幽禁，“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仅仅维持了一百天左右的维新运动就此寿终正寝。本书作者依据各种新旧史料重新架构“戊戌维新”与“戊戌政变”的叙事模式，不仅详细交代了戊戌年间复杂的社会背景，分析了“戊戌政变”发生的深刻内因，同时也以“同情与理解”的态度重新评析了参与维新和政变的风云人物。作者既没有人为抬高康有为、梁启超一系的“维新派”，也没有故意贬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而是客观评价他们的功过，以真实的人物形象尽量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　子
第一章　骚动的春天
　　伏阙忧危数上书
　　开学会振士气
　　爱国的权力
第二章　问题并非那么严重
　　西花厅问话
　　警惕“雅各宾主义”
　　“伴食宰相”的西方认知
第三章　一个亲王之死引发的政治地震
　　晚清政局中的关键人物
　　令人遐想的十三天
　　扑朔迷离的决策内幕
　　闪电击倒了翁同龢
第四章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感觉错位的一次召见
　　“政治新锐”的失望
　　设译局透露出耐人寻味的信息
第五章　党争：中国政治的顽疾
　　变科举为新政第一要义
　　新旧党争拉开了序幕
　　乘胜而进，立废八股
　　“政治边缘人”的权利诉求
　　所谓维新志士
第六章　其实不是一个新旧问题
　　以改革的名义
　　结党攻讦，各立门户
　　礼部六堂官“集体下岗”
　　超常升迁的军机四章京
　　废我军机？
　　军机人臣找到了应对办法
　　不仅仅是一个饭碗问题
第七章　风起于青萍之末
　　风乍起
　　一个值得琢磨的细节
　　谁知我心
　　“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想象中的敌人
　　“非袁莫属”
　　告不告密确实是个问题
第八章　巧合，还是阴谋
　　期待客卿
　　一笑泯恩仇
　　觉悟似乎太迟了
　　了无深意的会面
　　列强斗法与宠臣失宠
　　走，还是留？
　　解铃还须系铃人
　　墙倒众人推
第九章　失望的结尾
　　“钦差大臣”悄然出走
　　吁请太后出园训政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事情正在起变化
　　归复旧制

戊戌变法的非主流解读

　　《1898年中国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几年前的一部电视剧：《走向共和》。比起过往思维惯性中的脸谱形象，本书对历史人物复杂性的刻画与分析，产生的震动要大得多，至于这种分析合理与否，则见仁见智了。

大清的回光返照

　　110年前，力渐不支的大清朝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一场新政轰轰烈烈地展开，后人称之为“戊戌变法”。

　　这次回光返照仅持续了103天。随后，一场由慈禧太后主导的政变，在一夜间否定整个新政。光绪被囚，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等事接连发生，变化之快，让整个帝国都摸不着头脑。

　　清代宫廷最不乏谜团。这次新政起始与终结的突然性，以及一波三折的过程，留下了太多的疑问：新政期间，光绪与慈禧的关系到底如何？慈禧对新政的态度究竟有否变化？袁世凯告密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疑问不但引出了研究成果，更提供了娱乐化的效应，诸如大刀王五一类的传说都与这场诡谲的政争联系到一起，可见其纷杂态势。

　　近日，一本《1898年中国故事》出版，再度聚焦于“戊戌变法”。作者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对新政做了一次理性的梳理，对康有为的作用、“帝党”“后党”之争、袁世凯与光绪的关系、新政失败原因等等，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观点，作为一家之言，其分析很值得读者一观。

边缘人康有为

　　历来提起“戊戌变法”，康有为都被视作主导性人物，《1898年中国故事》却给人另外一种感觉。

　　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曾给予光绪很深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整个变法期间，光绪只与之见过一面，而且据作者看来，这次会面相当不理想。并且，光绪仅赐给康有为一个总理衙门章京的官职，未使之进入权力中枢。对于康氏的“旗手”身份来说，这一点令人难以接受。

　　整个新政的主导者是光绪皇帝，他所依赖的理念，并非只来自康有为一人的建议，而是整个国家政治改革的共识。至于具体的实施者也好，反对者也罢，均是朝中大员。康有为更像一位先锋，而非主将，他只能屡次借助为别人代写奏折的机会，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为维新制造舆论，而没有施展身手的余地。

　　《1898年中国故事》所述，让人觉得康有为更像一个不甚精明的算计者。在推动新政大局的同时，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治地位。皇帝赐官之低让他大失所望，在政局一日一变之际，他所计较的却是如何为梁启超谋得官报总经理的职务，以及京师大学堂中的总教习一职会落入谁手。为了名利，他甚至不惜以别人的名义奏请重用自己，如此一来，让他在“帝党”“后党”两派中都留下了不好的名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维新派的分裂，并一度引起了光绪的不快。在风云变幻的大势面前，康有为并没有睥睨一切的雄心，反而在小算盘的拨拉声中，使自己成为政治边缘人。

被逼出来的“两宫之争”？

　　许多人一向认为，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在维新过程中处处掣肘，其打压导致了变法失败。不过本书提供了另一种解说：即慈禧对变法的态度，系从支持转为反对，所谓“后党”也是在外力刺激下被迫形成，而慈禧对光绪的最终否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由维新派造成的。

　　据作者所述，慈禧对于变法起初并不持反对态度，她只提出两个底线：即不动祖宗之法，不损满人贵族权势。作者据史料分析，在变法初期一系列重要人事变动的安排，均系出自慈禧与光绪协商的结果，其中甚至包括将帝师翁同龢排出政坛之外。

　　本书对历史人物的分析，颇多让人意外之处，翁同龢即是一例。历来翁被视作“帝党”，他的离职似乎说明了维新派的受打压程度。而据本书所言，在筹措《马关条约》赔款的过程中，翁的一系列举措已令朝廷失望。因与康有为在儒家理论上有明显分歧，他也曾从力荐康氏转为暗中阻止，导致光绪大为恼火。当清廷试图请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主政、推行变革之际，翁又加以阻挠。这些细节，多有包括翁本人日记在内的史料为证。问题的不断积累，外加慈禧、光绪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终于引致皇室在变法之初将翁调整“出局”。

　　此外，《1898年中国故事》呈现的纷争，并不像传统所言那样，是改革派与反对派的博弈，而是渐进派与急进派的对立。在作者看来，包括光绪在内的维新一派，选择了一条急功近利的道路，成为日后失败的致命原因。

　　从迅速取消科举制到高级官员集体下岗，再到裁撤大量的地方官吏，维新派均未给政局留下缓和的余地。康、梁等人的变法诉求，虽有理念支撑，却无通盘考虑，四面出击而无重点攻坚，反倒使官场陷入恐慌，终致主流舆论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上。

　　早在变法前，张之洞等人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渐进改革的主张，并得到官场的普遍认同。在本书作者看来，包括刚毅、荣禄在内的军机大臣等人——即传统意义上的“反派”，初期对变法并无抵触，只是希望采取缓和策略。

　　然而康有为等人的激进心态，对光绪产生极大影响，进而使维新派将缓和派视为守旧一方，首先挑起党争，大肆攻讦，使后者对新政心生恶感。同时，这种激进也触动慈禧，让她觉得当初立下的两条底线势必被突破，因而选择站在了传统势力一方，所谓“后党”就在维新派的急躁心态下被迫出现，皇帝与太后之间的“两宫之争”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儿了。

袁世凯是保皇派？

　　袁世凯向荣禄告密一事，历来被视作变法失败一大根由，袁世凯也因此被视作光绪遭难的罪魁。本书确认袁氏告密之实，但对其本意提出了不同看法。

　　书中援引袁世凯当年9月20日上的奏折为证，指出其中向光绪提出三点建议，即不要冒进、任用张之洞等老成持重官员、对维新派不应太过信任。按时间顺序，当时袁氏已从谭嗣同处获知对“后党”下手的计划，因而作者认为，袁世凯不愿因兵变导致大乱出现，也不希望将光绪与慈禧任何一方置于危险境地，于是在奏折中隐晦提请皇室注意。在他向荣禄告密后，也曾表示维新派的图谋与光绪无关，如连累皇帝，自己就该死了。

　　同时书中对告密过程提出新解。此前史称袁氏于 9月20日晚向荣禄告密，导致当日政变发生。而作者援引日记资料，认为当日晚袁氏尚未讲清全情，荣禄就因其他事务中断谈话，转日才获悉来龙去脉，而此前政变业已发生，因而袁氏告密一事，对大局并无太多影响。

　　而此时的北京，作者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语来形容。政变之初的慈禧，似乎尚未针对光绪，只是要缉拿新党。但当她从被捕者口中得知这些人本要对自己下手时，便将之视作政治阴谋，迁怒于皇帝，这对母子之间的裂痕便越来越大。最终，垂帘听政的一幕重演，除京师大学堂外，所有新政被废，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清廷在勉力支撑了最末一次之后，颓然倒地。

推理换不来历史真相

　　《1898年中国故事》的诸多观点固然新鲜，在阅读时也能带来一些快感，然而仔细思量，这一家之言仍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本书所得出的推论，一是基于史料，二是基于情理。慈禧对新政的态度、光绪召见康有为等场景，相关史料并不多，作者通过推理方式，将当事人的心态加以了补充描述，读来并无失却逻辑之处，但只合于常理，却未必合于历史真相。

　　在这本书的作者看来，历史的走向如何，是充满偶然性的。若以这种思维方式反观作者的那些分析，就能发现一个问题：在看起来合理的过程中，假若确曾出现一些偶然现象，并可能改写历史，却未被作者所知，那么他目下得出的这些“合理”推论，未必能站得住脚。

　　在史料的使用上，本书也有不完善之处。即以袁世凯告密一事为例，作者得出的诸多结论，其史料均只源于袁世凯的日记。需知，日记的书写夹有主观色彩，尤其牵涉这种载于史册、关乎声名的事情，当事人能否保持客观，我们无法打保票。仅以此孤证说明袁氏行为，甚至心理，还不足以服人。

　　因而，《1898年中国故事》看来更像一种解读，而非结论性的作品，读者大可参照而读。

原载《城市快报》2008年11月15日

第一章　骚动的春天

　　当胶州湾事件爆发时，中国思想界正在酝酿新一轮变法维新思潮。两年前在北京出尽风头的康有为虽然不知道北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恰巧离开差不多隐居讲学两年之久的故里广州，于1897年9月至上海。稍后至杭州西湖泛舟。11月，复还上海。

伏阙忧危数上书

　　在上海，康有为拜会了文廷式，向他讨教北京官场的情况。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师生关系非同寻常，而且因光绪帝宠爱珍妃，爱屋及乌，皇上对文廷式自然是另眼相看，推崇备至；而文廷式则自以为当今帝师，有时不免不知收敛，无形中不知惹得多少显贵不舒服。

　　但不管怎么说，文廷式是京城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显要名流，只是由于他深深介入了宫廷内部纷争，于是在甲午战后失宠于慈禧太后，又受到言官弹劾，遂被驱逐回江西原籍，郁闷中经营煤矿，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文廷式不仅对京城官场的人脉了如指掌，而且自认为帝党中坚，当然乐意为帝党物色康有为这样的青年才俊。

　　康有为与文廷式也不是初次认识，他们于《马关条约》签订前后，一起在京师从事过救亡运动。文廷式在甲午战后力主追究李鸿章的责任，并予以严惩。对于《马关条约》，文廷式痛心疾首，坚守拒约、迁都、抗战三大原则，这些主张都深刻影响了康有为。

　　稍后，文廷式为改革现状，挽救国家，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思开启风气，变法图强。康有为、梁启超闻讯加入，并逐渐成为该会领袖人物。康有为与文廷式政治理念比较一致，因此文廷式也就乐于为康写了密札数通，为其到北京后疏通各方面关系提供方便。

　　康有为此次北京之行主要是为了请求清政府准许国人移民巴西。康以为中国人满为患，若大规模移民巴西，不仅可以化解这个问题，而且可以在巴西建立一“新中国”。据康说，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在1895年公车上书后似乎就已坚定了这一信念，在其当年不得不离开京师南下时，曾与友人陈炽郑重相约：“君维持旧国，吾开辟新国。”广东具有移民海外的悠久传统，如果一切顺利，康有为可能会成为海外移民的领袖，在巴西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新国家。

　　然而甲午战后，中国的政治不仅没有多大变化，而且在康看来，简直是一切不变：压制更甚，心虑必亡，于是“欲开巴西以存吾种”的信念更加坚定。与此同时，康遇见葡萄牙人及曾经游历过巴西的中国人，知巴西政府曾来约通商招工，其使至香港，而甲午战争起。巴西使节在香港逗留数月，本计划战争结束后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不料战事久拖不决，只好空手返国。而香港、澳门的商人获悉此消息后，均愿承担此任，尤以何穗田的计划最为详尽，任雇船招工之事。

　　何穗田又名何廷光，澳门巨商，且具有非凡的政治眼光，与孙中山、康有为等人都有不同寻常的交往。康有为此次赴京，其实只是为了这桩移民巴西的生意。

　　在北京的那些天，康有为主要为移民巴西的事奔波。他通过关系找到当朝大臣李鸿章，向李详细介绍了这个构想。李鸿章原则上表示同意，只是他略感困难的是，此事并非中国政府说了算，而必须待巴西政府委派专使前来谈判乃可行。

　　李鸿章的表态合乎情理，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再待在京师似乎已经没有多大必要。

　　在这一短暂时间里，正是中国外交危机急剧发生及变化的关键时刻。由巨野教案引发的胶州湾危机弄得朝中大臣不得安宁，尤其是德国政府不仅不肯让步，反而步步进逼，至12月5日出兵占领即墨城，故意扩大事态，迫使中国政府让步。

　　康有为有着天生的政治热情，他是不得已才从事移民巴西的商业活动，一旦有机会参与到现实政治中来，政治热情使他很快放弃一切。这段时间，因文廷式等人的关系，接触了不少像李鸿章、翁同龢这样的朝中大臣，他与他们的地位虽然比较悬殊，但这并不影响他发表自己对这些外交危机的看法。因为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康有为曾就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向清政府表达过意见，这几次上书虽然都没有取得具体效果，但康有为的名字在京城官场似乎并不陌生。所以，胶州湾危机可能是清政府的外交难题，但对康有为来说，无疑使他因此而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言机会。据他自己后来描述，胶州湾事件确实给他极度脆弱的心灵以致命打击，爱国保种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奋笔疾书，上书言事，很快草就《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呈》。康有为期待由此重演1895年公车上书故事。

　　在这份后来被称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康有为详尽分析了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为甲午战后三年来，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筹划详明，绝无隐讳。康有为推测，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实在为列强瓜分中国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德如成功，列强必群起而效尤，诸国咸来，并思一脔，瓜分豆剖，渐露机牙，犹如地雷四伏，导管遍布，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州湾事件只不过是列强的借口而已。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如欲摆脱被动的国际环境，只有在内政上下功夫，使中国尽快以近代民主国家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至于如何变法，康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取法俄、日以定国是，铲除旧制度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
　　中策：大集群才而谋变政。
　　下策：中央政府拱手无为，听任疆臣各自变法。

　　康自信，实行上策，国家可以富强；能行中策，中国还可以维持积弱的局面；仅行下策，大清王朝则不至于尽亡。若徘徊迟疑，因循守旧，上中下三策都不实行，那么幅员日割，手足俱缚，腹心已到，大清王朝欲为偏安，无能为计，必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终必如前明一样，重演煤山故事。

　　康有为此时的官方职务为工部主事，理所当然，这份建议书要想上报清廷政治高层，只能通过工部主管予以转递。不料工部尚书淞淮读到“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时，以为这些词句尽管说得极为痛心，极为真诚，但无疑具有明显的“犯上”倾向，至少不是吉祥之言。淞淮为此极为震怒，而且决定不能以工部的名义转递。

　　淞淮字寿泉，满洲镶蓝旗人。原为翁同龢任工部尚书时的属员，据说是翁一手提拔起来的。翁同龢获知康有为上书情形后，觉得有必要通过正常渠道将这份上书送到光绪帝手里，所以他凭借自己与淞淮的交情，先后两次到工部与淞淮交涉，作疏通工作，劝他将这份上书转呈。或许是淞淮受到其他更高层面的压力，或许是他真的认为这份上书没有多少价值，总之他并没有听从翁同龢的劝告。

　　不过，康有为在呈递给工部的同时，就有意识将这份上书分发出去。京城内外广为传抄，且刊载于报，受到一些士大夫和开明官僚的称赞。而翁同龢大概也是通过外间的流传看到这份上书，并找淞淮进行交涉的。

　　翁的交涉并没有起到作用，京城官场上关于这件事的各种传言大概也使康有为有点不快。总之，根据他的既定计划，将于1897年12月11日（十一月十八日）离开北京，返回南方，因为“是时将冰河”，不便久留，所以“行李已上车”。

　　临行前，康有为又草三疏交内阁侍读杨锐分转监察御史王鹏运、给事中高燮曾上之，又与户部主事曾习经（刚甫）相约同赴都察院面呈，并先与都察院主管徐寿蘅言之。就政治理念而言，康有为清楚地知道徐寿蘅本属旧党，不过他的优点也很突出，即“能待士”。徐寿蘅看了康的上书后，并不像淞淮那样以为有什么问题，很爽快地答应将这份文件转呈清政府高层。
当此时，梁启超的内兄、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菜也在胶州湾事件的刺激下，激昂忠愤，欲联九卿上书清廷，于是康有为在临行前也为他起草了一份奏折。不过遗憾的是，当李端棻拿着这份奏折找人联署时，竟然没有人同意。不得已，李端棻将此折转交国子监司业贻谷上之。

　　处理完这些文件后，康有为前往当今帝师翁同龢的官邸告辞。翁不在家，康“投以书告归”，留个纸条，说他将在今天（12月11日）返回南方。

　　翁同龢并不是故意不见康有为，这些天他正为胶州湾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当他退朝回家看到康的留言后觉得有必要劝他留下，以为外援，遂以帝师之尊枉顾南海会馆，明确告诉康不要走，并告诉康，他已在今天早朝时力荐康于上矣，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举国以听。相信朝廷不久将“大用君矣，不可行”。

　　或许是翁同龢知道光绪帝将大用康有为的心迹，或许是其真的爱才如渴，总之，翁期待这位将来终有一日掌握清政府大权的年轻后生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计较一时之得失，不要因为这些小小的挫折就放弃多年的追求，更不应该因为上书无法转至高层就意气用事一走了之。他似乎还就自己所知的一些情况作了介绍，甚至向康表白自己也是主张变法维新的新党，与他在本质上是同道。

　　在翁的劝说下，康有为回心转意。他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自己都应该继续留在京城利用已赢得的机会，更应该对得起翁师傅的厚爱，为国尽力，为国效忠，在政治场上进行一番拼杀，以达到光宗耀祖、留名青史的人生目的。不管怎么说，康此时至少相信，留在京师进行政治投资，肯定要比回到南方进行移民巴西的商业活动有利得多，也有效得多。

　　对于翁的诚恳挽留，康有为感激至深，他在后来所作的一首诗中比较真切地留存了这次晤面对其后来的深刻影响。诗中写道：

　　胶西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
　　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
　　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
　　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

　　诗意虽然比较隐晦，但多少透露出他们谈话的信息。他把自己与翁的关系比喻为韩信与萧何，说翁深夜来访并挽留他，就是韩信月夜追萧何，是大清王朝礼聘能够辅佐江山的能臣贤相。他在这首诗的“题记”中说得更明白：“胶变，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十一月十九（12月12日）晓，束装决归。是日朝，常熟力荐于上，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不过这次见面并不见于翁同龢的日记。

开学会振士气

　　翁同龢的挽留是康有为中止回归故里的原因之一，而康最终决定留在京师的另一背景是另外一位官场朋友、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的帮助。

　　高燮曾（1841～1917），字理臣，名楠忠，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甲午战败，高燮曾联名上奏折弹劾李鸿章误国，要求惩处，以儆将来，又曾疏指慈禧太后懿旨有“挟朋比私，淆乱国是”之语，具有浓厚的维新思想。

　　根据康有为自编年谱的记载，他在戊戌年间曾数次为高燮曾代拟奏折，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康在准备离京南下的时候，曾草三疏由杨锐分发给王鹏运、高燮曾寻机上奏清廷。这次草拟的奏疏特别是康转交给高燮曾的那份奏折究竟是什么内容我们不太清楚，但根据他的一贯做法，似乎是借助高的力量推荐自己。12月12日，高燮曾向清政府呈递了一份《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西洋弭兵会片》。这是清政府官员第一次正式举荐重用并请求皇上召见康有为，因而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视。片上当日，即有上谕责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

　　然而由于高燮曾的建议有违清廷惯例，所以总理衙门在经过研究后并没有采纳。这其中并不像康有为后来回忆的那样有多少阴谋，因为高的建议不仅有违惯例，而且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委派康有为相机参加西洋弭兵会更不是当时之急务，不需要现在就作出决定。总理衙门当时最头痛的事情还是正在进行中的中德、中俄交涉。也正是在这一交涉过程中，康有为不断从旁介入，方有后来故事的发生。

　　清政府没有很快启用自负的康有为，这其实也在康的预料之中。所以当他决定继续留在京师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政治策略实际上就已形成，即继续采取先前行之有效的政治手腕：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学会振士气于下，以双管齐下、上下其手的老办法，在向清廷上书的同时策动正在京师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成立新的政治组织，并以此为阵营，相机联名上书，向清政府施压，重演1895年公车上书故事。

　　1898年1月5日，康有为策动在京广东应试举人及各界名流二十余人聚会于南海会馆，宣布成立粤学会，欲续先前强学会之旧，意在团结粤籍维新志士。康又觉得各省会馆皆为各地京官会集的中心场所，因此值得在各省会馆中推广这一以地域方式命名的新学会，于是草疏交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上言，请将总署同文馆群书颁发各省会馆，以便各京官讲求。正是在粤学会的影响下，清政府接受陈其璋的建议，奉旨照办。各省旅京志士纷纷成立区域性的维新团体，从而使百日维新前的新学会总数急剧上升。

　　在创办成立粤学会的同时或稍前，康有为还与詹事府中允文焕、翰林院编修夏虎臣等满洲官员数人计划筹组“经济学会”，拟将京中八旗士大夫自亲王及各大臣以下集中在经济学会的旗下，“讲求实学，可以为天下风气”。由于该会的组织构成以八旗贵族为主，故曾一度有“八旗学会”之称；又由于此会的主体为八旗士大夫，因此康有为等人计划邀请庆亲王奕勖主持，并将已拟定的章程送呈，甚至已代他草就序文。奕勖原则上答应了康有为等人的请求，但对“经济学会”这一名称略有异议，坚持要删除“会”字。奕勖的意见不为康等人所接受，“议不合，事遂已”，经济学会最终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