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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研究的文化史意义
马小鹤
陈寅恪为《王国维遗书》刊行写的序中概括王氏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的一段话早已脍炙人口：“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论者谓寅恪对王国维学术的评价，实则是寅恪夫子自道之治史方法。如果我们将“外来之观念”普遍化为“理论观念”，就很可以此三项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来概括近百年来中外摩尼教研究。
首先，现代摩尼教研究的兴起与持续发展，直至今日，始终与考古学密不可分。最主要的学术活动，正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摩尼教为唐代三夷教之一，以后逐渐中国化，与民间信仰混合，成为“食菜事魔”教、明教的渊源之一。但是，本世纪以前，中国学术界已经遗忘这些历史事实，更不用说有人来加以系统的研究。摩尼教在欧洲影响比较大，圣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等人批驳摩尼教的著作仍然为人所知。但是，只有这些二手材料，没有摩尼 教本身的文献，欧洲学者对摩尼教的了解也极其有限。比如，今天掌握了大量摩尼教的第一手资料后，再重读上一世纪圣奥古斯丁反摩尼教著作的英文译本和前言，就会很具体地体会到当时认识的局限性。
本世纪摩尼教研究是围绕四大考古发现和两份单独出土的重要文书而展开的。第一处重大考古发现是在中国吐鲁番取得的。1902－3年，德国学者格伦威德尔（A.Grunweldel）率队在高昌故城等处发掘，获得四十多箱古物，其中包括摩尼教文献抄本残片。接着，勒柯克（A. von Le Coq） 率德国考察队於1904年11月到达吐鲁番，进行发掘，在一个摩尼教遗址上，发现了大量摩尼教文献残片和壁画等。1905年12月，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会合，进行第三次考察。他们得到大量文物，包括数千片摩尼教文献残片。勒柯克出版了第二、三次考察的旅行记，由巴威尔（A.Barwell）译成英 文出版，[1] 有 郑宝善中文译本（《新疆之文化宝库》）[2]。 1982年，克里姆凯特 （H. -J. Klimkeit） 主要根据德国 考古成就，出 版了《摩 尼教艺术和书法》[3]，有林悟殊中文译本 （《古代摩尼教艺 术》）[4]。中国学者黄文弼在1954年 出版 的《 吐鲁番考古记》中，刊布了一篇回鹘文摩尼教寺院 文书，耿世民已经将其释读[5]。吐鲁番是摩尼教遗迹丰富的地区，八十年代，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和中国学者晁华山进行了新的考察[6]。 第二处重大考古发现是在中国敦煌取得的。英国学者斯坦因（Sir Aurel Stein）在莫高窟 石室中检得汉文《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前半截和《下部赞》；法国学者伯希和（P. Pelliot）在石室 中检得《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下半截；中国保存了在莫高窟获得的汉文《摩尼教残经一》。[7]斯坦因还在敦煌东南地区发现了回鹘文《摩尼教忏悔文》。在各国学者考释的基础上，中国学者李经纬已经将其译成中文[8]。伯希和在敦煌也获得了一些回鹘文摩尼教文献，刊布在法国学者哈密敦（J. Hamilton）的《敦煌九－十世纪回鹘文写本汇编》[9]中，杨富学、牛汝极已根据回鹘文翻译成中文[10]。
第一份单独出土的重要文书，是本世纪初在北非阿尔及利亚的特贝萨（Tebessa）发现的一篇拉丁文书，讨论摩尼教选民和听众（即僧侣和一般信徒）的区别。1997年由贝邓恩（J.Duhn）和哈里森（G.Harrison）重新刊布，加以校释，译成英文[11]。
第三处重大考古发现是在埃及的麦地纳－马地（Medinet Madi）出土的。三十年代，欧洲 学者获得了这批科普特文资料，约有二千余页。其中包括：（一）一部布道书，讲述世界末日大战降临，1934年由波洛茨基（H.-J. Polotsky）刊布并翻译成德文[12]。佩德森（N. A. Pedersen）1996年出版了一部全面研究的英文著作[13]。（二）一部赞美诗，保存得较好的下半部，1938年由 奥伯里 （C. R. C. Allberry）刊布并译成英文[14]。（三）一部《导师（即摩尼）的克弗来亚》，是弟子们 记录的摩尼讲道，1940年由波洛茨基和波赫里格（A. Böhlig）刊布第一卷， 并翻译成德文。 1966年，玻赫里格刊布 了第二卷，也译成德文[15]。加德纳（I. Gardner）1995年出版了英文译本[16]。 这些文献的刊布和翻译成欧洲文字，大大丰富了学术界关于摩尼教的知识。（四）《我主摩尼智慧的克弗来亚》已经出版了图版。（五）摩尼书信，以及（六）一部历史著作，原藏柏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混乱之中遗失了。
第二份单独发现的重要文书是所谓《科隆摩尼抄本》。七十年代德国科隆大学收藏的纸草文献中，发现了一部袖珍希腊文摩尼教抄本，讲述摩尼生平，特别是他的早年和宗教思想的形成。这份文书已经由德国学者亨利茨（A. Henrichs）和科农（L. Koenon）刊布并翻译成德文。前半部分已经出版希腊文－英文译文对照本[17]。
第四处重大考古发现是在埃及开罗西南八百公里处的达赫莱绿洲（Dakhleh Oasis）， 古称 喀里斯（Kellis）。出土遗物数以千计，有一些是摩尼教文献，1996年出版了第一集。[18]。
关于中国化摩尼教的重大考古发现，主要可以福建泉州的摩尼教寺院遗址[19]为例。遗址有一摩崖石刻，上刻“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但是已经在“文革”期间遭到毁坏，今仅存照片。1988年，陈长城在莆田市涵江区发现元末明初的摩尼教断碑，上刻“大力智慧，摩尼光佛”八字[20]。1992年，又在莆田县北高乡后积村发现了内容相同的石碑[21]。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发表的大量研究论著，主要就是围绕这些重大考古发现而进行的。为了对这么多“地下之实物”进行研究，中外学者对叙利亚文、希腊文、拉丁文、古波斯文、阿拉伯文、汉文的各种“纸上之遗文”进行了新的翻译、注释和研究，与实物互相释证。
其次，在大量的考古发现中，最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自然是各种文字资料。我们如果把陈寅恪说的“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修改为“取出土之文书与各国之旧籍互相补正”，或许更符合摩尼教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土的摩尼教文献，有少量古叙利亚文残片；有比较完整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文书；中亚出土的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粟特文和回鹘文文书数量巨大，有的比较完整，多数是破碎的；三份汉文文书算比较完整（另有一些残片）；而古埃及科普特文文献数量既多，又比较完整。由于篇幅所限，我们甚至不可能在此对这些文献作一个概述，只能举一个例子。斯坦因、伯希和从敦煌携走两份重要汉文文书，但是《摩尼教残经一》是留在中国的文献之一。今藏北京图书馆，编号为宇字第五十六。罗振玉在《国学丛刊》1911年第二册上刊布这份文书，名为《波斯教残经》。他将这册《国学丛刊》送给日本学者羽田亨，1912年羽田亨在《东洋学报》上发表论文，确定这是摩尼教文献。[22]法国学者沙畹（ É.
Chavannes ）和伯希和在1911年和1913 年的《亚洲报》上分两次发表长篇论文“中国发现的摩尼教经典”，第一次发表的是这份残经的抄本和法文翻译，作了许多考证；第二次发表的论文汇集许多中文史料中的有关记载，初步勾勒了中国摩尼教的发展概况。[23]这是典型地将出土汉文文书与中国旧籍互相补正类型的研究。1921年，王国维发表“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在伯希和等发现的中文史料之外，又增补了十多则新资料。[24]1923年，陈垣发表“摩尼教入中国考”，刊布了一些新资料，并校点了这份残经。[25]此后吴晗[26]等中国学者的主要工作是继续发掘中文史料，几乎无人深入研究这份残经本身的内容。
欧洲学者则依凭他们语言学研究方面的进展，结合多种文字的出土文献，对《摩尼教残经一》本身进行逐步深入研究。英国学者刘南强（Samuel N. C. Liu）在“从帕提亚文到中文：对 《摩尼 教残经一》的一些观察”一文中回顾了近百年来西方对此文书的研究。[27]伯希和等翻译、注 释汉文《摩尼教残经一》后十余年，勒柯克刊布了一些回鹘文文书，确定它们与《摩尼教残经一》的某些段落相对应，[28]可能都译自一种中古伊朗语。1940年德裔学者亨宁（W. B. Henning）刊布了 与《摩尼教残经一》中描述光明宝树段落相应的短篇粟特文书，[29]他还提到见过与《摩尼教残经一》某些段落对应的帕提亚文书。1960年，英国学者博伊斯（M. Boyce）在《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摩 尼文字所写伊朗语写本目录》中，确定和列举了对应的帕提亚文书。[30]科普特文《导师的克弗来亚》中的第38章被称为“慧明讲义”（Sermon on the Light-Nous），内容与《摩尼教残经一》的某些 部分很接近。学术界早就知道，摩尼一共有七 部大 经，“第六俱缓部，译云大力士经”。 1984年 宗德曼（W. Sundermann）刊布了中古波斯 文《大力士经》的一份残片，有的部分与《摩尼教残经 一》很相似。而“慧明讲义”也常引述《大力士经》。1992年宗德曼出版了与《摩尼教残经一》相应的许多帕提亚文和粟特文残片的缀合，注明相应的汉文的法文译本、回鹘文译本、科普特文译本，[31]可谓《摩尼教残经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帕提亚文、粟特文和回鹘文残片是零碎无序的，只有通过与汉文残经的互相补正，才能得到比较完整的轮廓。反过来，通过与其他文字文献的对照，才能加深对汉文残经的理解。将科普特文文献与东方文献对照，则一方面可以看出摩尼教教义的基本一致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分析东西方摩尼教之间的差异。
第三，取理论之观念，与具体之材料互相参证。古老的宗教常会留下考古遗迹和文献，从具体材料的层面上进行研究，无疑是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没有这种工作，一切所谓“理论研究”只不过是空中楼阁。但是，仅仅停留在物质遗存和语言文字的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宗教是人类最高层次的精神活动，考古遗存和书面文献，只是其外部表现形式。真正深入的研究，必须建立在考古学和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超越基础研究。不再局限在具体遗址或具体文书的研究，不再局限於摩尼教本身的研究，而是运用宗教学，特别是比较宗教学的理论，对摩尼教的义理及其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作全面研究。
摩尼教是比较宗教学研究的上好对象。摩尼教存在时间长达千年以上，传播地域西至北非，东至中国福建，使用的语言达十多种，与欧亚大陆上几乎所有重要宗教都有或深或浅的关系。学者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早期的著作可举一例：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克雷林（C. H. Kraeling）的《人与人之子：希腊化东方的宗教融合》从耶苏基督、 新约圣经 约翰 福音、诺斯替教（Gnosticsmj）、希腊化等多种角度分析了包括摩尼教在内的宗教融合现象。[32]
三十年代埃及科普特文摩尼教史料的出土，与以前敦煌、吐鲁番出土的东方摩尼教史料结合在一起，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四十年代有一批成果出现。萨维－索德伯格（T. Save-Soderbergh ）的《科普特文摩尼教赞美诗集研究》把摩尼教赞美诗与今犹存於伊拉克的 曼达派 （Mandaean）文献进行了比较。[33]怀登伦（G. Widengren）的《 善思与上帝的使徒》 探索了摩尼 教与琐罗亚斯德教的关系（在1983年出版的《剑桥伊朗史》的有关章节中，他概述了摩尼教及其伊朗背景）；同时他又在《摩尼教的美索不达米亚因素》、《使徒升天和天书》等著作中探究了摩尼教与近东古代宗教、犹太教、曼达派、诺斯替教的关系。[34]有些学者则继续探讨摩尼教与基督教的关系，郎西曼（S. Runciman） 的 《中世纪摩尼教。基督教二元论异端研究》是其中比较通行的一 本著作。[35]乔纳斯（H. Jonas）的《诺斯替教》把摩尼教放在整个诺斯替教运动的大背景下来加以分 析。[36]关于摩尼教与犹太教关系的新研究，我们可以举出里夫斯（J. C. Reeves）的两本著作为例： 《摩尼教宇宙开创论中的犹太教知识：大力士经传统研究》和《善界使者：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诺斯替和犹太教传统》。[37]关于摩尼教与佛教的关系，可以举克里姆凯特的“中亚的基督教徒、佛教徒和摩尼教”等论文为例。[38]
近百年来摩尼教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大量文献释读与刊布，为理论探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埃及麦地纳－马地出土的科普特文赞美诗的上半部以及《我主摩尼智慧的克弗来亚》，尚无刊本和现代文字译本，这两种文献的释读和翻译肯定会进一步扩大我们对摩尼教的了解。埃及喀里斯的考古发掘正在进行之中，一般预料会有更可观的收获。中国吐鲁番有的佛教寺窟，原来可能是摩尼教寺窟。如果将外层的佛教壁封移走，就可能发现原来的摩尼教壁画。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在1980－1981年得到了八件摩尼教文书，五件为回鹘文，三件为粟特文，尚未刊布。其中一件粟特文卷子是现存摩尼教粟特文书中，篇幅最长、最为完整的，日本学者吉田丰正在释读。考古学与语言学研究不断提供新的资料，摩尼教研究可谓方兴未艾，华裔学者完全不必把自己局限在中国摩尼教的范围内，可以充分利用西方学者的考据成果，结合汉文文献和考古发现，参与比较研究和理论探讨。
注释
[1]
A. von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 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 Tr. By Barwell, London, 1928.
[2]
《新疆之文化宝库》，南京蒙藏委员会，1934年。
[3]
H.-J. Klimkeit, Manichaean Art and Calligraphy, Leiden,
1982.
[4]
《古代摩尼教艺术》，台北，淑馨出版社，1995年。
[5]
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页497－516。
[6]
晁华山，“寻觅湮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刊《中国文化》第八期，1993，页1－20。
[7]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淑馨出版社，1997年，页268－325释文，页477－506图版。
[8]
李经纬，“古代维吾尔文献〈摩尼教忏悔词〉译释”，刊《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第57－ 78页。
[9]
J. Hamilton, Manuscrits ouigours du Ixe-Xe siè cte de Touen-houang, I-II, Paris, 1986.
[10]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11]
J. BeDuhn and G. Harrison, “The Tebessa Codex: A Manichaean Treatise on Biblical
Exegesis and Church Order”, in Emerging from
darkness, Leiden, 1997, pp. 33-88.
[12]
H.-J. Polotsky, Manichäische Homilien,
Stuttgart, 1934.
[13]
N. A. Pedersen, Studies in The Sermon on the Great
War,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
C. R. C. Allberry, A Manichaean Psalm-Book, Pt.
II, Stuttgart, 1938.
[15]
H.-J. Polotsky and A. Böhlig, Kephalia,
vol. 1, Stuttgart, 1940; vol. 2, ed. & trans. A. Böhlig,, Stuttgart, 1966.
[16]
I. Gardner, The Kephalaia of the Teacher,Leiden,
1995.
[17]
The
Cologne Mani codex (P. Colon. inv. nr. 4780):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his body. Texts and translations; no. 15.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series; 3. Missoula, Mont.: Scholars Press, c1979.
[18]
I.
Gardner, “The Manichaean Community at Kellis: a progress report”, in Emerging from darkness, Leiden,
1997, pp. 161-175. Kellis literary texts, ed. I. Gardener, Oxford,
1996.
[19]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44－45页。
[20]
陈长城，“莆田涵江发现摩尼教碑刻”，刊《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2期，页117－118。
[21]
郑旭东，“我市发现第二块摩尼教碑”，刊《湄洲日报》1992年6月16日。
[22]
羽田亨，“波斯教残经に就て”，刊《东洋学报》1912年第二卷，页227－246。
[23]
Chavannes, É. And P. Pelliot, “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1911, pp. 499-617; 1913,
99-392.
[24]
王国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刊《亚洲学术杂志》1921年，第11期，收入《王观堂先生全 集》第四册，页1285－1308，台湾大通书局版。
[25]
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刊《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1923年4月），收入《陈垣学术论
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页329－397。
[26]
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刊《清华学报》第13卷，1941年，页49－85。
[27]
Lieu, S. N. C., “From Parthian into Chinese :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Traktat (Traité) Pelliot”,
in Lieu, S. N. C., Manichaeism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Leiden, 1998, pp. 59-63.
[28]
A. von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II, pp. 16-24; reprinted in Ergebnisse der Deutschen Turfan Forschung, ed. W.
Peek, Leipzig, 1972, pp. 478-486.
[29]
Henning, W. B. Sogdica, London, 1940, pp. 3-4.
[30]
Boyce, M., A Catalogue of the Iranian manuscripts in
Manichaean Script in the German Turfan collection, Berlin, 1960, pp. 148, §§15-16.
[31]
Sundermann, W., Der Sermon vom Licht-Nous,
Berlin, 1992.
[32]
Kraeling,
Carl Hermann. Anthropos and Son of man; a
study in the religious syncretism of the Hellenistic Orient. Columbia University oriental studies, v.25. New York, 1927.
[33]
Save-Soderbergh,
Torgny. Studies in the Coptic Manichaean
Psalm-book, prosody and Mandaean parallels. Arbeten
utgivna med understod av Vilhelm Ekmans universitetsfond, Uppsala, 55. Uppsala, Almqvist & Wiksells boktr. [1949].
[34]
Widengren,
Geo. The great Vohu Manah and the apostle of
God: studies in Iranian and Manichaean religion. Inbjudningar
till doktorspromotionerna i Uppsala Universitets aula; 1945. Uppsala: Almqvist & Wiksell, 1945; . “Manichaeism and its Iranian background”,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III /2 , pp. 965-990;
Mesopotamian elements in Manichaeism (King and Saviour II) Studies in Manichaean,
Mandaean, and Syrian-gnostic religion. Uppsala
Universitets arsskrift; 1946:3. Uppsala,
Lundequistska bokhandeln [1946]; The ascension of the apostle and the heavenly book (King
and Saviour III). Uppsala universitets
arsskrift 1950:7. Uppsala, Lundequistska
Bokhandeln [1950].
[35]
Runciman,
Steven, Sir. The medieval Manichee, a study
of the Christian dualist heresy. Cambridge
[Eng.] University Press, 1947.
[36]
德文版Gnosis und spätantiker Geist第一卷出版于1934年，第二卷出版于1954年；英文版并非德文
版的翻译，而是另写的简本：The Gnostic Religion, Boston, 1958,
2nd. Ed. 1963.
[37]
Reeves, John C. Jewish lore in Manichaean
cosmogony: studies in the Book of giants traditions.
Monographs of the Hebrew Union College; no. 14.
Cincinnati: Hebrew Union College Press, c1992; Heralds of that good realm:
Syro-Mesopotamian gnosis and Jewish traditions. Nag
Hammadi and Manichaean studies, 41. Leiden;
New York: E.J. Brill, 1996.
[38]
Klimkeit, H.-J., “Christians, Buddhists and Manichaeian in Central Asia”, in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I, 1981, pp.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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