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三年见闻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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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四章维文会与汉文会的请愿活动

１９４６年冬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规定新疆产生代表１８人。张治中在省府会议提出由伊、塔、阿三区产生７人，另外１１人由其他七区产生，经会议通过。三区代表有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其他七区的代表有哈德万、艾沙、乌静彬、乔嘉甫、伊敏、赵剑锋等人。国民党政府这次片面的召开“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是反对的，并拒绝参加。当时我以为伊方的革命运动和中共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中共既反对这个会，阿合买提江等人可能不会去。但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阿合买提江等一开始就表示愿意去，而且是去了，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听说阿合买提江到南京后，以新疆一部分代表的名义，向大会提出“请在中华民国内将新疆改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给予高度自治”的案子，引起国民党内许多负责人的震动和不满。张治中得讯，深恐此案被一笔抹杀，完全否决，会引起不良后果，乃去电孙科、吴铁城、王世杰、陈立夫、白崇禧、陈诚等人解释，并另电请邵力子向阿合买提江等人进行开导，交谈多次后，结果阿合买提江把已提出的提案自动地收回了。

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在南京呆了一个多月，目睹南京政府政治的黑暗，派系的斗争，物价的飞涨，人民生活的痛苦等等情形，增加了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因此阿合买提江等自南京回到迪化（大约是１９４７年１月下旬）后，更锐意于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积极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

２月２０日维吾尔族青年多人在维文会召集了一个“迪化市自由大会”，由阿不都艾海提?马合苏木主席发表了一篇很激烈的讲话，痛斥汉人统治所给与新疆人民的种种痛苦，只有结束汉人的统治和中央军立即撤离新疆，新疆老百姓才会有光明的前途……等语，博得与会者的热烈鼓掌。随即游行示威，一路高呼“中央军撤出新疆”，“反对汉人的统治”等口号。到２１日，维吾尔族青年又举行一次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在过去的一般游行示威，只有几百人，多则千余人，而这次达到５０００人以上。并制有用维文写好的各种口号的大小旗帜，浩浩荡荡地从维文会出发，由南梁入城，在几条重要街道游行后，即拥至省府请愿，由省府秘书长刘孟纯接见他们推选出来的几位代表。请愿事项，除前文所述各条外，又增加了１０多条，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求省府立即罢免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贾尼木汗，哈密区行政专员尧乐博斯、莎车区行政专员周芳刚、和田区行政专员郝登榜（郝为维族人，通晓汉文汉语，曾被盛世才羁押７年，出狱后任社会处副处长，１９４６年春由张治中派充和田区专员）。请愿者要求刘孟纯立即答复。但问题性质太严重，当然不是刘孟纯所能作出决定的，因而他的答复只能含糊其词。请愿者们不满刘的答复，群起质询责难。刘舌敝唇焦，也无法说服他们。自下午两三点钟起，直到晚间，请愿者们在省府前坪坚持不散。有的高声叫嚷，有的围坐议论，刘孟纯处境十分狼狈，因他这时是不能离开省府的。通过电话和外界的联系，由屈武（屈那时任省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多次奔走，最后，经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商定，要刘孟纯答复请愿者允于明日（２２日）召开省府紧急会议，讨论他们提出的要求，俟作出决定后，再具体的答复他们。因当时张治中不在迪化，刘难以抗拒这种压力，就照阿、包两人的指示答复了请愿者。灵得很，请愿者们认为满意就散去了。刘从省府回到新大楼和我们见面讲述请愿者态度的“咆哮强横”和他所处的窘境时说：“直是令人难以忍受。”我们当时也分析了可能出现的情况，即在省府会议时，阿合买提江以满足或部分满足群众的要求为理由，会强求通过一些重要的决议的。果不出所料，第二天上午，省府召开了紧急会议，由阿合买提江主持，首先由包尔汉副主席发言，从维族青年请愿的要求说到莎车监选的情形。他力述专员周芳刚与驻军相勾结，如何如何阻挠选举，力主接纳群众的意见，撤换周芳刚。继由副秘书长阿巴索夫等人提出书面的八条提案，其主要内容与维族人在请愿时所提要求差不多，而讨论的重心则是放在撤换和田区专员郝登榜，莎车区专员周芳刚，哈密区专员尧乐博斯，迪化区专员哈德万的问题上。当这些议案提出讨论时，刘孟纯、王曾善、贾尼木汗等人表示反对，争论不休。到下午，阿合买提江等主张邀请请愿代表到省府会议室来陈述意见，大家同意了。不久，马合苏木等人就出现在会议室里，由马合苏木发言，他慷慨陈词，力诉汉人在新疆统治的黑暗，新疆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说汉人应该立即退出新疆，……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指着各省府委员们说：“你们八个月来在干些什么，你们是跳舞的委员，还是做事的委员？你们是想为新疆人民做点事，还是只想骑在新疆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呢？”他的慷慨激昂的讲话，使得会场里空气十分紧张。当时只有贾尼木汗说了几句话，驳斥马合苏木，汉族委员，无一人发言，情况十分尴尬。

阿合买提江这时提出先罢免和田区专员郝登榜、莎车区专员周芳刚的议案，无人表示反对，遂当场通过了。

省府紧急会议的情况和撤换郝登榜、周芳刚两专员的决议，当晚就传遍了整个迪化市，在汉人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普通的汉族居民（多半是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在郊区的一部分农民），深恐发生第二次伊宁事变，在民族仇恨的斗争中，无辜受害。例如我的一个同乡龚沛生，在迪化东大街开一家小药铺——杏林春，他深夜跑来见我，说外面谣言很多，人心惶惶，问我有无危险？是不是要赶快离开回内地去？又在三道坝种田的农民有１００多户，大多数也是湖南湘乡人，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派了几个人进城来找我司令部的一个处长刘臻（刘与这些农户是同县同乡）问情况。在各机关任职的汉人，更是议论纷纷，以为这样下去，不要多久，不是被维吾尔族人起义所杀害，就是被赶出新疆，展望前途，有彷徨不知所措之感。至于回族人及平日和汉人比较亲近的一部分维、哈族人等，亦同感危惧。同时，这一消息，也引起一些人的愤慨，认为实在不能再容忍了，不能再退让了，应该和阿合买提江等人领导的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种意见，在当时的中上层干部中占了上风，而我则是这种意见的积极支持者。

２２日晚间，我们在新大楼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参加者有我及刘任、陈希豪、谢永存、刘孟纯、王曾善、梁客浔、沈静（新疆警备总部参谋长）等人，由刘孟纯汇报了当天省府会议的详细情况后，大家认为决不能使七个区的统治权就这样逐步丧失，必须采取坚决对抗的方针。并决定以示威游行对付示威游行，以请愿对付请愿，给伊方势力以反击。由刘孟纯、谢永存、梁客浔立即进行具体部署。

２４日上午，迪化市区的回族人和哈萨克族人举行联合游行示威，人数约有三四千人，有１０多个哈族人骑马先导，沿途高呼：“拥护中央政府”，“中华民国万岁”，“新疆是十四个民族的新疆，不是维吾尔族的新疆”，“反对伊、塔、阿三区特殊化”等口号。游行后拥至省府请愿，提出了请愿事项２０余条。这一举动，给阿合买提江等人以相当大的震动，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反请愿的事情。尤以这天哈族人参加的不少，更出他们的意外，因为他们一直认为早已掌握了哈族中的大多数，以为跟汉人走的不过是哈族中的少数上层分子而已。

这一天回、哈族人的联合示威，给住在城内的汉族人以极大的兴奋和鼓舞，成为第二天参加游行请愿人数特别众多的原因。

２５日一大早，在汉文会就聚集了大批汉人，会里的礼堂和街道上都挤满了人，里面有一部分是从伊、塔、阿三区逃出来的难民（包括由苏联境内遣返回来的）。同时在另外一些街道，也在集合，有二三百人一堆的，有四五百人一堆的。到了１０点钟左右，这些游行请愿的人，一批一批地陆续来到政府前面坪地集合，总人数达１万人以上。这对于当时只有８万人口的迪化市来说，确是空前的。参加的绝大部分是汉人，也有少数的回族人、哈族人、满族人在内。

这次请愿，在未发生事故以前，组织得相当好，秩序井然。集合完毕，由汉文会的刘永祥等，把队伍整顿好，他们请阿合买提江副主席和省府委员们出来答复。当时阿合买提江等人住在南梁（即南门外）的南花园，闻群众到省府请愿的消息后，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即乘车赶来省府，群众热烈鼓掌欢迎，并让出一条大道。群众推了１０几个代表，向阿合买提江陈递请愿书，约有２０多条，详细内容我记不清楚，主要要求：１．彻底实行和平条款，取消地方特殊化。

２．伊、塔、阿三区的边境，应由国军派兵驻防。

３．伊、塔、阿三区的地方武装，应照和平条款的规定，切实改编。

４．严厉惩办伊宁事变时残杀当地无辜居民的凶手。

５．从优抚恤事变时被害者的家属。

６．要求发给难民救济费。并妥善安置。

７．反对企图把新疆脱离中国的东土耳其斯坦运动。

８．加强民族团结，反对煽起民族间的歧视和仇恨。

９．要求严厉制裁破坏社会秩序的分子。

以及要求实行法治、严惩贪污和切实实施省府会议通过的施政纲领等等。

阿合买提江接见代表后，登上临时由几张桌子拼搭起来的讲台，向群众讲话，讲了约一个多钟头后，群众不满意他的答复。队伍里人声开始嘈杂起来，有的大声质问他，有的喊他下来，甚至还有骂他的。阿合买提江这时处境尴尬，但态度还相当镇定，仍想通过翻译向群众解释，而有一部分群众（据我事后了解，这些人多半是从伊、塔、阿三区逃出来的难民，或者是伊宁事变被害者的家属）已控制不住积在胸中的郁愤，态度越来越强横，高声叫嚷，使得阿合买提江无法继续讲下去，只得走下台来，和一些省府委员们退到省政府里面去了。这一来更加引起群众的愤激和哗噪，队伍的秩序也开始乱了，有１０多个人走到包尔汉副主席乘坐的小汽车旁边坐下谈天，包尔汉的司机（维族人）坐在汽车里喊他们走开，那些人不理，司机便大声辱骂，并从汽车里走出来把一个人打了几下。这就大大地激怒了群众，他们和司机大吵起来，有的喊打。司机见势不佳，立即跑进省府大门口传达室，将门紧闭，从窗户口用手枪向人群中乱放，登时有两人负伤，弄得秩序大乱。但群众并没有因枪声而散去，相反地，情绪更加激昂起来，必须致司机于死命而后快。在那些难民中，有些人过去曾在盛世才的部队里当过兵或当过下级军官，内中有人跑到在那附近的军统的一个站所去弄来了一颗手榴弹，他从侧角接近那传达室，把手榴弹从窗口扔进去，一声爆炸，司机当场被炸死。这时在省府里面会议室里的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及省府委员们闻手榴弹的爆炸声和群众的吼叫声，吓呆了，大家面面相觑，沉默不言，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深恐群众冲入府内，立命将省府大门关闭，由省保安副司令党必刚亲自指挥在省府担任警卫的保安队士兵约有四五十人荷枪实弹，严密防范，并架起两挺轻机枪对着大门外，作准备射击姿势。这是当天下午２时左右的情况。

紧接着又发生哈萨克族人和维吾尔族人互相打杀的事情。

当阿合买提江等人被困的消息传到维文会的时候，有些人十分担心，约有１０多人跑到省府前坪来窥察情况，不料这时有２０几个哈萨克人也跑来看热闹。这些哈族人是属于迪化区专员哈德万手下的，与这些维族人向来处于对立地位，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们看见那些维族人立即喊打，有一个哈萨克族人手里持着一根铁棒，即举起铁棒对准一个维族人的脑袋打去，那个维族人立被击毙。维族人见势不佳，纷纷逃跑，哈族人追着打，又被打伤两三人。经警察赶来干涉，才制止这些人乱打乱闯的行为。

请愿的群众，认为阿合买提江没有很好地答复他们的请愿事项，不肯散去，看见省府大门紧闭，更加愤激，先是在大门外高声叫喊，继之以敲门，均无人答应，群众便用石头砸门。因大门坚固，扔石头效果不大，于是，有部分人跑到附近一家木料店扛来几根大木头，许多人抬着撞击大门，并且吼声震天。我得此消息，觉得事态严重，也感到自身责任的重大，立派迪化市警察局局长刘亚哲亲往劝告和负责制止这种暴力行为，并命迪化警备司令罗恕人立即出动部队戒备。

刘亚哲乘汽车赶到现场，高叫不要撞打大门，群众静下来了，刘便站在雪堆上对群众讲话，大意是劝群众不要采用这样的暴力行动，如果把大门撞开了，蜂窝似的拥进去，伤害了副主席和省府委员们，就会构成严重的犯罪行为，对新疆整个局势也很不利……最后，他劝大家解散回去，问题以后再解决。群众开头不肯散去，刘苦口婆心地劝说，同时宣布军事当局绝不容许对省府委员们有任何伤害行为。群众这时态度才开始缓和下来，有些人同意解散，有些人则向刘提出今后维族人是不是会向我们寻衅报复？安全是否有保障的问题？刘亚哲说：“我以警察局长的名义，向你们保证，对你们的安全，绝对负责。”这样，群众才开始散去。与此同时，我下令全市宣布戒严，所有街道要口，均满布岗哨。刘亚哲俟群众散去后，叫开省府大门，派警士护送各委员回家，刘则亲自护送阿、包两副主席回去。

第二天屈武委员对我说：当群众撞击大门，吼声震天时，他们在省府会议室感到情势十分紧张，有些人提议从省府后院一间卧室里的天窗爬出去。阿合买提江副主席坚持不同意，并说：“他们如撞进来，就把我打死好了，我不怕。”屈武并以敬佩的口吻说：“在这样临危的时候，阿合买提江不失为革命者的本色。”

这一天的流血事件，就我的记忆，死者是两人，受伤者有五六人（因事隔多年，记不明确）。

事件发生后的当晚，我把经过情形电报蒋介石，并要求批准我宣布戒严的临时措施，两天后接蒋复电，嘱我妥善应付局势，并批准戒严措施。同时我也将情形电告在南京的张治中，并请他早日回迪化。

张治中于３月１６日从南京回到迪化，紧接着于３月２５日以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一篇告全省同胞书的文告，内容共分十点，主要的意思是强调维护和平，积极执行和平条款与施政纲领。其中有这样几句：“如２月２１日激进派所发动的敌视和胁迫政府的行为，２５日保守派所发动的游行中发生的惨案，都必须加以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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