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外围论
三、 家庭论
9、试论《好逑传》的文化主题
——“家庭主义”
文化主题的要旨是由现代西方学者提出的。美国的莫里斯·E·欧普勒认为：文化为单一的整合原则所支配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通常的情况下，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一些数量有限的主题。比如印度文化当中的文化主题包括等级化、男性优势等原则；在北美文化中有对长寿和年长的重视和对参与有效性的重视。美籍华人许烺光在《在文字文明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与文化主题相类似的概念：“公设”。倘若我们有兴趣循着这些概念来分析中国这样复杂而有文字的社会，或许也可以总结出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文化现象。
有时，文化的传播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成书于康熙初年的《好逑传》，作者自署“名教中人”。小说以“好逑”为正名，以侠义、风月为别名，其意昭然，无非是想借侠义风月之故事，传播名教、宗教道义，可谓用心良苦。作者不仅标榜维系风化，在作品中也不厌其烦地贯彻这一宗旨。然而，不知何故《好逑传》竟被莫名其妙地列入了淫书的行列，在《野叟曝言》中提到淫书，除《全真记》、《娇红记》外，《好逑传》赫然其上。为此《好逑传》遭到了禁毁的命运，几成孤本的《好球传》闹到只在英国博物馆和大连图书馆有藏。
没曾想因祸得福，在国内连二流作品都排不上的《好逑传》有幸被展示在外国人眼前，摇身一变成了传播中国文明的“经典著作”，受到许多西方人的赏识。1761年有英译本面世，名“恩爱夫妻”，接着又有德、法等多种文字的译本，被欧洲人视为初学汉语的教科书。大文豪歌德读了法译本后概叹不止，给予了一段很高的评价：
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
有一个德才兼备的年轻人三十岁就荣幸地和皇帝谈话，又说有一对钟情的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节自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同在一间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话，谁也不惹谁。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到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贝朗瑞的诗歌和这部中国传奇形成了极可注意的对比。贝朗瑞的诗歌几乎每一首都根据一种不道德的淫荡题材……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第一流的诗人却正相反，这不是极可注意吗？
显然，《好逑传》成了西方人了解东方的窗口。作为中国文化启蒙的读物，《好逑传》引发了西方人浓烈的兴趣，它的文化价值就不限于仅是获得认同了。因为，对比强烈，差异极大的文化现象，能引起民族反思，造成互补，促进文化碰撞，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曲经通幽，作为文化的参照物，西方人在《好逑传》里悟到了些什么？我们不妨鉴其哲言，仿其眼光，循其思路，遵其理论，也来一个别开生面的反思。
先看中国人是怎样说的：清代雍乾间的小说《驻春园小史》曾这样评价《好逑传》：“历览诸种传奇，除醒世、觉世、总不外才子佳人……《好逑传》别具机抒，摆脱俗韵，如秦系偏师，亦能自树赤帜。其他则皆平平无奇，徒灾梨枣。”《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鲁迅也认为：《好逑传》比其他才子佳人小说“文辞较佳，人物之性格亦稍异”。可见《好逑传》在才子佳人小说中算是比较精彩的。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得知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有过于完美之嫌，但总体性格较为鲜明，可称较好地烘托了主题。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好逑传》以其人物形象展示了一个个人社会化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个人社会化即传统理学对人的整合。
(1)至善至美的人物形象
《好逑传》中的男女主角铁中玉和水冰心，不是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中所千遍一律塑造的那种“登科荣华”的才子和“温婉贤淑”的佳人，而是对向着邪恶与不义不断地进行反抗和攻击的青年男女。其中最突出的是水冰心。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家庭的中心是女人。从女主人的描写来看才貌双全的水冰心“生得双眉春柳，貌秋花，柔弱轻盈”，“及临事作为，赛过须眉男子。”她本是兵部侍郎之女，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有这样一个在京中做大官的父亲，这位贵族小姐本来可以得到一种天然的护卫。可是社会恶势力也不放过她，恶少过公子垂诞水冰心美丽非常，几番央媒说亲，用厚礼求聘，都未如愿。
“人有旦夕祸福”。水冰心的父亲原是一位兵部侍郎，不曾料因误用一员大将被朝廷削职，遣戍边庭。而过公子的父亲过学士却被“新推入阁”。这样，水冰心就失去了她可以依赖的保护--家庭地位。那位过公子自以为有了新入阁的父亲做靠山，如虎添翼，向着水冰心猛扑过来。朝庭有人好做官。在那个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封建社会里，即便是出于豪门之家的青年女子，往往也难逃悲剧的命运。一听说水侍郎被削了职，在过公子再三请求下，某府官“便掉转面皮，认起真来”，以威胁水冰心的叔叔水运，必须快快叫侄女出嫁，“若执迷不悟，不但失此好姻，恐于家门也有不利也”。而那个一心想逼迫侄女出嫁进而谋取哥哥家财的水运，一听此话，“正中其怀，满口应承”，并从此与恶少过公子及府官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一齐下手欺负孤女。
水冰心是一位非凡的女子，她没有被恶浪打倒，当水运前来议婚的时候，她声色不露地利用叔叔的升官瘾和利令智昏使了个“掉包儿计”。她假意让水运操办婚事，偷偷将结婚庚贴写上水运小女的生辰八字，使被蒙在鼓里的水运，忙到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后无可奈何地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恶少。在这第一回合斗争中，水冰心聪明机智、沉着大胆的性格特征，得到了充分的显示。这一性格品质又使她接二连三地战胜了对方的诓骗、强抢的阴谋诡计。她以勇敢和智慧捍卫了女性的人格与尊严，这是小说第一个亮点。水冰心的力量来源是对邪恶与强暴的反抗精神。一次次地失败而恼羞成怒的过公子，假借圣旨，闯入冰心小姐的内室来抢亲。此时无退路的水冰心，横下一条心，将一把有鞘的解刀，暗藏在袖中，准备与对手拚以死战了。水冰心那种宁折不弯的斗争精神，使她将生死置之度外，而对无论来自何方的欺压都毫无惧色，镇定自若，应付自如。过公子曾求助新按院冯瀛，想利用按院的威势，迫水冰心就范。面对按院大人的一道道牌令，水冰心以不寻常的胆识，接下牌令，并以此牌令为新按院的罪状，反将这位新按院参了一本。她当面指斥这位按院大人的罪状，使他“惊出一身冷汗”，最后不得不威风扫地，败在水冰心的手下。《好逑传》塑造的这么一位敢于斗争，不畏强暴的女性形象，显然熔铸着广大受欺压的青年女子的理想，这样的女子既便有情也绝不会淫乱，更不会私奔。她为女一定是孝女；为妻一定是贤妻；为母一定是良母。无论充当家庭（即是社会）的哪一种角色均会演好自己。
书中的秀才铁中玉也不同于一般的才子，他确是一位不慕富贵、不自狂妄诞的君子。他“有几分膂力，动不动就要使气动粗……倘或交接富贵朋友，满面上霜也刮得下来，一味冷淡。却又作怪，若遇着贫交加己，煮酒论文，便终日欢然，不知厌倦。更有一般好处，人若缓急求他，便不论贤愚贵贱，慨然周济；……”。他打入禁地养闲堂救出被大夫侯沙利强夺去的穷秀才韦佩的未婚妻；又多次路见不平，救助孤女水冰心……。疾恶如仇，见义勇为，这就是铁中玉的主要性格特征。这与那些醉心于风流韵事的才子们显然是大相径庭的，他的形象有着下层人民那种勇敢正义、相互救助的行为品质的影子。
(2)合乎道德的婚姻观念
众所周知，《好逑传》之名出自《诗经·周南·关睢》篇中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句。《关睢》是《诗经》中的第一篇，古人多认为是写所谓“后妃之德”，也就是最纯真、高尚的爱情。历史上大约也只有《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等少数几个风月少年被这篇《关睢》所教坏，以至于唤起青春的觉醒，感慨：“圣人之情，尽见于此，今古同怀，岂不然乎。”做起游园惊梦来。这篇范诗一直是君子、淑女的楷模。
《好逑传》突出地描写了一对青年在长期患难交往中不违“名教”的“贞洁自持”的品质。水冰心将铁中玉接到自己家里养病。夜里，两人隔帘对饮，“无一字及于私情”。他俩虽然互相倾慕相爱，但是，由于他们在患难中不得已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之礼，所以始终不肯结婚，一定要证明他们的“毫无苟且”。照现代人的眼光看这似乎太刻板做作了！然而，在那个时代，实堪称模范。乃至当他们顺从父母之命成婚后，仍然异室而居，直到皇后派人亲自验明水冰心果系处女后，才奉旨真正结为夫妇。
《好逑传》的作者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处理男女爱情？《好逑传》世德堂本的维风（维护风化也）老人叙道出了作者的思想真谛：“爱伦常甚于爱美色，重廉耻过于重婚姻。是以恩有为恩，不敢媚恩而辱体；情有为情，何忍恣情以愧心。未尝不爱，爱之至而敬生焉；未尝不亲，亲之极而私绝焉。甚至恭勤饮食如大宾，告诫衾为良友，伉俪至此，风斯美矣。”（《明清小说序跋选》）作者振振有词，无非说明名节重于爱情。然而，我们不禁要问：没有性爱的婚姻是最完美的吗？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婚姻是两性关系的通行证，家庭和睦才有美满爱情。家庭乃是封建社会纲常最基础的实施单位。这种处理爱情的宗旨，客观上是对晚明以来的堕落世风的一种否定。在当时那个虚伪社会里，自由恋爱被视为是有伤风化的见不得人的丑事，真正的爱情往往要遭到礼法上的道德谴责。相反，多妻制、卖淫制却对封建统治者的纵容淫欲合法的保护。禁绝爱情与放纵淫欲，这是封建制度下一对孪生的畸形儿，它们扼杀人们对自由的追求，维护专制统治。《好逑传》作者的思想正是被这种传统的封建观念紧锁着。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上说，家庭主义在潜意识里是根深谛固的。这里，作者的笔墨虽然有别于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不屑于涉淫，但是，今天，觉悟的中国人是没有一个赞成封建礼教，而同意把爱情纳入封建伦理道德的轨道的。
最后，让我们再重温一下许烺光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美国两个国家在对待家庭以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上很不一样，中国人注重培养子女的孝敬，美国人则注重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因此，“从《好逑传》、《玉娇梨》的梗概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对比：尽管这两部小说的情节都包含了《汤姆·琼斯》或《双城记》中所具有一切复杂性--误从、巧合、潜逃，然而重点仍是家庭的组合与发展，而不是个人的浪漫行为与独特情感。”许烺光是从“文化主题”的角度来诠释《好逑传》的。须知，文化是一种创造，也是一种生存需要。审视东西方文化的异同，我们将满足的不再是廉价的自尊。沾沾自喜之余，必会惊讶地瞥见民族文化的定势乃至缺陷。此时的我们也许会由衷感到：从文化主题的角度来研究《好逑传》不失为一种有趣的尝试一个有益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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