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外围论

一、 社会论

    2、评《宋元话本》中市民意识的两重性

    当西方文学还在中世纪黑暗的笼罩下，反复咏唱着神权、帝王、骑士、贵妇时，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宋代已别开生面地兴起了用白话写成的以"市井细民"为主角的文学样式--话本小说。它的最初出现，至少比法国《列那狐故事诗》等城市文学早半个世纪；更先于但丁的《神曲》、薄伽丘《十日谈》两三百年；与日本的平民大众小说"御伽草子"相比，则几乎早了六百年。它的诞生，意味着在最古老的封建土壤上形成了新的民主思想萌芽。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凡中外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作品都鲜明地反映了当代自己那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激烈的新旧之争。作为一定社会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的文学作品，相应地呈现出时代的复杂色彩，不自觉地成为明暗杂揉、瑕瑜互见的矛盾体，这是不奇怪的。但丁站在历史的分界线上，《十日谈》为欧洲近代小说开端，《浮士德》总结了封建文学，"御伽草子"表明平民登上了贵族世袭的"物语"领地，托尔斯泰成为"俄国革命的镜子"，都是因为它们的时代、世界观、作品中"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既使"他们的殿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但是，其自身反封建的光芒是遮掩不住的。他（它）们的著称于世，在于他们预示着未来的曙光。
    十世纪末，赵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使城市日益扩大繁荣起来。聚集在城市的市民阶层，一旦壮大，便顽强地要求表现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出身于市民阶层、站在市民立场上的小说作者，说话多取材于当时市民的生活，表现他们的理想、愿望。即使说的是前代，或其它阶级、阶层的故事，也无不与当代市民的喜怒爱憎息息相关。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中这样生动记述："说国贼从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石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从一侧面形象地表明了话本小说与市民阶层生活和思想意识的血肉联系。
    但是，在政治上，当时的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有增无减。在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有一千多年儒家正统思想的枷锁，有与中国传统伦理合流的佛教"鸦片"外，更有根据宋代统治集团的需要来阐述儒家思想的程朱理学的新的镣铐。凡此种种严密的思想统治，使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杂揉着两种互相联系又互相排斥的矛盾倾向。一方面，经济地位的低下使他们萌发思变的愿望；政治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封建礼教的束缚加剧了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宗教迷信的劝世使他们渴望个性解放。而另一方面，与封建经济的密切联系又生成了他们的依赖性；政治法权的威压使他们妥协动摇；封建道德的貌似公允让他们常怀着负罪感；他们的痛苦只能在谶纬迷信中暂时缓解。
    从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的宋元话本篇目可以看出：小说话本的主题以表现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最多。在题材选择上我们不难发现：市民民主思想的萌芽是选择了封建统治阶级忌讳最甚但鞭长莫及的领域最先突破的。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同时，又一定程度地表露出市民阶层把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看得至高无上的狭隘性。话本小说的作者和话本中人物形象身上的双重意识和双重性格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1)借助神意的外衣，肯定人的感情的价值。
    表现出人道主义倾向与封迷信色彩之间的矛盾种种维护封建制度的伦理、宗教，实质上都宣扬"天道不变，死生有命"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要人们甘心忍受现实的苦难，做俯首贴耳的羔羊。而人有没有享受现世幸福的权利？有没有争取到幸福的可能？宋元话本在小说的领域里首先提出了疑问。《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不幸命运。宋徽宗后宫的普通妃嫔韩夫人，因不堪忍受禁闭式的生活，在明媚的春光里奄奄成病。只一偶然的机会，她见到了木雕泥塑的二郎神，竟会生出一段爱慕之情。结果，让坏人钻了空子。韩夫人所以上当受骗，只因为她极少有机会与男性接触，正常的情感得不到伸发。而皇帝后宫里却笼禁着三千这样的妇女。《志诚张主管》里给领军统帅王招宣做妾的小夫人，只为"一句话说得破绽些"说被"情愿白白里把与人"嫁给了"须眉皓白"的胭脂绒线铺老板张员外。出于爱惜青春和对买卖婚姻的不满，她主动去追求店里青年伙计张胜并私赠钱物与他。但终因处处越轨，愿望不遂，被迫自杀。对于韩夫人、小夫人的可悲遭遇，作者的态度基本上是同情、不平的。客观上控诉了封建制度扼杀人性的罪行。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方面有统治阶级公开合法的淫乱，作为封建婚姻的补充，另一方面又有板着面孔的孔孟之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张生彩鸾灯传》中的刘素香、张舜美无媒自合，在一个灯宵之夜相爱。舜美愧己在穷途，无纤毫奉报。素香却说："我爱子胸中锦绣，非图你囊中金珠。"情愿与舜美私奔。他俩感情深沉、专一，与"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的儒家伦理，"与"灭人欲而存天理"的程朱理学完全背道而驰，也说明了爱情并不象佛教所宣传的那样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可以启发人的智慧、鼓舞人去争取幸福的可贵情感。《玉通禅师私红莲记》不无讽刺地写道：临安府水月寺住持玉通禅师相传为古佛出世，修行已经五十二年，眼看就要修成正果，却被一个妓女一番哄骗就破了色戒。这是客观上向禁欲主义挑战的一篇作品，写出了佛门的清规戒律抵挡不住人的正常情感，多少表现了对宗教藩篱的冲击。
    可惜，在宋元话本中，对封建禁锢的宣战，缺少一种理直气壮的气势。揭和尚的疮疤是为了宣扬"前世欠宿债，今生转来还"的因果报应，说明佛法无边。张舜美的散而复聚则更是神的一手安排。藉着神的帮助和指点，他们才得遂生平意愿。作为意识形态，宗教本来是自然和社会力量以虚幻颠倒的形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神是创造出来的，"神权"其实又是人的愿望和意志的体现。宋元话本的作者当然不可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他们不是无神论者，没有胆量宣布"神"根本不存在。在冥冥中，他们要寻找一个证明自己正义的力量。于是就很自然地借着神灵的光圈，把自己的意愿说成神的旨意。人权和神权本来是矛盾的两极，而话本作者在宣扬神意不可违时，已经偷偷地把神意篡改成市民阶层的人意了。他们的两重性就在于：自觉地宣传人对神的迷信，结果却不自觉地让"神意"被"人情"牵着鼻子走了。
    (2)用悲剧的结尾，来歌颂反抗礼教的战士。
    表现出对统治者必然地反抗与中间阶层习惯的妥协之间的矛盾"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教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四种封建权力几乎联系着中国封建时代的一切社会问题。封建家庭是封建社会里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所有的社会问题总是又集中地体现在封建家庭关系上。《快嘴李翠莲记》中小康人家的女儿李翠莲敢于在封建家庭的湖面上投下一块反抗的石头。她姿容出众，书史精通，又是干家务活的行家里手。但偏偏"生得有志气"，能说会道，事事都有自己的主张。封建礼教规定妇女要"三从四德"，只有做家庭奴仆的义务，而李翠莲在出嫁前后的短短三四天里，却丝毫不肯逆来顺受。她针对礼教的种种不合理约束，放开喉咙，发泄不满，事事争取自决权。顿时，在全家掀起了混乱和骚动的波澜。公婆、叔嫂、小姑个个指责她。但她寸步不让。即使被丈夫休了，仍坚信自己行得端，走得正，不悲伤，不后悔。
    李翠莲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直接冲击着夫权。《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女主角周胜仙对封建门阀观念的反抗却与父权（即族权）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她在金明池的茶坊里与青年范二郎相遇，"四目相视，俱各有情，"就机智地假装和卖水人吵架向范二郎暗示爱慕，这样的行为已大大超过了礼教的范围。然而当她要求以正式的方式与范二郎结合时，却敌不过父权的淫威了。周大郎是个贩海商人，属于上层市民，既看中金钱，又看重门第。他本想通过自己的财富和女儿嫁给大户人家，挤进封建统治阶级的行列，没想到女儿要下嫁给"高杀也是个开酒店"的范二郎，从根本上妨碍了他的利益。于是，他就蛮横地利用封建家长的特权，破坏女儿和范二郎的婚事，把女儿活活逼死，还大骂她是"辱门败户的小贱人"。周胜仙死后刚刚活转过来，就又不舍不弃地去寻找范二郎了，直至做了鬼，仍然设法和情人梦中团圆。
    《白娘子永镇雷锋塔》中的白娘子，在民间传说中原是一个妖怪形象。由于人民的喜爱和肯定才从一个蛇精发展成具有进步的市民情操的反封建妇女形象的典型。她追求的爱情是自由婚姻。夫妻互敬互爱，完全不同于妖怪的淫欲。婚后，她对许仙既关心照顾，又忠诚忍让，更说明她是以人的身份建立家庭，并希望与丈夫"百年偕老"的。她的有情有义使许仙和"妖怪"自由结合后竟生活得十分美满。然而，封建势力却不允许他们过下去。道士看出"妖气"，想画符镇白娘妇；李将仕要在肉体上占有她；法海宣传色即空，凶残地把她压在塔下，都是企图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基础--等级观念。为了保卫自己和许仙的幸福生活，白娘子奋起反抗。直到被收入钵中，仍然不肯自行现出本相，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相当动人。令人痛心的是：白娘子竟是被自己的丈夫收入钵中的。小店员许仙身上既有小市民善良老实的一面，又有自私胆小的一面。他的一再轻信和对李将仕的容忍都是佐证。尽管白娘子对他那么好，他仍然反恩为仇，表现出动摇的负心汉的面目。这种软弱颟顸的性格在小市民中颇有代表性。如李翠莲的父母，见女儿被婆家休了，面子上不好看，便终日埋怨，迫使女儿只好出家。又如范二郎对周胜仙的生死追求根本不能理解，胜仙费尽苦心好容易与他相会，他却把她当作鬼魅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死了。市民中比较平庸的人物许仙、翠莲父母、范二郎与市民中优秀分子白娘子、李翠莲、周胜仙之间的爱与惧、恩与仇的矛盾，本质上是市民的愿望与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许仙等人最后成为敌人的帮凶，从某程度上概括了中间阶层的特点：处在被统治者地位，具有必然的反抗性，但反抗极其有限，一旦受到封舆论和封建势力的重压，便不击自败。正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妻子、女儿、情人视为异物，而把官绅僧道、封建礼教视为神圣，封建势力才可能通过他们发生作用。李翠莲的嘴终于被封住、周胜仙第二次被钉进棺材、白娘子遭到永镇塔底，这样正面人物被反面化，反面人物被如法海却被当作"真僧"的结局也反映了作者的爱憎不甚分明。

    (3)寄希望于当政者贤明，以求实现进步的生活理想。

    表现了创造新生活的觉悟与安于旧秩序的麻木之间的矛盾宋人话本《碾玉观音》诉说得是一对男女青年为摆脱奴役、争取自由和封建强权发生冲突的故事。养娘璩秀秀本是市井劳动女子，工于刺绣。只因做裱褙匠的父母"家寒"，哪讨钱来嫁人"，决定了她"只有献与官员府第"当奴婢的命运。在大官僚咸安郡王府里，她爱上了碾玉匠崔宁，并双双逃走，在自家门口挂着"行在崔待诏碾玉生活来"的招牌，过起自由的、独立的经营的个体生产的生活来。她追求的理想是经济独立、婚姻自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本来，咸安郡王已有过等到卖身期满就把她嫁给崔宁的许诺，而她却不肯驯顺地坐等封建统治者的"恩准"，害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当逃奴。这反映了她对封建人身占有制的不满，对封建统治者的不信任。尽管这一对青年触犯了统治者的尊严，遭到一再讨代，最后只有到另一个世界去做鬼夫妻，但是，他们创造新生活的主动性，却透露出市民阶层要求民主权利的强烈愿望。《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写的是上层市民大工场主汪信之的"事迹"。作者意在反映汪信之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一场可悲的误会。然而，却通过对他"豪侠"的歌颂，客观上肯定了一种有异于封建领主的生活方式和自信心。首先，汪信之的财势不是承袭祖业，而是带着冒险性质的白手起家，依仗的是手工业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他早年只身从家中出走，全部财产只有一把雨伞，一路靠表演武艺，收几个唱彩钱，才来到有"耕冶可业"的淮庆。他在山上伐木，在庙中安身，纠合无业游民，烧炭冶铁，出市发卖。后来又开酒坊，办渔场，变成个大工场和大地主。表现出早期工商业者的创业精神和经营管理才能。他"使所用之人，各有职掌，恩威并著"，"以致湖内渔民、四方穷民，归之如市，解衣推食，人人愿出死力。"显然，他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其二，他不在其位，要谋其政，与封建士大夫的观念有天壤之别。他有一定的政治眼光，上书极言和议之非，要求率两淮忠勇为抗战出力，在民族矛盾危深的年代，表现出了不可多得的英雄气概，但因用世心切，于无意中得罪恶了小人，招致杀身之祸，从一侧面反映了上层市民要求参预政治的积极愿望和必然遭到的悲惨结局。其三，他仗义疏财，在生死关头牺牲自己，保全朋友和全家。这固然是受封建宗法观念和江湖义气的支配，也反映了新兴阶级的宝贵品质。其四，他的胆略、计谋也反映了大工商业者的特殊倾向。他独霸乡里，拉扰官吏，打击劲敌，手法狡猾冷酷。发起暴动时搞得惊天动地，在天荒湖巧设迷魂阵，俨然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凡此，都描绘出一个豪强、机智的人物形象。
    汪信之难道存心要与官府为敌吗？绝不。他在原料、商品、赋税方面可能与统治者有矛盾，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是不会造反的。因为，他和话本作者一样，是确信"皇家雨露宽"的。这篇话本的入话写了两个与正文截然相反的例子。一个是造得好鲜羹的宋五嫂，得到太上皇的好评，遂成巨富。一个是太学生于国宝，以词受知太上皇，被钦赐翰林待诏。作者因此认为，在南宋承平时，受到皇家恩泽的百姓不知有多少。象汪信之这样被小人诬陷激成大祸，乃是命也，时也，不能把帐记在当政者头上。这种明君清官的幻想很有代表性。如璩秀秀受尽咸安郡王的迫害，却不敢找郡王算帐，只把罪过推到郭排军的"闭嗑牙"上，认为只要惩罚了郭排军，避开郡王的烈火性，便万事皆休。事实上，"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的外衣。"可是作者和他笔下的汪信之等人恨的只是"畏懦刻薄，专一阿奉宰相"的奸臣刘光祖和二程，所以，汪信之谋反后，又会自首伏法；而新天子即位后，又会大赦天下，让汪信之的儿子汪世雄合家团圆，祖业尽复，这种百姓忠君，天子明察的幻想，正是市民意识两重性的又一表现。

    (4)做着追求功名财富的梦，又恪守侠义、善良的道德准则。

    表现了劳动人民进步的道德观与小生产者落后的私有观念之间的矛盾一定的社会心理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经验的反映。当整个社会存在着"交道奸如鬼"的恶劣风气时，受剥削压迫的下层人民，必然会出现对新道德的新期望。《万秀娘仇报山亭儿》歌颂了侠肝义胆、反抗强暴的行为。茶坊主的女儿万秀娘被强徒掳掠，落入虎口，后又被强徒苗忠骗卖给他人。偷儿尹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了救秀娘逃跑，他险些被人用枪戳死，回到家，又挨了不明真象的老娘三、四拐杖。秀娘为感激尹宗的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许。尹宗却以义自恃，始终以哥妹相待。最后终于牺牲了自家性命。一个偷儿，有这样高尚的行为，不是偶然的。他的义举是建立在与秀娘有同样的悲苦命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基础上。所以与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愚忠、愚孝、愚义、愚信有一定的区别。而秀娘泾渭分明，知恩报恩，智报家仇，也受到作者的肯定。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许多下层市民所遵循的信条。《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酒店女儿爱爱是又一个好例。一年清明节，吴员外的独生子吴清慕名来到卢爱爱的酒店与之欢会，不料被爱爱父母冲散。爱爱相思而死，香魂不散，竟跟随吴清做了一百二十天夫妻。吴老员外得知后如临大敌，急忙求救于道士，阻塞这"邪鬼"。吴清也听信谗言，欲杀爱爱。善良的爱爱并未因吴清反目就怀恨在心，反而是为吴清治好了病，救他脱出囹圄。并且为他安排了一个锦绣前程：让他得以与曾在金明池上邂逅、十分爱慕、无缘接近的褚爱爱结成夫妻。怀着深重的情意牺牲自己成全他人，这种行为时常发生在市民阶层的人身上。
    市民阶层的道德准则是他们低下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折光。市民阶层在道义上肯定侠义善良，但是囿于私有观念，又无不歆羡荣华富贵，甚至欣赏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投机取巧的手段，表现出不遗余力追求发迹变泰的一面。这在上层市民中尤为突出。万秀娘的父亲万三官人为了发财致富，刻薄至极。他发现自幼在茶坊的佣工陶铁僧，背着主人拿了五十钱，就在发雷霆："你一日只做偷我五十钱，十日五百，一个月是一贯五，一年十八贯，十五年来，你偷了我二百七十贯钱……"，不但赶走了陶铁僧，还招呼襄阳府所有的茶坊都不用他。致使陶铁僧无处生活，铤而走险，当了强盗。这是个公开的反面人物。
    最集中描写小市民渴望发迹变泰的是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开笛艺人刘诏亮替东岳神开龙材笛，有机会获悉史弘肇将来一定会发迹变泰，就千方百计巴结他，一心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有诗为证："结交须结英与豪，劝君莫结儿女曹，英豪际会皆有用，儿女柔脆空烦劳。"作者通过刘诏亮的攀龙附凤宣扬了一种实用主义的交友原则，告诉人们，交朋友要瞅准目标。倘若是能够发迹变泰的人，哪怕再阴损缺德，也不要怠慢。因为他们终是英豪，一旦得道，自己也可随之升天。而没有福态的人，哪怕再柔情似水，也不必费神周旋，否则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在这里感情已成为盈利的商品，是赤裸裸的市侩哲学。
    宋元话本记载了市民阶层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暴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淫虐和残暴。其中优秀的篇目，至今还能感动和激发我们对人民、对祖国、对美好品质的热爱，对剥削阶级腐朽意识的仇恨。但是，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蒙着一层封建思想的灰尘。市民阶层的民主愿望再进步，也摆脱不了历史的规定，反抗意识再强烈，也突不破阶级的局限；社会理想再崇高，也越不出自身经济利益的范围。肩负宋元学使命的人们，头脑中通向未来的路为什么会受到偏见的封锁？究其原因，除了他们长期接受封建思想的熏陶，不可能有彻底的反封建觉悟外，直接的社会原因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市民群众被封建统治者掠夺屠杀远不及广大农民之甚。因此，他们的反抗也大逊于反封建反压迫的主力军--农民，从未达到明火执仗，揭竿而起的地步。其次，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市民阶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的意识终究不是社会的主导思想。他们或来自农民；或是应仕未达的穷儒生；或从统治阶级中落魄而来。因而象一盘散沙，力量脆弱，根据各自经济地位的高低，对封建统治阶级或依附或反对，且表现为种种不同程度。加上小生产者狭隘的眼界和利益，也注定了他们必然是自私、保守、怯懦的。
    按照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任何事物自身都包含着它的否定方面。市民意识的幼芽是在板结厚硬的封建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它的顽强生命力给人以启示：任何一种古典文学样式自身的发展，很大程度要受其民主性因素的支配。宋元话本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开了通俗易晓的白话小说形式的先河；破天荒地把劳动群众当作正面歌颂的对象引进艺术殿堂，表明文艺走向了为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历史道路。它的出现为后世涌现出一批充满民主活力和艺术光彩的优秀作品开了一个泉眼。带动了明后期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直接影响着《水浒》的成书；启发了《金瓶梅》和不朽名著《红楼梦》对家庭题材的描写。它又为戏剧在题材、表现手法上提供了借鉴，共同形成元明清文学的主流。如果说晚清时期围绕着文以"载道"或文以"言情"的争论，其意义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那么，宋元的小说、戏剧就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曙光，是封建的载道文学向近代的言情文学过渡的标志。它是宋代理学喧嚣中的一声清钟，是封建文苑爆发出的第一朵迎春花，是黎明前来到东方天空的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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