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时代，是白话小说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岁月。此时的白话小说不仅数量浩繁，而且以其辉煌的成就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在数千年中国文学殿堂中占据有很重要的位置。通俗小说能够成为文学的主流，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自诞生那天起，身份就不甚高雅。既无“登高能赋，可为大夫”的堂皇遭际，又不像“诗言志、歌咏言”那样受圣人青睐。它无“经”可“崇”，也无“圣”可“征”，注定了属于世俗民间。它的崛起经过一个文学的启蒙、继而诞生启蒙文学的艰苦历程。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产生了新的城市阶级。阶级使社会群体重新划分，群体的价值意识也必然出现不可逆转的整合。法国著名史学家、批评家丹纳把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称作“精神气候”，他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文化是人群在特定条件下生存的表现，任何文化都有自己存在的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超时间、超空间、超人群的文化是不存在的。那么，明清小说建立在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上，又是由怎样的读者、作者群体介入进而完成形而上的文学活动的呢？
假设文学活动是一个整体，那么，它是螺旋式循环的。它由四个环节：世界、作者、作品、读者所构 成。人类生活的世界不仅是作品反映的对象，也是作者和读者共同生存的环境；读者这个群体不仅是阅读作者的人，而且是与作者生活在同一世界的人，双方通过作品进行潜在的精神沟通；作品是显示世界的“镜子”，是作者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显现，又是读者能动接受的对象。本文所论及的侧重点在于小说的客体，即作者、读者群体价值意识的整合。价值观是社会文化中的最高层次，它表现出某个社会群体在特定环境下经过长期生活实践所形成的心理积淀和心理定势。然而，任何价值观并非亘古不变。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更新最终会动摇价值观的根基。说到底文化的变迁是价值观的变迁；价值观的变迁是生产者自身的革命。
白话小说在明清时代的流行代表着一种时尚与群体行为，时尚即一个时期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行为等各种模式和标本的随从和追求。在中国谁不知道《水浒》、《三国》《西游记》？去瓦舍听《今古奇观》、《说岳全传》；去书肆秘访《石头记》抄本，几乎成了不同人休闲、评世的重要方式！明清文化的变迁，在长长的过渡期群体意识是如何消长的，可概括出若干内容，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加以叙述。
(1)小传统加强，大传统弱化
每一个民族文化中都有大传统和小传统，我们称雅和俗，即俗文化和雅文化，有文野之分。一个社会有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有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分野是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中流行和传播的文化；在基本群众当中和在统治阶层中流行的文化。两种文化风格各异，内容形式不同，也不完全同步，但两种文化处在同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它们之间有一种交流关系，大传统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浸透到民间文化，小传统文化又通过各种渠道升华为上层文化。小说一词在汉语中出现最早见于《庄子》杂篇中的《外物篇》，庄子所说的“小说”，是指与“大达”对举的小道理。东汉时桓谭《新论》中也谈到“小说”，但已不是指那种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理”，而名之各种篇制短小、无法归类的杂书。一直到班固《汉书·艺文志》提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曰：“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小说的定义才与近现代的小说有了某种联系。《余嘉锡论学杂著·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写道：“小说家所出之稗官，为指天子之士，即天子为察民之好恶，便使士采传言于市而谤誉于路，士所传民语便谓之小说。”可见，无论是“小道理”、“杂书”，还是“稗官”，小说都处于末流而为雅所不赏。它们不能与中国文学的大传统相提并论。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是风骚。“三百篇”被抬上了“经”的宝座，并极力将其俗部分雅化，整理删定笺注训诂。骚辞则更是经雅人主体化的产物。从四言为主的杂言，到汉魏五言，诗的形式越来越严整，再经过南唐和初唐文人的反复雕琢，以近体律绝为标志，盛唐时已登上了古典诗歌的顶峰。其后的宋词和元曲，其演进的模式也是强辟蹊径，反复雕琢的。因而，这种阳春白雪只为文人学士和上层社会所生产和欣赏。它们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其态势的不断强化与封建社会儒家文化的群体规范和价值意识相辅相成。
然而，下层民众也在我行我素地创造着里巷歌谣，南腔北调“下里巴人”。我国最初的白话小说出现在宋代。讲史和话本的创作者和欣赏者都是底层文化的大众。俗文学创作者大多是瓦市、瓦舍或瓦肆的说话人，欣赏者则是市镇里的那些小商贩、官匠、雇匠、店员、船工、苦力以及市井医生、民间艺人、商女、流氓、贫民等。瓦市的演出是市民群体所喜闻乐见的，因此聚集了大量的听众和观众。如此竟造就和养活了一支庞大的民间艺人和通俗文艺作者的队伍；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大众化的市民群体的娱乐方式。他们除了维持温饱外，在闲暇时只要花费几文钱就可得到艺术享受，消除生活苦闷，弥补精神空虚，还可间接获得宝贵的生活经验。话本虽然不雅，却成为大多数受众的精神食粮。以至于连落魄的文人也来问津了，一些“书会先生”长期生活在下层市民当中，受到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浸染，成为市民阶层的代言人。早期的通俗小说，比如元刊本《全相三国志平话》文笔粗疏简单，词不达意，粗具梗概，后来的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等人以自己的“雅”侵染俗文学，使小说文采斐然，面目一新。逐渐雅起来的俗文学蓬勃兴旺，任何鄙夷、压抑和焚毁都被都置之度外，无济于事。更让人注目的是征引“演义”的典故入诗入文的事越来越多。风气所及，文人们自己唱起“下里巴人”来。比如《儒林外史》越出俗文化的范畴，如同“世说”一般，成为雅文化的补充和组成部分。
俗形式雅文学的文学格局从社会性来看已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是宋代社会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变化。社会群体在群体规范和价值意识方面的变化无疑是深刻的。
(2)真性意识加强，理念意识弱化
宋明之际，随着儒文化理念的僵化，理教对人的禁锢越来越多。可是，下层意识仍然在不断觉醒，促使俗文学冲破层层禁锢，茁壮发展起来。被朝廷和地方称作“坏人心术”的淫词小说和戏曲传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浸入上流社会沙龙的。在中国，“文以载道”的思想源远流长，千年传统的礼教、伦理在人民的心上形成了坚固、厚重的沉淀，因此，自然本能、合理的欲念与儒家的纲常礼教常常发生激烈的冲突。
宋元话本的作者首先觉醒了。他们熟悉市民生活，饱谙人情事故，他们的作品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以故事来阐发下层社会的人生哲理。他们总体上表现出两个毫不隐讳，其一，羡慕荣华富贵；其二张扬人性解放。二者一是倾向于物欲；一是倾向于情欲。这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完全背道而驰。比如通过对个人的肯定，塑造了卓然独立的平民形象。《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写郑州开笛艺人阎招亮慧眼识人，发现穷困潦倒的军兵史弘肇有“四镇令公”之仪，便把妹妹嫁给他，又发现无业游民郭威有“尧眉舜目，禹背汤肩”，“红光罩顶，紫雾遮身”，非常仰慕，毫不轻慢。后来两人果然发迹。“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大富大贵的奇迹也会降临在普通百姓身上。平民百姓们异想天开了，他们的扭扭捏捏少了。观念上发生了革命。
在宋元话本中流露最多的是肯定血肉之躯。拟话本有许多作品不光写爱情，而且写情欲，写以生理为基础的性爱。比如《张生彩鸾灯传》、《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写越州人张舜美上元观灯，与少女刘素香私自相爱，遂私奔同居，表现出市民对私通、艳遇的兴趣。整个社会对人性人欲似乎更宽容、开放。其实，桑间濮上的两性关系文人学士也未必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囿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思想，不敢作淋漓尽致的描写。对于女子违背封建礼教的举动，更不敢表现出支持甚或歌颂。
这一创作倾向的巨大变化表达了市民阶层朦胧的民主要求，并开创了人情小说的传统。使中国文坛得以产生《金瓶梅》、《红楼梦》这样的巨著。
(3)群体意识的加强，个体意识的弱化
鲁迅把宋元话本的出现称作“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学的大众化，大众化的文学艺术必定是产业化的，在供求关系上是“市场经济”。创作文体必须迎合接受主体，才能争取消费者、创造经济效益。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供求关系，它不同于艺术为宫庭、官署或贵族士大夫家的演出，对象是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广大市民群众，性质纯粹是营业。既然作者、演出者、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经济联系，为了体现商业原则，市民文学作品必须是通俗、有趣并具有娱乐功能的。如此，作者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消费的创作群体，必须弱化自我表现的个体意识；服从于听众需求的群体意识。
群体意识表现在作品的内容上，当然要表达市民群众大多数人都感兴趣的群体情趣，诸如对人情世俗的 玩味，对风流艳遇的企望，对达官贵人的仰幕，对实用主义的崇拜……同时，表现在形式上，与知识分子文学唐宋传奇不同，话本语言不能是典雅的文言而必须是通俗生动的白话。当时的民众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即使是都市里的商人所具有的书写和运算能力，掌握的人也不多。要使市民能听懂说话人的故事，话本必须是通俗的、“妇孺能解”的。话本、拟话本的结构形式吸收了唐变文的特点，由入话、头回、正话、篇尾四个部分组成，处处为了方便听众接受而精心设计。这种结构程式是凝固的、公共的，甚至是媚俗的，根本没有作者个人为表现自己的思想与情怀，为了内容的需要而创造的新的结构形式的空间。于是，作者个人意识不得不弱化到最低限度并听从于、服务于听众的群体意识。
(4)近距离观照加强，远距离寄托弱化
从社会意义上看，明清小说作者、读者的群体价值意识还表现在更加贴近生活。写实主义的兴起，缩短了小说与生活的距离，并带来了创作方法的根本性转变。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人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从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来看，我国古代历来有历史崇拜的习惯。在原始共产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权力之争，伦理道德上是一种原始的崇高风范。奴隶社会初期，统治者比封建社会显得宽厚仁慈。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奠基人孔子以“信而好古”作为自己的原则。他把文、武、周时代称为“小康”，把更遥远的尧舜时代称为“大同”，表示要“祖述尧舜，宪章文化”。自孔子之后，崇拜历史便成为汉民族的一种社会心理。以古圣人为楷模塑造自己成了社会改制、重建社会的标准。凡文人雅士作文的永恒题材就是崇拜古人，侈谈古事。《东京梦华录》中所记载的北宋说话的五个科目中“讲史”、“说汾”、“五代史”，三个科目都是讲历史故事的。《都城纪胜》中所记载的南宋说话中的“四家”其中有两家讲史。“说铁骑儿”、“说经”中也有许多话本的内容发端于历史。圣人、英雄的故事象磁铁一样引人们的情感共鸣。这便是中国人生存状态、觉醒程度和心理需求的定势。
西方现代小说家享利·詹姆斯认为：“小说生存的唯一理由是力图再现生活。”百姓们憧憬能在圣君贤相的统治下出现一个世道公正、安居乐业的清平世界，反映了百姓对君主的依赖。但是封建社会皇帝昏昧、奸臣弄权、土豪横行、兵燹连绵，一而再，再而三打破了百姓们的迷梦。由真命天子君临天下的太平盛世，由贤相忠臣缔造维持的公正世界，从永恒的理想变成了可望不可及的镜花水月。在这种情况下，君权思想的强大牢笼，再也锁不住近代民主主义的曙光。从宋元话本开始，白话小说显示出现实主义的某些端倪，其内容渐次全转换到百姓们的日常生活。白话小说的创作思维的定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标志着作家觉醒的代表作品是《金瓶梅》。
《金瓶梅》是源自近距离生活的所得所感而创作的。它托言于宋代，其实写的都是十六世纪后期的社会生活。它毫不客气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中笼罩在人物、事件上的理想主义一扫而空，代之而起的是对世俗人生毫发不爽的真实描写。自此，中国白话小说的主流便沿着写实主义的道路坎坷向前，一路西去。
《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并且在思想艺术上大大超过了它，这是人所共知的。《儒林外史》则把写实主义的方法发展到近代的现实主义。它的意义在于不仅写世态人情，而且摒弃了《金瓶梅》对低级的自然主义描写。它消毒了市民阶层的低级情趣，提纯了爱情，贯注全书的是对知识分子畸变灵魂和由这些知识分子所支撑的封建政治腐败因素的批判，充满了严肃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近代写实主义作品的成熟对封建社会全部上层建筑是深刻的反思和改造。从启蒙文学到文学启蒙，中国人文主义的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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