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书院十年
汤一介
中国文化书院到今年,一九九四年,已经成立了十年。十年虽不算长,但是对我们这样一所民办的书院,却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特别是由于中国文化书院是由一批从事人文学科的学者来主持,我们既不会弄钱,更没有什么“权”,这样就更加困难了。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总算坚持下来了,而且对推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多多少少出了一点力。
自一九四九年后,民办的书院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了,在一九八四年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也可以算是一件新事物。据我所知,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不能算在一九四九年后第一个颇有影响的纯民间的学术文化团体,大概也是最早办起来的少数几个中的一个了。自中国文化书院建立之后,才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同时又有一批在历史上著名的书院也恢复了,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因此,说中国文化书院对民办书院起了个带头作用,大概也不为过吧!
回顾中国文化书院走过的十年路程,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它的发展虽没有能如我们所预期那样,但无论如何可以说我们无愧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无愧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无愧于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我想,对中国文化书院说,也许最为宝贵的就是,书院是一个集合了一批有志于发展中国文化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学者的学术团体。我们有老一代的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张贷年、周一良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的风范,无疑是维系书院的精神力量。每当我回忆起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第一期“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时,梁漱溟先生来班讲课的情形,这是自一九五三年以后梁先生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他讲的是《中国文化要义》,我们请他坐着讲,因为当时他已经八十八岁了,而梁先生一定要站着讲,他说这是一种规范。一九八七年书院为祝贺梁先生九十华诞举办了“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九十高龄的梁先生还亲自参加了,他希望听到对他的思想的批评,梁先生是中国文化书院第一任院务委员会主席,在梁先生去世后,由季羡林先生担任院务委员会主席。季先生在国内外担任许多职务,他经常说他最关心的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发展,他多么希望中国文化书院能成为培养高层次研究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基地。他常说:“书院有那么一批中国第一流学者,如果能在这里培养研究文化博士后该多好。”如果说老一代学者的风范是维系中国文化书院的精神力量,我想,那么我们这批半老半不老的书生,应该说是中国文化书院的精神力量,我想,那么我们这批半老半不老的书生,应该说是中国文化书院的中坚力量。对我们这些在一九八四年五十已过,到一九九四年六十早已出头的人来说,我们只有一个信念,为民间争取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而尽力,有些朋友善意地讥笑我们,说我们“书生气十足,作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但事情总是要人作的,也许我们正是一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吧!更使我们告慰的是,书院里一些四十多岁的学者,在这十年中他们为书院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由于他们都是兼职的,有他们的本位工作,这十年无疑是他们出学术成果的最好的十年,而他们为了书院的事业,甘愿作出牺牲,甚至影响了他们的职称,影响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因此,我认为这些中青年学者是应受到赞扬的,他们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基石。
一个希望在中国甚至世界发生良好作用的学术团体,我认为应是一开放群体。为了发展中国文化事业的目标,而能互相尊重不同的学术观点,提倡学术自由,能够兼容并包。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甚至有失误,但它却是一个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无门户之见,有良好学术空气的团体。例如,在中国文化书院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取激进批判态度的学者,也有被视为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还有努力寻求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他们都能一起共事,共同讨论问题,相处得很融洽。这些在文化问题上具有不同思想的人集合在一起,虽然他们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是他们都抱着一种推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愿望则是一致的。一个学术团体和一个人一样,要有一种宽阔的胸怀,不仅在群体内部,而且要和其他学术团体甚至非学术团体有着良好的和谐与合作关系。中国文化书院虽然曾经发生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总体上说,我们这个团体内部是互相信任和协调的,同时我们也和国内外的许多学术团体和非学术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广交朋友是我们信守的原则。现在中国文化书院有五十余位导师,其中不少是我国第一流的学者。还聘请了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澳大利亚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著名学者作为书院的海外导师。在这十年中,以一个民间的学术团体出面,主办了八次涉及各个方面的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并参与了多次在全国各地召开的各种学术会议,不能不说是对推动中国的学术繁荣起了十分可贵的积极作用。大家都知道,一九八八年台湾学者首次访问中国大陆,就是由中国文化书院接待的。
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海外文化的研究、介绍和学术交流,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宏扬中国文化必须有一个全球意识,也就是说要在全球意识观照下来宏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才可以使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接轨,而不至于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潮之外。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当然应该注重其民族文化的传统,但是它同时又必适应所处的时代的文化发展的要求,因此要想使民族文化得到健康发展,必定是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结合,而当前或者我们更应着重考虑的是如何使我们民族文化跟上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的步伐。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正在努力使它成为一更加开放的、能容纳多元趋向的、充分吸收各家之长的学术团体。
中国文化书院走完了它的第一个十年,那么我们的第二个十年应该如何发展呢?我想,我们除了坚持以往十年所形成的风格之外,要更为扎实地工作,把书院建成一正规的培养中国文化的研究人才的基地,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走向世界。我们希望中国文化书院能成为一个研究中国文化以及世界各种文化的团体,培养博士研究生,接收博士后;使它成为一国内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良好园地;出版一批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并创办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期刊。当然,我们的这些梦想能否变为现实,除了靠我们全体导师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之外,还希望得到各界朋友的支持,也要看客观环境是否能为民间的学术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发展空间。但我相信,从历史发展的要求看,我们的梦想总会变为现实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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