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涂多半生执着几十年
文/贾浩义
对于我,人生的太阳已压西山,但我并未太在意它,因为日出日落谁也管不了。管不了的事干脆就不要去理它,还是把注意力放在能干又愿意干的事情上,这事情便是画画。
应该说在保证有饭吃的前提下,我最大乐趣就是画画,一旦有与它相抵触的东西,那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放弃,乃至于升官发财的机会。
但若问我为什么要画画,不知道。20年前我未想过要当画家,要出名,就是立志一辈子要画画的这一想法也不存在。只是老想着画画,党需要我去挖河、去带知青、去学马列主义,但抽空儿还要勾画几笔,为什么?不为什么!勾几笔就舒畅,就有意思,比下棋,比跳舞,比写汇报更有趣。
我的生活别人看了会觉得简单乏味,我自己却觉得已够享用了。屋子里留有大面积白墙,比堆满古董家具更让人舒心(很可能因为我没有古董家具的原因)。自行车只要轱
转就行。胃口一直不错,什么都能吃,但胃的承受能力不济,只好以粥当家。卡拉OK厅简直不敢进,那喇叭震得你心率过速,钓鱼没兴趣,保龄球总觉得不应该那么多钱。我的消费其实很大,一是买宣纸,二是盖房子,买纸当然是为画画,盖房子是为了画画,也是为了看画,所以搞了一个“老甲艺术馆”。拔草、种树、栽花,已够我锻炼的了。
一个穷乡僻壤的孩子混进了北京,上了大学,又混进了专业美术队伍,生活已经小康,画也有几家收藏,地球的东西南北也转了几个地方。这些说来之不易也可,说来的容易也可,我并未刻意追求,只是因为画画的一种机遇,或说一种想画画的欲望所驱使,而走上这条路。
这也许要感谢母亲的遗传因素。母亲平时对任何文艺的东西都感兴趣。那时村里的演皮影戏她每场不落,后来的收音机成了她的伙伴,出嫁后几年时间里影壁上的《樵夫砍柴图》就是她从《芥子园》临摹的。她的那几套画谱便是我经常折腾的东西,有印象的是《芥子图》和《醉墨轩》,母亲有时还要讲解一番。
从小我喜欢瞎划拉,在书上、墙上、石头上、本子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画了一幅抗美援朝漫画,得了“甲上”,非常高兴,初中时虽是美术课代表,但当时并没下过什么功夫,那时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指导思想。不过还是曾冒出来想考美术学院的念头,由于听说要学八年,吓了回去,不再去想。
初中毕业统考未被录取,倒考上第一机械工业部办的一所中专,混进了北京。北京是艺术的温床。不知什么时候我又划拉了起来,逛书店,搞临摹,画速写,课余时间全部干这些事情。对专业尤其对长时间呆在同一个大房子中工作感到非常害怕,不如一个农民在山坡上干活更风光,依然决定回家,准备考美院,考不上就当农民。这一决定老师、同学都很不理解,父母见我卷铺盖回家还以为我犯了错误。
1958年我考上了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虽然当时“大跃进”、“三面红旗”、“政治挂帅”,我却只知道学习、画画。刘亚兰老师曾说“听不到贾浩义说句话”。到底说没说话我也不清楚,只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每日都处在学习的兴奋状态中,每日都觉得自己有所收获、有所进步,一切困难(三年自然灾害)对我都无所谓,别人浮肿,要休息,要睡觉,学俄语。没有课间十分钟,每分每秒都不愿放过。为什么?不知道。要当大画家?没想过。只有加油学习才行。后来班上让我介绍学习经验,我想了想无经验可谈谈,只是“画”而已。
不知不觉毕业了,我还没从学习中清醒过来,毕业后可能到哪儿去,一点儿都没有想。当学校宣布留校也不骄傲之类的话,我并无什么感觉,回忆起来,当时还在做学习梦,还在想着怎样画画,并未意识到要到社会上去工作了,是有些好笑。1962年反右倾搞精简,把我们几个年轻助手给精简下来,告诉我已被调到朝阳区文化馆工作,我便雇了一辆三轮车,抱着一被,一褥,一卷画坐在上面开始了了17年的基层文化馆工作生涯。
文化馆很适合我——去了不久我就感觉到
“文化馆是良心工作。”当时馆长对我说。
“学院说你是白专,我们要的就是这种人。”馆长后来说。
画画、辅导、办班、扫地、找水、生炉子、发通知……下厂、下乡、吃派饭,抢“三夏”……
“文化馆需要万金油式的干部。”馆长经常说。
1963年到京郊金盏公社配合“四清”试点搞了一套“金盏”村史。由于政法需要,画得又比较真实,在中国美术馆观摩后引起北京市美术界的注意,当时的报纸、出版社及美术界的领导都到文化馆“视察”、“访问”,出了个小小风头。
1970年接受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六集连环画《艳阳天》的任务,是工农兵三结合,断断续续五年,画出5本,出了4集,浩然被批告一段落。
这段时间有几家专业单位约我“加盟”,其中北京画院曾于1974年调我,由于文化馆不放,自己也不主动,未成。我留恋文化馆紧张、灵活、宽松的天地。这里可以躲开纠葛和磨擦,可以独往独来,只要不怕流汗就行。这10余年做了很多工作,画了很多画,颇受上级的重视与嘉奖。
但后来才觉察到,这十几年艺术神经麻痹了,艺术感觉丢掉了,剩下的就是大批平庸、粗糙、应付任务、简单化、通俗化、公式化的绘画作品,可喜的是若与卷进政治漩涡中的诸君相比,我这十余年笔一直未停,小进步不是有的,这点可能归功于我不想往上“爬”的优点。
1970年代后艺术的神经开始复苏,“宗教”的迷雾开始消散,不能再傻画了。
开始回头梳理、审视自己。重新学习认识传统,寻找美的规律,弥补传统理论及笔墨功夫的无知和欠缺。这只是一个醒悟,做到是长期的事。在此同时开始试验自己的想法,用大写意花鸟的技法画人物。于是搞了一段没骨人物。由于画人物障碍太多,又以画马为探索对象,将笔、墨、形融合于一笔之中,画了一大堆不伦不类的东西。这时期的探索只是兴之所至,并无目的与计划,想来两下就来两下,真正踏实搞探索是到画院以后。
1978年可以说由于不满文化馆的状态,决定要离开它,崔子范先生慨允接纳进了画院,开始了另一番生活。这时我已40岁。当时北京市美术界领导赵枫川说:“到画院去吧,十年后可能画出来。”也巧,1988年我在中国美术馆首次搞了个人展览,风格基本被社会所认可。
到画院后,虽然前前后后有很多的波折,对我的探索有很多说法。正常的探索就意味着冒险,就意味着不完美;旁观者的挑剔很可能正是自己作品的另一面,不但不应反感,倒是需要冷静地分析。面对这此反映,若一概排斥或一概接受肯定要失败。1982年展出的《血迹》是一幅失败的作品,最突出的缺点是散、乱、变化而无整体。它改变了我的思维,开始进行大胆的简化与概括,这是一段较长时间的造型与笔墨的革命。
删繁就简是中国画的根本精神,或说是写意的本质。是弱形而强神,神以笔出。造型与变形、运笔都借鉴了书法,同时在观念上不排斥西方现代的有益的成果,仍以画马为切入点。
第一步,简化结构——通常大写意的处理。
第二步,解构——以草书的规律寻找结构间衔接与运动的规律,马腿脱离马身变成点线的独立体,只以笔画的气相连接,开始较生硬,后来达到自然自如,气脉通畅。
马鬃、马尾脱离躯干,增加了画面变化。由马而推出牛,到人。人头脱离脖子而单独存在了,以至出了不少笑话,一报纸刊登我的一幅画,印出来竟将脖子上的一点切掉,变成无头人骑在马上飞跑。
第三步,反复推敲,反复锤炼,达到画面新的均衡与完整。一种形式的形成与完善要千百遍地“重复”,没有“重复”就没有深入与提高,这“重复”是新的探索与寻找的过程,谁忽视它都要吃亏。
到现在为止,我的艺术生涯大致分以下几个阶段:
1961年以前为学习阶段,业余学习时我很喜欢油画,这是青年人的规律。学校分科后,专攻国画。
1961——1971年,政治第一,忽视艺术的时期,“党需要什么画什么”。
1971——1981年,回归和探索。重新对传统进行学习、研究,开始没骨画的探索。
1981——1988年,由繁到简,由弱到强的蜕变可称之为心墨为主的黑色时期。以《巴特尔》一画的出现为起点,画了
批奠定我目前绘画风格的作品,如《沉重的脚步》、《人之初》、《铁流》、《雄聚草原》等作品。1988年10月4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被画界肯定。
1988——1998年,色彩时期。
黑色画久了,搞点色彩,如吃肉多了,再吃点青菜一样简单。不过绘画可不像吃东西那样容易换样,第一样式都是汗水所积成。1989年在外地画画,那里堆了一大堆废颜料,浪费多可惜,不妨利用一下,大胆地泼洒,第一幅虽然不成体统,但在这幅画上看到了一点曙光。第二幅竟感觉不错,这是八尺画《快乐草原》,从中感到了色彩的可为,虽然这幅画用的是复色。此时“国贸”要挂一幅大画,约我画,于是改用单色为之,结果专家与群众认为挺好,这就是在“国贸”中国大饭店挂了七八的《草原八月》。很多国内、国际友人是从这幅画上认识我的。
后来以红、蓝、黑为主色绘制了大批作品,都是这一思路的延续。在此同时仍然继续着单一墨色的探索。从1994年又开始制作山水画,1997年老甲艺术馆开幕同时集中展出了我的“浑然天地系列”山水画。这批山水画一改原来的毛笔与简约采用了板刷及满构图。画家朋友认为还是可取。
一个艺术家走什么路,取决于他的出身、经历及学养。
我的人生经历虽波澜起伏,几次险触暗礁,但都化险为夷,朋友讲我有点儿傻运气。
母亲生我时,姐姐才一岁多,母亲为了我,将姐姐送给别人,使我小时候出奇地胖,后来鬼子进村、国内战争、打土豪分田地,七八岁时我成为小乞丐,沿街乞讨,从小就尝到了人世百味。后来历经四清、“文化大革命”,能有今天我想要归于我的“胸无大志”、“不求闻达”,最根本一句话,缺少“野心”。一般地说,没有野心的人,人们不注意他,不忌恨他,虽然老说些实话,但对任何人都构不成威胁,这种人除搞点专业外,政治上成不了什么——他身边是一片和平的绿地,正好作画,有本事画得好些,本事小画得差些,只此而已!
匆匆已届花甲,别无他想,少生病,多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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