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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

  郑天挺(1899.8.9-1981.12.20)
  原名庆甡,字毅生,笔名攫日,原籍福建长乐,生于北京。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
  1907年入北京闽学堂,1908年改入江苏学堂。1909年入闽学堂高小部,1911年考入顺天高等学堂中学一年级。1912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周末到贵州学者姚华家中听讲文章、金石文字。1919年“五四”运动,积极参加北大学生会工作。同年冬,积极参加抗议日本登陆福州的活动。1920年毕业,不久应聘为厦门大学国文教授,兼任厦门大学图书部主任,1921年到任,同年夏辞职回京,任《京话日报》编辑,同年秋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研究古文字学。1922年加入北大“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参加明清档案整理工作,奠定日后从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础。同年曾任“法权讨论会”“秘书上办事”,曾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同时兼职于北京法政大学、市立一中等校。1924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预科讲师,教授国文。1928年任浙江大学秘书兼文理学院文科讲师。1930年任教育部秘书,同年底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讲师兼校长室秘书。1933年任北大秘书长,后兼中文系副教授,讲授古地理学、校勘学。1936年兼历史系课程,讲授魏晋南北朝史。  1937年任北大中文系教授。抗战全面爆发后,不畏强暴,保护北大师生安全离校,后与罗常培、魏建功等辗转至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至昆明,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兼秘书长,兼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1939年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  1940年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抗战胜利后,奉北大命至北平筹备旧校址开学事宜,任北大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并任秘书长。同时兼任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1949年北平解放后,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校长,其他仍任原职。1952年院系调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中国史研究室主任,1963年起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在南开期间创建明清史研究室,主持校点《明史》。1961年参加教育部文科教材选编工作,任历史组副组长。1979年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1980年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1年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执行主席。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负责人,中国档案学会顾问等。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
  郑天挺教授治学严谨,精于比证。早年受老师黄侃、刘师培等的治学方法的影响较大。主张研究历史应从客观事实出发,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求真、求用,认为只有更多地占有资料,才有说服力。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史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为明清内阁档案的整理研究做出了贡献。此外在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音韵学、历史地理等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也有突出的贡献。
  主要著作有:《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简述》、《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翦伯赞合编)、《史学名著选读》(主编)、等;主要论文有:《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发羌之地望与对音》、《清代的幕府》、《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

 

 

 

南迁岁月——我在联大的八年

郑天挺遗作,郑克扬等整理删节

原刊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6月,368-373页


   1937年,我度过了最不寻常的一年。时任北京大学秘书长、中文系教授。
   这年春节,别人都在愉快地过年,而我家却出现了不幸:年三十晚上,爱妻周俽忽然病痛卧床。正月初五入北平德国医院动手术,初七即去世。由于我思想毫无准备,因此悲痛万分。妻子病逝不久,两小儿又患猩红热,天天打针吃药,弄得家中忧虑不安。

           (一)七七事变时的北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时。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等人都不在北平。不久,学校法学院长周炳琳、课业长(教务)樊际昌等其他负责人亦纷纷南下。于是北大的事情全由我负责。
   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各大学负责人几乎每天都在北大开会,研究如何对付新的情况。北大几位教授也时常找我,为保护学校及师生们的安全而日夜操劳。
   北平在日军的包围上,情况十分危急。而北大留下的学生都是经济上极困难的。经人建议,在校中学生款内每人发给20元,以使之离校。所以到7月29日北平沦陷时,北大校内已无学生。但是蒋梦麟校长等离北平后久无来信,对学校下步如何处理,大家都不清楚,只能临时应付。日寇进城、形势更加恶化,当时教职工到校者寥寥可数,多数同仁都想早离危城,但又无路费。当时我仍每天到校办公,解决职工教授生活、安全、校产保护等问题。未走教授如孟森、汤用彤、罗常培、邱椿、毛子水、陈雪屏等也多次开会,建议给低薪职工每人发30元维持费。并表示全力协助我共同支撑、维持学校局面。当时大家也常为我的安全忧虑。
   8月8日下午,表姐夫力舒东大夫忽来我家,说是日本宪兵队要逮捕我,要我速走。之后,把我安置在西长安街他的尚志医院三楼病房,并对护士有所交待。但我感到,此次我的突然离去,会使大家为我的安全担心,况且次日上午还要与清华诸人商议要事。于是,次日一早,我瞒过护士悄然回家。在外奔波了一整天。
   8月25日,日本宪兵搜查北大办公室,发现了抗日宣传品。他们问是谁的办公室?我说是我的。他们看看我,似乎不大信。因为当时各处的负责人,早已逃散一空。以后日伪人员经常来校纠缠,我只能沉着应付。8月底日伪汉奸地方维持会约北平各校负责人开会,我未去。9月3日日军进驻北大一院及灰楼宿舍。以后直到伪地方维持会把查封布告贴到二院门口(这时我曾在门前摄一小照),我才不去上班。同仁有事改到家中找我。
   9月中旬,我收到胡适先生出国前在“九江”轮上的信,信是给我和罗常培、魏建功诸公的。他在信中要我们留在北平“埋头闭门著书”。但我已感到,这么大的学校,在这战乱岁月里,实在无法维持同仁的生活。自9月末虽陆续从多方得到一些南方信息, 到10月,方正式得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已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假圣经学院上课。这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都想早日南去。不久,学校派课业长樊际昌北上接各教授南下。他到津住租界内不敢贸然来北平。后我托陈雪屏到天津与樊会晤,催长沙迅速汇款。10月底汇款到,我即分送给各教授,并与诸同仁陆续南下。
   11月17日,天气寒冷。我离开了5个幼儿,只身与罗常培、魏建功等教授同车赴天津。到津后,住六国饭店,这是南下的交通站。当天下午钱稻荪从北平赶来,劝我不要走,说一走北平就要垮,要为北大设想。我正词拒绝,并与他辩论了很久(钱是北大日文系教授,与日人关系密切。后任伪北大校长)。20日,我们搭“湖北”轮南下,同行的有罗常培、罗庸、魏建功、陈雪屏、邱椿、赵乃抟、周作仁(经济系)、王烈等人。船过青岛,我们本想由胶济线转陇海到平汉路。直至下船访问山东大学,方知胶济线已断,只好乘船一直到香港上岸。到香港,因粤汉路被敌机轰炸,乃乘船至梧州,取道贵县、柳州转桂林,由公路入湘。12月14日好容易经衡阳到了长沙,才知南京业已沦陷,学校又准备南迁。

             (二)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底抵长沙临时大学后,我在史学系讲隋唐五代史。当时长沙临大在南岳设有分校,罗、陈、魏等教授在南岳上课。长沙的天气与北方大不相同,虽已是12月中旬,但晴喧和暖,不似严冬。后阴雨十余日,虽然寒亦不似北方之劲风刺骨。
   1938年1月初,学校已内定迁往昆明,蒋梦麟校长即要我先往昆明,负责筹备。1月下旬,我为同仁详询入滇路线,并将所探询之情况,开列入滇注意事项16项,包括路程、票价、钞券、护照诸事。不料未过几天,因教育部意见未能统一又让缓行,于是计划全部更改。
   1月30日为阴历三十。是日晚北大同仁举行聚餐,到有教授24人。当时除蒋校长夫妇及江泽涵夫妇外,其他人家属均留北平。如果不是战乱纷离,除夕是不会有此盛会的。就我个人说,这也是第一次只身在外过年,更何况这一年的国事、校事、家事遭受了多大的变故!
   2月中,学校师生决定南迁昆明。一些教授此前已乘车南下转香港赴滇,我也决定由公路转滇越路去昆明。临时前,老友张怡荪劝我到云南后,注意南诏史,我欣然同意。
   我们一行十几人于2月15日晨乘汽车由长沙南下。周炳琳夫妇及子女、赵乃抟、魏建功等坐包车,我与章廷谦、姚从吾、张佛泉等坐公共汽车前往。经过半个月的奔波,经睦南关、谅山、河内乘滇越路于3月1日抵昆明。蒋校长夫妇及罗常培、陈雪屏等到站来接,当天在拓东路全蜀会馆住。


           (三)联大蒙自分校

   1938年3月,学校已改称西南联合大学。3月初,由于学校校舍不足,蒋校长曾先往蒙自视察校舍。14日蒋回昆明。次日下午即在四川旅行社开会,到有蒋校长、张伯苓、周炳琳、施嘉炀、吴有训、秦缵及我。会上决定:文法学院设蒙自,理工学院设昆明,由北大、清华、南开各派一人到蒙自筹设分校。清华派王明之,南开派杨石先,北大派我。筹备完竣,我就留在史学系教课。此外,还负责蒙自的北大办事处。
   蒙自为滇南重镇。光绪十三年(1887)被辟为商埠,设有蒙自海关、法国银行、法国领事馆。清末时,法人修滇越铁路,途经碧色寨而绕过蒙自,随之经济大受影响,商业一蹶不振。联大文法学院迁至蒙自时,法国领事馆、银行及各洋行均已关闭。由昆明至蒙自,快车近5小时先至开远,再坐车50分钟始至碧色寨,然后换碧个(旧)铁路车,半小时多可抵蒙自。因此,一般说由昆明至蒙自需用一天时间。如车慢或行晚,甚至须在开远歇一夜,次日始到。我在蒙自半年时间,往返十余次,甚感不便。
   我于3月17日晚与沈肃文至蒙自,入县北门承恩门,至早街馆周宅(凡楼三层,后为女生宿舍)晤王明之、杨石先,知校舍筹备就绪。当晚即住此处。
   到蒙自主要事情是尽速安排校舍,迎接师生到来,以便尽快上课。校舍工程经紧张修复后,又与当地李县长商议保安问题,因附近并不安宁。李答应增派保安队40名驻三元宫,距学校甚近,治安可无问题。4月初,开始迎接学生,先后共5批。与此同时,文法学院诸教授亦陆续到来。
   我们师生来到蒙自,轰动了整个县城,该地商人乘机提价。原来在长沙时,学生包饭每月仅5元5角,且午餐、晚餐都是三荤二素。及至蒙自,商人却将学生包伙提至每月9元,且菜为一硬荤、二岔荤(肉加菜)、二素。教师包伙每月12元。是时云南本地各机关的三等办事员,月薪不过12元(滇币120元),教职员一月之伙食费已与该地职员一个月收入相等。于是初议未谐。
   当时的教授大多住在法国银行及歌胪士洋行。歌胪士为希腊人,原开有旅馆和洋行。临街系洋行,此时早已歇业。我第一次去该处时,记得室内的月份牌为192×年×月×日,说明以后未再营业。洋行中尚存有大量洋酒待售,一些清华的教授见到,高兴极了,当即开怀畅饮。我原住法国银行314号,大批教授来到后,又重新抽签。314号为罗常培、陈雪屏抽得,我抽至歌胪士洋行5号房,邱大年住4号房,于5月3日迁入。此外住在歌胪士楼上的尚有闻一多、陈寅恪、刘叔雅、樊际昌、陈岱荪、邵循正、李卓敏、陈序经、丁佶等十几人。
   寅恪先生系中外著名学者,长我9岁,是我们的师长。其父陈三立先生与先父相识。三立先生曾为我书写“史宦”之横幅,我郑重挂于屋中。抗战不久,因北平沦陷,先生乃忧愤绝食而死,终年85岁。寅恪先生到蒙自稍晚,未带家属。经常与我们一起散步,有时至军山,有时在住地附近。当时他身体尚好,我们一起去过蒙自中学参观图书。临离开蒙自时,大家曾去该地的黑龙潭游玩,往返15里,历时数小时。
   在歌胪士洋行住宿时我和闻一多是邻屋。他非常用功,除上课外从不出门。饭后大家散步,闻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的一个典故,也是一个雅号,即“何妨一下楼主人”。后来闻下了楼,也常和大家一起散步。记得一次与闻及罗常培相偕散步,途中又遇汤用彤、钱穆、贺麟、容肇祖等人,大家一起畅谈中国文化史问题,互相切磋,极快慰。战时的大学教师生活,虽然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饭,彼此关系更加融洽。记得当时我读《新唐书·吐蕃传》,疑发羌即西藏土名Bod对音,于是参阅诸书草成一文名《发羌释》。写完后随即就正于陈寅恪、罗常培、陈雪屏、魏建功、姚从吾、邵循正、邱大年诸公。罗将文章题目改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并补充一些材料;邵又据波斯文正以译文;陈寅恪又为订正对音及佛经名称多处,并对文中意见表示赞许。这对战时只身飘零在外的我来说,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安慰,是平时极难得到的一种相互学习的机会。
   蒙自城内集市很多,一般6日一大街(即集市),3日一小街。街期,苗人悉至,以物交易。一日与魏建功赶集,适逢大集。西门内外苗人甚众。见三妇女跣足著白色百褶裙,以白麻布三匹向布商易蓝布,未谐。我们乃与之攀谈,她们亦略懂汉语,最后以3元3角购买之。回后,熟习此地风俗之人,谓这些妇女系倮倮(彝族的旧称——编者)人。但鸟居《苗族调查报告》中所述衣饰,则与今见略有不同。
   我在蒙自仍在历史系讲授隋唐五代史。当时北大史学系教授仅姚从吾、钱穆及我三人。史学系师生集会,多选择在风景如画的菘岛举行。是年5月,史学系师生茶话会,纪念孟森先生。是日大雨,姚张伞走在前,钱戴笠继之后,择路而行,我亦张伞沿堤缓行。四顾无人,别饶野趣,犹如画图中人。除菘岛外,尚有军山,亦是诸人饭后散步之所在。其地较菘岛尤静,青岭四合,花柳绕堤。不意边陲有此曼妙山川。
   当联大教学秩序正常后,我即向蒋校长提出辞去行政职务之意,蒋表示谅解。当时我曾请魏建功代刻杖铭二根,其一曰“指挥若定”,另一曰“用之则行,舍则藏”。罗常培见后,以“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相讥,盖即指我坚辞不任行政事务而言。言颇切直。
   1938年7月,学期即结束,昆明校舍亦陆续建造,于是蒙自之文法学院决定迁回昆明,蒙自校舍让于航空学校。史学系亦决定,暑假后我讲授明清史、清史研究、史传研究等课程,并召开史学系毕业同学欢送会。7月22日,农历为六月二十五,为云南之星回节,俗称火把节,居民燃火把游行,亦有以荷花、荷叶装烛,杂以火把游行田间或市街者。但晚饭后候之良久,仅见有持火把者,其余未见。是月底,学生考试完毕,师生乃陆续北上,回到昆明。

           (四)西南联大及北大文科所

   1938年9月,蒙自分校的师生又迁回昆明。这里西南联大已正式成立。学校没有校长,由三校校长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任常委,采取常委共同负责制。但张伯苓一直留在重庆;蒋梦麟亦不常在校,对一些事也不大管;学校一般事情多由梅贻琦处理,是西南联大的常委会主席。
   1939年5月底,北大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主持。傅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这时史语所亦设在昆明,所以与北大形同一家。第二年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傅也离昆至渝。傅事情很多,难以兼顾。他拉我作副所长,协助主持研究所工作。
   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昆明北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距城二十余里。1939年暑假正式招生,考选全国各大学毕业生入学,每月发给助学金,并可在所寄宿用膳。所中借用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图书馆图书,益以各导师自藏,公开陈列架上,可以任意取读。研究科目哲学、史学、文学、语文四部分,可就意之所近,深入探研,无所限制。研究各有专师,可以互相启沃。
   宝台山外各村镇,有不少联大教授寄宿,研究生可以随时请教。清华文科研究所在司家营,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在落索坡,相距不远,切磋有人。附近还有金殿、黑龙潭诸名胜,可以游赏。每当敌机盘旋,轰炸频作,山中的读书作业,从未间断。这里确实是个安静治学的好地方。英国学者李约瑟、休士到昆明,都曾在所内下榻。
   傅斯年除主持文科研究所外,还对研究明史有兴趣。我当时正为同学讲授明清史,涉及明史有关问题亦多。在闲谈中,傅希纂辑《明编年》和《明通典》,我想别撰《明会要》,而毛子水教授劝我编辑《续资治通鉴》续集。过了几天,傅又来找我,劝一起搞了东西,不叫《明通典》和《明会要》,而叫《明书》。遂共同拟二十四目。后增为三十目。此书原拟五年完成,后来因为战争紧迫,事务冗杂,傅又迁往重庆,无力组织,计划搁浅。
   1940年,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去川大离校,清华梅贻琦诸人推荐由我继任,让汤用彤来探询我意。我表示还是专心教书,致力研究明清史,行政事绝不就,汤亦以为然。罗常培也劝我不就,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但联大常委会议悄然通过,聘书已送来。梅多次找我,我尽力躲避。校方领导黄子坚、查良钊、冯友兰、杨振声诸人也来劝驾,且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语。我虽多次上书,希望专事学问。事情往返周旋多次,仍然无效,北大的领导又以照顾三校关系为由,力促上任,于是在是年二月,遂应允就职。
   1940年日军进兵越南、河内、海防相续失守,中日战争紧张。暑假后联大决定在四川叙永设立分校,由杨振声负责筹建。1941年五月,梅贻琦约我和罗常培到叙永视察,并决定取消分校。我们三人曾在四川呆了两个多月,先后到了重庆、泸州、叙永、李庄、嘉定、峨嵋、成都等处,还参观了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及华西、齐鲁、金陵大学。饱尝了战时‘蜀道难'的滋味。后来罗常培专门写了《蜀道难》一书,就是叙述这次到四川参观的情形。
   从1938年起,我在联大即讲授清史及清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当时年轻的学生激于爱国热情,都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近世史,尤其瞩目明清时期,每次选修该课的多达一百数十人,情况前所未见。清代的满州发祥在于我国的东北,而此时东北早已沦陷,且建立伪满洲国。为了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制造的‘满洲独立论'等谬说,我在这一时期先后写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1943)、《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1942)等论文。以后我又写出十余篇清史方面的论文,合为一集,名《清史探微》,于1946年初在重庆出版。
   抗战中期的昆明,日机时常轰炸,几乎天天要跑警报。加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多数教授入不敷出,更不必说职员和学生了。那时闻一多和我们这些人,曾联名出示告白以卖字、刻印取酬,以补助生活费之不足。  1943年夏,我的长女郑雯由北平远道来昆明念大学,走到洛阳被困。我遂向独立出版社卢逮曾借了一些钱,寄她以佐路费。《清史探微》一书的出版,也是为了偿还这笔欠债。我在书中的叙目中,谈到了抗日期间的昆明的情况,是我在昆明八年的真实写照。

           (五)抗日胜利、北上复校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这给西南联大的师生带来了希望,昆明街头的市民到处游行欢呼,鞭炮齐鸣。象我这样远离家庭八年只身来昆明的人,其内心之喜悦,更不待言。正在这里,北大人事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来北大校长蒋梦麟在这年上半年曾到美国考察教育,北大教授们曾希望他到美国能采购洽商一些仪器、图书,并物色新教授,以为胜利复员后的北大建设有所裨益。不料他这时却被行政院长宋子文找去作行政院秘书长,并于6月就职。此事蒋事前未与同人商量,事后又不来信与教授们解释,而且自美回国经过昆明也未下机而径飞重庆。到6月末给我来信说他“仍可兼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事拟请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务拟请你偏劳”等语。因而引起北大教授的不满。法学院长周炳琳对此事尤为愤慨,感情异常激动。月底教授会讨论,多数教授主张,既然作官就不能兼任大学校长,应由在美国的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但胡适一时也不可能回国,必须有个代理校长。9月初,教育部正式发表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为代理校长。此时,学校决定派我去北上筹备复员,负责北平复校及学校接收工作。教育部也设立平津区复员辅导委员会,由沈兼士领导,我也参加。那时交通工具异常紧张,我9月初达重庆,等候飞机,11月3日才到北平。这时北平各大学正在上课,不能接收。且北大与清华情况不同,原有校舍已全部被日伪所办北大占用。因此我只能抓紧时间弄清北京各校情况,并大量呈送公文报告,以争取在北大校址周围和市内多接管一些日伪房产,以供昆明教授、学生回京之急需。但当时国民党接收大员正在为个人争抢房产,工作极难推进,这些工作直到傅斯年代校长抵平后多方疏通,才获大步进展。1946年夏,昆明的北大师生陆续北上。7月30日胡适也达北平就职校长。10月复员后的北大正式开学。此时在傅斯年代校长及胡适校长等人多方努力下,北大乃由文、理、法三院扩建为文、理、法、农、工、医六个学院。教师、学生校舍都得到成倍增长。北大从此真正成了门类齐全的综合性最高学府。
   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敬业和团结精神。教师之间、师生之间、西南联大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同学初到蒙自时,我与其它教授每次都亲到车站迎接,悉心照料,协助搬运行李。北大考虑干部时,也以敬业、勤奋、团结为出发点,避免不必要之误会。联大师生敬业精神和友爱、团结的优良传统,是能造就众多人才,驰名于中外的主要原因。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西南联大的师生,大部分都是这样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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