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梁启超和严复有过一场有关文风的公开辩论。

　　 1902年，梁启超在其所办的《新民丛报》第一期上，撰文推荐刚刚出版的严复译著《原富》，热情称赞这本译著“其精美更何待言！”但同时也坦率批评了这本译著的复古文风：“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纟番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梁启超主张文界革命，文风创新。严复不接受梁的批评，他在答辩文章中说：“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严复严格地圈定了他著作的读者范围，只限于“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为了迎合这些读者的爱好，所以他主张文风复古。

　　 这场论辩，虽由译著《原富》文风引起，但论辩内容，已经越出了《原富》这一译著文风的范围，实际上，这是梁启超、严复两种不同文风取向的冲撞。

　　 严复文风取向是复古，是求尔雅。他在致古文名家吴汝纶的信中曾说，他“行文欲求尔雅”。尔的意思是靠拢，他所说的“雅”，是指古文写作规范。所谓“行文欲求尔雅”，是指写文章，字要用古代字义，句要仿古代句法，谋篇修辞，要遵从“古文义法”。这个意思，他在其译著《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有具体说明；他对自己的译文，“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徽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在严复看来，要说清楚精深的道理，即使是古代人闻所未闻，直到近代才被人们发现的精深道理，也非使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不可。而如果用现代口语，则根本无法说清。严复的文风复古态度，是既明确又坚定，他自然不会接受梁启超的批评。

　　 梁启超文风的基本取向是创新，是近俗。他在所著《清代学术概论》里回顾过他文风取向的形成历程。他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指戊戌政变后他逃亡日本‘专以宣传为业’）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桐城派古文，从清初方苞开始，就倡导“古文义法”，追求“雅洁”。梁启超早就不喜欢桐城派文风，主张写文章要“务为平易畅达”，当然也就不能认同严复的文风取向。

　　 在当时的主流文坛，严复、梁启超的文风取向都有同道同志，例如古文名家吴汝纶就支持严复，著名诗人黄遵宪观点就与梁启超一致。

　　 梁启超说“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这句话，似乎是说严复译书是“为藏山不朽之名誉”而不是“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了。对梁氏这个说法，我们需要依据史实作恰当释读。就史实看，当时梁启超、严复写文章，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救国，他们都是爱国志士。梁氏写文章，是要“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是因为书中“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改意焉”（《译天演论自序》）。严复整个翻译事业，实际都是为了唤起读者“自强保种”的觉悟，并不仅仅是求个人的“藏山不朽之名誉”。梁氏严氏写文章的初衷，都值得中华后人的思念。梁氏“务为平易畅达”，是要直接呼唤“市井乡僻”国民。严氏译书，“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是要以这批“中国多读古书之人”的先知先觉去实现“自强保种”大业。这场论辩是一百年前的事了，今日反思，难免要为严复惋惜。当时如果不用“古文义法”，而用“近俗之辞”译述新思想，让更多读者更直接读到新思想，对于实现严复的“自强保种”宏愿应当是更加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