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洪恩

　　2003年是湖北籍现代新儒学大师、著名爱国主义学者徐复观先生的百年诞辰。为纪念徐复观先生百年诞辰，弘扬他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华民族的精神，推进对徐复观思想及现代儒学的研究，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于2003年12月6日至8日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联合举办了“徐复观与20世纪儒学发展”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80余人，会议收到学术论文60余篇。与会学者以徐复观思想为中心并对20世纪儒学发展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12月7日，与会学者与会议工作人员90余人，前往徐复观先生故里——湖北省浠水县团陂镇徐坳村祭扫了徐复观先生墓园。现将会议论文及讨论要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徐复观的爱国精神与高尚人格

　　徐复观先生，于1903年出生在湖北省浠水县团陂镇徐坳村的一户农民家庭，少年与青年时代先后在浠水、武昌、日本求学，以后曾投身军旅，任职政界，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娘子关战役，派驻延安任联络参谋，与国共两党领导人都有接触与交往，1949年后在台湾与香港两地从事教育与学术活动，先后任台湾省立农学院、台湾东海大学、香港新亚研究所教授，著有《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国艺术精神》、《两汉思想史》等一系列在海峡两岸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成为现代新儒学在20世纪下半叶发展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于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对于维护中国文化的价值和国家民族的统一，对于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和支持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徐复观先生于1982年在台湾逝世。他的骨灰由亲属遵其遗嘱移回故里安葬。

　　

　　
　　研究徐复观其人其学，阐扬他所体现和代表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做做一个热爱国家民族、热爱自己乡土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是这次研讨会的主旋律。与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徐复观的爱国精神与高尚人格作了深入探讨。

　　揭示徐复观爱国情怀的根源：徐复观的次女陶一贞女士向会议提交了《徐复观与陶子钦、熊十力交往的点滴回忆》一文，回忆了徐复观与其外祖父陶钧一家的渊源关系。徐家和陶家是世交，陶一贞女士的母亲陶玉育是中共地下党员，徐复观前半生的经历、思想与陶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克立教授在总结会议时指出：陶一贞女士的这篇文章具有特殊价值，对了解徐复观的心路历程具有重要意义。为什么那么多新儒家人物只有徐复观一人有把骨灰移回大陆安葬的遗愿？该文从一个重要侧面揭示了徐复观的爱国主义及对家乡的依恋、对祖国大陆的依恋、对祖国灿烂文化的依恋的根源。

　　发掘徐复观爱国情怀的内蕴：中山大学黎汉基博士向会议推荐了徐复观《我们的学校》一文。该文曾于1959年在台湾《东海大学校刊》上刊载，但从未收录于两岸三地任何一种徐复观文集之中。从该文中可进一步了解徐复观的教育文化理念，以及体现于其中的爱国情怀的内蕴，这就是：“在国际性的气氛下，应该有更清楚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是表现在个人与民族的连带责任感之上。我们的生活、行为不仅对个人负责，同时也对我们的民族负责。” 该文作为会议《论文汇编》的首篇刊出，有着深刻的意味。中山大学李锦全教授在《批判与承传的矛盾同构——从徐复观儒学发展观点说开去》一文及大会发言中，分析了徐复观的心路历程，揭示了他“在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政治”的努力，并进而通过徐复观的政论文章和大量著述，阐发了他的儒学思想的发展轨迹，肯定了徐复观是从热爱乡土进而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华中农业大学萧洪恩教授在《儒学救世与文学救世——新文化视野下的徐复观与沈从文救世理想比较研究》一文中，则强调徐复观是一个“由忧患而生救国主张的狐独的知识分子爱国者”。台北市立师范学院李淑珍博士在《徐复观在台湾》一文及大会发言中指出，徐复观努力使中原文化成为台湾文化的核心，使台湾在更加“中国化”的基础上更加“现代化”。她认为这种对“现代化”、对“西化”的选择性态度，是最合理的态度；强调徐复观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借以反对“台湾民族主义者”，并认为这“才是他最高的忠诚所寄”。这些观点，引人深思。

　　评价徐复观的高尚人格：与徐复观有过多年交谊的台湾东海大学蔡仁厚教授，在《徐复观先生百年诞辰献辞证解——兼述儒家能为新世纪提供什么》一文并在大会发言中，对徐复观的品格作了高度评价。他将徐复观的品格概括为四大特点：“一、性情肝胆，抗怀千古；二、风骨嶙峋，头角峥嵘；三、学术器识，超时拔俗；四、刚方正大，当代真儒。”并引用他所作的悼念徐复观的挽联作进一步概括：“崇圣尊儒，精诚相感，巨著自流徽，辣手文章辨义利；辟邪显正，忧患同经，谠言真警世，通身肝胆照天人。”他认为：“联语所述，应该是对徐先生最为相知相应的一份诔辞。” 武汉大学杨逢彬教授在《与徐复观先生通信及其他》一文及大会发言中，回忆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一个内地大学生与徐先生通信交往的情形，深情赞扬了徐复观的谦逊待人、关爱后学、精心学问的精神境界，为了解晚年徐复观与大陆青年一代的交往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徐复观的爱国精神与高尚人格在今年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是与会学者的共识。正如武汉大学李维武教授在祭扫徐先生墓时于致词中所说：“今天，我们聚集在徐复观先生墓前，纪念徐复观先生百年诞辰，祭扫徐复观先生墓园，表达我们对徐复观先生的崇高敬意。这使我想起了徐复观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落叶归根。归根之念，也正是知识分子良心的自然归结。’对于徐复观先生来说，这个要归的‘根’，就是我们的祖国，就是自己的乡土，就是这片他曾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土地。他是从这片土地上走进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农村的儿子，又是最后回归这片土地、与这片土地永远融为一体的现代知识分子。今天，我们站在这片至今仍然还很古朴的土地上，可以深深感受到徐复观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良心的自然归结’，也可以深深感受到徐复观先生所体现和代表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做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做一个热爱国家民族、热爱自己乡土的知识分子，正是我们对徐复观先生的最好告慰。”

　　二、关于徐复观的思想性格与精神归属

　　这次会议环绕徐复观的思想性格与精神归属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由于徐复观思想丰富，加上与会学者们的学术基础与研究视野各不相同，因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感觉，形成了以下不同的看法。

　　认肯徐复观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性格：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在开幕式致词中，即点明徐复观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武汉大学硕士生戴浩同学在《徐复观论传统与现代化》一文中，根据胡逢祥《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一书中将文化保守主义划分为“封建式的文化保守主义”和“近代式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认为前者表现为顽固地坚守一切传统，拒绝新的因素的加入；后者表现为虽对传统有强烈的依恋，强调文化变动的历史延续性，但并非一味偏袒传统文化，而是有所反思和批判。徐复观的文化保守主义正是后者在现当代的再发展。徐复观并不反对现代化，他力图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出发，发掘传统文化中的资源，结合现代化的进程，挽救由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所造成的弊端，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对于儒家传统思想过于热情，赞扬有余而批判不足；他由儒家心性论出发，开出民主与科学的主张，也太过于理想化；他对于现代工业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病，也过于夸大了。尽管如此，徐复观怀有儒家文化所特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看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端，并从新儒家的立场出发，力图提供一套现实可行的理论，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衡论徐复观的自由主义思想特点：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在《重建知识与人格的立足点——徐复观的知识分子论》一文及大会发言中，认为徐复观是在传统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背景下思考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在徐复观看来，古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在观念上突破了专制政治，但无法在思想上建构民意的主体性。中国的“道统”，徒有个人道德，缺乏制度化的组织。在政治之外，没有社会的立足之点。因而，徐复观提出了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在知识和人格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的立足点。这一观点，继承了传统主义又批判了传统主义，吸收了自由主义又反思了自由主义，有其跨世纪的价值。台湾政治大学何信全教授在《自由的儒家：徐复观思想的两个向度》一文及大会发言中，对徐复观思想中儒学与自由主义两个向度，以及这两个思想向度如何在其思想中整合融贯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肯定徐复观思想以儒学为主轴，同时肯定徐复观作为一位曾经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他苦心思考自由民主问题，肯定西方民主政治所依据的自由主义。这两个思想向度，使徐复观相信在中国古典思想中蕴蓄着丰沛的自由主义资源，值得汲取导引，以与现代世界性的自由思潮互相呼应。他对自由主义的诠释，基本上仍在其所继承的儒学脉络视域之中。他从儒家承担出发，向自由主义作最善意与开放之回应。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在《文化自由主义的历史困境与现实启示——评徐复观的“儒家自由主义” 》一文中，承认徐复观是“儒家自由主义”，但根据其特征而称为“文化自由主义”。他说：“我暂时将徐复观依托儒家德性自由所阐发的自由思想称之为‘文化自由主义’。这一‘文化自由主义’是以人的‘德性自由’为其根本出发点，它或许未能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保护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自由，然为保证人的心灵自由还是预留了广阔的空间。”这种“文化自由主义”特别强调了教育行为及教育制度的改革在促进人的社会自由中的作用，这是一种独特的视角，其长处在于把人类争取自由的活动与自己固有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依托自己的传统来进行文化创造。徐复观对于德性自由、知性自由、政治自由三者关系论述是精彩的，他非常清晰地揭示了文化自由与政治自由的辩证关系，应该说是现代新儒家从中国文化传统出发对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所作的精彩补充。武汉大学博士生易燕明同学在《道德精神与民主政治——从徐复观思想的两极看儒家自由主义的理路》一文中，肯定徐复观的儒家自由主义性格，强调徐复观打通传统儒学与民主政治的努力，使传统儒学与民主社会相适应，相互助益而不相互妨碍，从而使传统儒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新的活力，成为民主政治中一支推进民主自由的有力力量。武汉大学博士后何卓恩副教授在《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徐复观和殷海光政治哲学的离合及其启示》一文中，从对民主自由的理解、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意义、三民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等方面，强调徐复观和殷海光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方面的契合，指出他们在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很多重要见解方面是一致或接近一致的，但殷海光是西化自由主义者，徐复观是儒家自由主义者。

　　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认同徐复观是自由主义者：中南民族大学张世保博士在《自由主义的限定——兼谈徐复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吗？》一文中，认为在中国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对他人选择自由的忽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是很难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坚持“道德自由”与“政治自由”应当隔离的知识分子更为接近古典自由主义的真义，相反，持“道德自由”与“政治自由”可以贯通的知识分子则很难归入到自由主义的阵营。虽然徐复观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对民主政治的提倡也不遗余力，其中也有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因子，但问题的关键是他同古典自由主义在认识论这个根源上发生了分歧，枝节上的共同观点掩盖不了根源上的分歧。总体上说，徐复观的思想与古典自由主义相去很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不能将徐复观纳入到自由主义的阵营。说徐复观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丝毫不会影响他的思想的意义和价值。

　　三、关于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思想的进路与价值

　　形而上学问题，在现代新儒学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徐复观对于形而上学的思考，在现代新儒家诸子中，走了一条根本不同的路向。因此，徐复观的形而上学观，成了这次研讨会的一个讨论最多最激烈的问题，也是一个最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发掘，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武汉大学李维武教授所著《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一书，其第四章第六节即以《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为题，强调：“徐复观与牟宗三、唐君毅一样，也是熊十力的学生。但他与其师友不同，一反人文主义思潮重建哲学本体论的基本立场，力主消解形而上学，主张直接立足于中国人的文化世界去把握其人文主义精神。”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当时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虽然以后李教授不断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所著《徐复观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出版）一书第四章第二节也专论这个问题。在这次研讨会上，李教授提交了《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的思想历程及其意义与局限》一文并作了大会发言，使这个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广泛的重视与讨论。文章认为：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的思想形成有一个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徐复观在认肯形而上学的同时，又划分了西方的重视思辨或知性的形而上学和中国的与人的生命、心性结合在一起的形而上学，反对以西方的形而上学作为唯一的形而上学模式。进入60年代后，他提出“形而中者谓之心”，消解了心的超经验性，以“心的文化”来理解儒学传统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展开了对形而上学的批评。在1979年，他提出“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表明他的消解形而上学的思想已经完全形成，也表明他与熊十力诸师友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在逝世前夕完成的《程朱异同》长文中，他提出走向“平铺地人文世界”，揭示了中国哲学消解形而上学的基本走向。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主张的意义在于，针对现代新儒家在重建本体论中未能解决本体论与现实生活打成一片的问题，要求面向现实生活世界把握中国文化的精神，把现代新儒家哲学重新拉回到现实生活世界中来；其局限性在于，未能充分理解现代新儒家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具有重建民族智慧、复兴中国哲学的重大意义，未能看到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本身即一个发展过程，儒家思想的生命力恰恰离不开这一发展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克立教授对此予以了肯定。他认为：从李维武教授的论文及发言，可以看出徐复观在哲学上与熊、牟一系主流派新儒家有不同的理路，道德中心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并不突出，循着这条路线就有可能发展出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学。这件事件的理论意义当然是不可低估的。武汉大学硕士生肖平同学在《思想?思想史?文化——略论徐复观思想的概念构架》一文中也对此问题有所分析，认为徐复观反对将中国文化进行形而上学的解释，他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详细地分析了孔子、孟子的性命思想，最根本的主张就是将外在的天、命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形成性；人心不是外在的，而是存在人的身体内。他对“心的文化”的阐释，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古代先哲及中国文化根源特质的把握，但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确实有形而上学的思辨。在会议的具体讨论中，很多学者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四、关于徐复观的思维方法与学术脉络

　　徐复观在其学术生命中，特别重视学术方法的思考。在这次研讨会上，这个问题自然成为讨论的重点。不少学者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与徐复观的学术脉络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文化脉络考察与诠释法：台湾佛光大学欧崇敬教授在《文化脉络考察诠释与架构诠释法——徐复观、熊十力、牟宗三、傅伟勋所建构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一文及大会发言中，强调徐复观著作中表现出了独特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特别是在儒学、庄子哲学上的成就尤为显著。“在当代华人的哲学史研究上，徐氏代表著一种研究典范，同时也代表著一种方法论的运用，在这种方法论的运用下，更有数以万计的研究人才追随发展。徐氏的研究方法可称之为：文化脉络考察与诠释法。”根据这种方法，徐复观有了“人文伦理的转化”这一“文化脉络考察与诠释之重大发现”。他由政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及政治社会史进入思想史的脉络而加以诠释；他所关切的乃在现实世界的知识内涵及实践活动，而不是本体、本质主义式的探索。

　　现代解释学方法：湖南师范大学李清良博士在《自觉的现代解释意识与思想史研究——徐复观阐释思想研究之一》一文中，阐明了徐复观的现代解释学方法。文章从学理上说明徐复观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恢复古代思想的本来面目究竟是否需要解释?或者说，是否只应作纯客观的叙述而不该加上易流于主观的解释?二是假如思想史研究必然是一种解释的工作，又该采取怎样的方法与态度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此种解释的客观性? 文章认为：徐复观出于对国族前途、人类命运的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学术上的责任之心，所以特别强调思想史研究的解释意识。在他看来，中国思想史研究只有超越零碎餖飣的训诂考据之学，通过自觉的现代解释来揭示与发扬中国文化的思想，才能从根本上承担起对社会、政治与人生的现实问题的责任，从而以文化导引政治，促使中华民族走上一条健康充实的光明大道。因此，徐复观对自觉的现代解释意识的强调，实具有“学术”与“政治”两个维度，真可谓处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正是这种自觉的现代解释意识，促使徐复观进一步探索思想史研究的科学方法与科学态度问题，以保证解释的相对客观性而避免滑向主观主义，从而最终在阐释思想层面完成了由古典的注释之学向现代的思想史研究的转换，并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中国阐释思想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

　　“强调态度的方法”：武汉大学硕士生郭慧同学在《徐复观的哲学史方法论》一文中认为：徐复观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巨大成就，得益于他治史的方法。可以说，他在哲学史方法论上的贡献，比对于哲学思想本身发展的贡献更为突出。他不止一次地说态度比方法更重要。表面看来，这里似乎存在矛盾；但实际上，在他看来，态度与方法都是做学问的基本问题，态度作为方法的基础和方法是一体的，方法作为态度的延伸和态度是一致的，什么样的态度就决定了什么样的方法，二者是不可分的。治史的过程中当然不能忽视方法，同时必须强调作为方法的基础的态度。徐复观的这种治史方法，我们姑且称之为“强调态度的方法”。这一方法包括了两个方面：其一是作为方法的基础的态度，其二是作为态度的延伸的方法。作为一个哲学史工作者，必须两个方面兼备并举。

　　坚持真理的治学精神和严谨求实的治学方法：武汉大学黄钊教授在《从徐复观的老学研究看其治学精神与方法》一文中，探讨了徐复观的坚持真理的治学精神和严谨求实的治学方法。该文认为：“在治学精神方面，他不仅敢于冲击权威观点，直陈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且勇于修正自己的失误，对自己过去在学术上提出的欠妥的看法作老老实实的自我检讨。这都表现出他在治学中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态度和可贵精神。”

　　比较意识与文类学方法：武汉大学张思齐教授在《徐复观<文心雕龙>研究中的比较意识》一文中, 强调徐复观是一位在《文心雕龙》研究中成就卓著的当代中国学者。徐复观的《文心雕龙》研究，在文类学方法的运用、文章的体貌与风格、《文心雕龙》的内部结构、中国文化的基型和基线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与他的比较意识具有直接的联系。由于具备了国际比较的眼光和世界文明史的视角，徐复观实现了《文心雕龙》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推动了《文心雕龙》研究学科的进展。

　　徐复观与现象学方法：武汉大学硕士生林合华同学在《心斋之心和现象学的纯粹意识——试论徐复观对庄子的现象学解读》一文中，指出徐复观所论庄子的心斋之心与胡塞尔现象学的纯粹意识有显合之处，认为根据徐复观提示的线索，心斋之心与现象学纯粹意识的比较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心斋的“忘知” 和现象学的还原，二是心斋之心的虚静之体与现象学纯粹意识的意向性结构，三是心斋之心的“若一志”、“明”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

　　五、关于徐复观的学术思想与多种成就

　　在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史上，徐复观是一个“通人”，在哲学、美学、文学、文化研究、政治思想诸方面都有重要建树。在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从不同侧面对徐复观的学术思想与多种成就进行了探讨。

　　透视“心的文学”，揭示中国文学本质：对于徐复观的中国文学研究，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是徐复观的“心的文学”观。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以《中国千年文学的守灵人》为题提交了论文，指出徐复观的中国文化观的根本观点，在于强调中国文化认为人生价值的根源即在人的自己的心，认为中国文化即“心的文化”；心的最根本的特点是道德自觉(儒家)和虚静明觉(道家)，心通过工夫呈现建立人生价值的根源之地；中国文化的心之实践，表现为每一时代的道德人心、历史人文、艺术宗教。所以，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一样，可称之为“心的文学”。其文学观的特点是性情的纯正、伟大的品质、工夫的文学。对这三点的坚守，在他看来，即是对千年积累而成的中国文学传统精神价值的坚守。徐复观的文学观，类似于卡莱尔式的“文人英雄”。五四以来的文学思想，比较着重突破传统。有茅盾、鲁迅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有梁实秋的“人性的文学”，这些似乎都与徐复观所谓“心的文学”声气相通，都深受五四思想高扬人性、人生、人道的旗帜的鼓动，而凸显大写的文学的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王守雪副教授在《生命与理性的合一——徐复观“心的文化—心的文学”论》一文中，也认为“生命与理性的合一”显示出徐复观“心的文化”的精神方向，在这个方向之下，形成了他“心的文学”独特的文学观。从文学批评史看，“心的文学”涵容并扬弃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众多流派的理论，其理论的落点乃归于善美彻底谐和统一的艺术理想，为文学艺术走向善美统一开示了道路，并标出了路标，使河汉无极变得有阶级可寻。

　　发掘美学精神，评价研究得失：武汉大学硕士生刘建平同学在《庄子精神与现代艺术——徐复观艺术思想浅析》一文中指出，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认定庄子精神是更为纯粹的艺术精神，也是其艺术思想的主体思想，以及由此而对现代艺术展开批判。他通过对形相之美与反形相，逍遥游之无羁想象与官能艺术，虚、静、明的生命精神与主观变态之人格，“万物齐一”与人类中心主义四个方面的对比，揭示了庄子精神与现代艺术的关系。徐复观对现代艺术的批判及对中国画现代意义的展望，正是他将中国艺术精神推向世界的一种努力与尝试。徐复观的美学研究成效显著，但在个别领域也有缺失，这次会议上就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南民族大学张世保博士在《评徐复观对先秦乐教思想的研究》一文中，根据新出土文献，认为徐复观所言“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作得不够”是实际的。文章分析了徐复观由于时代的限制而在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甚至错误，如关于乐教研究的文献、关于“乐”的形上特征等。但作者强调：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在徐复观的论述中发现一些极具启迪意义的值得我们加以珍视的思想。

　　剖析文化哲学，发掘文化精神：黑龙江大学柴文华教授在《文化的哲学维度——徐复观文化哲学要点论析》一文中，围绕文化与文明、文化与人、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文化与传统等问题，爬梳了徐复观文化观的哲学理路，评判了其间的理论得失，强调徐复观用人的本质规定文化的本质是正确的，其对上列文化诸关系的论述体现了丰富的辩证智慧，对于今天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探寻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有助于消解一些人对传统“死性”、保守性的偏执，从而更加关注传统的“活性”成分，使之成为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巨大动力，这是徐复观文化观和传统观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

　　反思民族国家，阐扬民主政治：武汉大学博士生刘金鹏同学在《化解民族文化与民主政治的纠结——徐复观民族国家思想探究》一文中，对徐复观的民族国家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徐复观在捍卫和论证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与意义时，强调儒学在中国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有助于保存民族的生机、促进民族间的融合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儒学中包含着丰富的尊重个人人格、自由的资源或精神，这是传统文化与民主政治相结合的思想基础。由此，在现代中国的建设进程中，不但不应该抛弃传统文化，相反要在充分发扬传统之精华的基础上，使其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相结合，从而建设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徐复观的民族国家思想带给今人的最大启示是：我们不但要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来建设一个现代中国，而且还要结合中国文化中的民主精神与资源来建立民主政治并使其扎根中国。因而，这实际上是一个民主政治如何才能中国化的问题。这正是徐复观超越新文化运动的地方，值得认真研究和深入反思。

　　纵论日本民族，谋取攻玉之石：武汉大学徐水生教授在《略论徐复观的日本观》一文中，指出徐复观对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文章认为，徐复观的特殊经历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日本观的特色。徐复观是一位相当冷静的学者，他除了充分肯定日本知识分子具有迅速地译介外来文化的优点外，还明确地指出了他们不善思想和理论创新的缺点；从中日两国比较的角度认识到日本人既有“精密”、“周到”、“勤谨”、“重知识”、“有法的观念”等优点，但同时具有日本民族的劣根性。但由于徐复观的学术研究特长是中国思想史，不是日本文化史，其战后几次赴日考察又带有观光性质，故其日本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偏颇之处。

　　六、关于徐复观的儒学研究与价值取向

　　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儒家精神是徐复观的精神寄托。所以，在这次研讨会上不少学者用力阐发徐复观的儒家研究，并由此探讨其价值取向。这种研究，既有利于进一步认识儒学精神，又有利于更深层次把握徐复观的学术思想。

　　重视经学成果：苏州大学蒋国保教授在《徐复观经学思想散论》一文中，强调要重视研究徐复观的经学思想。文章指出，现代新儒家大多轻视两汉学术思想，惟有徐复观高度重视并认定两汉学术思想的核心为经学。不了解徐复观的经学思想，就不能正确把握他的学术贡献，确立其思想史家应有的地位。文章通过对徐复观关于经学传承和经学思想论述的考察，揭示徐复观在经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以及他在研究方法上所具有的古文经学的思想特征，藉以说明他是一个以新考据方法诠释经学史的现代古文经学家，可以将他的新儒学思想（经学思想）称为新汉学，或者称为现代汉学。

　　考量礼论得失：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在题为《徐复观论礼乐》的发言中认为：徐复观比较重视经学，创造性地诠释了礼乐文明。他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把礼定位为人文化的宗教和道德性人文精神的自觉，发掘了春秋时代礼学的内在价值，特别是“敬”、“仁”、“忠信”、“仁义”等观念与礼的密切联系；肯定礼乐在政治教化、社会和谐、个人修养上的功用，发挥乐在道德境界与艺术境界会合上的意义。徐复观在礼学诠释上的不足，一是过于强调了礼对宗教的疏离，未能注意到礼对“天”、“天命”意涵的保留；二是在《周官》成立的时代定位上有一些偏颇与失当。武汉大学博士生张春香同学在《徐复观礼论浅析》一文中，指出徐复观对礼的研究，既有横向的探讨，如礼的形成、礼的根基、礼的功能等；也有纵向的深入，如礼之观念形成与演变的轨迹，并把对礼的出现作为从忧患意识产生到人性论出现的重要—环。文章认为，徐复观的礼论思想提出并合理地阐释了中国人文礼乐之教的价值所在，发掘出了礼乐的根源意义，有利于从根源上解决人类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产生的危机。

　　揭示人性真髓：武汉大学博士生刘金鹏同学在《先秦儒家人性论的三系划分及其思想依据——解读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一文中，认为《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的一个思想史研究成果，是徐复观在该书中很小心地导入了发展的观点，从史的方面叙述了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大致发展历程并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徐复观的创见，主要表现在以忧患意识来解读中国文化的起源及其精神上面。徐复观的偏见，主要表现在他对《易传》之形而上学思想的批评上面。武汉大学博士生任丑同学在《试论徐复观先生的良心观》一文中，亦强调“良心”是徐复观一生中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他的良心理论立足于中国文化，主要论述了什么是良心，如何培育良心和良心的作用等基本问题。

　　疏理现代新儒学谱系：湖南科技大学张晚林先生在《大地的儿子与上帝的选民——徐复观、牟宗三对杜诗的不同评价的成因探析及其启示》一文中，通过徐复观对杜诗的颂扬与牟宗三对杜诗的贬抑对比研究，认为徐复观和牟宗三虽同为现代新儒家，但徐复观复活的是先秦儒学，为激进的儒家；牟宗三复活的是宋明理学，为超越的儒家。激进的儒家是大地的儿子，超越的儒家乃是上帝的选民；激进的儒家是实践的，超越的儒家是批判的（康德意义的批判）。正确的方法应是使二者结合，其目的亦在求得生活中或学问上的一个“通”字。

　　七、关于儒家的思想特质及研究方法

　　儒家的思想特质及研究方法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兴趣，是这次研讨会讨论的热点之一。

　　突显儒家思想的研究方法：内蒙古大学郭晓丽女士在《少则得，多则惑——试析儒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通过对以往儒家思想研究中存在的主要方法论问题的剖析，强调研究和评价儒家思想切忌作过分简单化的阶级分析，切忌作单纯片面性的形式要求，切忌作削足适履式的中西比较，切忌作超越实际的价值估价，对研究儒家思想方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宏观把握儒家思想特征：南开大学李翔海教授在《从后现代视野看新儒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一文中强调：就传统儒学而言，它不仅是通过道德的进路而证成的哲学形上学，而且亦是关涉人生终极意义与宇宙终极实在的道德的宗教，因而是“即哲学即宗教”的。儒学的这一理论特质经宋明理学的发展得以充分突显。另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的特征是“力命之辩”的深刻道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模糊意向以及“参赞化育”的诗化意境。

　　微观把握儒家思想的具体问题：台湾清华大学梅广教授在《读孟子知言养气章：一个文化斗士的思想与政治之间》一文及大会发言中，通过对《孟子》“知言养气”章的解读，认为该章阐发了孟子论道德勇气建立的理论根据，对“勇”的概念进行改造是先秦儒学继孔子以后一次极重要的发展。同济大学朱义禄教授在《论孔孟的忧患意识及其对后世士人的影响》一文中，强调只有从超越自我的层面进到忧国、忧民、忧世的深度，才可能有忧患意识的萌生。忧患意识起于《易经》，孔、孟则真正赋予了其时代性意义并加以系统化。在孔子心目中值得忧虑的是“道”，包括得“道”和行“道”，前者属主体的自律，后者则超越个人自我的范围，提升到国家、社会的层面。儒家的忧患意识，到了孟子那里方得较为完备的发展，并对陶渊明、白居易、范仲淹及其他后世士阶层产生了深刻影响。西安交通大学龚建平副教授在《儒家“诚意”思想刍议-——兼论徐复观先生的解读》一文中，在考证历代学者对《大学》“八条目”中“诚意”思想解释的基础上，肯定徐复观为了解决其中困难而将“正心”的涵义扩大，而视“诚意”为其中的内容，既克服朱子、阳明各自以“格物”、“致知”作为解读“八条目”的核心可能有之误，又在突出“诚意”的同时肯定了“格物”、“致知”的意义，体现了新儒家的特色。郭齐勇教授和龚建平副教授在合著《“德治”语境中的“亲亲相隐” -——对穆南珂先生“商榷”的商榷》一文中，列举中外法例证明：“亲亲互隐”是人之常情，人类社会之常态，且在自古及今不少族群的意识、国家的法律上予以肯定，这才是几近常识的东西。儒家既主张亲亲相隐，又主张大义灭亲，这都要看具体历史事件，了解其对家国天下、个体人格、行政司法的利害关系与伤害程度。“父子相隐”作为一个事件，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服从于其根本理想。“德主刑辅”并非意味着伦理与刑律的对立。郭齐勇教授和陕西师范大学丁为祥教授在合著《也谈本相与角色-——论儒家道德伦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兼答黄裕生先生》一文中，强调在儒家哲学中，普遍与特殊、绝对与相对的关系，既不是单向度的，也不是单方面的，而始终是双重而又双向的。正因为这一特点，所以中国文化既不易形成绝对主义的理论形态，也不易形成外向的信仰主义形态；但同样因为这一特点，所以中国文化中的绝对与相对、普遍与特殊始终表现为互渗互证、相互支撑的特色。自然，这是利弊参半的。

　　这次研究会对于儒家思想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论战性质，不仅提交会议的论文有不少是论战或商兑式的，而且在分组讨论中论争也十分热烈。看来，对儒家思想的把握，在全球化视野下，还会有更多的问题成为众矢之的。所以，有如武汉大学萧汉明教授在讨论会上所说，寻找一个共同认可的评判路标，才不致有各自度以己意的不必要的争论，这就要力避各取所需的主观评判。

　　八、关于儒家思想的当代转化与现代特征

　　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家思想的当代转化，既是一个古今问题，又是一个中西问题。关注现代新儒家，关注儒家思想的当代转化，是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

　　总体把握现代新儒家：台湾师范大学林安梧教授在《“后新儒学”的理论渊源及其可能建构-——对20世纪“当代新儒学”反省的一个侧面》一文中，对当代新儒学做了回顾与前瞻，进而展开了对“后新儒学之建构”问题的讨论，指出当代新儒学的理论建构主要是“两层存有论”，主张由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知性主体；而良知的自我坎陷是一个理论的逻辑次序，并不是一个实际的发生次序。南开大学李翔海教授在《从后现代视野看新儒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一文中认为，新儒家哲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特质就是它一方面像其他思想流派那样表现出了认肯科学理性精神之重要意义的理论热忱，另一方面却又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依然要将科学理性精神收摄于道德人文精神之中，从而表现出了与自由主义西化派所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区别。北京大学胡军教授在《中国现代哲学建构的理路》一文中，以熊十力、冯友兰和金岳霖为论述对象，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的主体，并分析了现代中国哲学的三个特点：哲学思想的主体都是形而上学思想体系，重视知识理论体系的建构，非常地注意建立起自己的哲学方法论的理论体系。

　　分别研究现代新儒家诸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研究员在《从张君劢对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看二十世纪现代新儒学的发展》一文中，肯定张君劢对儒家思想的阐发，对西方学理的输入，对治学方法的重视，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的转换，加快了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接轨的步伐，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不容忽视。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在《如何表现人生智慧? -——评唐君毅先生的人生哲学》一文中，认为在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中，唐君毅是最易使人产生亲近感的思想家。除了其鲜明的仁者风范外，其中最直观的原因还在于他的以疏解自我生命为主的诗意的著述风格。与一般学者不同的是，唐君毅写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述学，更主要的在于体验，面对真实具体的生命存在，疏解人生的种种矛盾，拯救生命的种种痛苦，开启人生的理想之路。用他的话来说，所谓体验乃是透过生活体验感知所及而回返于生命之自身的活动。湖北行政学院姚才刚副教授在《“两行之理”与终极关怀-——刘述先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一文中，分析了刘述先对儒学超越的心性论思想的阐释，突出儒学的宗教性功能及其对当代人安身立命的重大意义。文章剖析了刘述先有关“内在超越”、“儒学的宗教意蕴”等方面的论说，强调与西方学者不同，部分当代新儒家却以“内在超越”来表述中国文化的精神方向，认为“超越”与“内在”之间不必一定尖锐冲突，而是可以相融的，儒学即是一种典型的“内在超越”的思想形态。文章从刘述先对“两行”所作的创造性诠释开始，分析他将“超越”（理一）与“内在”（分殊）视为“两行”，认为中国文化最深刻处在于无论儒、释、道都体现一种“两行”的理。刘述先未把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儒教看成是一种严格的组织宗教，但他不否定中国传统思想所蕴涵的宗教性，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湖北教育出版社胡治洪编审在《排斥性人文主义的扬弃——杜维明“启蒙反思”观述论》一文中，对杜维明的启蒙反思观进行了阐述，认为杜维明的启蒙反思是从对于儒学造成直接打击的五四“反传统的传统”这一切近的课题开始的。相对于现代新儒家诸前辈来说，杜维明对于五四传统有了更多的同情的理解和积极的肯认，赋予五四反传统以一种“治病救人”的积极功能。由此，现代新儒家与五四人物在对待传统的态度方面所存在的鸿沟在某种意义上得以弥合，二者获得了一个共同的斗争对象。

　　疏理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祝薇同学在《晚年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中，分析了梁漱溟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程，特别是分析了晚年梁漱溟思想转变的原因，认为历史的发展为梁漱溟的思想转变提供了机缘，也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但他所秉承的思想渊源、他的学术个性更是这种机缘得以实现的深层原因。文章分析了晚年梁漱溟思想转变的关节点：从“意欲”到 “人心”；解剖了晚年梁漱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吸取，如对毛泽东“自觉的能动性”思想的认同，从“自觉的能动性”论“人心”等；特别指出梁漱溟对唯物史观作了儒学式的改造，其出发点是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却最终落脚于儒家的心学主张。文章认为，梁漱溟立足于儒家心性之学传统，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体现了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互动，也显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新儒学所自有的活力。

2004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