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名秉常，字佛观，公元1904年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徐 场凤形湾，公元1982年卒于香港九龙美孚新村寓所。早年曾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上学，后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参加政治活动多年，40岁以后，才逐渐走上学术之路。著书十余种，三百多万字，主要有《两汉思想史》三卷，《学术与政治（甲、乙集）》、《徐复观杂文》六集、《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思想史论集》及续集、《石涛之一研究》等。他的学生称《两汉思想史》为经典著作或代表作，可见此书之重要。
阅读徐先生的著作，我以为，他的学术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虚实结合的中国思想史
研究历史，通过大量可靠的史料，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考证出某些结论，解决史学界有疑点的史实。学术界认为这是实实在在的学问，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哲学则不同，哲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会或灵感，提出（或者说悟出）某种观点，然后利用古今中外的各种事例来进行论证，也可以从一个设想的基点出发，进行一系列复杂的推导来建立自己的某种哲学体系。这种学问主要在思想上，而不在史料上，因此被认为是抽象的、玄虚的。
用历史的方法研究经学，是"我注六经"，一章一句地进行详细解说，又称"章句之学"，清代学者又称考据学。这种学问产生于独尊儒术的汉代，所以又称"汉学"。用哲学的方法研究经学，观书不求甚解，只求大意，不需要了解每一句话的思想内容，只要了解全书的大概意思。自己有了一种想法，就从经书中寻找根据。宋代人称此为"六经注我"。又叫义理之学，或宋学。
要做考据学，必须多看书，勤收集，再加上客观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考证出有价值的可靠的结果来。认真、严谨，是绝对需要的学风。
要研究义理，就需要多思。多思出智慧。好学深思，才能心知其意。要有丰富的经验和复杂的经历，经常反省自己，反思整个人类的文化，才能真正领会义理。或者说，这需要某种悟性，需要多思。否则，必将一事无成，陷于空疏。
以上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前者太实，太死，容易局限于一木而不知森林，限于小学而不知大道。后者太虚，太活，容易飘于虚空之上而不食人间烟火，脱离现实，脱离大众。
五十年代，我国讨论史论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虚实关系问题。当时主要倾向是史论结合，应该是正确的。从五十年末的大跃进，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虚论被过度地强调，学术界曾一度陷于不正常的状况。
徐复观先生不肯研究纯哲学，嫌它太空，也不愿意单纯考据，觉得那样太死板，因此，他选择了中国思想史作为自己的专攻方向。徐先生早年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上学，曾受到黄侃等国学大师的严格训练，在中国文史哲方面打下了极其坚实的基础，使他有可能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实实在在的考据。他留学日本时，深受河上肇的影响，通过日译西方著作，学习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中西文化的结合，形成了高居其上的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思维方式使他在研究中国思想史中颇多创见。化腐朽为神奇。一般的资料，在新的思维方式下，立刻焕发出万丈光芒。儒家的礼教被许多人认为是吃人的礼教，道家的道论被称为唯心主义的哲学。在徐先生的眼里，儒家的礼教成为道德主体，道家的道论成为艺术主体，而反观西方文化，则是政治主体和知性主体。东西本来讲的是不同的问题，怎么可以用西方的政治主体和知性主体来评价道德主体和艺术主体呢？
清朝乾嘉考据风盛行以后，学者每考证出一本书是伪书，就成为学术界名人。阎若琚考出古文《尚书》是伪书，名闻天下。于是，许多学者纷纷仿效，把所有古代典籍都搬出来，一本一本地加以考证，一本一本地划入伪书。似乎考据出一本伪书，就是获得一项重大学术成果，而且特别喜欢对公认的、权威的、经典的古书开刀。乾嘉以后，直至古史辨派，否定古书甚多，姚际恒、黄云眉等人进行过整理，汇总、加工，经史子集，考出91种伪书。姚氏著《古今伪书考》，黄氏著《古今伪书考补证》，对姚氏所考只是作了进一步的否定，从未对其中任何一种有翻案的意向。这是在疑古风盛行的情况下的一种"左"的思潮。他们往往从一本古籍中找出一两个词，就据以判为伪书。甚至只因《汉书·艺文志》或《隋书·经籍志》没有著录，便判为伪书。书散天下，即使皇家图书馆，岂能一本不遗？另外，书名常有变动，例如，汉代司马迁著书，世称"太史公书"，并无《史记》之名。岂可因《汉书》没有《史记》这个书名，就说《史记》是后人编的伪书。《汉书》录"董仲舒百二十三篇"，由于没有《春秋繁露》这个书名，就被认为是伪书，至今还有一些学者对此书有怀疑，不敢深信，或者怀疑某些篇是后人加的。
疑古、考据，有些方法是可取的，胡适称之为科学方法。也做出一些成绩，对于整理古籍，大有益处，确实考出一些伪书。但是，由于疑古太甚，考伪扩大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的破坏作用，特别是给缺乏历史观念、对中国文化持怀疑态度的某些洋人授之以口实。当代新儒家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自然要跟疑古派的破坏文化的行为作斗争，由于一些新儒家只能呼吁，不能在考据方面与疑古派对抗。徐复观先生在黄侃指导下，受到严格训练，有考据功底，对疑古派来说，是一颗克星。在《两汉思想史》中，考据和分析，都有独到之处，因此被称为他的代表作，学生视为经典。哲学理论太虚，历史考据太实，徐复观挑选哲学与历史结合的不虚不实的思想史作为自己专攻的对象，果然取得象《两汉思想史》那样的丰硕成果。《中国艺术精神》也是美学理论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成果。
二·庄子的道与艺术精神
徐复观于1965年8月18日写完《中国艺术精神·自叙》，标明他对于中国艺术思想的开创性研究取得了划时代的重大成果。翟志成说："徐先生在治思想史上筚路蓝缕之功，是继承，也是发展；是守故，也是创新。他的《中国艺术精神》和《两汉思想史》，已成为任何有志治中国思想史的人必读的经典。"（《无惭尺布裹头归――徐复观最后日记代序》）这两本被称为"经典"的书，当然是徐复观先生的代表作。徐先生翻阅了一些西方文学、艺术方面的理论书籍，也阅读和抄录了关于中国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如《美术丛书》及其它画史、画论、诗文集、画册之类。光中国画册（集）就有三十种以上，其中《故宫名画三百种》则是难得的一种。经过七年的研究，"发现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中国艺术精神·自叙》）
儒道两家都是为人生而艺术的。孔子以音乐艺术为人生修养之资，并作为人格完成的境界。道家中，老、庄都以"道"为最高概念，最高的哲学范畴，都要通过"体道"，使自己的精神与道合为一体，形成道的人生观，抱着道的生活态度，以安顿现实的生活。老庄也有不同。老子的道通过思辨展开，从宇宙到人生，建立一个哲学体系。而庄子则通过工夫在现实人生中加以体认。从庄子的体认"道"，可以发现老、庄的所谓道，实际上是一种崇高的艺术精神。徐先生认为庄子修养的工夫所到达的人生境界，"乃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修养功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上。"（同上书第43－44页）
以《庄子·养生主》上的庖丁解牛为例。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技术十分熟练，动作还有节奏感，文惠君欣赏庖丁的高超技术。庖丁放下刀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动刀甚微，霍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首先，这里有道与技的关系问题。道比技高出一个层次，又与技密切关联。庖丁在技中见道。纯技术只有实用效果，而道却是"无用的长物"。庖丁解牛，不但解了牛，而且得到了解牛的艺术性享受，他"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这种艺术性享受，就是庖丁所谓"所好者道也"的具体内容。庖丁所讲的自己解牛过程，"乃庖丁说明他何以能由技而进乎道的工夫过程，实际是由技术进乎艺术创造的过程。"（同上书第46页）在这个故事中，庖丁"未尝见全牛"，他与牛的对立消解了，心与物的对立消解了。他"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他的手与心的距离消解了，技术对心的制约解除了。于是，庖丁解牛成为没有约束的精神游戏。徐先生认为："他的精神由昆而得到了由技术的解放而的自由感与充实感。这正是庄子把道落实于精神之上的逍遥游的一个实例。"（同上书第46页）
庄子把道看作人生、宇宙的根源。并赋予"无"、"一"、"玄"等的性格。近代美学，探索到底时，也有人在人生宇宙根源处寻找美何以能成立的根据。例如，薛林（1775～1854）的《艺术哲学》，是想在宇宙论的存在论上，设定美与艺术。他把存在的差别归于展相。展相有三：一是"实在地形成的冲动"，二是"观念地内面化的冲动"，三是无差别的将世界万有归入于"一"、归入于"绝对者"的展相。第三展相正是美和艺术的基础。左尔格（1780～1819）以为"理念是由艺术家的悟性持向特殊之中，理念由此而成为现在的东西。此时的理念，即成为‘无‘。当理念推移向‘无‘的瞬间，正是艺术的真正根据之所在。"徐先生引了以上两人的话以后说："西方若干思想家，在穷究美得以成立的历程和根源时，常出现了约略与庄子在某一部分相似相合之点，则庄子之所谓道，其本质是艺术性的，可由此而得到强有力的旁证。"（同上书第47页）
徐先生说："由庄子所说的学道的工夫，与一个艺术家在创作中所用的工夫的相同，以证明学道的内容，与一个艺术家所达到的精神状态，全无二致。"（同上书第47页）学道的工夫，举了两例：一是女侨教卜梁倚学道，三日"外天下"，七日"外物"，九日"外生"，以后才豁然见独。外，就是忘掉。这是"学道日损"的具体说明。一是梓庆削木为锯，"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肢）形体也。"然后动手做，"以天合天"（《庄子·达生》）。斋戒就是学道的过程，也是逐渐忘掉事物，最后忘掉自己的形体。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艺术家由此而成就艺术地作；则庄子则由此而成就艺术地人生。"（《中国艺术精神》第49页）庄子所期望的真人只是人生自身的艺术化罢了。费夏（1807～1887）认为观念愈高，便含的美愈多。"观念的最高形式是人格。所以最高的艺术，是以最高的人格为对象的东西。费夏所说，在庄子身上正得到了实际的证明。"（同上书第49页）
李普斯（1865～1930）认为"美的感情"是对于"自由的快感"。海德格（1889～）以为"心境愈是自由，愈能得到美地享受。"柯亨（1842～1918）认为艺术是在科学、道德二者之上，艺术领域的意识方向，是指向自由活动、发挥其自发性。卡西勒认为艺术"是给我们以用其他方法所不能达到的内面地自由"。黑格尔（1770～1831）认为美或艺术希求主体的自由，并认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最高阶段为"绝对精神王国。艺术乃在此王国中保有其位置。"徐复观认为在祈求自由解放方面，庄子与以上列举的西方思想家是一致的。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王国"正是庄子所说的"道"。庄子哲学所追求的正是"精神自由的王国"（同上书第53页）。
自由，庄子有逍遥游。达尔文、斯宾塞、西勒都认为游戏是人的特性，是艺术的起源。游戏升华，就是精神状态得到自由解放。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认为，美的判断，不是认识判断，是趣味判断。趣味判断的特性，乃是"纯粹无关心地满足"。所谓无关心，主要是既不指向于实用，同时也无益于认识的意思。这正是庄子"游"的精神状态。庄子讲的无用、和、对自由的要求，都是庄子所说的道，也是现在所谓艺术精神。庄子所讲的无己、无功、无名、心斋、坐忘、丧我，都是追求精神的自由，都是艺术精神。
总之，"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地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同上书第41页）特别是绘画，则是庄学的"独生子"（自叙第5页）。
徐复观深入研究庄子讲的学道、体道及成道的境界与现代、近代西方思想家所讨论的美与艺术的情况颇多近似或相同，从而认定庄子的道正是中国的艺术精神。这对研究中国艺术精神具有开创性的作用。许多人讲美学、论艺术，都是推崇西方某些美学家，似乎中国根本就没有美学，也就没有艺术家。徐先生的研究认为，近现代西方学者论美学，与中国两千年前的庄子所谓道，可以相当。不能说中国不高明吧！
无为就是自然。古代诗人把自然视为美的最高境界。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苏轼的"自然宝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都是以自然为美的。庄子讲的是立身处世的精神境界，正与最崇高的艺术精神境界相一致，因此，庄子的精神被后代诗人、画家所推崇，所实行。
三·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学术
徐复观先生早年从事政治活动多年，民国24年即公元1935年，徐先生31岁，在浙江沪杭甬军事指挥部任上校参谋，1944年，40岁，任国民党军委高参。1946年复员，1949年到台湾。1960年，雷震请胡适与徐复观组织反对党，后来，雷震被监禁十年。徐复观虽然没有答应此事，但也说明他并非不问政治的学者。在蒋介石七十寿诞时，徐氏写了《我所了解的蒋总统》，刊在《自由中国》上，印了11版，颇有影响。他由于政治原因而被迫退休，在台湾失业，只好到香港，寓居九龙，卖文为生。
从徐复观自己在《忆往事》中的说法，也说明他并非不关心政治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学者。他说："我所处的时代，也压迫我的良心不能不写些政论性的文章。"这个良心就是政治良心，这些政论性文章正是针对现实政治的。他说："有的杂文，却是在拿起笔时，忘记了自己身家吉凶祸福的情形之下写出来的。"这并非危言耸听。他的杂文，抨击政界要人是很激烈的，也是投枪和匕首，危险性比鲁迅时代更大些。
徐复观在读古书时也常对古人反对权贵的行为产生同感。他在《忆往事》中说：
《后汉书·张纲传》载：顺帝选派八名使者考察地方，张纲在其中，
七名各赴地区巡察，"而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曰：豺狼当道，安问
狐狸。"遂放弃考察工作，上书条刻当时以外戚专政的梁冀的罪恶。我每
想到此一故事，总涌起一番不知其所以然地感激之情? 梁冀以外戚专政，权倾朝野，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张纲不顾自己身家吉凶祸福，奋笔疾书，揭露梁冀的罪恶。徐复观对此特别有情绪，"每想到此一故事，总涌起一番不知其所以然地感激之情"。"不知其所以然"，就说明极其深刻、自然。他又说："今日若还有人认定‘我是真理‘，必然是天下最坏的人。"这就是当代的"梁冀"或比梁冀地位更高的人。"我是真理"岂是一般人所能想的，显然有所指。跟自认"我是真理"的人作对，总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正如徐先生的学生翟志成所说："徐复观先生则在洋奴们和土奴们的逼迫侮辱之下，被勒令强迫退休于东海大学，以至生计无着，衣食不周，赖卖文以糊口，终其一生，饱尝明枪冷箭，几至体无完肤，最后竟在困苦寂寞中含恨以殁。"（《徐复观最后日记》代序）他们还把徐先生比作明末清初的吕留良，用吕留良的诗句："无惭尺布裹头归"作为徐先生最后日记的书名。
吕留良（1629～1683），浙江崇德县人。清代崇德，民国时改为石门县，今属桐乡县崇德镇。字庄生，又名光纶，字用晦，号晚村。曾与张履祥等议论程朱理学，以评选时文，倡导朱熹学说著称于世。祖、父都是明代官宦，明亡后，不仕清，以行医为业，郡守以隐逸荐，不就。著述多鼓吹民族思想。晚年乃削发为僧，取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死后四十余年，由于牵涉曾静文字狱，全家遭祸，于雍正十年（1732），被戮尸枭示，被斥为"名教中之罪魁"。著述被毁。吕留良的诗是：
谁教失足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
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
苟全始识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
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 翟志成引了这首诗后，说："三百年后，浠水徐复观先生读到晚村先生的诗，尤其是读到‘无惭尺布裹头归‘这句，引起了无限的感动以及经久不息的共鸣。"很显然，徐复观与吕留良在身世遭际方面有相通之处，思想也可相通，因此有同感、生共鸣。相同之处就在于学术不是纯学术，而是关心国家人民、关心民族文化、关心政治的学术。
徐复观如此关心政治，学术与政治联系如此密切，为什么却反复提倡学术必须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呢？
原来，我们对"距离"有不同的理解，才有这种误会。徐复观自称："在民国29年（1940）以前，我的思想，受马、恩的影响比较大，到了29年以后，我虽然放弃了马、恩的一套，但对民主政治并无了解，并无信心。到了38年（1949），我才由‘中的政治路线‘摸到民主政治上面，成为我后半生政治思想的立足点。"（《忆往事》第174页）徐先生1937年在日本读了很多日译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名著，其中也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兴趣颇大，深受影响。后来，由于共产党内部矛盾的揭露，错误路线的破坏，再加上国民党的宣传，他开始动摇，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虽然身任国民党上校参谋、少将参谋，从思想意识上，仍然走的是"中的政治路线"。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国民党上上下下都在思考失败的原因，总结教训。上下各方互相埋怨是很自然的事。蒋介石认为党风不正，脱离人民，所以到台湾后，承认过去"已彻底失败"，今后要从新造党，"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以改造革命风气"，清除那些不合格者。同时也从共产党那里吸取一些成功的经验。例如共产党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多余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很得农民拥护。国民党在台湾也搞土地改革。在总结教训时，蒋介石认为问题在下面，需要整顿，才能"统一意志，集中力量"（见《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夺取革命的胜利。而一些学者总结教训，他们不约而同的有一个新趋向，即是"认定只有民主政治，才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忆往事》）上面要统一集中，下面要民主自由。徐复观赴台后办了《民主政治》杂志，并发表文章，宣传民主政治，抨击专制政治。后来，这些文章汇集成《学术与政治间（甲、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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