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钱锺书对吴宓和冯友兰的几句评价引起许多人的议论，杨绛先生八十多岁的老人，还要为此写文章。杨先生当然是要为钱先生说话的，但她那些为钱先生辨驳的话，我以为可以不说，因为即使钱先生对他的老师说过一些苛薄的话，那也没有什么，钱先生的可爱处也许正在于此，可以想想，一个什么时候说话也四平八稳，滴水不漏的人，那还叫学者吗？钱先生在学界的为人大家都是知道的，他喜欢臧否人物，这是性格，改不了的，至于话说的合适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本来是中国文人的习惯，没什么大不了的，钱先生可以说别人，别人也可以说钱先生。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就有许多对钱锺书的看法。证之夏先生对钱锺书性格的评价，对于钱先生说吴宓、冯友兰的那些话，我是宁可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的，因为如果钱先生没有这些话，也就不成其为钱先生了。夏先生是一代词学大家，比钱锺书长十岁，他们之间的私交也很好，这从《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把夏承焘日记中有关钱锺书的记载抄出如下，从中可以见出钱锺书的性格，也能看出老辈文人对他的看法：

1939年 8 月 18 日“国专暑期课结束。夜赴海格路李拔可先生招饮，始晤赵斐云（万里）、袁守和（同礼）、孙子书（楷第）、朱少滨（师辙）、钱默存（锺书），洒馔极丰。八时席散，又座听决翁、疚斋谈至十时。默存、孝鲁各健谈。”（五册， 124 页）

1943年 3 月 9 日“钱锺书谓黄晦闻有顾诗笺讲义，似亦有韵字代讳之说。”（第六册， 470 页）
1947年 1 月 27 日“见钱锺书一散文集曰写在人生的边上，纯是聪明人口吻。往年在上海见其人数面，记性极强，好为议论，与冒考鲁并称二俊。”（第六册， 671 页）

1948年 9 月 17 日“阅钱锺书谈艺录，博览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第七册， 2 页）

1951年 5 月 12 日“马长寿君过谈，闻宥钱锺书事。”（第七册， 168 页）

1953年 9 月 8 日“阅钱锺书谈艺录，其逞博处不可爱，其持平处甚动人。”（第七册， 344 页）

1957年 1 月 21 日“得陈友琴书，论陈生书评，告钱锺书意见。”（第七册， 586 页）

1957年 4 月 29 日“得钱默存二十六日复书，谓二主谱引默记所载宫人畏烛烟事，吴槎客拜经楼诗话卷三诚为不可信，谓本之贤愚因缘经。又示和人看花云：凄绝一 花下士，去年犹是看花人。怀李拔可丈作也。与默存二十年前见于拔可席上。”（第七册， 611 页）

1958年 7 月 12 日“阅文学研究，钱锺书评钱仲联韩昌黎诗集释，二君博览皆可佩。”（第七册， 689 页）

10月 24 日“又谓文学研究所开第五次批判郑振铎学术思想时，即郑飞机失事之日。近将批判钱默存之谈艺录，默存嘱予提意见。”（第七册， 704 页）

1959年 1 月 6 日“夕阅钱默存宋诗选，不选叶水心一字，讥为鸵鸟。”（第七册， 716 页） 1 月 7 日“午后看钱默存宋诗选注。近日报纸登批判此书文字数篇，予爱其诗评中材料多，此君信不易才。”（ 717 页） 5 月 4 日“发钱锺书函，谢其寄宋诗选注及诗，附去感近事一诗。”（ 741 页）

自京归杭得钱默存示诗感近事奉报一首
后生可爱不可畏，此语今闻足汗颜。不信千编真覆瓿，安知九转定还丹。是非易定且高枕，蕴藉相看有远山。太息凤鸾满空阔，九州奇翼竟无还 谓郑振铎。

5 月 10 日“得钱默存函，论予所寄诗。”（ 743 页） 5 月 21 日“钱默存寄来其爱人杨绛所译法国勒萨日著小说‘吉尔·布拉斯'一厚册。”（ 745 页） 5 月 22 日“发钱默存、杨季康复，谢其惠书。”（ 745 页） 6 月 11 日“看钱默存旧作中国诗与中国画。”（ 749 页）

夏承焘说钱锺书“好为议论”，但对他的评价却是“后生可爱不可畏”，夏承焘对钱锺书的《写在人生边》《谈艺录》也有很直率的看法，比如说《谈艺录》“乃积卡片而成”，但这也并没有影响了他们的关系，学者之间相互有些苛评，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引文均出自《夏承焘集》 5 、 6 、 7 册，浙江教育、浙江古籍出版社）

朱自清是钱锺书在清华的老师，他在日记中对钱锺书的评价和夏承焘的看法大体是一致的，朱自清和夏承焘在同时代的学者中都是以温和为人所知的，他们这种性格的学者，评价起人来，一般相对要公允一些，不刻薄，因而也就较他们所评对象的实际不会相去太远。我们把夏承焘日记中的钱锺书和朱自清日记中的钱锺书相比较，再参之以《吴宓日记》中对钱锺书的看法，我以为他们对钱锺书的评价和钱锺书本人的个性是相符的，他们都承认钱锺书的才华，但对于他的刻薄、喜欢掉书袋、以卡片堆集的著述方式也有不同看法。以下是朱自清日记（《朱自清全集》第 9 、 10 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中有关钱锺书的记载：

1934 年 4 月 6 日“晚雨僧约饭，有张素痴、中书君、张季康。中书君言必有本，不免掉书袋，然气度自佳。”（ 9 卷， 289 页，以下只注页码）

1934年 6 月 3 日“公超昨谈钱锺书事，当俟朱定后方可商也。”（ 295 页）

1934年 6 月 8 日“钱锺书《论东坡赋》一文，论宋代精神地理智与批评，尚佳，馀亦多恒语，不若其《论中国诗》一文也。”（ 298 页）

1934年 6 月 19 日“晚与蒋谈钱锺书事，殊未畅所欲言，余说话思想太慢，故总不能恰当也。公超后也为钱进言，均无效。盖校方不欲加聘新人也（专任）。又谓秦善 聘书尚未发出，公超恐不乐也（钱事）。”（ 300 页）

1934年 10 月 20 日“郭绍虞来访，给我看一篇他回答钱锺书批评的短文，颇感情用事。我为之册去一些有伤感情的词句。有一点值得注意，钱在选择批评的例子时是抱有成见的，这些例子或多或少曲解了作者的本意。”（ 325 页）

1939年 3 月 27 日“据钱锺书意见，庞之画颜色鲜明，然线条不够稳定。”（ 10 卷， 17 页）
1946年 5 月 6 日读钱锺书的《猫》一文，就现时而论，此文过于玩世不恭。然杨绛的《怀旧》甚佳。（ 402 页）

近年研究钱锺书的人对于他的个性和为人都做了不少评价，也引出了一些人的不同意见，但我个人认为，虽然人们对钱锺书的评价不同，但在对他性格的把握上却是较为准确的，特别是李洪岩在他有关钱锺书的几部著作中做了很深入的探究。李洪岩发现的材料和所进行的分析，都是严格的学术研究，可能有不当处，但在总体认识和理解上，他的见识远甚于孔庆茂所做的有关钱锺书和杨绛的两本传记，就是在材料上，也是先有李洪岩的著作，后有孔庆茂的传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