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海禁大开，群言庞杂，学者沦于圆滑之习，风俗遂陷于嚣躁之域。于是，见不合时宜者恶之，见不同流俗者恶之，见理学先生则尤恶之。自入京师，即遇某理学先生，亦与同侪大斥之者屡。其后，在校无事时，偶手翻理学书，初格格不相入，然久之而目孰焉，知有所谓理，所谓性矣。复次而知程朱陆王矣，复次而溺于理学之渊矣。每有感辄遽然曰：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试问今日之精械利兵足以救国乎?则奥塞战争，六强国悉受其病；试问今日之学堂学校足以救国乎?则行之数十年未收效果也。盖俗敝国衰之秋，非有鞭辟近里之学不足以有为，尤非存视国性不足以图存。余尝观昔贤讲学之风，雍雍穆穆，朴茂之气凛然，洵堪为浇俗之棒喝，则心为之神往者。不置夫以古之理学与今之科学比，则人咸恶理学而求科学矣，不知理学为天人之理，万事万物之理，为形而上之学，为关于心的；科学则仅为天然界之律例，生物之所由，驭身而不能驭心，驭驱形骸而不能驱精神，恶理学而乞灵科学，是弃精神而任形骸也。国人皆恶理学，则一国之人均行尸走肉耳，国乌得国乎?噫，金瓯不圆，陆沈有日坐而思之，能无慨然。我虽非世人所恶之理学先生者，然心有所见不敢不言，以蕲见救于万一，于是擅论古人，着其语之有合于今日，尤有益于侪者于篇。
一、阐王
姚江儒门之侠也，自来论者，许之者半，非之者亦半。盖其说过奥，精处独到，而流弊亦深，不可以不辨也。阳明点明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自得，则作圣有方，所谓致良知者，诚不刊之论点。顾后之学者，各师其意，失其真，以玄理高尚，妄相揣测，求见本体，遁入清淡，反远事理，则不若穷理格物之训，先知后行矣。况近日士子浮轻不戢，好高自大，尤甚于何心隐，李卓吾诸人。如复诲以姚江之说，恐其未能体会得作圣之若心，先陷于高明叫啸之习，是岂姚江之志哉!世之欲步姚江者，吾愿其先能淡泊宁静，而后乃可明志致远也。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即是未知。（徐爱记）
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了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答友人问)
说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头克倒了。（黄直记）
只不要欺良知依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何等稳当，便是致知的实功。(陈九川记)
以上数条具见先生致良知大体，并非如佛说顿教，全无工夫，所言善便存，恶便去，何等痛切，并非谓一识良知即可放纵，不惟需知良知，并需知致良知，尤需时时知致良知也。王门之每不如宋儒之循循规矩者，抑亦不为时时为克己工夫耳。晚近学子辙谓日本强于王学，欣然欲振之祖国，而岂知王学不宜于今日中国之薄俗也耶。
谨独即是致良知。(与黄勉之)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钱德洪记)
言语无序亦足见心之不存。(陆澄记)
礼即是理，约礼只要此心纯是天理。(徐爱记)
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答周道通)
戒惧之念无时可息。(陈九川记)
以上数条，具见先生为学工夫，拳拳服膺，始终罔懈。近世士夫，每误解性善之说，谓人性皆善，则呱呱坠地即赋天性。只要不为尘客所蔽，则秦镜自明，无庸拂试。不知人生而善固为天性，然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甘苦轻火+爰之识生而好恶形焉，美恶高下之识生而希望著焉，恶不正，是非混淆，希望甚奢，则明智昏懵，故情欲不节于内，而事物刻刻诱于外者，则天性蔽矣。性相近，习相远，诚圣人之定论也。世人惟其不知在良知上之必须作工夫，故不知谨独而放僻邪侈，不知戒惧而流连荒忘，无所谓信义，更无所谓礼仪。且也自以为风雅倜傥，而自笑人之守礼者为迂阔，远于事性，其亦知阳明即天理之说乎?甚矣。阳明所言之明透也，胸襟洒落即身广也，即坦荡也，而非谓逾闲破矩不加检束也。洒落亦生于天理之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而非谓生于不法律之自由，不道德之平等也。夫言语无序，失德之细者耳。而阳明谓为可见心之不存，则其大者可知矣。刘蕺山儒之醇者也，竭毕生之力，以发阳明谨独之致良知，实得王门真谛，如孔子之孟荀也。然则日省工夫，固不得谓知良知而遂忽之也。阳明此数语，精深独到，愿有志者察之，而铭之座右也。
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若就标本妆缀比拟，凡平日所谓学问思辨者，适足为长傲遂非之资，自以为进于高明光大而不知陷入狼戾险嫉。(与黄宗贤)
后世不知作圣之本，却专去知识才智上求圣人。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薜侃记)
以上二条，切中今日学者之病。自西方各国以物质文明致富强，物质后进之中国，乃遂欲急起直追，救国于积溺之中，而所谓理化算数日灌输于全国人之脑中。行之四十年，而其弱如故，且又甚焉。则因理化算数者，无坚固之良知盾其后，适足为亡国之利器也。何以言之?夫国之强盛系于民德，而不系于民智。人心不良，理化者适助其日日制杀人之具，算数适增其机械计谋之毒。况习尚移人，世以理化算数相轩轾，则巧诈之心日缘以生，久之天性洎没，遂为狼戾险嫉之人。善乎，爱德君前在本校演说之言曰，受教育而无道德，则危险异常。盖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非虚言也。泰西各国物质文明达于极点，而道德遂不免缺乏，近年以还，彼邦人士群相警戒，极力欲发达心理文明，且谓我国之真文化确优于其国，善我国民性和平温厚，实胎酝自数千年也。顾我国学者，不知本末，无烛远之眼光，心羡今日之富强，而不为将来之长治久安计，不亦惑乎?盍也反其本耶?
数年切磋，只得立志辨义利。(与薜尚谦)
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薜侃记)
活水有源，池水无源；有源者由己，无源者从物。(与黄宗贤)
从心所俗不逾距，只是志到熟处。(陆澄记)
以上数条，具见先生言立志大要。夫志者，学问之始基，成功之权舆与。天下立志为善，而卒为善人者有之，且惧蹈于为恶也。况不立志为善而能为善人乎?知善之可为而不为，是谓放心，是谓懦夫，是谓自弃。不知善之可为而不为，是谓昏德，是谓顽夫，是谓无心。夫不知善之可为则已，知善之可为而不为，则不可不大为寒心哉。夫固天下未有不知善之可为者，元恶大憝，积恶已成，天爵已失，无立志之可言，而天罚不足畏，人言不足惜者，古今有几人耶?类皆能于夜气清明之时，纾其天性，见其良心，然则是人人皆有为善之资，而天下卒善之少而恶人多者，则因罕有能立志之人，立志之道似难而易，以繁而简。其第一步则必认定所立之志，一往直前，不稍畏退，积日累月行之数年，以至于生命之末日，则非难乎?繁乎?虽然无伤也。丹诚所指，白虹贯日，人心所至，金石为开，诚能持久不变，则习与性自不费力矣。董子谓勉强学问，勉强行道。勉强者，为初学者言之，为立志者言之。阳明谓数年切磋，只得立志辨诚伪，则此足以见立志之必须时时萦心，不少宽假也，及至用力之久，则心底日明，德养日精，工夫至此少见效至于通神圣之域，此身毫无系累，行为在轨范之中而不溢出于外，则观止矣。故阳明曰，从心所欲不愈距，只是志到熟处，故立志之初步为坚定，而其最终之效果为化工也。
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陆澄记)
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曰：是徒知养静而不用克己工夫也。人须 在事上磨炼方立得住。(陆澄记)
病虐之人，虐虽未发而病根自在，则安可以其未发而遂忘服药调理之功。(答陆元静)
以上三条，极为精到。存养省察二者为学不可少之工夫，盖不存养，则心如浮萍，东漂西荡，全无定准；不省察，则心如浊水，清者亦为浊者所水求不能超脱也。盖存养省察二者，一则葆心地之本明，一则去外界之侵扰；一则使良知良能日日发育，一则驱除利欲；一为直接之行动，一为间接之行动也。先生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非谓有事不存养，无事时即可不省察，盖谓有事尘客引诱，不先去外蔽，何以存内明，故以省察为存养，无事时，神志清明，不忽长内力，何以御外侮。故以存养为省察也。存养之说最高，而省察之说最近，是以言存养者，每堕入自欺慵懦之途，须知存养时不能忘记省察，忘省察则近于虚无寂灭，故学尝主张静坐。而遇事无措者，只能存养而不善省察也。或竟忘存养之本旨，而误入歧途，故学者不可不深自惕厉也。
克己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陆澄记)
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薜侃记)
若不用克己工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答唐翊问)
当下即消去邪念，便是立命功夫。(钱德洪记)
以上数条，俱论克己工夫。阳明学问最易令人误会，即以为其教旨顿悟，全不用一点工夫。不知先生所言，虽主张良知准的说，然于自省自察均三致意焉。非独此也，先生且谓须扫除廓清，一毫不存，何等直捷痛快，何等斩绝，无稍假借，毫非可浮光掠影，云过天空也。又言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更说得透彻。有为己之心者，谓愿为善人也，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也。为己之心，非谓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只能长傲遂非，其收果则天下之人弃之，指为败类，非为己之正法也。为己之方，厥为自克扫除恶念，培植善念，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是非真能为己者之所为耶!至若以圣贤言语为话说，更是学者通病。夫圣贤费尽心血，立法垂戒，微言大义，非仅欲其纸上空谈，托诸口说，鲜见实事已也。果如是，则亦何贵有圣贤之言，何贵有圣贤欤，何为圣贤之拘拘多是耶?故行善问道，是替古日许多圣贤表白苦心，是为圣贤发表其善果，是为将来无数圣贤
作标准，不使之灰心而不力为。故所谓立命工夫，不但为一人一时，实为千秋万祀计也。
人有过多，于过上用功，就是补甑其流，必归于文过。(黄以方记)
颜子所以不迂怒，不贰过，亦未发之中始能。(薜侃记)
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薜侃记)
学须反也。(答友问)
以上数条，具言改过事。言过则有别于恶，恶者过之成也，其初发则为过；过者易改，习焉不察，则成恶，恶者难为功。故改过实为学问之最要阶级也。孔子谓观过知仁，又重不迁怒不贰过，则其重较可知矣。虽然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而一身以内，百孔千疮，使浅学者遇此，当张皇失措，无可左右，不知治标治本均为为学要道。从表面上言之，则知过即改，不少留滞，自为吃紧工夫，然头痛救头，脚痛救脚，自必疲于奔命，非根本之计也。故先特立治本之法。于过上用功，其流必至于文过，则是工夫一方面从驱除下手，一方面从补益下手；一方面自外加以针砭，一方面自内投以药石；一方面去人欲，一方面存天理。故先生又谓颜子不贰过，亦于未发之中始能。盖水之积也不厚，则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负大翼也无力，天性葆存光大，则过自少而易于为力；天性洎没消亡，则过太多而难于为功，是为改过之最要法门。虽然治本之法，收效最强而难见，学者最易习于疲顽，故不可不深自警醒，痛自策励，庶未收治本之效，可得治标之功，以图进乎学道，不可以为吾将用治本之法而全不顾外表，则是自欺自弃，绝非学者所宜出。故悔悟为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也。
理无动者也，动即为欲。(答陆元静)
循理之谓静，从欲之谓动。欲也者，非必声色货利外诱也，有心之私皆欲也。(答伦彦式)
病根不除则暂时潜伏偏倚仍在。(陆澄记)
使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运柴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理?使我尚有功利之心，则日谈道德仁义亦只是功利之事。(与陆元静)
好名是汝一生大病根，须伐去此树，纤根勿留，方可种植嘉种，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滋养得此根。(陆澄记)
以上数条，先生于欲之定义，欲之性质宣发无遗。夫去欲为作圣之一大关头，最宜用力。善哉，先生有言曰，学绝道丧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中，且须援之登岸，然后可授之衣而与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涛中，此适重其溺，彼将不以为喜而反以为尤矣。故凡居今之时，且须随机导引，因事启沃，是则人心充满人欲之私，不可不先加以省克，不先加以省克，而谓我葆吾心之明，养吾心之良，不但不可，亦且不能。故欲为圣贤，不为禽兽，则非先中心人欲之私，纤芥勿遗，不能为力也。乐记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返躬，则将灭天理而穷人欲。好恶与知二者，事虽分内外，而其为欲同，而其害更同。是以先生谓有心之私，皆欲也，故人不可外诱于物，亦不可内动于心，慎勿以为有形之害去，而无形之害可不去也。且也人欲蟠据方寸，最不易去，病根不除，无事则潜毒体内，有事则发之身外，方其平居安闲，亦自以为人欲尽斩矣。不知见猎心喜，必不能释然于胸中，矧病根尚存，则知识学问俱只为长傲逐非之资，不可为益，反可为害，所谓耕耘培壅，只滋养得此根也。故不但勿以小善为无益而不为，且勿以小恶为无伤而不去，更勿以无形之欲非病根而不锄也。
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著此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陆澄记)
七情有著俱谓之欲。(钱德洪记)
天下事虽万变，吾所以应之，不出喜怒哀乐四者，此为学之要。(与王纯甫)
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见得良知亲切时，其工夫又自不难。(与宗贤)
以上数条，俱论喜怒哀乐七情者。七情为人常有之事，而无情则非人矣。然而克欲最难，制情尤不易。盖七情为天性之中遇事而发，既发而最易不中节。不中节则即成为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本也。变化气质为修身之要，然气质之变化，不但只谓去人欲，亦谓人有中和之气，喜怒得中耳。故先生有言曰，变化气质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不忧惶失措。始是得力处，始是用力处，则变化气质惠赖乎七情之得中也。今欲七情之得中，不可当其已发时，急图调和之，无过亦无不及。盖七情根乎天性，遇事即发，及其即发，则一往直前，驷不及舌矣。且每即其发也，而驭之制之，是治标之策，非根本之计；果使每即其发而驭之制之，则当问永无功成之日，而身体亦日不暇给，疲于奔命矣。故其上策，莫若不治七情，而治人性。夫情固发乎性，修性者即可以制情，所谓一点良知，是汝自家准的也。及既致良知，则情不正而自正，事半功倍，一劳永逸。孰有善于此者耶!先生谓工夫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吾于此益信之。
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此正中庸戒慎恐惧，大学致和格物之功，舍此之外无别功矣。(答陆元静)
我这里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工夫。(黄以方记)
诚意之功只是格物。(徐爱记)
格物无间动静，静也物也。(陆澄记)
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见之地，故格物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答罗整庵少宰)
以上为先生言格物之学之大。凡朱子专言穷理，故其解格物谓为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阳明与朱子宗旨各殊，持端自异，然说到极处，无非希圣希天，譬之狙栗，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其各不同，其实则一。朱子惧天下之靡靡不振也，惧天下人慵慵而无恒心也，惧天下之偏于顿悟也，乃为之教曰：修身必始自格物。格者至也，物者事也，穷天下万物万世之理，而后知至，而后意诚，而后心正，而后身修。学者自暴自弃则已。苟有心为人者非格物穷理莫由也。阳明之意亦谓格物之学道之要。故曰，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未萌之际。此正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以外无别功矣。然明阳惧学者之徒事皮毛也，惧学者之浮光掠影而伪作也，惧学者不识天理为何物，而劳力苦心于格致，不得成效也，故为之教曰：理无内外，性无内外，学无内外，知即是行，行即是知，即知即行，即行即知，心有主脑，节目事变，均可应乎而解。夫诚意者，诚于心所发也。格物者，格其意之物也。故格物洵不过之为诚意之工夫，为学道之一手段耳。是阳明之后格物者，欲人先通性命之情也，先知诚意之方也，非拒格物于外也。不然者，则先生亟言格物，进之为克欲之功，又言诚意退格物于其后，则非支离破碎也。先生言学贵有头脑，吾知其必不为此也。
再用功半年看何如，又用功一年看何如，工夫愈久愈觉不同。(陈九川记)
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非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而做去，不管毁誉荣辱，久久自然有得力处。(黄修易记)
此二条所言为学道之要，亦为读书之要。天下之善读书者，孰不以忍耐专一求之，不事闻达耶?天下之善读书者多，而善学道者少，犹之求放鸡者多，而求放心者少也。夫天下无过目成诵之书，天下亦无人生而立于无过之地，时时须省察，时时须存养，时时有过即时时当改，时时纵情即时时当节，勿以一言之善而自满，勿以一行之善而自骄，勿问收获，且事耕耘，行之既久，或可有成，若不持之坚，则前日用力俱成画饼。吾见天下之人读书而或恐以他事耕费其时光，独于学道则半途辍废，弃前日用力之时光而毫不之惜，岂不未之思耶?何其弃大顾小之甚也?其尤病者，则行一善事，则惟恐人之不知；言一善言，则惟恐人之不闻，遂使学道之事徒为外表美备之用，并非究乎天理之途也。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也，行之既久，则助长之过，其先有一善惟恐人之不知，其后遂有一恶亦惟恐人之知。根本既摇，全局遂移，其终则有得道而为乡愿，夫毁誉荣辱外界之好恶是非，道德仁义者，以内之良知良能，以外物而蔽内明，是犹欲南辕而北辙也，乌乎可?!
二、进 朱
紫阳之学，继程周之后，致广大尽精微，直可综罗百代，以为学为修身之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其所谓为学之序也，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其所谓修身之要也。先生竭精力以研圣贤之经训，其于百家之支，二氏之诞，不惮深辨而力辟之，故博极群书，著作甚富，徒侣遍天下，降及后世，尊崇不衰，举世称为大儒，宜矣。是以先生之学，受于前贤而集其大成，流于后世，振酿百世之文教，不亦可惊耶?知其可惊，则益见先生学之正矣。世世退朱子者，尝执一端之说，恣言放论，以其学为迂阔，远于事情，不知为大儒者，自皆有独到处，不掇其精华而取其糟粕，非志学之士也。诸儒论道，大抵有对症发药者，如因学者操持过琐，而进以自然之说；或因学者放纵过甚，而进以慎独之言，不深会其意，就一隅而遗全局。王阳明有言谓学绝道丧如沉溺大海，先当援之登岸，后乃可授以衣食，故对症发药者，仅援之登岸而非衣食，若衣食之安，则诸儒别有根本之计划在。根本之计划，王阳明言之最精，知行合一，致良知，深入凑理在学者之心会；而朱子之言则最切其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全体大用兼综条贯，表里精粗交底于极，谓圣人之学，本心以穷理，顺理以应物，是则尽心之外又有功夫焉。故王阳明之论朱子曰：“晦庵之言曰居敬穷理，曰非存心无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原，而不使支离于须臾之倾也。是其为言虽未尽莹，亦何尝不以尊德性为事，而又恶其支离乎?”是则阳明亦存朱子根本之说，又谓其虑学者之躐等妄作，使先以明格致而无不明，然后有以实之于诚正而无所谬。世之学者挂一漏万，求之愈烦而失之愈远，此乃后学之弊，晦庵不至是。又谓：“晦庵折衷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语孟之语于天下，其嘉惠后人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议者。”则阳明之于朱子实亦力为推许，力为辨护，后世或黜王而推朱，或弃朱而言王，各有其所见，各行其所是，则此犹不加病躯以药石，而先投以甘旨，不援溺者登岸，而先投以衣食也。阳明之学救世人支离，眩骛华而绝根之病，反求诸心而得其性之所觉，曰良知，因示人以用力工夫之要，曰致良知，惧世人之知良知而不致，而谓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诸儒之学未如此之精微也。朱子之学欲收人之放心，退人欲以尊天理，惧学者之失于浮光掠影而言穷理以救之；惧学者之荡检愈矩而言主敬以药之；惧学者之偏于自觉而不反求诸己，乃以反躬实践之言鞭策之，使学者一本诸心，刻刻实在，有体有用，诸儒之学说亦未见若是之深切也。二先生之学各有其本根，故曾相抵牾，而其大别则阳明以格致为诚意，紫阳先格致而后诚意，然而最吃紧处，皆在惧独则无所同异也，呜呼，世乱道微，邪说横行，淫言杂作，人人失其天真，而流于放纵，自由平等之说遂成嚣张之习，不惧其无知识而惧其无定向，不惧其柔弱而惧其高明，不惧其不知天良而惧其弃天良于不顾，不惧其不识体用而惧其不反躬实践。故今日之救药在乎收放心，不能用阳明之精微，莫若行朱子之深切，俾礼法不敢溃决，而不可收拾，此则区区之意先明王学之用，乃进以先生之实践，俾学者不长堕于不戢之途，一去而不可收，至如朱王之异同优劣，记者所不能言，亦不敢言，使释一端之争执而同进于大道。刘念台先生曰：莫虚勘三教异同，且先辨人禽两路。记者于二贤之学亦是此意。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动。
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
动静真伪善恶皆对而言之，是世之所谓动静真伪善恶，非性之所谓动静真伪善恶也。惟求静于未始有动之先，而性之静可见矣。求真于未始有伪之先，而性之真可见矣，求善于未始有恶之先，而性之善可见矣。
有道理之心便是道心。
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虽无形，而端的之发可最验。
以上数条，具见先生言心性之大体。先生之学，确见得到说得出其所主张者，曰穷理。而恐人听之茫无头绪，不知从何处着手，故将心、性、理三者连为一事，谓性者心之理。于是使人心有把握，有标准，以为穷理者穷心之理。苟本诸天性，发于良心行事，自毫无愧于人，是则有以此立说，既可以生学者信任之心，又可以导学者以向上之道，其用至明，其法至易，其功德至伟。夫世界群生莫不谓天下无真伪也，谓宇宙无是非也，彼之是此之非也，一时之是他时之非也，今日之是后日之非也，六合之中遂几无颠扑不破之理。扰扰攘攘，众日辨乎是非之途，真伪之界，而是非真伪益不明于其心。不以是非真伪定天下之安危，人民之幸福，而乃此是非真伪遂几为乱天下之本。故愤世嫉俗者，乃曰天下无真伪是非，真伪是非不过为智者黠者藉以为乱天下之具耳。呜呼，是岂真伪是非之乱天下欤?人心自乱耳。夫全不发本身之灵明，驭外界之变迁而乃毫无主脑，随世界之渐流为转移，如是乃以之求是非真伪不这可哂乎?!昔人筑室道谋犹三年不成，而况以是非真伪之空空者，求之人海中乎?故天下无理有理须求之本心，天下无真伪是非，返诸心乃有真伪是非，不然者则理无标准，真伪是非无定律，吾辈从何处求之耶?
不知真理将何以知义利、善恶、天理、人欲之分乎?故先生之教性本善也，有理之人心即道心也，惟在人之扩充推广耳。不扩充推广，侧隐之心亦不过为仁之端，不足即为仁之实事。故先生极力讲穷理之学，穷理者，扩充道心之谓也。圣人之所以大过人者，夫岂有他哉，善推其所为而已。
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识者，物欲昏之尔。
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有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
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
天理人欲此长彼必短，此短彼必长。
以上数条，具见先生言人欲之质义。所谓明天理人欲二者之分，即使学者知趋吉避凶，去恶就善耳。先生于言人欲处，最为精到。先生不但谓除天理外，即是人欲，使人人竞竞守法，不敢出天理之外，并谓人欲者即天理未安顿好者，则是人人必须守天理，并须知守天理之法，不知守之法则偶一失足，即成为人欲之私，始曰：“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盖天理人欲有密私关系，不复天理以灭人欲，则天理蔽；不抑人欲以助天理，则人欲滋，此进则彼退，此退则彼进，毫不可忽略，毫不可苟且，故先生之言此实学道之一关键也。
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随甚蔽锢，而天理常自若如明珠大贝混杂砂砾中，零星逐时出来，若时打合零星成片断好意思，日长月益，则天理自然纯固，私欲自然消磨，久之不复萌动矣，若专务克治私欲，而不充长善端，则吾心与所谓私欲日相斗敌，纵一时安伏得下，又当复作矣。
此朱子固天理灭人欲之方也。先生既认定天理为吾心所固有，不须如衣裳谷米须在外市得，苟欲存心为善，则善已在吾躬，不须他往，只在人之愿扩充发展与否耳。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初非有所困难，特天下如无有所谓私欲者，则人人皆为善士，亦天下无有所谓善恶之分矣。然天下既已有所谓人欲之私矣，而此人欲之私，乃如窃贼如虐疾，乘虚而入，意情不得其正则私欲出，天理不得其平则私欲出焉，举手投足，动辄得咎，然则为学自不外助天理灭人欲，或黜人欲进天理。二着自均为立身之务，而徒黜人欲，则人欲者非仅谓外诱于物，亦谓内动于心；内动于心者则天理处置之不当也，不认定何者为天理之正，何者为天理之不当而成人欲之私，则徒黜人俗而不明天理，人欲自以为去而仍不得天理之正，虽去犹不去也。故为学既当重省察之工，尤当重存养之功，既当重克己之工，尤当重涵育之功，驱后天之蟊贼，不如养先天之实力以为甲胄，以为干橹，俾蝥贼无从侵入，无由肆其引诱。故学者要着在先认定天理，躬行实践步步为营，久而久之则天性日长，私欲日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矣。虽然思之思之，毋以此而纵人欲，先生之意正欲进天理以退人欲，非谓置人欲于不顾也。置人欲于人顾，不加剪除，则非真欲存天理者矣。
此心常卓然公正，无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计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内，要无点偏邪。
敬非别是一事，常唤醒此心便是。人是日只鹘鹘突突过了，心都不曾收拾，在里而以敬为主，则内外肃然。
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
近人说敬字时，只是敬君敬亲敬长方著敬字，然则无君无亲无长时将不敬乎?
主一是敬注解。
心无不敬则四体自然收敛，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体自然舒适，著意安排则难久而生病矣。敬不是万虑置休之谓，只要随事专心，谨畏不放逸耳。
以上数条，为先生言主敬大体，主敬为宋儒有力学说，故节录之不厌其烦，主敬之说，源于程子。黄梨洲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此伊川正鹄也。”考亭守而勿守见也。主敬大体在收敛身心。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故为人之学即是心学。世世之讲学者，无非不出收心二字，而收心之法各有见解。程朱则提出一敬字，盖以心无不敬，则整齐纯一，心不外纵，故朱子谓主一即是敬也。夫以敬为收心之要，则若心既收，四体自然收敛，不待著意安排矣，必著意安排，则劳而无功，亦非实学也。然宋儒言敬为静者，朱子故谓敬不是万虑置休之谓，必要专心不放逸，故又谓敬字似畏字也。噫，今日之风俗弊趋于浮嚣，曷不以敬之整齐纯一药之也?今日之人心流于放荡，曷不以敬之专心谨畏药之也?此吾心所以亟彰先生之说者在此类也。
或读书讲明道义，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
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难者，各随人深浅，臂如千蹊万径，皆可以适国，但得一道而入，则可类推而通其余矣。
如欲为孝，当知所以为孝之道，如何而为奉养之宜，如何而为温清之节，莫不穷究然后能之，非独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
当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于慈，子止于孝之类，莫不务此，而徒欲泛然以观万物之理，则吾恐其如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也。
若其用力之方，则或孝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进论之际，天理在人终有明处，须从明处渐渐推去。
有人说学问只要穷究个大处，则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说，须是逐旋做将去不成。只用穷究一个，其他更不用管，便都理会得，岂有此理!
讲穷义理须要看得如饥食渴饮，只是平常事，若谈高说妙，便是悬空揣度，去道远矣。
如今更不可别求用力处，只是持敬以穷理而己。
以上数条，具见先生言穷理之大旨。先生学得力于程子，穷理亦为程子之理，故其补大学释格物致知章有曰：“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云云，是足以征也。天下铸人之事难于铸金者，其故一则无勇气，一则无识力，一则无毅力。尝见天下有人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抵掌激昂，舌如电光；一言而山岳崩颓，一呼而风云变色，听其言识为神圣，而观其行则多遗缺。或有人焉，淋漓挥洒，笔扫大军，著书万券，下笔有神。一字曰褒贬严于春秋，论世知人情于月旦，见其文，万言立下似天际之游龙，而即其行则一善未举，见笑于鸠鹊。若尔类者，不可胜数，然犹其上者也。世之口是而心非者，盖亦多矣，未必其心皆特意为奸，虚言娇饰，其多数则实由于知而不行，有为善之心，无为善之力，是曰无勇，其故一也。虽然天下之求铸人者未为少也，顾范金合土，劳力既久，卒不得一适当之模型，则或其技术未精，才力不足，不知铸陶之方，手续未清，全局失败，譬若知父母之当孝，而不知奉养之宜，温情之节；知朋友之当信，而不知交接之礼，规奖之方，则或不得于父母，不信于朋友，是其既知行而未知行之道，遂至画虎类狗，不得其真相，行之不当，是无识力，其故二也。再进而论之，则天下志行薄弱者多矣。知学之当为，知行之之道，然一日曝之，十日寒之，不能专心致志一气呵成，譬彼舟流，知用楫乘风，而或三里而疲，七里而辍，或逆风激水不能上进，反致下游，则是无恒，行必不久，久必不专，此无毅力，其故三也。程朱欲救此三失，俾铸人有成，遂为之说曰穷理。言穷理则知徒事皮毛，知而不行之，非穷理矣。言穷理则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必须穷究其当然，则无无不当，而识力增矣。言穷理则知理贵乎穷，若浮光掠影，行为不专，胸无毅力，自非穷理矣。朱子引格致之道而入之以穷理，其意深矣，其法密矣。
按朱子言穷理之方，着于大学，又作或问数千言以明之，而穷理之功用于简言之而证以所言。无穷理之功可由浅及深，可以类推而通其余。“盖学问之道至复杂也，人事之分至繁碎也，驭之以正由或失之偏，而必遇事审察得其腠理，所谓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补传语)此则穷理之极轨也。故穷理之功，极于豁然贯通，而收效于推阐扩充，故朱子语类有曰：所谓穷理者，各有个事物底道理，穷之须要周尽，若见得一边，不见一边，便不该通，穷之未得更须款曲推明。盖天理在人，终有明处，须从明处渐渐推去云云，则朱子所谓穷理，初无分于慎独，而其终亦自有神境，非如世人所讥之浅近支离也，不由穷理之道而使学者措心于言语文字之外，而曰道必如是者，朱子之所不为也。
又按世讥之朱子之学者，大都谓穷理之学太烦，此不知势之言也。穷理之言，似大而无味，而自有妙用。夫人之欲性莫近小人而远君子，莫不好逸而恶劳，好谀而直，好高大而恶中庸，于是人每失于不自觉，如不常加以鞭策，制以绝索，则心若野马不失其驰者，鲜矣。穷理之方使人事事加意，犹鞭策绳索之于马也，控驭之而不使外逸，久之其马安之若素，则其功成矣。故穷理之方毫无流毒，外似迂阔，内实精到。夫世之厌其烦者，每称阳明之学，此则好高务远之心也。阳明良知之学自无可议，不过其步丈远，其速太大，马之行此常虞颠踬，非万全之方也。故言穷理者，如刻鹄类鹜，犹相近也。若言良知，则恐画虎类狗貌相远也。况时至今日，不惧七气之不振，而惧士气之不定；不惧人心之太朴，而惧人心之太华；不惧风俗之暗弱，而惧风俗之嚣张。故教民以高明之言，不如以沈潜之言为得也，行阳明之学，不如行朱子之学为安也，非必朱子之胜如阳明也，时势则然也。虽然说者又曰：穷理之方虽万全无流弊，而本心之明究非穷理之可为，穷理可常行省察之功，而不有涵养之实，不知朱子之言穷理致知反躬实践，而总之以主敬。主敬者，涵养身心之方也。有穷理以致其知，而又主敬以养其心，则表里相济，精粗俱到，此朱子学之大体也。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心在于读书。
读书且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据处看取道理，体面涵养德性本原。
学固不在读书，然不读书则义理无由明。
取其一书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过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有他书者。
此数条俱见朱子言读书之要。义理之学，周子主静，明道进以敬，伊川复进以穷理，朱子亟言主敬穷理而复益于读，以读书为穷理之方。薜敬轩谓穷理，读书得之最多是也，所谓以古为鉴也。书之所言，俱古人教人为人之道，而平易明白之书如《论语》，《孟子》更为圣贤之名言，苟体会入微，则书中之理自均移为吾心中之理，《论语》、《孟子》非孔孟之书，而为吾腹中之藏矣。吾人日常读书顾常读过而心中不留迹影，读若未读者，则何取手读书耶?进而言之，吾人读书而不得一书之用，惟知书之当然，而不知书之何以当读，知理之甚精，而不知理之可为我用，则是不能体会入微，又不能取而实践，读书而无益于己者，则何贵于读书耶，此所以朱子言读书之方，而告人以心念躬行四字也。
如说仁义礼智，曾认得自家如何是仁，如何是义，如何是礼，如何是智，须是著身己体认得。
默而识之，学不厌，教不倦，今学者须将此三句时时省察，我还能默识否?我学还不厌 否?我教还不倦否?
且如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与。言忠信行笃敬，虽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须是日日粘放心头，不可有些亏欠处。
世俗之学所以与圣贤不同者，亦不难见，圣贤直是真个去做。说正心，直要正心，说诚意，直要意诚，修身齐家皆非空言。今学者说正心，但将正心吟咏一响，说诚意，又将诚意吟咏一晌，说修身，又将圣贤许多说修身处讽诵而已。或掇拾言语，缀辑时文，如此为学，却于自家身上有何交涉?
书上说毋不敬，自家口读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怠慢放肆，诗上说思无邪，自家口读思无邪，心里胡思乱想，这不是读书。
直须抖擞精神，莫要昏钝，如救火治病然，岂可悠悠岁月。
以上为朱子讲反躬实践之大。凡今之学者之异，一曰为己，一曰为人。所谓古之学者待己也重以周，待人也轻以薄；今之学者待己也轻以薄，而责人重以周也。反躬实践为己之学也，责己重以周者也。孟施舍之养勇也，首在自反，养勇犹然，矧为学耶。自胜者强，古有明戒，人欲图强而不反躬实践，犹缘木而求鱼也。凡人不知反躬实践者，一则乏毅力，一则无恒心。乏毅力则知恶而不去，知善而不为，无恒心则去恶必不尽，为善必不力耳。用是二因，生二恶果，一曰嫉，一曰骄，骄嫉之过俱不反躬实践也。夫不察己之过，而不知人之善，则久之必视天下皆无有是处，流于刻薄，流于昏愦，于是知人之有善，则痛心疾首，必败坏之而后快，此嫉之甚而流弊不堪矣。夫不察人之善，而惟称己之善，则久之必视己无一恶，天下之内除我而无外善人，流于狂躁，流于轻浮，于是即或知我有恶，亦只得昧心寨良，极力掩善，不使人知，而文过之习成，此骄之甚而流弊之不可说也。故骄与嫉者，人类之蟊贼也，社会中之破坏家也，国家天下之恶魔炸药也。以此布之田亩，则嘉乐变为稗败，以此置之川流，则其露变为鸩毒，败坏人类之武器手枪乎炸弹乎，当皆望尘莫及矣。虽然有破坏家自有建设家，有鸩毒自有芩参，有嫉骄之贼，人心自有反躬实践之可以挽救，向使一人知反躬实践，则天下多一善士，人人知反躬实践，则天下将无恶人。盖仁义礼智四端，皆在于我者，人性本善，近取即是，反躬实践即得本，无用深探，更无用他求，故人类之福星，即在人类之一身，非必他求也。昔王阳明先生闻市上甲乙二人争，甲言乙无天理欺良心，乙言甲无天理欺良心，先生谓其弟子曰：听之，彼二人在讲学也。弟子曰：争耳，何讲学?先生曰：言天理言心，非讲学也耶?惟彼二人知争而不知反躬以求而行之耳。善哉!善哉!此正为天下之人写照也。天下之人俱有作圣之材力之机会，而不行之，而不求此反躬实践之福星，此所以善人少而恶人多。民德不能追，风俗不能厚，而人类之魔阵毒药终不能除也。可惜莫此为甚。
学者习于持敬之约，而厌夫观理之烦。
看来别无道理，只有个是非，若不理会得是非分明便不成人。这个是处，便是人立脚地，向前去虽然更有里面子细处要知，大源头只在这里。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济之以义，辨其是非，则不活。(朱子谓主一为敬字注解)
以上三条言主敬及穷理。第一条言主敬穷理二者并行不悖，第二条乃言心有主张乃能修养。心有主张所谓大源头，所谓主敬也。修养所谓里面子细处，所谓穷理也。第三条，则谓主敬虽所以收心而非慎思明辨不足以济物。思辨者，穷理也。
持敬读书只是一事，而表里各用力耳。
初学于敬不能无间断，就读书上体认可唤转来。
读书已是第二义，盖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读书者，盖是未曾经历见许多，圣人是经历见得许多，所以写与人看，而今读书只是要见得许多道理，及理会得皆成为己有，不是外来者矣。
穷理之要在于读书。
曰何必读书，自有个捷径，便是误人。
以上五条言读书之用，以明读书之于主敬穷理。既言主敬，而读书亦可发明心性道理。故主敬为里，而读书为表。第三条则言穷理之道为里，而读书为表。故读书为穷理工夫之一，为所以穷理之具，非谓读书为可有可不有也。故又谓穷理在乎读书，而不读书则误人也。
敬字不可只把做一个敬字说过，须于日用间体认，看是如何，故曰敬以直内要得无一点偏邪。
敬只要随事专心谨畏不放逸耳。
且穷实理今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穷天下之理，不务切己，即是遗书所谓游骑无所归矣。
学者观书先须一一认得，如自己做来的一般。
读书看取道理，涵养德性本原。
以上五条，见无事不须反躬实践，惟其无事不可不实践，所以主敬，主敬者所以收本心之明，所以得天性之真，不日日实地体认，则不知果主敬而未间断否，惟其不可不实践也，故必穷理。穷理者所以观察事物之表里精粗而靳见诸实行也。惟其不可不实践，故又不可不读书，读书者，所以穷理也，所以以古人之言为一身之法式，是则是效不可不能诸实行也。此五条之大意也。
综上三段，虽不能谓见朱子之学之大全，亦可以知其学之概要矣。朱子之学，理学中之最细密者，所谓物之里表精粗无不到，身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是以《宋儒学案》谓先生之学，全体大用兼综条贯，表里精粗交底于极也。由此则所以朱子之学后人谓之迂阔，后人病其支离也，是岂朱子之迂阔支离耶，殆未之深察可厥申其说。
夫朱子之道何为而若是之深密也?何为而若是之复杂也?何为而若是之似迂阔也?何为而 若是之似支离也?是皆朱子之苦心也，是皆朱子之深意也。夫创一特殊之学说必有其特点，而此特点者或因时势，或因人情，而发挥光大一种之特质。朱子之说深密复杂似迂阔，似支离者，正朱子之学之特质。知我罪我，精微大义在是，而其流于繁琐空言者亦在是。虽然朱子之说，若学者竭力行之不失故步，则将为最完全最安全之学术，而学者每不察大体大用，使如五雀六燕，其衡为均而顾不能不有偏重，而朱子之学乃为世人所议论，谓为迂阔支离，谓为繁琐，空九泉之下朱子有知，是岂其所及料而承认之耶?即如阳明之学臧否兼半，而阳明之学黜百魔定一尊，良知良能，切实光辉，已扫一切，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震霆启昧，烈耀破迷，宜若可以免于流弊矣。然而学者唯心太甚，流于荒诞妄为，不顾细行，不恤人言，阳明之学至李卓吾等一派而大决裂，以致其始，徒侣偏天下，学说风动一时。明祚，而谈者辄疾首痛心恶之矣。故吾国不患无学术，不患无高尚之学说，而勇于开山难于守成，勇于发扬而难于光大，时至今日，数千年文明之古国亦遂学绝道丧，寂寂无人矣，未尝非学者之罪也。
夫世之讥朱子之学者，谓其支离迂阔，盖见其穷理之说，见其实践之说，而不知穷理实践之归于主敬也。主敬者，治心之法，穷理者，守心之工夫也，治心之法专于一，守心之道专赖于事物。天下事物至多也，而穷理之事亦多矣；天下之事至琐细也，而穷理之方乃亦不得不琐细矣。穷理之烦正朱子欲其道之完备也，正朱子大欲其道之安全也，正朱子欲行之无失，心之不放也。夫学者固常欲为善而恶恶矣，而顾常行为越规矩者，非其知而为之也，亦非其不知而为之也。当其为之时，未必不思之而欲其不逾矩，顾见理未深而遂失之，此则徒主敬之不可为学也，故必以穷理辅之，穷理固持敬之辅助耳，而持敬主一之说固绝不支离也。朱子论心性之处，陈言甚高，比之阳明之良知说甚同，阳明专任天性，而朱子乃惧其不足进以穷理思精，而人以为破碎矣。
读书之说，朱子最后之学说，益精密而益复杂矣。朱子之为学，必求其安，必求其实。安者欲其无缺，而不致流于怪妄也，实者欲其有象而有法可寻也。夫空言提出穷理二字，则学者不知其所以，故进之以穷理之方，而穷理甚多，或得之讲论，或得之阅事。然讲论有时而乖，阅事有时可误，故特进之心读书。读书之中有以比较，有上下，有异同，有得失，可见微知著，可因小成大，绝无偏于一方一面之流弊，学者诚能深察心会，则道在其中矣。何事他求乎？
穷理读书既粗且密矣，而朱子犹以为未也，犹未必人之必行，故复外加以反躬实践之说。夫穷理读书而不反躬实践，则如食而不化也，非徒无益，恐又害之，故朱子之提倡反躬实践，为其学说作安全之干橹甲胄也。既穷理矣，而以读书为其一定之功夫，又以反躬实践为坚确之辅助，其纲其领固一归之于敬，以此推之，则朱子之学非支离迂阔者矣。朱子之学不支离迂阔，而世人固谓其支离迂阔者，则见其精密而谓其支离，见其中庸而谓其迂阔，今日之士遂称王学而弃朱子矣。夫社会之病，固不在支离迂阔也，以王学治之，犹水济水，不如行平正之学为得，此余阐王进朱子之微意也。
三、申论
吾国于世界上号称开化最早，文化学术均为本国之产，毫不假外求，即或外力内渐，吾国民亦常以本国之精神使之同化，而理学尤见吾国之特性。宋室以来，人心风俗进退消长，厚薄之本末，天下国家安危兴替治乱之因果，均执于讲学者之手。自胡文定之后，鹅湖白鹿风靡天下，如是天下之秀咸趋而进教于讲学者之门，于是乃于事。(而非讲学)遇富贵，在富贵上作工夫，遇贫贱，在贫贱上做工夫。(朱子语)自始及终夙夕罔懈，其向上之猛非徒在口舌上。夫逸居安业可矣，而彼辈曷若是之遑遑也?盖一则贤者自立之志坚，聚精会神风发泉涌以求为善，一则贤者救世之心苦，先知先觉欲求天下之人同登道域，仁心仁德报社会之知遇，尽一己之天职，此则又其大者也。故曩者一代精神集乎讲学。理学中之大者曰程朱，曰陆王。程子沈潜，至晦庵而其学益密，陆子高明，至阳明而其学益精，一则酿有宋一朝之学风，一则酝有明一代之文化，是皆讲学之力也。时至今日，上无礼下无学，朝无鲠直之臣，野无守正之士，加以西风东渐，数千年之藩篱几破坏于一旦，而自由平等之说哄动天下之人心，旧学既衰，新学不明，青黄不接岌岌可危。噫，伏生之不作，谁抱遗经?孟子之不出，胡闲圣道?潮流荡漾水生黑海之波，风云变幻雨洒西方之粟，名世者之不出，苍生益陷于涂炭，于是乃风俗猖披，人情诡诡，奸伪阴险书尽南山之竹，暴戾恣睢洗秽东海之波。虽然犹有望也，青年学子天性未凿人欲未滋，今日之书生后日之栋梁也。中国而亡则已，不亡则学生之赐必矣。虽然年来，青年界之趋势日即于败，是则尤可痛心者也。其原因则道德之不修也，学问之不讲也，爰列社会及青年现在之趋势，针以我国之理学，申引朱王之学说，明其得失，详其利害，以备最有希望之清华同人观览焉。
执途人而问之曰，吾国人民如此其众也，土地如此其大而丰饶也，而外国顾如此之欺凌我者何耶?则皆将应之曰：彼强我弱，弱役强者，势也。善哉，善哉，中国之危中国人之弱也。中国朝野上下无不犯一弱字，洪范六极之一曰弱，弱之不能存，于天然淘汰之中久矣。恹恹暮气弥漫于国中，欲国之不亡不可得也，吾国士大夫以弱为文，体质之逊于外人，讳无可讳，个人体质之弱实与国力有绝大关系，而为种族无穷之隐忧，至于精神上之弱，尤可触目心寒。精神上之弱，大别为二，一曰荒惰，一曰无恒，二者为吾国百事不整之原因。如工业，如商，如农作辍无常，习于荒怠，而且未葸退缩，因循不振，而全国人望之莘莘。学子亦有此现象，何以知其然也?夫观之既往而知之矣，学校之开创久矣，学者之成就众矣，而国中所谓能力者，百不得一焉，求所谓才士者，千不得一焉。求柱石栋梁能一身任国家之重者，遍国而可数也。是则学人之多而有用者之少也。夫圆颅方趾皆人也，无人不可以有为也，而无人可有为者，其自暴自弃也，自暴自弃，荒惰之风为之也。夫吾人就学之初，莫不意气逼人，国手自况，而英爽之气恒与时光为反比例，亦若光阴为石，豪气为铁，愈久而愈消磨矣。是则或无自信力，或无勇气，而皆因无恒之习为之也。
故吾辈有志救国不可不发愤图强，发愤图强不可不除偷怠之风，除偷怠之风不可不求鞭辟入里之学，求鞭辟入里之学，求之于外国之不合国性，毋宁求之本国。本国之学术实在孔子。孔德之言心性者，实曰理学。况治弱病，必择学术中之最谨严，行动言语之间丝毫不使放松，无可推诿无可怠惰，日日慎独，时时省身则可。如此之学术舍理学外罕见其他，故理学者医弱症之良方也。而晦庵阳明又理学中之巨子，晦庵之反躬实践，无时无地不用工夫，斯非正弱之反而耶；而阳明之知行合一，即知即行，而不行即是未知，何等坚确，何等专一，为荒惰无恒者之绝好针砭。故欲救吾国精神上之弱，吾愿乞灵于朱子之学。今日人心之大患既在乎弱矣，青年学者志行亦既流于薄矣，志行薄弱者，无定主无精神之谓。夫既体乏精神，胸无定主，则如能潜伏不动，不鲁莽决裂，则患当少杀而祸可稍缓，而今日之所谓青年者，恒吹气如虹，光芒万丈，是固无足怪，吾辈生不逢困乏，不知挫折，得天独厚不知其艰难也。顾此风益长，吾国益惫。盖以薄弱之心胸随嚣张之乱风，加以新风之潮流，于是人心如水然，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波澜起伏，毫无定主，全不可依赖者也。故无敌力而热心者徒偾事也。昔者希腊将亡也，其国民竭其全力以抗马其顿，然而败者热心而无敌力盾其后也，若近来朝鲜之将灭也，为银行交涉，慷慨激昂开会而至者数万人，然而未有补于国也，不旋踵且为日并矣。吾国自海禁大开之后，欧风美雨咄咄逼人，于是乃有爱国之士出，于是乃有热心之士出，举笔则出岳崩颓，抵掌则风云变色，是宜可以救亡矣，而国何犹至于此极也?盖热心爱国者当出之以镇定，当继之以实力，自由平等者，当衡之于法律，更当尤之以学问，若在就学之年则魄力未壮，胡可操刀以割耶?故吾辈视之为自由平等者，人见之以为放恣，以中无实学故也。欲求实学，欲求毅力首在道德，求之本国，舍朱王何以哉!
今日人心既患嚣张矣，顾又加之以虚浮圆滑之手段，漂亮之学问，习焉不察，毫不为怪，本国之人相欺以伪，文字之上冠冕堂皇，以腹之中艰窘特甚，奢侈轻躁，施施然且自得也。回顾而及今日之学生，则虚浮之习尤不能免，其故则物质之文明，日日回旋于其脑中，耳日之官，心智之思，俱不见他物，惟见机械之巧，器物之精，分妙之中无不思发达其心智，长育其体魄，而人身之源，人类之英世之所谓心性之学者，乃无暇入其心中。夫鹜于技巧之途而人心趋于诡诈，驰于精美之域，而人心流于侈靡。势也，亦宜也，故欲救轻浮之弊，必先去其机械侈靡之心，而使之及于真正之心理文明，则物质文明相得而彰，可大可久矣。心学理学固以朱王为巨擘，盍试亦求之欤?
夫志行既薄弱矣，又加之以嚣张，既嚣张矣，又加之以虚浮，而嚣张虚浮之外又有种种恶习劣点，此则俱或由于志行之不坚，习气之不戢，人心之轻躁，然除此而外则又或根于第四原因者，则不明事势，遇事无科学上之一定之观察是也。盖人未有不自足，而称人之恶者，未有不讥人而詈己之善者，此则未必皆出于骄嫉之念，亦有其病在一蔽字，人若不自知耳，知之则可以改之矣，知之而不改者有之矣，不知而不知以改者，未尝不多也，不明理势则或本一以概，凡见邱山而毫末，见夭殇而寿期颐，或执一而忘百，胶柱而鼓瑟，刻舟以求剑，不衡轻重，不察小大，不论缓急，不究先后，是以胸中无一定主张，遇事则茫然不知其所可。英人之言曰，日光之所以不没于英国之国土者，盖以英人遇一事有事前之成见，有临时之规划，每至一地，无论有法人有德人，而英人可使之俯首就范，以吾人精神秩序较若辈为强也。西国史学家之论亚历山大帝之战也，谓其有战前之预筹，临事之机变，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邓，故欲大有为者，非有清醒之头脑，正确之思想不可。而吾国一班士夫则尤弱于此，不明理势，散布其害种恶果遍国中，而及于吾辈青年者，则二事为大。二者为何?一则偏于理想，一则偏于表面是也。
偏于理想者何也?盖尝论之，方吾辈年少气盛，未尝不以未来之国士自许，虽然及其出而仕重责计大事，则其恢恢有余者鲜，其可以砥柱一时者鲜，则岂其志气之尽消磨哉。何其虎头而蛇尾耶?盖国士盖亦有国士之道耳，向使在一人意气，其盛之日执而问之曰：如何而可谓之国士，为国士须如何作为，如何手续，则类皆张目结舌而不知所以对。盖平时固未尝念及此，即念及此而未尝有线索，有法则，有利学上之思想论断故也。矧平日所学，不过发达心智，未发助其任事才力哉，任事之才力虽或得之于经验，亦可得之于学问。盖如取学问，挹其精华而使其为我所有，则亦可以增进才力，遇事可不至张皇矣。
偏于表面者何也?盖吾辈类无深入之理想，取毛取皮而不究其根源，即如今日国学之不振，亦未尝非由于此病。自西化东渐，吾国士夫震焉不察，昧于西学之真谛，忽于国学之精神，遂神圣欧美，顶礼欧学，以为凡事今长于古，而西优于中，数典忘祖莫此为甚，则奴吾人，奴吾国并奴我国之精神矣。是非不明，理势之又一大病耶，知其病则宜常以心目共同观察，遇事遇物随地留心，精于锻制，工于取法，若此则全为朱子穷理之学。故治朱子穷理之学者，后日成功之张本也。
记者以理学谵言与同学诸君见者半载于兹矣。今也时当春令为一岁之首，送尽严冬，催残腊鼓，是时也，诸君类当有一岁之新，犹新谋，而于身心之际，尤当首加以省察，固不必朱子，不必阳明，而要以道德为指归，以正确之目光坚强之心胸为准的，树德务滋，除恶务尽，自强自胜，则虽未学晦庵阳明之学，亦实晦庵阳明之所许也，记者之作理学谵言亦非欲人人从二人之学，实仅欲明道德之要，以贡献于诸君之前，聊尽一得之愚云耳。
(原载《清华周刊》第13至29期，1914年9月至1915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