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史学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从观点到方法、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五四时期史学既是 20 世纪初提出的建立新史学的要求的真正实施，也是在中西学术交融的热潮中史学转型的真正开始。其中，建立以培养史学人才为主要目的的新的教学和研究机构、设置新的教学讲授课程、成立历史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性的研究所或研究院等现代史学所要求的相应举措，都是五四时期中国史坛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初多仿效西方而来。于史学发展而言，新的历史教学建制与课程设置当属形式而非内容，但五四时期开始建立健全的这些现代史学规模，在各个方面均属“开新”之举，对于现代史学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形式对内容的促进和影响，表现得极其明显，是研究 20 世纪史学时不应被忽视的重要内容。

　　一、设立系、院（所）两级的历史教学和研究建制，初步形成了新的史学人才培养和史学研究体系

　　五四时期，各地有条件的大学里面陆续设立了史学系、历史系或史地系，开设一系列新的课程。其中以北京大学具有代表性。 1917 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着手对北大学制进行改革， 1919 年，废去文、理、法科之名，改门为系，建立了史学等 14 个系。朱希祖任史学系主任。沈兼士在《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中说：“至于史学的革新，却为一般人所忽视，民初蔡元培长北大，初设史学系，大家都不太重视，凡学生考不上国文学系的才入史学系，但这不能不算打定了史学独立的基础。 [1] ”朱希祖主持的“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 [2] ，反映了他对历史教学的眼光和见识。“史学系也是北大有名的学系之一， 1919 年成立时，在国内各大学中首创现代历史学系的课程和规模。过去讲授历史，往往与文学不分，所谓‘文史'往往相提并论；现代的史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其基础，所以它和经济、政治、法律三系的联系最为密切。在北大十八系中，史学是和这三种学科并列为一组的。 [3] ”

　　五四时期的另一个学术中心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23 年改名为东南大学后，各学科重新划分，设有历史系，柳诒徵等知名学者在此任教，讲授中国文化史、东亚各国史、印度史、南亚各国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南开大学的历史系在 20 年代属文科门下，开有中国历史及史家、日本通史、美国通史、英国通史、清史、欧洲近代外交史、中国外交史、欧美政治哲学史等课程。中山大学的史学系也在文科门下， 1927 在朱家骅的主持下改革学科设置，著名史家顾颉刚曾任史学系主任。此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也设有史地系或史地部。

　　在本科一级历史教学的基础上，一些学校仿西方大学制，开始筹建更高一级的研究所或研究院。蔡元培曾经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4] 。吴宓也表示，研究院“乃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 [5] 。目的十分明确，利用这种现代的学术建制进行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时值“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凡中国学术与文化领域皆以“国学”统称，故这类研究所或研究院也纷纷冠名“国学”，但是其实际的研究对象即以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为主要内容，这又反映出当时的中国学术界的学科分类、学科独立的实际状况，仍处于新旧转换的尚未成熟的阶段。

　　1922 年 12 月，北大的学校评议会第三次会议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正式确定了预科、本科、研究所三级的学制方式，计划在研究所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至 1922 年，已率先成立了国学门，研究对象包括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方面。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长由蔡元培兼任，委员有顾孟余、沈兼士、胡适、马裕藻、钱玄同、李大钊、朱希祖、周作人等，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受聘为国学门导师的有：王国维、陈垣、钢和泰、伊凤阁、陈寅恪等人 [6] 。顾颉刚指出：“大学里设置历史学系可以有两个目的：一是造就中等教育的师资，二是给愿望自己成为史学家的学生以基本的训练，养成专家则是研究院和研究所的事情。国立北京大学的历史学系比较办得理想，因为北平随处都是史迹和史籍，这一种气氛很适宜于历史学的研究，而北京大学一向就保持着文史哲三门学科特别有成绩的优良传统。 [7] ”

　　1925 年，清华学校建立国学研究院，吴宓任研究院筹备主任，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研究院导师。其章程宗旨为：“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其目的专在养成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在其《研究院章程缘起》中说：“学问者一无穷之事业也。其在人类，则与人类相终始；在国民，则与一国相终始；在个人，则与其一身相终始。今之施高等教育专门教育者，不过与以必要之预备，示以未来之途径，使之他日得以深造而已。故东西各国大学，于本科之上更设大学院，以为毕业生研究之地。近岁北京大学亦设研究所。本校成立十有余年……故拟同时设立研究院。……要之，学者必致其曲，复观其通，然后足当指导社会昌明文化之任。然此种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此研究院之设所以不可缓也。 [8] ”

　　1926 年林语堂任厦门大学文科学长，聘沈兼士、顾颉刚、鲁迅等人同办厦大国学研究院 [9] ；傅斯年等人于 1927 年七八月间筹备， 1928 年 1 月在中山大学成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 [10] 。 1928 年 10 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正式成立， 1929 年 3 月迁至北京，初设有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这是由国家设立的第一个现代史学的研究机构，对 20 世纪的历史学、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设立系、院（所）两级的教学和研究建制，其目的在设立者那里至少有以下几点是明确的： 1 ．为了进行高水平、高层次的研究。 2 ．由于环境的变化，传统的单兵作战或依靠家学、师承关系式的治学形式已经落伍，必须建立新型研究建制，延聘名师、集中材料、选拔人才，创造全新的研究氛围，方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3 ．新材料的出现、对学术门类和内容的新认识，也需要新的研究体制，“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迁，风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无不需专门分类之研究。至于欧洲学术，新自西来，凡哲理文史诸学，非有精深比较之考究，不足以挹其菁华而定其取舍 [11] ”。 4 ．基础研究乃是各种应用学科的基础，应该勉力加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学科的基础，而这些应用学科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 [12] 。

　　可以肯定地说，因为种种原因，史学在当时成为这种新型学术建制中的最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而史学也是这种新型学术建制的最主要的受益者。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完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史学人才和史学成果，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制定新的历史教学课程和科目，促进了现代史学学科体系和研究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20 世纪初以来，相继开办了各种新式学校，历史课程普遍受到重视。“从前北京高师、武昌高师、南京高师等之国文史地部，东南大学等之史地学系……皆设有史学科目，如史学通论、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西洋历史研究法、历史哲学、新史学建设论等，聘请国内名师大儒教授，现今学者通晓外史与研究国史之日多，莫不由于名师之导扬也” [13] 。“当时大学历史科目不仅有基础课，而且设专业提高课，如外交史、法制史、科学史、教育史、理财史和史学研究法等。这都是国内前所未有的专史，显然受到西学的影响……体现了分科教学的科学性和课程设置的规范化” [14] 。

　　五四时期历史教学的课程设置，较之 20 世纪初期又有变化，以北京大学为例， 1917 年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史学门的课程设置如下表：

　　朱希祖于 1920 年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后，“把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大加更改。本科第一二年级，先把社会科学学习，做一种基础——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再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特别注重的，就推社会心理学。然后把全世界的史做综合的研究，希望我们中国也有史的发展” [15] 。朱希祖广为延聘学有所长的著名史家来史学系任教，并十分重视史学理论方面的教学工作，积极在教学中引进有关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授课内容。他请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请刚从美国回国的何炳松以美国学者鲁滨逊《新史学》为课本讲授“史学原理”、“历史研究法”，还建议学校选派优秀学生去国外留学。这些变化说明，历史教学课程的设置，并非是简单地将西方学制的有关内容照搬过来，而是在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有一定针对性的改革。朱希祖说：“我看了德国 Lamprecht 的《近代历史学》。他的最要紧的话就是：‘近代的历史学，是社会心理学的学问。现在历史学新旧的争论，就是研究历史，本于社会心的要素？还是本于个人心的要素？稍严密一点说起来，就是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在全体社会呢？还是在少数英雄？ Lamprecht 的意思，以为历史进程的原动力，自然在全体社会；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心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 [16] ”看过鲁宾逊的《新史学》后，更感觉课程“改革的尚不算错”。朱希租用这样的理论依据进行的课程改革对史学产生了何种具体影响，诸如历史研究是否仅以社会科学为基础，把属人文学科的历史学紧密联系于社会科学的做法对历史学自身产生了什么影响等问题，在这里并非本文所论的重点，只想说明新的课程设置是以某种西方的史学理论作为依据而非无的放矢，这样做的结果是促进了史学转型，进一步规范了现代意义的历史学的学科体系。

　　新的课程设置的逐步完善，所表现的非常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有力促进了现代史学研究格局的初步形成。清华国学研究院采用教授指导下的“专题研究”制度，由指定教授负责指导学生的研究论文的撰写。研究院公布教授的指导学科范围，进一步明确了历史学的新的学科分类的内容。以 1926 年为例，梁启超的指导学科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东西交通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中国文学。改革后的北大史学系的课程设置，分史学的基本学科（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人种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史学的辅助学科、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中外通史及断代史、专门史、外语等 6 个部分。其他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也与上述内容相近。

　　总体上看，课程设置的内容包括了中国通史与断代史（古代、中古、近代）、西洋通史与断代史（古代、中古、近代）、人文学科的专门史（史学史、文学史、哲学史）与社会科学学科的专门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法，以及思想史、民族史、历史地理学等内容，初步显示出了现代史学研究格局的基本框架。尽管在实际的教学内容上还存在着不同的情况，如北大陈汉章和胡适讲授的中国哲学史就有着很大差别，但是已经具备了这个基本框架，逐渐充实和完善则指日可待。我们看到，在五四时期，中外通史、断代史、专史、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方面的撰述虽已出现了一些，但还很不充分，如果仅从当时的研究内容和撰述成果所显示的情况来看，甚至还不能说在五四时期已经形成了现代史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换句话说，我们所谓现代史学的研究格局，最早可能是在史学课程的设置上初显雏形的。所以，史学课程设置在形成中国现代史学研究格局的框架方面起到的作用实在不可小视，值得深入研究。

注释：

[1] 见沈兼士著：《段硕斋文集》（葛信益编印）， 1947 年 12 月印行。

[2] 罗香林：《朱逖先先生行述》。《文史杂志》第 5 卷，第 11 、 12 合刊， 1945 年。

[3] 朱楔：《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文化史料丛刊》第 5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73 页。

[4]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3 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6 页。

[5][8][11] 见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 l999 年版，第 19 、 8 － 9 、 9 页。

[6] 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2 页。

[7] 蒋星煜：《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学家》。《文化先锋》第 6 卷第 16 期， 1947 年 9 月。

[9] 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l993 年版，第 129 页。

[10] 梁山、李坚、张克漠：《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6 页。

[12]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 31 卷第 1 号， 1934 年 1 月。 [13] 卢绍稷：《史学概要》，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99 页。

[14] 胡逢样、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61 页。

[15][16] 朱希祖：《新史学序》。见何炳松译《新史学》，《何炳松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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