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原名恩镰，字宾四，民元(1912)易名为穆。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1895年7月30日)，卒于1990年8月30日。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以其渊博的学识，建立独特的文化史学体系，在二十世纪的史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钱穆一生勤勉，淹通四部，著述丰厚，对传统文化诸领域都有研究，但主要归于史学。其史学包括历史(主要指通史、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等)、学术思想、文化，他在这三大领域都做出了贡献。 学术思想是钱穆学术的重心，即治学的主线。在诸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清代学术等方面都有创新。

     于诸子学，他从先秦学术思想史出发揭示了诸子学的基本精神，即平民阶级之觉醒，并以儒墨两家为轴心疏理诸子，建立了诸子互动的学术系统。对于老子其人其书，经考证老子为三人，而混三为一自《史记》始。至于《老子》，则从其书中的理论推测书的时代背景，先秦思想发展线索，以及语言文字等角度，证明其书为战国晚期作品。又以史家的眼光从动态角度把握诸子统一，认为诸子统一虽然始于先秦，但完成在秦汉之际，表现为一个过程，以《易传》、《中庸》为代表的秦汉儒家起了主要作用。

     钱穆治经学同治诸子学一样，从史学立场出发，泯合了今文经与古文经的门户之见。注重经学的渊源，强调儒家典籍在先秦不称经，经学产生于汉代，“六经”也为汉儒所为，还孔子与“六经”历史的原貌，其深意在破今古文门户之见。他把经学发展分为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并对经学在不同时期特点进行研究，勾勒出经学发展的辙迹。他把人文主义、注重历史、天人合一、通经致用及教育等概括为经学精神，并本着这种精神，阐述了考据与义理二者不可偏废的经学方法。《易》学与《四书》学也是他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独创一套《易》学、《四书》诠释的新体例。另外，揭示《四书》之间的内在联系，描述其义理的演进过程，突出《四书》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钱穆于玄学、佛学也不乏特色。他揭示玄学的精神为“个人自我之觉醒”，主要研究了王弼、何晏、嵇康、阮籍、向秀、郭象这三家六宗的思想，并由此追述了玄学的渊源、发展、流变。他对佛学，并非一概加以拒斥，对佛籍、佛教在中国的传入与传播，以及发展与流变，都进行详细考证，指出佛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程，实际上是不断中国化的过程，突出中国文化的包容意识与较强的生命力。

     钱穆也非常推崇理学，称理学为“大我之寻证”。认为宋明儒是平民儒，无论在师道、学术，还是在治平方面大有返回先秦儒的风格。正如先秦儒融合诸子百家，扩大儒学一样，宋明理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以儒学为主干融合佛老，形成一代新儒学。基于这一总体认识，他从史学角度贯通理学，揭示理学发展的渊源、发展与流变，泯合了所谓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绝对对立。对朱熹学术思想的研究则是理学的重心。他把朱熹与孔子并举，突出了朱熹在孔子以下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接着分别从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等方面具体研究朱熹，揭示了朱熹作为一代通儒，以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的特征，体现了从朱子原书治朱子的精神。钱穆还对王阳明学术进行探讨，肯定王阳明思想的价值就在于他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宋代理学所留下来的问题，如朱陆的对立、儒佛的抵牾，在他那里基本得到解决。

     清代学术思想是钱穆治学术思想史创获颇多的领域。他称清学为“民族精神之发扬”与“物质科学之认识”。他对清代学术的研究集中在其学术的渊源，以及学术思想自身的发展与流变上。他把清学溯源于宋明学术，尤其是明季的东林学派，强调清学与宋学的联系，反对那种仅仅以汉学来论清代学术的观点。于清初，他认为明末诸遗老虽然身处乱世之秋，但上承明绪，在经史子集，政事治平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开辟学术思想史上的一片新天地。清中叶由于政治箝制等原因，学术向考据、训诂方向发展，虽然在整理、编纂古籍上有所贡献，但经世精神却消失。他尤其批判清代汉学的门户之争，先是古文经与今文经分裂，后是今文经内部分裂，经学走上穷途末路，这时诸子学复兴，开启了晚清学术发展的新气象。

     钱穆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就总体而言，反对用西学剪裁中国传统学术，注重从本民族文化中阐发其学术。由于有坚实的学问工夫和深厚的基础，敢于反对潮流和陈说，提出石破天惊的见解和观点。他破除了经、史、子、集分割的看法，破除了考据、义理、辞章裂解的做法，破除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的长期争论与对立，破除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门户之见，破除宇宙观与人生论的分离，直接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他注重学术与制度、典章等项目的结合，他也重视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结合，治思想史是以学术史为根基的，治学术史也以发掘其思想为指归，把学术史的博大与思想史的精深统一起来。使传统学术的研究在当代有了一个新发展。

     钱穆是渊博的史学大师，可以说他的全部著作都是历史著作。他综合、创造性地发挥传统史学思想，建立自己独特的史学理论及方法。在理论上，他吸取传统史学的同时，也注重消化西方吏学，主张史心与史识、智慧与功力相结合，突出人在史学中的地位，把历史看成活的历史，他的历史观是生命哲学的历史观。在方法上，他治史力求共殊相别，变常互通，以求尺度准确，重视历史的民族性、个性，内外兼修，通专互涵，以求主客统一。他治史涉及广泛，如通史、部门史、文化史，注重渊源流变，把典章制度、民族融和、学术递嬗有机地结合起来。

     文化是钱穆史学的归宿，他的史学实际上是文化史学。他多次指出，历史是形式，文化则是内容，研究历史实质上是研究历史背后的文化。于文化，他建立了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文化学理论，认为，人是文化的中心，把人生、人类生活当成文化的本质，并对文化的结构、要素进行研究，强调它们之间的互动性，提出了一套研究文化的方法。他倡导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满怀“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反对偏颇的民族虚无主义。他也重视中西文化比较，揭示小国文化的精神，对于未来的文化，他主张集异建同，未来世界的文化是多元共处，反对西方中心论。他的这种在不忘本民族文化基础上，主张不同文化共融的思想，在当代文化建设中愈来愈具有现实意义。

     严耕望在评述钱穆学术成就时指出：“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伦比。直到晚年，后辈学人从先生问学，仍常感到先生思如泉涌，能随时提出新观点；退而思之，大多实有理据，并非恣意想像之说。惟先生天分太高，所提论点，往往如天马行空，读者未必人人都能理解，都能接受。但先生任何论点，多富启发性，好学深思者，读先生书，不论能否接受，皆能获得一些启示，激发读者别开蹊径，不致执著，拘守成说，不能发挥。此为先生著作除了建立本身论点之外，对于史学教育之另一项贡献，殊为难能！”又“穆自民国二十年代，骤跃居史坛前列，声誉日隆，与同辈中年龄最少，而年寿最永，其谢世亦标识同辈史坛落幕。民国以来，史家述作甚丰，穆著述尤富，遍涉中国文史哲艺，诸多别识，今后学人含英吐华，必将有更深远之影响。” 辑自汪学群《钱穆学术思想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