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 汪学群

    《先秦诸子系年》是钱穆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包括考辨专文四卷，计160余篇，通表四篇，附表三张。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然《六国年表》颇多缺失。钱穆通过研究得而复失的汲冢之《竹书纪年》，厘订其今传世本的错讹，然后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遍考诸子之书，参证诸子之行谊及六国政事、年代、山川地理等，参伍以求，错综以验，定世排年，疏证细密。本书原名《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考辨》四卷与《通表》四篇一一相应，第一卷考订孔子行迹与相关人物，第二卷考墨子、子思、吴起等，并辨老子其人其书，第三卷考晋、楚、魏、齐列国诸子，第四卷考春申、平原二君和荀子，至韩非、吕不韦。作者依次将先秦学术思想发展分为“初萌”、“酝酿”、“磅礴”、“归宿”四期。全书自孔子至吕氏，各家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对先秦诸子的生平事迹、学术渊源、各家思想流变辙迹一一加以考定，持论有据，资料翔实。

    钱穆认为，诸子师授的渊源及诸子的主张，虽然多有出入，但他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此，不能拘泥于九流十家之例。他极力反对把诸子之间的关系绝对化，认为他们的学术、师承或多或少都是相互联系的。诸子多重关系中有一个基本关系，就是儒家与墨家，这两家为当时显学。钱穆的诸子学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肯定孔子的历史地位以及诸子学的基本精神。孔子的历史地位，不仅在具体思想方面的建树，更重要的在于他总体上的贡献。他既是王官之学的继承者，又是诸子平民之学的创立者，是承前启后、开一代风气的人物。正是这一特殊历史地位，决定了他在先秦诸子学说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钱穆也肯定了诸子学是春秋以来平民阶级意识觉醒的产物，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即学术下移民间的产物。

    第二，以儒墨为轴心梳理诸子学。儒学是孔子所创，开平民学之先河；墨子早年接受儒术，源于儒家，后来成为儒家的反对派。由此形成了诸子学最早的两个对立学派。以后诸家都是在儒墨两家基础上立论，以这两家为基础。至于道家的地位，在秦汉以后才变得越来越重要。另外，钱穆也看到儒墨两家的联系，他们作为诸子之学，作为平民之学，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们在对贵族的或王官之学的态度方面出现分歧，所不同的，只是墨子是平民之学的激进派而已。

    第三，把诸子学看成一个有序的系统。钱穆治先秦诸子最大的特点是强调诸子之间的联系、贯通。他借助考据、辨伪等方法，有根据地研究诸子之间的学术渊源，予以整理，排列次序，不像有些治诸子的学者，仅把他们的学术思想平铺开来，只重视思想，而不重视学派之间的学术和师友关系。就是说，他既重视学派内部的思想创建，又重视学派之间的思想联系，打破了门户之见，以及局限于某一流派的狭隘性，为诸子绘制了一幅有机的整体图画。

    第四，子学也是史学。钱穆先考订六国统系，再定位诸子年世，不仅从诸子书出发，也从先秦史书出发去论说诸子思想，把子书与史书结合起来，体现了他所谓子学也是史学的基本精神，摆脱了把子学当成经学附庸的传统观念。

    囿于时代氛围和时代局限，钱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不可能不受疑古辨伪思潮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正确。例如关于老子其人其书，他定位得很晚，认为太史公传老子皆为虚妄，认为老子可能是楚人詹何，考《老子》产生于《庄子》之后，《荀子》之前。今天的考古发现则多少证实了太史公所言不虚，《老子》至少产生于春秋末期或战国早期。钱氏认为孔子于《易》未作精深研究，否认孔门六经传统，否认孙武其人，以为孙武、孙膑为一人，亦与疑古思潮有关。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的成名作。此书写于1929年，最初发表在1930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钱穆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从西汉宣帝石渠阁议奏到东汉章帝白虎观议奏120年间的五经异同和诸博士的意见纷歧，源源本本地看出当时各家各派师承家法及经师论学的焦点所在。钱氏梳理出两汉经学诸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之不通有二十八处。

    《刘向歆父子年谱》解决了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而钱穆根据的仅仅只是一部《汉书》。《汉书》人人都可以读，未必人人都会读。现代一般治经学的，通常不讲史学；治史学的，通常不讲经学。钱穆认为，经学上的问题，也即是史学上的问题。《刘向歆父子年谱》依据《汉书》谈《周官》、《左传》，他所持的就是这个观点。

    钱穆以客观史实来解决今古文之争，摧陷廓清道咸以降常州学派今文学家散布的某些学术迷雾。《刘向歆父子年谱》不但结束了清代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平息了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同时也洗清了刘歆伪造《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的不白之冤。自从此书问世以后，古文经学家如章太炎和今文经学家如康有为之间的鸿沟已不复存在，学术界已不再固执今古文谁是谁非的观念。 《光明日报》